觀 潮——浙商現象
在當代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商人群體像浙商那樣引人注目到念茲在茲的程度：被引進MBA教案，奉為商界“葵花寶典”；被學界翻來覆去炒作，一口一個“模式”和“精神”；被芸芸眾生公認為談資，一會兒是“天使”，一會兒又是“魔鬼”……一個“被”字足以說明“浙商”的點擊率是何等之高，絕不遜於那些眼花繚亂的網絡紅人。然而浙商終究是不喜好炒作的，就在大夥兒紛紛擾擾、指指點點的當兒，埋頭向前的浙商們一刻也沒有耽誤自己的行程。
“幹自己的事，讓別人去說吧！”是以，特立獨行的浙商易於被人當成庖丁刀下的“牛”，被“剝”得幹幹淨淨、一清二楚：什麼假冒偽劣、投機炒作；什麼經商成風、抱團出擊；什麼新富參政、藏富不露。也許分析得都不錯，也許現象就是本質，浙商們從來就是如此，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什麼。他們身上的標簽隻配自己使用，別人隻有評頭論足的份兒。
“其人多賈”，經商成風
在古代，很多浙江人都從事商業活動。南宋時期，浙江寧波已是“市所會，萬商之淵”，浙江的溫州則“其貨纖靡，其人多賈”，這裏還出現了被稱為“機戶”的中國最早一批個體工商戶。
在被稱為臨安的南宋國都杭州，據《夢粱錄》記載，那時已經出現藥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鮮魚行、南豬行、北豬行、布行、蟹行、油醬行、青果團、柑子團等市場，“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到了明朝，一個以龍遊商人為中心、帶動整個衢州地區商人們的地域性商人團體響亮登場。他們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遠征邊關，漂洋出海，“遍地龍遊”的氣勢被人們稱為“龍遊幫”。據說，那時候的“龍遊之民，往往糊口於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而到了寧波幫興盛之際，不僅經商的人多，而且連浙江很多地名和街道名稱都以集市、店鋪、商號來冠名。
寧波以及周邊靠海的地區，進行海外貿易活動已成為當地人的生活習性，一些剛讀完小學的少年人，早早被父母、兄長安排去跟班學做生意。那些完成中學學業的，其目的多半是想學些英語、數學知識，以便為日後從商作些準備，故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一般會放棄繼續學習，改為經商。即使是大學畢業或留學歸來，隻要遇到合適的機會，便會馬上投入到商業活動中去。所以在這些地區，進入仕途的寥寥無幾，願當教師的也隻是少數人。寧波《慈溪縣誌》上稱，縣人旅外經商者，東部尤眾。鳴鶴鎮一地，幾占居民十之八九。又稱，經商成風，鄉民往往亦農亦商，農忙務農，農閑經商跑“單幫”，從事販運業。一旦經商有成，即攜親帶友。津、滬、杭各大城市，無不有甬商足跡。
溫州人的從商觀念一點也不比寧波人差。在溫州人眼裏，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主要的。正因為如此，溫州人才四處闖蕩，占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那些領域，不聲不響地發起財來。
有這樣一則對話，是在一個大學生與一個溫州補鞋姑娘之間進行的。從中可以聽出一些道理來。
大學生問：“中學畢業做這個，不怕被人看不起嗎？”
“你穿這雙破鞋就被人看得起嗎？”姑娘回答。
“你補鞋補到什麼時候？”
“補到人打赤腳時。”
“你將來打算做什麼？”
“開一家小店，自己當老板。”
溫州人從小就有當老板的願望，所以他們向來自主、自立、自信，不怕賺不到錢，更不怕別人說閑話。經商就是他們的天性。故溫州人經商的不計其數，不僅到處“行商”，而且遍地“坐賈”。在溫州800萬人口中，大概有60%到70%的人在經商，這些人中又有200多萬人走到了全國各地，甚至跨出了國門。這個古代稱之為“東甌”的地方，如今已成為我國市場經濟最為發達、“草根”商人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
農民“洗腳上岸”
千百年來，“麵向黃土背朝天”是中國農民的謀生之道。但在20世紀中後期的改革開放浪潮中，這種狀況發生了令人欣喜的變化。一大批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從事第二、第三產業，開創了脫貧致富之路。這一現象史稱為“農民洗腳上岸”，其中浙江農民表現得尤為突出。2009年，浙江全省農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一萬元大關，這就是浙江農民大打“翻身仗”的有力證明。
浙江省麵積為10.18萬平方公裏，是除了寧夏、台灣及海南外全國麵積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穀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人均耕地麵積為0.57畝，大大低於全國1.2畝的平均水平，不及全國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礦產、能源資源也比較貧乏，在全國“各省市人均資源擁有量綜合指數”中，浙江排倒數第三，再加上國家對浙江的投資長期滯後，浙江經濟在資源與體製的雙重約束下，不可避免地陷於困境。不甘於被“貧窮”折磨的浙地農民，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絕地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