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幾乎同時，葉康鬆還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疾病，從1986年起，他先是得了肝炎，後又得了糖尿病。接下來的路，可以想象是多麼艱難。然而倔強的葉康鬆硬是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地創出了屬於自己的光明大道。他先是選擇了做農民——承包山地，辦起了水果實驗場、畜牧實驗場和水產養殖場。1991年，他在美國成立了“康龍公司”，這是經中國批準的第一家在美注冊的私營企業，從打火機等溫州小商品入手，敲開了美國市場的大門。從1992年至1996年，葉康鬆在美國銷售溫州貨總額達2000萬美元，“康龍公司”也一躍成了“康龍集團”，成為一家融生產、貿易、投資、國際交流、旅遊、谘詢服務為一體的多功能的跨國企業。連戰連捷，葉康鬆又馬不停蹄地開始實施新計劃：“美國貨，中國賣”，即把花旗參等美國貨銷到中國市場。1995年4月，康龍集團的第一家威州花旗參專賣店——美國康鬆西洋參專賣店在溫州開業。不到一年，康鬆牌西洋參專賣店就在浙南地區發展到了78家。康龍集團已成為內地最大的花旗參進口商。也許誰也不會想到，當年被媒體稱之為“辭官下海第一人”的葉康鬆，十多年後會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成為新聞人物。在美國，他是唯一一個受到克林頓、布什兩任總統接見的溫州人。2004年，他還是第一個被政府批準，並以個人名字命名成立慈善基金的企業家。
浙江的下海風潮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的80年代，以葉康鬆和陳定模為代表，身份僅為鄉鎮一級幹部；第二個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以王運正、段梁海為代表，王運正下海前曾任溫州市委辦公室主任、永嘉縣委書記，段梁海則是某二級城市經濟部門最年輕的處級幹部；第三個階段出現在21世紀之初，代表人物是吳敏一、林培雲，2003年4月，身居溫州市政府副市長高位的吳敏一、林培雲，率市政府秘書長何包根和副秘書長王運正同時辭職下海，再次用“溫州現象”吸引住了人們的眼球。
經曆過數次下海風潮之後，在浙江“官員下海”就已日漸平常。在新世紀初期的兩三年內，僅溫州、嘉興兩個地級市，就有處級幹部近10餘人由政轉商——溫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溫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溫州市委副秘書長、溫州市鄉鎮企業局局長、永嘉縣縣委書記、平湖市市長、嘉興市府副秘書長、嘉興市財政局局長……而在縣級機關，下海的科級幹部更是不計其數——縣級市海寧下海的幹部包括經貿局黨委書記、體改委主任、城建局副局長等等，而且下海的官員並非臨近退休，也非身處閑職，而是正當盛年，且身居要職。人們對“棄官為民”的反應也由大驚小怪變成了見怪不怪。
下海以後，這些曾經的官員又境遇如何呢？平湖市長阮鑫光卸任時，有十多家民企誠邀加盟，他選擇去了實力雄厚的大連萬達集團,官至副董事長。曾任溫州市經委副主任和鄉鎮企業局局長的鍾普明，先是去了紅蜻蜓集團，後又轉去了康奈集團，擔任了總經理，被稱為溫州“第一職業經理人”，成功後的鍾普明經常給溫州其他職業經理人上課。鍾普明總結自己轉型成功的原因說：首先是準備充分，官員下海，不學遊泳不熟悉水性就貿然撲向大海，隻能十遊十沉；其次是定位準確；再次是心態調整到位。
不僅阮鑫光、鍾普明，大多數選擇下海的政府官員都被聘為民營企業的管理者。這種現象，有其內在邏輯。以紹興縣為例，當地紡織業的迅猛發展，與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動密不可分，正因此，經過十多年的摸索學習，紹興縣經濟部門和各鄉鎮的領導，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紡織行業的行家——這是下海官員們的第一個優勢；同時，這些官員比一般人更懂政策，政府信息更靈通，社會關係也廣泛——這是下海官員們的第二個優勢；而在行政單位工作的官員，既守規則又懂管理——這又是第三個優勢。各地官員下海的出發點雖然各不相同，但這三條優勢卻極為相似。當然也有下海後極不適應，走得磕磕碰碰，以至於被“海水”嗆死的，就不在此舉例。
大批浙江官員下海從商，說明這個地方的經商土壤和氣候適宜，足以吸引人。但事情都有兩方麵，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中國，如何防範下海官員搞權力期權呢，這也成為官方警惕的要務。2005年7月，在官員下海最普遍的浙江，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再度出台了名為《浙江省貫徹實施〈關於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從事經營活動有關問題的意見〉的若幹規定（試行）》的規定，對本省區官員“下海”作出了明確的從業限製與監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