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實踐論與實踐論美學在中國美學中的地位
從詞義上說，“實踐美學”這一概念是不通的，“超越實踐美學”，也隻有在語義約定下才成立，從語法學意義上說，“實踐”是動詞，直接支配“美學”這個名詞，就成了美學的實踐活動。嚴格說來，“實踐美學”應該是“實踐論美學”。不過，我們在標新立異地提出實踐論美學概念的同時，很少人認真地建構過實踐論美學，雖然有人以實踐論美學為題而著述，但係統地伸張實踐論觀念和美學思想的研究還相當缺乏，相當多的當代美學研究著作，重點還在於討論實踐美學的幾個觀點與立場，特別是有關李澤厚美學的討論，未能對實踐論美學的全部豐富內涵進行係統建構。
實踐論思想的討論，是現代中國哲學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現代中國哲學與中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理論相結合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實踐論思想的形成，既與馬克思對實踐的重視有關，也與中國傳統的實學思想有關，所以，實踐論哲學有其中西思想傳統。具體說來，實踐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語境中，有其特殊的規定：首先，實踐論是與認識論相對的概念，即人從生產實踐活動中獲取了生活的經驗，這些經驗作用於人的認識，在人的認識的理性指導下，我們形成對客觀事物規定的正確認識，反過來，認識直接指導人的現實生活實踐。其次，實踐論體現了鮮明的唯物主義思想色彩，強調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的優先意義，把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看作是實踐活動的基本目的，這與希臘意義上的“實踐論”偏重於人的道德理性活動有著顯著的區別。實踐，離不開人的生命活動或生存活動，從希臘意義上說，實踐主要指人的道德理性活動，即在現實生活中，堅守實踐理性的目標與原則，在美德倫理方麵，表現人的正義、勇敢、忠誠、寬厚、仁慈、友愛等精神品質。從馬克思哲學意義上說，實踐主要是人的現實生命實踐活動，既包括物質生產活動，又包括精神生產活動，通過人與自然和文化關係的建構，不斷確證人的自我本質力量，使人的自由本質力量在創造性的生命對象化活動中得到確證和表達。
在馬克思看來，實踐，不是原始經驗本身，不是感覺經驗，但實踐活動，必須以人的感覺經驗為基礎，通過“實踐-認識活動”形成正確的思想價值觀念，達到理性生活的科學目的。實踐概念本身，包含著對經驗進行理論反思和理性指導生活實際兩方麵的內容；這就是說，實踐是感性與理性相統一的現實活動，從實踐到認識，從認識到實踐，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複，以至無窮”。事實上，人的實踐，既包含著前人的經驗的作用，又包含著個體經驗的獲得；實踐論強調的是：人的認識是在現實生活活動中不斷獲取的，是認識活動與實踐活動相互促進、不斷提高的現實曆史文化過程。這是實踐活動的第一性特征，即強調個體經驗與理性反思的第一性地位，與此同時，實踐論，也強調理性反思在現實生活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沒有理性的指導，就不可能有實踐的自覺。當然，理性或經驗在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對於人的認識與生產來說，既有指導作用，又有阻礙作用。個體經驗與人類經驗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麵人必須遵守曆史經驗，否認曆史經驗的作用，人就可能永遠在原地爬行，另一方麵，人如果始終堅守曆史經驗，不敢逾越曆史經驗，就可能永遠不能進步。實踐論，特別強調了認識與實踐的辯證關係，個人經驗與人類經驗的辯證關係；正是通過實踐活動本身，人類能夠達成理性的共識，形成科學的理性判斷，建立理性的法則，確立理性的尊嚴，為人類的精神生活製定理性的立法。
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強調的實踐論，重在從實踐中形成理論和認識，然後，通過理論和認識指導實際。其實，西方思想的傳統，對於實踐的理解，偏重於要求人的道德行動符合普世價值準則，即實踐智慧，是實踐的根本目的。實踐本身，就是為了確證人的正確的倫理行為，建立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和諧理性的生命關係；從道德意義上說，實踐，是人的理性自律，不是科學認識的活動，而是倫理的活動或道德的活動。在這一點上，西方的實踐論傳統，不同於中國的實踐論傳統，西方的實踐論傳統，是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奠基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裏士多德首倡實踐理性，他強調人的智慧決定了人的理性自律。這個智慧是如何來的？它既可能源自於生命直觀，也可能源自於神的啟示，還可能源自於人的生命活動的經驗積累，總之，“智慧”是生活實踐或道德實踐的重要保證。正是從智慧出發，人們的行為能夠符合普遍意義上的理性立法。
在智慧的作用下，人們願意過有價值有意義的倫理生活，亞裏士多德設想了道德的基本準則，例如：明智、正義、至善、勇敢、樂觀，等等。顯然，這裏，既沒有涉及科學認識問題，也沒有涉及真理判斷問題；這就是說，實踐是對確定性的價值公理的維護，不需要個體經驗的感性自覺，而是每個人出自理性的要求對生命價值立法與社會文化法則的自覺遵守。所以，西方的實踐論，最初就是為了建立公民的公共倫理信念，即作為共和國的公民必須遵守城邦道德，要遵守城邦的共同價值立法。有了古典實踐論的支持，科學認識與價值真理的探索，隻是理性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可看到，擁有理性的支撐，科學與真理，就是人類生活追求的重要目標。實踐理性，不需要強調任何個人的標準，更沒有人為的標準，但它與個人的正直標準並不矛盾，理性的至上尊嚴必然以保證每個人的生命價值為出發點。從西方實踐論思想的曆史發展過程來看，康德的實踐理性，就是進一步強調生命道德理性實踐原理的共通性意義。真理的標準，在西方不隻是實踐檢驗的問題，而且是理性證明與科學證明的問題，更是神聖信仰追尋的終極目標。在實踐理性的指導下，求真與真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們把一切限定在人類生活的理性領域。至於神秘信仰問題，他們雖然也強調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必然關聯，但是，不強調在信仰領域的實踐檢驗問題，而是強調信仰的本源性與必然性，即不許懷疑，隻有信仰與實踐。
中國的科學與思想認知，一開始就有對“聖人言”的敬畏，後來，則有對經典與帝王的敬畏，於是，理性對真理的求索，往往很容易變成“對權威和權力的屈服”；權力與權威支配一切，思想與科學探索的自由沒有了，於是，人們總在簡單的問題上進行語言遊戲。所以，我們的實踐論思想，其實，隻是“格物致知”和“反躬自省”的代名詞，強調體驗與良知的互動關係，強調“行勝於言”的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毛澤東提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科學認識論，顯然比較強調經驗的至上地位，但沒有給理性立法以神聖地位。毛澤東對曆史認識活動的概括，是正確的，但它容易給人們造成假象，即以為思想永遠沒有確定性，人們永遠不可能掌握真理。因此，在認識中忽視了理性的作用，曆史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至上地位皆未建立。我們強調生產實踐的第一意義，這本來是常識，但是，在遵從聖人與權力的條件下，這個簡單的事實，就變成了對權力的屈從，所以，人們始終不敢講真話，把講真話看作是實踐與再實踐活動所求證的目標。其實，如果沒有權力與刑罰的作用，真理認識就是公開的，就是透明的；基於理性的價值共識早應建立，它隻有對自然的純粹研究，隻有對真理的純粹探索。
因此，西方的實踐論對理性的保護，對公共價值倫理的守護，對人的道德信仰的堅守本身，就是對人的自由的保護，對社會公正的保護。如果保護了公正，保護了自由，保護了理性，那麼，還有什麼真理在人這裏變得遙不可及。科學的真理、社會的正義、自由與進步，不需要實踐認識的反複驗證；信仰與神秘，不是因為人們不能認識真理，而是宗教權力和世俗王權阻止人們認識真理。所以，我們要從實踐論的迷茫中驚醒，不能再停留在實踐論與認識論的簡單關係論證之上，要充分認識到實踐論，實際上，就是對理性、對自由、對正義的堅守問題。堅守了理性、自由、正義，人類的真理就呈現出來了，當然，神的真理，不在這個討論範圍之內，因為它是神學的問題，不是哲學與美學的問題。這就是說，要回歸實踐論本來所具有的倫理道德實踐這一意義上來。馬克思的實踐-改造世界理論的提出，使西方思想中的實踐論，由道德領域轉向生命存在與現實生活領域。馬克思不僅重視人對世界的認識，更重視人對生活世界與自然世界的改造，這樣，生產-勞動-實踐觀念的提出，使實踐論具有了嶄新的內容。
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思想延伸出來的現代中國實踐論美學，始終處在實踐論與認識論的思想纏繞下，真正的意義並沒有得到澄明。李澤厚美學與反李澤厚美學之爭，實際上，就是對實踐論美學何為的論爭，顯然，考察這一問題，對於中國美學思想具有決定性意義。
2.實踐美學之爭：從三維層麵展開
中國的實踐美學之爭，實際上，涉及三個問題：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本質和發展如何做出新解釋，二是如何通過實踐美學給人的現實生命活動以恰當的價值定位，三是如何獲得在中國現代美學思想中的主導話語權。至於如何通過實踐美學的討論，觸及審美與道德問題的本質關係，或者，通過實踐論美學之爭確立理性立法的中心地位，則是很少為人注意的問題；也就是說，德性實踐與審美和諧這一古老的實踐美學問題，恰好在實踐美學之爭中處於失位狀態。從現代中國美學思想史的事實來說，實踐美學觀念，是在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探索過程中形成的，俄蘇實踐論美學思想直接推動了中國實踐論美學思想的建立，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念賦予中國化內容，使得馬克思的實踐觀念，與中國本有道德實踐觀念結合在一起。朱光潛通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解讀，從主客體關係入手，賦予了實踐論觀念在現代中國美學的核心地位，強調實踐對生活與世界的改造與審美創造意義。不過，真正使實踐論美學在中國現代美學探索過程中發揮重大影響的，是李澤厚的解釋，他把馬克思主義美學與康德美學的實踐論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實踐論美學思想在中國思想、西方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獲得了內在的融通。有關實踐美學的討論，最為中心的環節往往離不開李澤厚的有關思想，所以，實踐論美學的論爭，就是對李澤厚有關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解釋或對中西美學的解釋“是否深刻地理解了美的本質”這一問題的論爭。
這直接涉及對馬克思美學思想的理解。馬克思的思想，顯然具有實踐論的解釋意向，事實上，實踐論的解釋最具科學理性色彩，較少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因而，抓住了科學實踐、社會實踐和生活實踐的思想，也就把握了美學的實質。比起其他的美學意識形態取向，李澤厚對馬克思美學實踐論的思想顯然更具哲學意味。事實上，美學解釋顯然不能以政治意識形態作為基本選擇，當然，李澤厚的馬克思美學解釋，也不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直接解構。應該說，李澤厚的美學解釋，適應了意識形態的主題要求，又不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僵死而無創建的重複；它基於意識形態的主題要求，從中國的曆史現實出發，對馬克思的美學做了合乎中國需要的曆史意識形態解釋。李澤厚遊走於意識形態與非意識態之間：說他的思想是叛逆與自由的，又看不出他對意識形態的真正清算；說他的思想是保守與世俗的，又看不出他對意識形態的簡單圖解。李澤厚的美學解釋的價值就在於：他能綜合東西方美學包括馬克思美學的思想精華，對現代中國社會實踐進行了創造性的解釋。李澤厚的美學解釋，實際上，就在於他的包容性與不確定性，他對社會問題與個人價值的關注以及對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一些詩性發揮。李澤厚思想的這種不確定性，表明他是一位極其聰明的解釋者，同時，也表明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因為在他的思想的多維遊動中，失去了對思想確定性的把握，他的思想始終缺乏堅實的思想地基。應該說，李澤厚的早期實踐論美學，非常重視生產實踐活動對自然的改造，即“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後期的實踐論美學思想，則重視人的感性體驗與生命欲望的自由表達。實踐論美學，在李澤厚那裏有很大的延伸空間，也是有意義的思想探索，盡管李澤厚並沒有明顯地提及這一主題詞作為自己的思想綱領。從李澤厚的實踐論美學思想中，也可看出，他並沒有把理性立法或實踐智慧視作美學的根本問題，更多地集中在人的“對象化活動”這一問題上。
在對現代美學價值形態的反思中，人們始終困惑於應該如何解決生命存在的複雜現實問題與精神問題，與此同時，如何給予作為個體的審美的人以合法性自由地位，日益成為當代美學的核心問題。“群己之辯”，在中國美學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也是涉及實踐論本身的問題。個人的自由、原欲、權力、審美想象、個性解放，是西方美學史上的基本問題，因此，如何理解個人主體性、人的存在狀況、人的自由在當代美學價值形態之辯顯得特別關鍵。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美學界，關於實踐美學的爭辯，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學術月刊》雜誌，自1995年至今，特別注重發表這一問題的美學專欄文章。這一美學爭辯的實質，主要集中在對李澤厚美學思想的評價上。
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李澤厚的美學觀點因為具有一定的開拓性，所以，不斷引發批判和論爭，這一持續了幾年的爭辯總使人想起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學論爭。20世紀50年代美學論爭的中心問題，即是美的本質和美感的屬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論爭，則主要集中在個體自由與社會實踐的關係上，即個體解放與社會理性之間的衝突如何解決？這所有的論爭，從批判與重建的意義上而言，還未從真正意義上超越李澤厚的美學構想，因為他們立足於“批判”，而未落實到真正的美學建構上。中國現代美學批判，始終局限於美學基本立場的申述，這使得美學批判與闡釋缺乏創造性，人們似乎太熱衷於共通性理論話題，因此，很有必要形成新的對話策略，這對於真正的文藝美學價值形態的建構非常有意義。事實上，我們的美學論爭依然局限在對人的理解和對人的權力的基本規範上，還沒有把美看作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基本目標和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自然的人化”，強調人在生產勞動實踐中也可以創造美，或者說，是按照美的規律的生產活動；“感性生命的解放”，強調人不應受到道德理性的過分束縛，要讓生命感性衝破思想的牢籠，為人的欲望意誌正名。這說明，在實踐論美學之上總有某種東西約束著人們，即政治意識形態的思想權威影響著特定時期的美學思想，這種源於政治意識形態權威的思想，始終支配著人們對美學觀念的認知。於是，不同的美學思想觀念常常很難自由交鋒，結果，總是兩種意見之間的交鋒，常識性的生命價值觀念需要以極端的方式獲得自己的合法性。李澤厚的實踐論美學並沒有真正的原創，但是，他從馬克思經典出發，從人的生活實踐出發，確立了生命常識性觀念的合法性，為人的基本權利而呐喊，顯然是有意義的。
基於此，之所以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學論爭，並未從真正意義上超越李澤厚的美學構想，是因為有三個基本理由作為依據。
首先，實踐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說明。實踐論思想的形成，主要基於人的生存活動的反思：古典哲學中的實踐觀比較關注精神層麵的問題，所以，實踐的道德指向成為第一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比較關注現實生活與科學理性問題，所以，改造世界與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成為第一位的問題。作為現實生活哲學意義上的實踐觀念，與美學理解與創造中的實踐觀念，應該具有明確的區分。李澤厚從唯物論思想出發，早期的實踐論思想，比較重視人的社會現實活動的價值創造，未能充分考慮個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需要，這顯然是有欠缺的。論爭者往往未能充分意識到：改造社會生活與人的本質力量自由確證，是當時社會的主導取向，即重視社會群體而輕視個體，李澤厚的實踐論美學強調社會性與個人性的統一，顯然考慮到了社會價值觀念和民族文化對審美的影響，而不是簡單地在主觀與客觀問題上爭辯。爭論者看到了早期李澤厚思想中重社會輕個人、重理性輕意誌的主觀傾向，但是，又走到了思想的另一極端，即重個人輕社會、重意誌輕理性，這顯然不足以真正否定李澤厚思想的價值，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踐論美學的爭論，隻是兩種不同立場的表達。其實，李澤厚的一些基本觀點的提出，都有其思想淵源，在他的美學觀念中，可以發現俄蘇社會學派的美學觀、榮格的文化心理觀、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康德的主體論思想、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觀念，乃至福科的新曆史觀和存在主義的生存觀的影子。這就是說，李澤厚美學的思想方式力圖綜合多種思想，在現代性思想語境中，尋找美學思想的獨創。在受製於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觀念的同時，李澤厚總是力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來改變美學爭辯的單聲調，應該說具有切切實實的創建意義。他特別善於將創新性的西方思想觀點和古代中國思想傳統進行當代解釋，顯示出當代性思想的創造性要求，但是，他的思想永遠都在變化，即從不同思想路徑出發，就會形成不同的思想價值觀念，最後，作為整體的李澤厚美學思想顯示出不可調和的矛盾。他的思想，在具體問題的解釋上，富有創新性，而在整體上，則陷入迷惘之中。事實上，李澤厚的一些思想的提出，比同時代人至少要多兩重背景：一是他盡力超越同時代人的確定性觀念，從中外思想史上獲取新的文獻來改變思想的單一與狹隘。二是他盡力把東西古今的曆史審美觀念，在多元整合中，以馬克思的思想精神為主導，尋求某種現實性的曆史主義道路。正因為如此，他的思想視野，一開始便與辯友形成本質性差異，這就使美學批判者在爭辯過程中缺乏同情式理解。
其次，對中國美學實踐精神的理解不能全盤否定。李澤厚的實踐論美學思想，具有多重理論根源，既有馬克思的思想傳統，又有中國古典哲學和近世變法思想的傳統，還有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和現代主義思想的傳統。他的實踐論思想本身，體現了綜合與調和的思想包容意向。作為批判者，劉曉波隻是簡單地看到李澤厚在解釋傳統時的保守性特征，或者說，他不讚同李澤厚對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欣賞與認同乃至詩性解釋，所以，劉曉波在批判李澤厚的實踐論思想根源時，對其思想中的中國文化因素有著強烈的敵視。劉曉波指出：“通過與李澤厚對話，我要說明：在中國，反封建在思想啟蒙層次上的關鍵仍是魯迅所提出的改造國民劣根性，特別是知識分子身上的國民劣根性。這種改造不僅是理論上的、學術上的，更重要是實際生活中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生活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反傳統的思想啟蒙能否持續下去的關鍵。而改造國民性在理論上所要做的，就是以魯迅為起點，徹底否定支撐著傳統文化的三大理論基礎：民本思想、孔顏人格、天人合一。民族精神的重塑，或者說，中國美學精神的重建，顯然，不隻是民族劣根性批判的問題，美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建立民族的審美觀念和自由信仰，以審美動力，構造民族生活的自由文化精神，最後，通過美的自由追求，構造自由而富有生機的文明。問題的根本，是政治正義思想的確立，而不是民本思想、孔顏人格、天人合一的理想的現代重提，因為在政治的基礎上，任何民族傳統的思想都可以優化成“美的思想”。在此，劉曉波顯然把政治正義的基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精神混淆起來了。應該看到，李澤厚對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理解並沒有自覺的主體性選擇，他更多的是在解釋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豐富性，或者說，從辯證法的觀點出發，充分肯定每一思想的合理性。問題在於，與西方思想相比，中國古典思想傳統並沒有明確地確立公民的平等與自由權利，沒有確立感性生命意誌的合法性，也沒有把美看作是理性的文明生活的最高追求；失去了這幾個價值基點，要想建立公民自由平等與自由創造意義上的美學思想自然不易。李澤厚更多的是雜取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精華，例如，儒家的仁愛禮樂與浩然正氣觀念，道家的宗法自然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思想，禪宗的佛禪明月之境，以及由這些思想延伸出來的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所具有的放逸精神。他確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的法權自由地位與獨立平等正義的道德理想信念問題，因為所謂的古典審美智慧往往是在沒有基本公民權利的前提下的自我放縱。批判者的思想立場與價值取向，決定了他不可能理解中國古典美學的根源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