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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投奔的這個朋友叫鄭光明，大學時代，我們曾一塊辦文學雜誌或鼓搗校園電視劇，他是中央工藝美院的，那時候，美術這攤子活兒，都由他張羅。
畢業後，鄭光明在廣州混了一陣，後到深圳攢了家文化傳播公司，我在電視台的時候，經常用公家電話跟他通長途，有兩次他曾讓我冒充中央電視台經濟部的記者，在電話裏對某廣東佬大包大攬，說一些諸如“播出沒問題”之類的話。
他早就讓我南下，說他那兒非常缺人，並對我曆數南方的種種聲色犬馬。
現在正好用上了。我想，即便為喝酒，也該換換牌子了，別老燕京了，我要喝珠江。
在深圳，人們管鄭光明叫阿明，幾年不見，他已發福成一個小胖子，捏著手機，挺著個肚子，白襯衫，西褲，黑皮鞋。這副形象在深圳隨處可見，比在美術學院裏見著留長發的、在科學院裏見著戴眼鏡的都多。
夜幕初降，我跟阿明立在酒店門口。台風剛過，空氣涼爽，天空中雲很低，且夾帶著大量太平洋的水汽劇烈翻滾著，酒店大廈的霓虹燈在雲間隱約閃爍。濃妝豔抹的姑娘們從賓館酒店背後的髒街陋巷裏鑽出來香噴噴地上班了。
我對阿明說：“到家了到家了，我真該早來。”
阿明說：“你來得正是時候，公司最近業務不錯，‘炮費’充足，隻要你的‘子彈’夠。”
我說：“‘子彈’肯定夠，就是不知我這‘槍栓’是否還能拉得開。”
阿明說：“在北京就那麼慘？”
我說：“慘透了，一夫一妻害死人，別提了。”
坐在我床上的這個姑娘還算漂亮，她一邊問著我“先生從哪裏來？做什麼買賣？”之類，一邊動手動腳，我吸著煙喝著酒任她擺布，但奇怪的是我毫無反應，我的頭腦好像完全在另一個世界，完全指揮不動我此時此地的軀殼……姑娘脫光了，也將我扒光。她身材還算姣好，至少是非常年輕的那種飽滿，她俯在我身上幾乎使出了吃奶的勁，我依然不靈。我像一台死機了的電腦，腦子裏亂糟糟的，我將鬱達夫柳永一類想了一遍，力求“熱啟動”，但沒用。
姑娘說，我還就不信了……
她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我身體的局部開始有反應，但這反應還來不及彌漫，一股熱流勉強湧出……我想起中學上生物課，老師電擊扒了皮的青蛙時青蛙腿的那種抖動。
我的業務除了幫公司拍點一個呆女走來走去的那種卡拉OK，更多的是跟著阿明行騙。碰著農民企業家，便說是北京來的青年導演，與張藝謀同班；碰著“儒商”，便扮演被埋沒的天才詩人，及與“儒商”大碗喝酒，有仇一般火並到底。
這家賓館是深圳有名的雞窩，也是阿明的老巢。
賓館大堂的沙發上坐著幾個濃妝豔抹的姑娘，她們穿著鮮豔的露臍背心、超短裙什麼的。遠遠看去，她們像幾株濃麗的熱帶植物，仿佛被粗心的園丁連根拔起，隨意扔在大堂的一隅，橫七豎八，散發著最後的香豔，她們貌似輕鬆，實則內心焦慮，像在說：我們就要死了，你們看不見我們正在枯萎嗎？快來人澆點水吧！
於是阿明領了一個姑娘到樓上澆水去了。我說我在樓下等你。那天阿明有些急不可耐，也就沒多跟我廢話，摟著姑娘上樓了。平常他總是耐心做我的思想工作，或擺事實講道理，或諷刺挖苦使出激將法，跟他在酒桌上勸酒用的招差不多。有幾次我禁不住勸，但嚐試的結果每每令我垂頭喪氣，我近乎絕望了，如果說“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一條真理，那麼嫖妓之於我就分明是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簡直他媽太難了！
大堂的角落裏隔出一片天地作為酒吧，我坐在這裏獨自喝酒。
我的前後左右坐的滿是穿黑衣的妙齡少女，我一個獨身男人坐在她們中間正好對應那句成語——鶴立雞群，又一想別是雞群裏臥著一隻鴨吧？不，也不對，鴨哪有我這樣的！我一邊胡思亂想，一邊一聽接一聽地喝著不同品牌的啤酒，從青島皇妹到喜力生力嘉士伯……我算了算我將這兒的各種聽啤喝一遍差不多就是一“炮兒”的價錢，我認為這樣更值。
我喝著喝著一個瘦小男人在我桌前坐下，他說先生怎麼一個人喝酒，是不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要不要小姐陪一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