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予曰：古人之詩傳至今日者，大底屬高貴者居多；若平民之作，即工而獲傳，亦必附於貴人之後。所以今日新學家，謂國詩均屬貴族產物，而一般濫跡風雅者，又往往借此為攀援利器，以實其言。由此觀之，詩之為值益可見矣。豈古時民間製作傳者少乎？抑高貴大人之詩果無足道歟？先生尊詩而重國體，對此宜作何解？予曰：否。詩乃平等法，決由民間創造，不以地位高下論也。顧亦不限富貴者流，不過地位高工詩者少而易傳耳；然必真工者始傳之遠。若孤貧之士，能詩者自較貴之為多；然取之不多，用之不宏，真好者亦不數見。若有鴻篇傑構，亦斷不俟貴人而傳，而貴人往往爭傳之。此種原因，實因我國曆朝皆右文之世，文字優美者，無不見貴於朝。儻非廢棄中途，亦無不見貴於俗。今之新文人得其形似，遂誤視為貴族文字，豈不知歐洲十九世前，無論何國，均以文學為唯一生命，往往一編甫出，價奪公卿。而科學之興，亦基於此。此雖由在位者提倡之力，實亦舉國民氣所鍾。蓋上無倡者，下無由興；民無作者，則上亦無由倡。要之文藝一道，真賞不虛，直接國民之精神，斷非權勢所得參與。作者未必即欲其傳，傳者亦不自知其所以傳。蓋亦作者自作，傳者自傳之而巳矣。
或曰：近人如胡適之諸君，提倡新體解放，已將前人五七言古律諸體一概置諸不論；而先生仍作五七言，將弁髦其學說耶？抑別有他說以自伸奧衍乎？曰：皆非也。胡之新詩，非胡自創之。當今歐美學者均倡自由詩，解放前人一切束縛。而胡歸國後適逢國變，將順潮流，故亦力倡新說。就詩之本源論，胡君之說是也。詩之本質尚離文字，何況區區五七言。有新體解放之說，學者始知作詩之本能。否則浩如煙海之陳篇爛語，堆砌滿紙，以此雲詩，詩亡不更速乎！胡君雖主張新體，乃借新體作後來真正國詩之發軔耳，非謂五七言不成詩體也。就胡君之意釋之，既可任意發揮情趣，又必專專學步於過去之五七言者，其事倍難，而成功尤不可期，不若一例解放為佳。故其同人中，亦有詆斥白話詩而勸學生攻習舊詩以養才識者，固不盡如胡說。否則陳腐雖去，而亂談瞽說，又遍塞士林矣。總之作詩不拘何體，皆能見諦，但不可無體，新詩亦詩體也。吾之所以仍作五七言者，殆欲於難中就易。倘令我改作新體者，正是易中求難矣。所謂難中求易者，吾得古人之消息較多於青年，詩體不能加予以束縛。不於易中求難者，予於新詩之體裁構造形式上多費一番工夫，即於吾詩之本能上多一妨礙也。以詩之實質論，予與胡君之誌本無不同，但胡狡獪而我誠實耳。
詩之聲出於辭，辭發於意，意根於心，故詩者心聲也。若詞家則依譜填辭，辭出於聲，意會於辭，而心聲不可見。然聲之長短高下宏纖曲折，亦自能隨作者心意而曲肖之。善此者亦可到至處，但究竟為聲所縛，拘滯形式，方之詩歌，終有一鴻溝不能越過。非關工力，實因擬像多耳。若作者不依舊譜，任意構造，即與詩之長短句無異。顧長短句要有真氣盤互，詞則不須，結果必成為非詞非詩之怪品。儻再不限韻，又不成聲，即等於劇本上說白之詞，所謂國詩恐不若斯之簡易也。須知詞之成立，本由長短句而來。天然妙好之辭，所謂詩人偶然得之者，後人就聲勢立為不變之譜。然長短句排列之格式，至無窮也，則譜亦無窮也。假令作詩者臨時造譜，其事固難，而實無當於作詩之旨趣。與其費無用之探索，終不成為詩，又不成為詞，莫如嚴格區分之無譜者詩，有譜者詞，猶為當也。詩之有四五七言，元音之節奏也，非譜也。三言促，九言長，四言莊重而不靈，宜於古樂分章奏之；八言即兩句四言，尤重滯，六言亦然。然則最適於作詩之用者，孰有善於五七言乎。五言比四言隻多一字，雖仍莊重而靈便多矣。七言比六言多一字，比八言少一字，辭氣已能暢達。故五七言者聲數也，非字數也；節奏也，非律縛也。單音文字之國語固有如斯之結晶體，可以寄詩聲，可適詩人絮意修辭之用，不必與自由詩較量短長，亦不必與詞家強分優劣矣。
五七言格（謂古體）在國詩上占有優勝卓越之地位，不僅曆史上之關係，實由語言文字之性質使然，前已略論之矣。今之學者所最不滿意而以為束縛思想者，要不在五七言之句格，而在句句用五言或七言也。此亦未嚐無理由，蓋句句同樣，似無作者自由之餘地，而實大謬也。詩未有無形式者，英國詩形式甚多，我國詞曲亦然。作詩者既不能離形式，而又生造一形式，則莫如仍以五七言為標準。束縛僅此一項，固所以限製詩人之流情，而又能促成詩之整個精神、整個韻味。無斯二者，終不成詩也。而此兩種格式，亦剛到好處，不放亦不拘，作者可以運轉詞華，回翔情誌，此惟我國語中饒此性質，英美詩殆不如也。長短句則七言之變體，仍屬七言部分，古人亦多為之。要無妨於詩之整個精神與韻味可矣，非獨立體裁也。“英雄欺人”一語，阮亭之言，至今猶可味也。
近人說詩常以主觀客觀對待立論，未嚐不明晰，但亦就詩之品類加以界說耳。實則詩之真際，厥在主觀。我國自漢魏以來早經發達，西人才萌蘖耳。客觀詩重要者為樂府，後世詩人亦往往因襲舊製，創立新調，顧精采已不及古詩之多。史詩除所謂《焦仲卿》、《木蘭詩》外，更是絕無僅有。至於劇詩雖多佳製，而去古愈遠，淫哇雜進，固不得與真詩並列。蓋所謂主觀詩者，必能表示詩人個體，而詩之價值亦因其人。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者，已將詩之一藝借重於作詩之人。必如是而後詩道始尊，詩學乃可得而論。魏晉後著名詩家，大都出於學者，其人其學足法，不僅其藝足稱也。故有因藝而其人傳，亦因人而其藝乃傳。我國詩教之轉移如是，否則玩物喪誌，亦學者所深戒矣。就實際言，所謂詩者，獨有主觀，此外皆其支流餘裔也。當清末時，士夫已有醉心歐製者。黃公度作樂府新曲，學者都傳誦之，格調雄偉，頗類軍歌。後繼者乃無聞焉。此亦屬客觀詩，而偉麗實非前人所有，亦時世造之。然猶不適於學者研究諷誦之用，況其他乎！今之學者專就形式立論，鮮有潛心於古大家之製作洗滌心神發揚誌氣者。動必以西人為法，而於單音文字之體勢，詩教之源，一慨漠然置之，殊可怪也。
歐洲十九世紀以來，學術思想迥異古昔。我國承其波，馴至今日，尤為奇幻。學者拘於一曲，不見大方，鮮不嗒然若喪者。顧曆世千年以上之國語尚在，十七朝之詩統猶存，此種文藝，固已卓絕人寰矣，況其間偉人哲士，學業勳名，炳炳麟麟，昭然史乘。詩之一藝，實能引發國故，鼓舞民風，亦今日我國學者應有之思想也。但又不徒矜持一國之文明，拘拘步武前人，依傍門戶。先當置身於世界之廣場，放大眼光，拋棄從來詩人惡習，然後探元索隱，擇術立言，性情之餘，兼通利濟，則藝之為用，亦何嚐不宏。如必效兒女呻吟，方成絕唱，或則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抑又過矣。
自唐宋以至清末，詩人之集多如牛毛，詩人亦等於瓦礫。新學家既難其格而畏之，複驚其多而賤之。無怪也。顧印版之作雖多，而真詩仍是代不數人，人不數篇也。詩教未嚐一日熄，時近則作者之名未滅，流通之籍尚存，多無足異也。但詩之本身，自有萬劫不磨之高境，始終一貫之真傳，初不因爛紙陳篇，稍貶其價值。佳篇偶爾一見，正賴有此萬紙之流傳，作者如林，乃克造成絕群之偉製。宗支蔓衍，應時遷變，神奇化為腐臭，腐臭複化為神奇，詩之進步，殆如此也。此豈淺見好奇之士所能共語者哉！不俟其徐化，而假手於急就之章，無異絕其根株，而望萌蘖也，焉能絕之哉！
詩在我國學術上是進化者，後勝於前，毫無疑義。前人每教人學古，又教人超俗者，亦未嚐誤。學古乃多識前言以畜德，非謂今人必不及古人也。詩本是超俗之物，學古人正在此處。至於詩之進步，是專就取材言。其經過之時代斑斑可考。周人以詩為教，詩與諸經並行；至漢始有詩學，而五七言亦同時繼經學而大興，顧所謂詩人者枚、傅、蘇、李外，尚屬寥寥；建安以後，詩人始盛，詩派益多，然無所謂詩家也；至唐宋乃有大家，專家之詩動至千百篇，汪洋恣肆，包眾有而各自成派。此國詩進步之大概也。顧詩之為物，依世法而立，與禪家相似。周詩時代，同時有大家庭禮教製度，而詩亦成為禮教時代之詩。秦漢時，諸子百家大騁辭說，詩亦變而為楚詞。漢人辭賦宗之，乃於詩外別成一係，而同時詩亦帶楚聲。厥後莊老學說盛行，浸至魏晉，清談遂為詩人之幹，至此詩界新辟一塗徑矣。嗣後陶公以田舍一派，卓絕後先。所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者，陶公實開其端。而同時佛學已大昌於我國，一得之士，終不能出其範圍。故六朝以來之詩人，又開一新塗徑矣。當佛老時代，文學界之詞賦仍行，分流為駢體，華辭雋旨，俱足以粉飾詩界，詩至此可謂取精用宏矣。唐以後文一變而為八家，儒釋道三教並行，詩派之多，前古未有。至宋儒以性理代佛老，影響於詩者益大，自是重主觀，言意境，詞曲亦於斯時寢盛，割詩人一席，如漢賦然。自是詩聲之趨勢，大變前人，聲病之後，繼之以放，而元陸諸家並興矣。降至明清，詩人均不出唐宋二代範圍中。清末西教東漸，科學勃興，詩之地盤，自當有一番變化，無足異者。要之詩依世法而立，曰詩教也，詩學也，詩家也，莊老也，性理也，辭賦也，駢文也，詞也，散文也，皆詩材也。茲後科學之入詩，亦理所當有，英國沙雷早開其端。但我輩須知詩之為物，自有其特性，決非以上各類之所能拘束。獨來獨往，今古一聲。縱複萬國不同之語言，萬世不知誰何之物質，此物依然潛在，且愈進而愈精，可斷言也。
舊詩人所謂詩之分類、詩之作法、詩之功用，均就其一身之經曆或一時之風氣為言。說雖多方，但適怡悅，要不可據為典要。若新學家所雲詩之起原、詩之定義、詩之原則等名詞，亦不過集古人成語，借科學方法分析，次第之而已。學說愈多，去詩愈遠。至於教人作詩之法，亦自不可少。我國隻有根本學術，無良善教本，不獨詩為然，而詩尤甚。無已，隻得采取歐美學說，加以我國已往陳績而條理整頓之，庶幾便於初學。惟不可將此等書作為詩之命脈，蓋詩之真諦在國語，而價值則在其他學術。故山歌野語，不得據詩人之席；徒事藻績，亦不得進詩人之堂。故凡關於詩之品評、論說及其事跡，不過學術之一端，初學者不妨涉獵證明，工夫所至，視為詩典可也。
校生某，學作詩而苦無善本資探討。予告之曰：書本之用有限，近人著有《詩經學》，古詩之源流略具矣。《詩學大綱》是新書，而引證舊說最富，可供流覽。《詩學指南》雖為初學說，而取材精當，要是善本。美國人所著《詩之研究》，近有譯本，關於詩之理想亦新穎可觀。惟此等諸書，均屬智識問題，非詩之本身問題。若欲作詩，則此等書都無用。作詩第一義要從修養起，次則多讀前人佳作，工夫先做，作詩時無工夫可言也。有固定書，有流通書；有經常書，有應用書。今人所著書，大抵流通應用之物，書商也；其文字，書工也。根本固定之書，為古今所不可少者，書中之農也。唯詩亦然，要自能生產，自生之，自鬻之。工雖不良，行雖不遠，無傷也，本源立矣。
詩有別才，非開學識，前人既言之矣。然非有學有識者為之，詩雖佳，可興觀者少矣。此學者之詩與詩人之詩之所以分也。但與其分而二之，不如合而一之。曰詩必出於學者而後工，如是則詩有學處矣。雖然，所謂學詩，依然其跡精到處仍無可學，亦無可教。譬如馳馬射矢然，發矢者人，所中者鵠，而馬行勿顧也。弓也，矢也，皆學也；鵠也，馬也，皆識也；馳馬者應之以心，瞄之以目，縱之以手，皆才也。馬疾行而人中鵠，乃詩也。弓、矢可習，鵠、馬可擇，而一時之心手目不可得而言傳也。馬調矣，弓矢良矣，並得之於心，得之於手與目矣，中否尚不可知。而馬行之疾徐，發矢之遲速，均在射者一瞬之心目中，自覺之。力到而不中者又往往矣。當此飛騰瞬息之中，萬緣畢集而偶一中，射者樂矣；而屢屢中，觀者驚矣。於是學矢者來矣。所學唯何？弓也，矢也，鵠也，馬也，學識備矣；心也，目也，手也，才全矣。而此一瞬間之獨覺，亦終於不可傳而已矣。吾故曰：有學處非學中。孟子之言曰：其至，爾力也：學力也，識力也，才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詩自中之也。
詩出乎“空”、“有”兩界。有情識，非空也；無窒礙，非有也。情以經之，聲以緯之，文以出之，作詩之能事畢矣。詩不可說理，故哲學非詩；不可解剖分析，故科學非詩。質言之，既不到形上之道，亦不麗形下之器。可以悅目而非繪畫，可以悅耳而非音樂，可以思考而不落言銓，一切形器不足喻也。可以默會而不由了解，可以警惕而非關遏抑，可以諷勸而無俟多辯，道力不足論也。無用之用，亦偉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