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和《中國文學史新著》
談蓓芳
章培恒、駱玉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由複旦大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總社於二○○七年九月聯合出版後，與二位先生以前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出書後的情況相仿，迅即在學術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從某種視角來看，這次的反響更為廣大和深刻，因為不但對此書給予高度評價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人數更多、地區更為廣泛（包括中國社科：文學研究所、南開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大學、複旦大學等學術機構的著名專家），而且還有許多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著名專家給予了衷心讚揚，盡管錢理群先生同時也坦率地提出了他的某些疑問和不同意見，而上次研究現代文學的專家公開加以讚譽的僅個別人。毋庸諱言，我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者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者無論就思維模式或研究方法來說都有很大的差別，幾乎是各有體係，所以，一部研究中國古代和前現代文學發展史的著作能同時為這麼多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者所關注和肯定，確實意味著它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具有一種非常值得重視的傾向。也正因此，《悅讀MOOK》的編輯囑我撰文介紹章培恒先生在此書撰述過程中所體現的獨特性和作用時，我一口答應了下來。但是我想，這恐怕不能光就章先生主編此書（包括對許多章節的撰寫）的具體過程來說明，而必須聯係其以前的有關事情來闡述，於是將本文分為四個部分：一、章培恒先生的學術基礎的夯築；二、從中國古代文學的個案研究起步；三、對中國文學發展過程的創造性思考；四、《中國文學史新著》的構思、撰寫及其增訂本的成書。
一、學術基礎的夯築
一九五二年十月，章培恒先生進入複旦大學中文係學習，讀二年級下。可以說，這也就是他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過程中夯築學術基礎的階段。
在這以前，他已讀過兩個私立大學。第一個是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那時他很想當作家，以為通過新聞工作既可以認識社會，又可以積累寫作素材；但讀了一年後到《文彙報》去實習，卻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做這一工作，就在同年轉入了上海學：中文係。可是他並不滿意那裏的教學情況，因而經常不去上課，而是自己找書看。這樣過了半年，越來越覺得沒有意思，忽然想改讀醫科，便向學校申請退學，但沒有被批準。轉而申請休學半年，獲得了同意，就在家裏認真地溫課迎考。不料在那一年的大學入學考試前不久，教育部頒布了明確的規定：大學的在學（含休學）學生一律不得參加高考。同時在這年的夏秋間進行了全國性的：係調整，上海學：奉命停辦，其中文係並入了複旦大學。章培恒先生隻好趕快去複學，從而成了複旦大學的學生。
那幾年正是複旦大學中文係曆史上的第一個輝煌時期，集中了許多傑出的學者。他在那裏雖隻讀了一年半（根據當時中央政府的規定，1949年、1950年進入大學的學生都是三年畢業），卻決定了他一生的治學方向。
在這一年半裏，對他影響最深的教授，先是賈植芳先生，後為朱東潤先生。
賈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是“胡風派”（後來一度被稱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作家，又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成就卓著的學者。章先生因為曾經想當作家，看過許多新文學作品，對中國現代文學和西方文學都很感興趣，一下子就被賈先生的課吸引住了。賈先生對學生又很熱情，許多學生都愛到他家裏去聊天，章先生也在其中。在賈先生的熏陶下，章先生懂得了：要研究文學首先必須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必須讀馬、恩原著，不能依據通俗性的小冊子；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必須讀現代文學的原作，尤其是魯迅的小說、雜文，同時在研讀的過程中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真地分析，結合那個時代的特點和文學發展的趨勢，得出自己的結論，千萬不能不動腦子，跟著當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論著人雲亦雲。
朱先生是英國留學生，曾在武漢大學教英文，由於該校的文學：長聞一多請他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他就改而講授中國古代文學。他所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中國出現的第一部從先秦一直敘述到清代的文學批評史著作（在這之前陳鍾凡曾寫過一部自先秦至清代的文學批評史，但全書隻有七萬多字，很難說是有係統的文學批評史；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全部撰成則在朱先生之後），朱先生更是以現代文學觀念為指導來研究文學批評史的中國第一位學者（參見朱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卷首章培恒先生撰寫的《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在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的探討方麵，他也勇於創新，絕不為眾人之見所惑。例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把《詩經》中的《國風》作為出於民間的作品成為一種被廣泛推崇的新潮，朱先生就公開撰文加以批駁；他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對《離騷》等賦的作者提出新見時，被位高氣盛的郭沫若等人扣上可怕的帽子大加斥責，他夷然置之。章先生對古代文學的興趣本來比對現代文學的要差得多，但朱先生一開始就對章先生尋根究底的精神和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大為激賞（參見朱先生《朱東潤自傳》368－370頁，《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第4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在朱先生的鼓動和引導下，章先生對古代文學研究的迷戀已經不下於對現代文學的了。不過，真正打動他的，與其說是古代文學研究本身，還不如說是朱先生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特立獨行的人格和敢於創新、大膽向世俗之見挑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