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就他個人來說，從事古代文學的個案研究是從“大躍進”以前的一九五七年就開始的。蔣先生在年輕時寫過一部規模頗大的《全謝山先生年譜》，據說曾受到陳垣先生的重視。章先生為了更好地領會蔣先生當年的治學精神和研究方法，也想寫一部類似規模的年譜，隻是拿不定以誰為譜主好。正在此時，恰好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洪昇的詩集《稗畦集》和《稗畦續集》，那在以前是很難見到的書。所以，章先生就想以此為依據，編寫一部《洪昇年譜》。工作進行起來以後，他發現材料越來越多，要解決的問題越來越複雜，自己的進步也越來越大、越快。
不過，這是他個人在進修之餘所從事的科研。“大躍進”開展起來之後，係裏原先讓他在蔣先生指導下係統進修的事就停下來了，從事集體科研項目則成了他所承擔的主要任務。在這些任務中，對他個人的成長最為重要的，是參加劉大傑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和《辭海》中國古代文學條目的撰寫和修訂。
在“文革”以前，章先生有將近兩年時間參加《辭海》此項條目的撰寫、修訂；“文革”開始以後，他雖然進“牛棚”、挨批鬥，但從一九七三年起又以“一批二用”（先批判，後使用）的“白專道路”的典型的身份參與修訂、撰寫《辭海》的工作，約經三年。在前後共五六年的時間裏，他由此閱讀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一千數百種（包括詩文集、詞集、小說、戲曲等），細讀的和瀏覽的約各占一半。這為他以後的主編、撰寫文學史作了較充分的材料的準備。
參加劉大傑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始於一九六二年，章先生承擔的是明清的小說、戲曲批評和晚清文學批評。在“文革”以前，劉先生隻將此書的上冊改定並出版。至於章先生承擔的部分，因在全書的最末，故除關於金聖歎的一節外，劉先生並未拿去看，一直存放在章先生處。“文革”時經過抄家，稿子全都丟失掉了。但參加這一工作對章先生卻關係重大。他後來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性的學說作為其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指導思想，實以此事為最早的契機。
明清小說戲曲批評的重鎮是李卓吾。因為章先生承擔的撰寫任務不多，可以從容不迫地工作，加以劉先生在上海圖書館借了一個大房間作為他們的工作室，借書很方便，於是章先生就把當時能夠找到的李卓吾的著作全都借來讀了一遍，從中發現了這麼兩段話：
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焚書》卷一《答鄧明府》）
夫唯以邇言為善，則凡非邇言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為不善，故以為惡耳。（《道古錄》卷下）
而且，在李卓吾的其他文章中也常有類似的見解，看來這是他的主導思想。但根據當時的觀念，這可是標準的剝削階級的腐朽意識。而自“五四”以來，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後，李卓吾都是已有定評的進步思想家和文學批評家。怎麼來解決這一矛盾呢？他想到了回避一法：好在他們要寫的是文學批評史，不是思想史，這方麵的問題完全可以不談。但回避顯然不符合章先生的性格。這問題不解決，他心裏老是放不下。於是他想到了賈先生以前對他說過的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和讀馬、恩原著的那些話，決心通過讀馬、恩的書來對此作進一步的研究。他連續讀了好多種馬、恩的著作，終於從《神聖家族》中發現了這樣一大段話：
……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同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的聯係，則還需要詳盡地闡述。我們在這裏隻引證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邊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1）愛爾維修。“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總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立法者的無知。”——“……在新奧爾良，隻要妻子討厭丈夫，她就有權離棄自己的丈夫。在這樣的地方就沒有不貞的妻子，因為妻子沒有必要欺騙自己的丈夫……”
（2）霍爾巴赫。“人在他所愛的對象中，隻愛他自己；人對於和自己同類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戀隻是基於對自己的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脫離開自己，因為他不能不顧自己。”……但是，“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要愛別人，因為別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道德向他證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人若沒有情欲或願望就不成其為人……人若是完全撇開自己，那麼依戀別人的一切動力就消失了。人若對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毫無情欲，自滿自足，就不成其為社會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