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籌備期間，美國聯絡處就為報道這次大會做了精心細致的準備工作，並對會議的籌備情況和可能出現的結果進行了評估。布魯斯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稱，美國聯絡處在報道中共“十大”這個難以把握的事件上製訂出一個合理的勞力分配計劃，將現場報道觀察結果、氛圍和北京對於事件的評論，並且從在這裏看到的角度對這個有意義的事件從廣泛的範圍內進行一些概要的評論。對於中共“十大”為什麼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明確，聯絡處在報告中認為國內事情是根本的原因。如對於林彪和陳伯達如何進行最後的政治處理，誰將進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如何處理教育改革、經濟的優先發展、科技資助、貿易、下鄉青年、文化和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並且領導人中的“極左”派別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穩健派”的較量還在繼續，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協。對於大會可能出現的後果，聯絡處認為，大會對陳伯達和林彪事件做出一個正式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是當今緊密合作的領導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新的黨章也需要產生，將林彪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這一條刪除，我們懷疑有人有這樣的勇氣讓自己被提名為第二號人物。新的黨章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件，而不像宣傳顯示的從“九大”的文件中產生出來。仍然會有狂熱的讚頌，但是聲調將會減弱。通過引用勞動者聯盟來強調工人在政治實體中的重要性，作為黨的成員的重要性可能會被強調。重新組織起來的青年和婦女組織也將得到進一步的推動。在評論中國同外國的關係方麵，蘇聯將被挑出來作為主要的敵人，美國將會受到一些批評，這反映了中美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改進。宣傳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了加強，並用和廣大的敵人的關係更有靈活性這一點來證明。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敵人的立場將會得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將會全麵上演，但是在他們將怎樣達到這一點上並沒有固定的路線。大會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是產生一個新的領導團體，一些有爭議的高層領導得到批準複出，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官員的數量，對他們來說可以代表上層的權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地位在新的中央委員會有所下降。一個新的顯要的人物，像上海的王洪文可能會得到認可。
一九七四年三月，根據美國聯絡處的報告，美國國務院對中國的政局變化及其對美中關係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華國鋒這位默默無聞的人物成為中國的常務副總理，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複出後一直受到“激進派”的抨擊，北京目前發生的政治衝突造成的後果仍然難以確定，毛澤東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的角色是模棱兩可的，近幾年來他對各個“激進派”領導人表示冷淡，他不會公開支持對鄧小平的攻擊。但是當他不能在政治局取得充分的支持時，他就可能撤回對鄧小平的支持。他們分析認為，毛澤東已經開始支持華國鋒，毛的身體狀況正在不斷削弱著他作為一個最高領導人的活力，他在未來一至兩年內將可能去世，這無疑會使目前中國領導層的不穩定狀態趨於複雜化。但是北京的政治波動還沒有嚴重影響到其對外政策，盡管中國高層的政治衝突顯然對外交政策的執行有著某種影響。中國仍然保持著對蘇聯的高度敵視，而決定加強與美國的關係，毛澤東對國內仍然強調中國對上海公報的承諾，並試圖向美國發出信號，即希望華盛頓奉行一種強烈的反蘇外交政策。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政壇上，一九七六年是多事之秋，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中國領導人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辭世，中國政局動蕩不安，美國政府迫切需要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美國聯絡處及時提供了這方麵的信息。
一九七六年二月，美國聯絡處向國內報告，中國外交部新聞司二月七日晚些時候對路透社證實，政治局成員、副總理、公安部長華國鋒已經被任命為中國代總理。聯絡處認為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消息，“因為大多數觀察家猜測副總理鄧小平應該接替周恩來擔任總理職務。周在過去的三年裏很明顯地培養鄧接管總理職務。鄧沒有被任命為總理的事實說明，如果不是永遠的失去，至少也是一個挫折，中央委員會內部在周恩來的繼任者問題上很可能出現了激烈的鬥爭。對這兩點我們知道的太少，還不能肯定地估計鄧的失敗表現出來的政治含義。但是北京的一些觀察家已經把這件事與近來《人民日報》文章明顯尖刻的語調聯係起來，這表明北京的政治風向可能已經向左轉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北京以及全國人民自發舉行各種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受到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百般阻撓和壓製，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三月下旬，南京最早爆發了聲討“四人幫”的抗議活動，隨即波及中國許多城市。在清明節前後，北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更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的活動。聯絡處作為第一見證人，四月五日致電國內，描述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的示威活動：“今天，四月五日，很多無法無天的群眾擁向天安門廣場，據估計超過十萬人。在這個意料之外且明顯未經當局認可的清明節的延續中，可以看到紀念碑旁的花圈堆積如山，都是過去幾天來悼念周恩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