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東征攻占了淡水、棉湖、五華、興寧等地，正歡慶勝利時，突聞校總理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的噩耗，全軍悲痛欲絕。隨之又傳來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乘機發動叛亂，全軍立即回師廣州，一舉平息了叛亂。
軍校學生在戰鬥中成長，所組建的兩個教導團3000多人不久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駐粵的各省地方勢力也由廣東革命政府改編為第2至第6軍，由共產黨員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等擔任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隨後成立的第7軍和第8軍，也由共產黨員黃日葵、彭澤湘擔任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擔任師一級黨代表的共產黨人還有包惠僧、魯易、肖勁光、李六如、方維夏、王文明等。
兩次東征之所以取得勝利，原因是有堅強的政治工作。周恩來主持製定的《戰時宣傳大綱》，是東征軍政治工作的基本依據。它提出東征是為了“肅清反革命，鞏固革命政府，發展革命勢力，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作戰，以達民族解放之目的”。並規定軍校學生開展政治工作要學用結合，把工作對象分為本軍、群眾和敵軍三個部分。其基本要求是：使軍隊具有革命觀，懂得作戰目的；宣傳群眾，爭取各界民眾支持革命戰爭；使軍閥部隊逐漸醒悟，爭取他們轉而加入革命行列。
東征軍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是開展政治宣傳，激勵士氣。由周恩來擔任主任的東征軍政治部從黃埔軍校、廣州農講所、政治訓練班抽調237人組成宣傳隊，由李立三、傅維鈺、李勞工、周逸群、盧德銘負責。宣傳隊在沿途的城鎮、鄉村、車站、碼頭散發宣傳品，張貼標語、布告和畫片，搞軍民聯歡和演劇。每到宿營地或候車候船時，他們便向軍人演講東征的意義和軍民合作的重要性，教唱《國民革命歌》、《愛民歌》和《殺賊歌》。政治部除設有宣傳、組織二科外，還設有社會運動科，幫助建立工農商學各界民眾團體，在惠陽、紫金、河源、龍川、博羅5縣成立農民協會，會員達5萬人。
周恩來指示向海豐縣農會贈槍，並留下李勞工擔任農民自衛軍大隊長、吳振龍為軍事教官。隨著東征的勝利發展，東江各縣的國民黨黨部逐漸恢複，共產黨的組織也秘密建立起來，由彭湃擔任中共海陸豐地委書記。二是嚴守紀律，維護群眾利益。政治部提出“不拉夫、不籌餉、不占民房”三大口號，由政工人員沿途檢查，嚴密監視。宣傳隊每到一地，都在民房前貼上“民眾住宅，不許闖入”的字條，動員士兵在戶外露宿。軍隊雇人役一律給現款，力資每公裏銀毫兩角。東江群眾認識到東征軍有別於軍閥部隊，總是敲鑼打鼓、玩龍舞獅、燃放鞭炮、攜帶酒肉歡迎，並積極為他們當挑夫向導，或傳遞情報，這是東征軍連戰連捷的重要原因。
北伐風雲
北伐戰爭，是中國人民在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下進行的一次武裝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北伐軍從1926年7月誓師出征，到1927年夏天，席卷東南各省，取勝之速、軍威之盛，實為我國近代史上罕見。在這次戰爭中，黃埔軍校師生奮勇當先，創立了輝煌的戰功。
北伐戰爭是國共兩黨攜手合作領導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重要標誌。北伐是孫中山多年的願望，1926年7月9日，中國革命的中心城市廣州，雲集了無數愛國誌士，“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聲、戰鬥歌聲，響徹雲霄。從那天起，以黃埔軍校師生為中堅力量的國民革命軍，慷慨激昂地踏上了北伐之路。
黃埔軍校師生用鮮血和生命凝成了精誠團結、奮鬥犧牲的黃埔革命精神，在北伐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揚。黃埔軍校的許多領導人，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的重要職務。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熊雄、聶榮臻、蕭楚女等在政治軍事方麵，起到了重要骨幹作用，作出了突出貢獻。黃埔軍校教官和學生共計有3萬多人，都直接或間接投入到北伐戰鬥中去。
從1926年７月廣州誓師出征開始，到1927年夏天，短短一年時間，北伐軍席卷東南各省，連克武漢、南昌、南京和上海。
戰鬥之烈，取勝之速，軍威之盛，實為我國現代史上所罕見，其中，黃埔軍校師生奮勇當先，立下了輝煌戰功，黃埔軍校的聲威也進入了高峰。
當時的許多攻堅戰中，北伐軍組織了不少敢死隊，隊員基本都是黃埔學生，這些敢死隊員彼此互策互勵，視死如歸。黃埔一期生曹淵營長，在攻打武昌之役中，率奮勇隊員登雲梯爬城牆，身先士卒，在指揮部接到的報告中，簽名的“淵”字最後一筆劃得很長，正是此時他不幸身中數彈，壯烈犧牲。
在汀泗橋之戰、賀勝橋之戰中，黃埔師生衝鋒在前，最先突破敵軍陣地，為克天險、破要塞立下首功。此外，武漢分校的黃埔女生隊在保衛武漢的戰鬥中，冒著炮火一麵在陣地上搶救傷員，一麵貼標語、演節目，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
很快，以黃埔師生為主力的部隊雲集江蘇戰場，迅速占領了南京、上海。這樣，長江流域中下遊各個省，大半個中國均為北伐軍所有，黃埔師生在其中建立了首功。
在北伐戰爭中，還有一批活躍在敵人後方的黃埔軍校師生。他們隱姓埋名，瓦解敵軍，在無形戰線上同敵人鬥智鬥勇。軍校教官茅延楨在１９２５年底東征結束後，便到河南進行地下工作。徐向前與幾位第一期同學向校部請纓，回到北方從事政治工作。1926年底，周恩來秘密進駐上海，在１９２７年３月領導兩次工人武裝起義，參加總罷工人數從３６萬人增至８０萬人。
廣大黃埔師生以獻出熱血和生命凝結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這也是北伐將士所向披靡的靈魂支柱。軍閥部隊與革命軍相比，雖然戰鬥力不強，但數量上的優勢卻不可小覷，在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上，革命軍與軍閥的兵力相差懸殊，僅為其１／８，而且軍閥還占據著許多易守難攻的天險和堅固的城池。但是，在重兵和天險麵前，革命者的勇氣和犧牲精神卻是軍閥一方無可比擬的。
在轟轟烈烈的戰場上，黃埔師生實踐了自己的誓言，據當年的一些資料記載，黃埔軍校師生在兩次東征和北伐中前後犧牲約有3000人，但後來在紀念碑或史書上能留下姓名的僅有600餘人。
北伐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要求，反映了中華民族要求國家獨立、民主、統一的強烈願望。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豢養的反動軍閥，徹底改變中國被列強瓜分、軍閥封建割據的分裂狀態，實現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人民幸福，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終身為之奮鬥的理想。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專製統治，但在帝國主義的操縱和支持下，反動軍閥們演出了一幕幕爭權竊國的醜劇，國家四分五裂，生靈橫遭塗炭。孫中山先生從二次革命到兩次護法運動，逐步認識到南北軍閥均不可靠，鬥爭屢遭失敗，連陳炯明也在關鍵時刻作亂背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革命黨沒有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黃埔軍校的誕生揭開了大革命的序幕，也讓孫中山夢寐以求的北伐成真。
可以說北伐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閃光點，它是國共合作的偉大成果。其中包括國共兩黨黃埔師生為此作出的重要貢獻和流血犧牲。在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裏，一場規模空前廣大的人民革命戰爭，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打敗了封建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數十萬反動軍隊，在中國革命曆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疑雲密布的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原名“永豐艦”，原是一艘炮艦。它是1910年由清朝海軍大臣載洵和北洋海軍提督薩鎮冰在日本三菱工廠訂造的。1913年該艦造成後交給中國，開到上海時被命名為“永豐”號，編入北洋政府海軍。
“永豐”艦雖然噸位不大，但卻以它特有的曆史而成為名艦。
1915年，“永豐”艦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參加了護國討袁運動，首創義舉，隨後它又經曆過“護法運動”、“東征平叛”、“孫中山蒙難”、“中山艦事件”等重大曆史事件。
1925年3月12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與世長辭。4月16日，廣州革命政府為了紀念孫中山，由廣東省省長胡漢民下令，將“永豐”艦命名為“中山”艦。
不過真正讓中山艦出名的是著名的“中山艦事件”（亦稱三二○事件）。整個事件的主要經過簡而言之就是：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悍然下令，占領中山艦，逮捕時任海軍局代局長和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係共產黨員，海軍中將），並在廣州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中山艦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它對中國現代曆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專家發現，“中山艦事件”並非由蔣介石一手策劃，它的發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麵。要揭開中山艦事件之謎，就必須查清中山艦調動經過。中山艦事件的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根據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員黎時雍的報告，1926年3月18日午後6時半，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叡因為外洋定安火輪被匪徒搶劫，讓黃埔軍校管理科科長趙錦雯火速派巡艦一隻，運衛兵16名前往保護。當時因為黃埔軍校無船可開，趙錦雯便電話請駐省辦事處派船以應急需。
而駐省辦事處接電話的是交通股股員王學臣。王學臣事後陳述說，因為電話聽不清，搞不清是何人的命令，因為按趙錦雯的命令，限本夜必須調一兩艘巡洋艦以備巡查之用。便當即把這件事報告了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
歐陽鍾得到王學臣的報告後，即親赴海軍局交涉。當時，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因公外出。作戰科科長鄒毅即當麵應允立即派艦隻前往黃埔。此後，據歐陽鍾自稱，他“於是即返辦事處”。但據李之龍的夫人報告，當晚，歐陽鍾並未回辦事處，而是到了她家。歐陽鍾聲稱：“奉蔣校長命令，有緊急之事，派戰鬥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並留下鄒毅的信函。信上說已經派一艦前去，剩下的“隻有中山艦和自由可派，請決定一艘”。李之龍歸來閱信後，當即下令派中山艦前往。
此後，以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俄國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即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後，便調中山艦回省。
中山艦的調動經過說明，這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
中山艦的調動經過至少可以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中山艦駛往黃埔並非李之龍“矯令”，它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汪精衛、蘇聯顧問季山嘉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
第二，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
第三，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鍾。而歐陽鍾才是中山艦事件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的侄子，隻有了解他的這一身份，才有助於揭開中山艦事件之謎。
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發端於1925年6月的中山學會，其核心人物為王柏齡、賀衷寒、潘佑強。這一組織成立後，即與西山會議派相勾結，陰謀反對國共合作，其間的聯絡人就是時任國府委員，兼任廣州市市政府委員會委員長的伍朝樞。這兩個國民黨的右派組織一直就想“拆散”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團結局麵，挑撥國共關係，使共產黨和蔣介石分家。
中山艦事件發生前，廣州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異常活躍。王柏齡很早就到處散布汪精衛反蔣。3月17日早晨，王柏齡在黃埔軍校內散布說：“共產黨在製造叛亂，陰謀策劃海軍局武裝政變。”
正是在這一狀況下，作為孫文主義學會成員之一的歐陽鍾出麵假傳蔣介石命令，誘使李之龍出動艦隻，以便和王柏齡的謠言相印證。歐陽鍾的活動是整個陰謀的組成部分。
中山艦事件的整個過程是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之後，一麵唆使歐陽鍾矯令，一麵向蔣介石謊報，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三二○事件。
中山艦調動之初，蔣介石的最初反應是有人要“趕他”。
那麼，在整個中山艦事件的過程中，蔣介石的反應是怎樣的呢？據蔣介石日記，3月19日下午一點鍾，他接到李之龍的電話，請求將中山艦調回省城，預備給蘇聯考察團參觀。他當即表示：“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麼呢？”
此後，他越來越感到事情蹊蹺。“為什麼既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而他要開回來為什麼又要來問我。”“中山艦到了黃埔，因為我不在黃埔，在省裏，他就開回來省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蔣介石的日記表明，他當時懷疑，共產黨和汪精衛要“幹他”或“趕他”。他此前曾以自請“赴俄休養”試探汪精衛，而汪精衛是同意的。
蔣介石對中山艦調動的最初反應是準備離開廣州，退到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所在地汕頭。日記上說：“上午，準備回汕休養。”“下午五時，行至半途”才決定返回，對中山艦采取鎮壓措施。
中山艦事件在當時的大背景下，有偶然性的一麵，也有必然性一麵。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發展。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左派的勝利。會議代表256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占絕對優勢。會議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中，共產黨占7人，國民黨左派占15人。在隨後建立的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中都有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工作。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中大約已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1軍、2軍、3軍、4軍、6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這一時期，蘇聯顧問團也加強了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汪精衛也表現為前所未有的左傾。
而此時的國民黨右派卻不能容忍共產黨力量的發展和蘇聯顧問影響的增強，也不能容忍汪精衛的左傾。蔣介石雖然因依靠蘇聯供應軍械而仍然主張聯俄，對共產黨也時而表現出願意合作的姿態，但在內心裏，卻早已滋生出強烈的不滿。
這一切都說明了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製造出另一個事件來。
不過，中山艦這一事變涉及國共及蘇聯的關係，性質是嚴重的，因此當時蔣介石的思想壓力也極大。據何香凝後來回憶，事變當天下午，她徑直去見蔣介石，質問他派軍隊到處戒嚴，究竟想幹什麼？斥責他是不是發了瘋，想投降帝國主義？蔣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台上哭了”。
“中山艦事件”之後，有人歡喜有人愁。這件事有很多輸家，第一個便是汪精衛。
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中下手是極其迅速的，根本沒有通知國民政府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汪精衛。汪精衛很是生氣，蔣介石怎麼一點組織紀律都沒有！
不過問題已經發生了，造成了國共矛盾，中蘇矛盾，於是3月22日，汪精衛遂以此次事件自己負有領導責任為由辭職，又跑到法國去了，由譚延闓代理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這權交得也太快點了吧，是啊，所有人都覺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衛當時怎麼想的。
一號人物汪精衛走了，軍政實權自然就落到了二號人物蔣介石手中。
第二大輸家，你可能很難想到，居然是事件的主謀國民黨右派。
在蔣介石退居虎門的那些日子裏，多疑又愛多思的他終於有空回頭想一想這件事的起因經過結果了。他發現，他自己、汪精衛、蘇俄、共產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唯獨除了右派。
看到了這一點，蔣介石離事件的真相也就不遠了。
回到廣州的老蔣，調動一切可用的力量，循著蛛絲馬跡，終於將躲在幕後的右派給揪了出來。他迅速處分了歐陽格、歐陽鍾、陳策等人，免去廣州右派分子的頭麵人物伍朝樞的一切職務，免去右派分子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吳鐵城一切職務，解散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至於西山會議派則被冠以“非法組織”之名全國通緝。
當然，右派的另一個巨頭——孫科，蔣介石還不想動他，一是賣孫中山的麵子，二是自己實力確實還不到位。
第三大輸家，則是共產黨。
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後，表麵上認了錯，後來也逐步把共產黨員給請了回來，還打擊國民黨右派。這一切似乎表明他在扳回形象，似乎他仍在繼續高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偉大旗幟前進。但事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這隻是“形象工程”而已。
前文分析過，蔣介石在蘇俄參觀了一圈之後，已經對蘇俄和共產黨產生了戒心。也就是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左派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早晚也會製造出另一個事件來。這不，蔣介石借助中山艦事件搞了一個“整理黨務案”，來削弱蘇俄和共產黨的勢力。
在5月份的國民黨二中二屆全會上，蔣介石通過了一係列不利於共產黨的政策，比如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主席保存……這就是“整理黨務案”。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從此便低人一等。
不得不說，此案的關鍵人物李之龍下場也很悲慘。
李之龍確實有他的問題，在既無手令，也無正式公文的情況下，隻憑借歐陽鍾一句不靠譜的留言和一封信，就輕率地下令軍艦調往黃埔。其實他完全應該也必須向蔣介石核對，如果他這樣做了，一切的誤會也就灰飛煙滅，但他沒有這麼做。
就在李之龍為被開除一事苦惱萬分的時候，蔣介石卻沒有忘記他，派了幾個黃埔同學去找這位黃埔英傑，希望他能迷途知返，歸順自己。直到“四一二”政變前，蔣介石還發了一封電報給李之龍，叫他立即去南京。
不過李之龍身處被同誌們懷疑的風口浪尖，又豈敢做出如此見風使舵的行為？他不僅拒絕了蔣介石的拉攏，還寫了一篇叫《三二零反革命政變真相》的文章，印成小冊子散發，徹底加入了討蔣隊伍。
兩年後，李之龍回到廣州策劃中山等艦起義，不幸被曾經的海軍局競爭對手陳策逮捕了，蔣介石電令陳策將李之龍押往南京，他要親自做思想工作。
不過陳策對這個害自己挨了處分的昔日競爭對手搶先下手了，1928年2月8日，也就是李之龍被捕後的第二天，被陳策執行槍決。
一名很有前途的將星就這麼隕落了！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冰淩中那樣，一切都那麼地悄無聲息。
“中山艦事件”後不久，蘇俄政府調走了與蔣介石不和的季山嘉，中國人民的老熟人鮑羅廷又回到了中國。陳獨秀在代表共產黨做了申辯後也並未深究，隨後蔣介石即宣稱這事和共產黨無關，國、共、蘇繼續合作，一場風波以蔣介石的勝利而落下帷幕。
這個過程中，蔣介石取得了獨裁的地位。汪精衛從此再也鬥不過蔣介石了，以後他投降了日本,也與此事不無關係。
“清黨”殺戮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軍校兩種思想和勢力的鬥爭更加激化，並逐漸擴大到所屬各分校和東南各省中去。黃埔軍校部分革命師生曾向蔣介石發表公開信，表示要掀起一個“救校長運動”，要求蔣介石收斂其反共行為。
但是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僅1個多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限製共產黨的所謂“整理黨務案”。此決議案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許跨黨”，“黨內無黨”。
接下來的一個月，蔣介石在軍校裏公開發表反共講話，要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要共產黨員官兵聲明自己的身份。同時，他又組織“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以原來“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把持會務，秘密調查共產黨員的活動，排擠“黃埔同學會”中的共產黨員。
也就在黃埔軍校麵臨蔣介石的血洗殺戮前夕，適逢大文豪魯迅造訪軍校。1927年1月18日，魯迅離開廈門，乘船到達國民革命的中心廣州，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這年9月27日他返回上海，前後在羊城生活了8個月又10天。在此期間，魯迅受邀前往黃埔軍校作了一次演講，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造訪黃埔軍校。
那時，黃埔軍校留守政治部主任熊雄看到報紙上刊載有關魯迅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的消息後，產生了邀請他來軍校做演講的想法。幾天後，當熊雄把這件事與政治部的同事孫炳文、劉弄潮商議時，3人一拍即合。1月25日，劉弄潮上門拜訪魯迅，在簡單的寒暄後，馬上就把話題引到演講事宜上來。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破裂前夕，魯迅初聽後有些顧慮，他說：“現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劉弄潮隨即解釋道：“黃埔同學，尤其是現在的第5期，有許多是過去的大學生，都聽過你的課。”如此一來，打消了魯迅先生的顧慮。魯迅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權在革命方麵，不在個人方麵。”
4月8日，魯迅在好友應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黃埔軍校本部禮堂，做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演講，題目為《革命時代的文學》。在演講中，魯迅通過生動的比喻，旁征博引，精辟地論述了“革命時代與文學的關係”和“革命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兩大主題。麵對近千名翹首以盼的莘莘學子，魯迅擲地有聲的演說，博得了黃埔師生們經久不息的掌聲。聽了魯迅的演講，大家無不感到熱血沸騰，群情激奮，愛國革命的熱情油然而生。幾天後，演講稿經謄錄整理，被印行在黃埔軍校的校刊《黃埔生活》第4期上，這又引發了軍校內外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震撼和思考。也就在魯迅於黃埔軍校演講的4天之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春天清明時節，珠江江麵上霧氣正濃。黃埔軍校正門的尖頂門樓上，孤懸著的國民黨元老譚延闓手書的“陸軍軍官學校”木匾，看上去樸素到近乎荒涼的意境。在這道歐陸風格大門背後，正沉睡著一部關於理想和忠誠、奇跡和躁動、陰謀和殺戮的傳奇。中國兩大政黨之間充滿變數的糾葛，如同曆史基因鏈的雙螺旋，任何一個小小的突變，都可能徹底改變未來中國的麵貌和國人的命運。
撕裂國共兩黨合作的槍聲，由遠而近，還是不幸地炸響在黃埔島的夜空。軍校政治教官楊其綱、中共黃埔特支負責人之一安體誠等，4月15日淩晨在其他學生掩護下已逃至廣州市內，後被鄧文儀秘密偵查後逮捕，幾日後即與韓麟符、尹沛霖等一起被押赴刑場槍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著名的共產黨人蕭楚女因肺癌晚期已生命無多，正在廣州東山醫院治療。錢大鈞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派部隊前往醫院指認後，不由分說，將蕭楚女從病床上強行拖走，後被秘密處決。
4月18日，黃埔軍校實行“清黨”，400多名共產黨人被逮捕，著名共產黨人熊雄等又慘遭殺害。有關三大政策和馬列主義課程科目一律禁止，惲代英、蕭楚女等在軍校撰寫的著作和講義全部被查封，軍校出版的革命刊物被停刊或改版進行反共宣傳。鴉片戰爭時期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為抗擊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修築的古炮台，如今成了專門關押黃埔軍校各期被捕共產黨員師生的場所。炮台分地上地下兩層，地方狹小，但皆以半米多厚的花崗石砌成，十分堅固，成為南石頭監獄。
由於被指控、逮捕的人數越來越多，共產黨員師生，包括許多事實上的非黨員而隻是稍有進步表現，甚至隻是偶爾接觸過《向導》《共產主義ABC》等革命書籍的，一經檢舉，即被捆綁投至南石頭監獄。自4月18日開始“清黨”之日至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短短3個月內，黃埔軍校的日常教學、訓練被迫陷於全麵停頓，遭受審訊、迫害、摧殘的各期師生迅速增至2000多人。後來，南石頭監獄裏實在關不下了，又將珠江江心一艘破爛的舊軍艦經過改造後作為監獄，即外界所稱的“水牢”。
被譽為國共合作典範的黃埔軍校，在革命的道路上畫上了休止符。對此，1927年在廣州黃埔軍校演講過的魯迅先生聽說後，非常難過，他在給好友章廷謙的信中，不無感傷地寫道：“黃埔學校已停辦，截至今日止，如此而憶……大概很與政局相關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黃埔軍校的革命師生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堅決的鬥爭。4月23日，黃埔革命師生堅決反擊了廣州戒嚴司令錢大鈞派部隊包圍軍校，逮捕共產黨人的陰謀。之後，一部分革命師生脫險北上，到達韶關與農民教導師會合，繼續進行討蔣反奉鬥爭。5月6日，黃埔軍校100多名革命師生，脫險到達武漢，繼續堅持討蔣鬥爭。武漢分校的革命師生舉行討蔣大會，發布討蔣通電，怒斥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
因為蔣介石是校長，黃埔軍校的兩黨學生均為其一手培養，對主義的忠誠是一回事，對傳統師生情誼又是另外一回事。雙方爆發矛盾公開分裂的結果是，最虔誠的共產主義者由此堅決斬斷與蔣介石的傳統師道尊嚴，而那些本身無鮮明立場的共產黨人或跨黨學生則選擇了與共產黨劃清界限。汪精衛集團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完全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隨著兩黨的公開分裂，黃埔同學被迫分為兩大陣營，從此，同學之間彼此對壘為敵，兵戎相見。革命的黃埔軍校轉向反動，日益成為蔣介石用以培養反共反人民的骨幹學校。
但是，黃埔軍校的革命力量並沒有完全被摧毀。7月27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洗馬池大旅社會議廳。周恩來、惲代英、彭湃、李立三等排除陳獨秀的幹擾，為挽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這裏成立中共中央臨時前敵委員會，並決定乘駐防江西的朱培德第3軍部隊多集中在漳州，南昌空虛之機，舉行武裝起義。起義以時駐九江的葉挺第24師、賀龍第20軍、蔡廷鍇的第10師為基本部隊，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總參謀長。當夜，聶榮臻、賀昌、顏昌頤3人即化裝成商人秘密抵達九江，把臨時前敵委員會的起義決定逐個通知葉挺、賀龍等人，要求各部隊緊急向南昌開進。
周恩來特別囑咐聶榮臻：“在葉挺第24師，有一支由各地清黨中曆盡艱險逃出的黃埔學生、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建的教導大隊，中共黃埔軍校特別黨部全體執委甘竹溪、鄒今海、陳葆華、周仲英、李永光、尹沛霖等自廣州來漢後，現也逃到九江，讓葉挺一定要好好保護，並把這個教導大隊和這批同誌帶到南昌。這是我們黨所剩下的難得的寶貴財富。”
就在這幾天，九江碼頭、南潯車站以及上海、南京、合肥、廣州、長沙、武漢等地連接南昌的水、陸交通線上，接獲中共中央臨時前敵委員會和各地未遭破壞之地下黨組織通知的黃埔各期學生、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日夜兼程，絡繹不絕，直奔南昌而來。8月1日，打響了武裝反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黃埔校軍，這支本來為了統一中國而建立的革命隊伍，反而分化為漸行漸遠的南北兩極；黃埔軍人，他們曾經同窗共讀，並肩作戰，同仇敵愾，最終卻因政治歧見而分道揚鑣，幹戈相向，上演了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連續劇”。
“清黨”運動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開創了中國20世紀曆史上，奪取政權者用暴力，並輔之以群眾檢舉的辦法，在全國範圍殘酷地清除異己的先例。
“清黨”運動的結果，是它成就了一個南京政府。沒有“清黨”的舉措，南京的國民黨人就難以獨樹異幟，自詡正統，更難以名正言順地奪取各地的黨政權力。也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這樣一個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區的權力，並且從此主導了國民黨乃至於中國政治以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