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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期間，由國共兩黨組成的黃埔軍校師生，高舉革命大旗，奮勇當先，曆經百戰，為中華統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軍校裏，不分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所有的校領導人和政治教官都能為學生講課和演講；而學生，也不分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都能在這裏得到最好的學習和訓練。
在那個最動蕩的年代、最危機的時刻，黃埔軍校就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
國民黨方麵，黃埔師生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有近40人。共產黨方麵，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中有5人出自黃埔、10名大將中黃埔出身的占了3位、1955年授銜的57名上將中有黃埔師生8人。
現在我們就撥開曆史的煙雲，仰望當年民族的天空中那一顆顆閃爍的星。
第四章
國民黨係的黃埔教官們
黃埔投機者：蔣介石
蔣介石，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國民黨當政時期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1908年留學日本並加入同盟會。
由於蔣介石長期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早年黃埔畢業的國、共軍官皆稱他做“蔣校長”、“校長”。
英語國家的人（特別是美國人）昵稱蔣為Gimo，指其特級上將背景（即大元帥，Generalissimo）的英語簡寫。而現在的外國紀錄片都以Chiang Kai-shek作為他的英文名稱。
蔣介石的發跡可以說是始於黃埔軍校，他費盡心思想成為黃埔軍校的校長，經過種種努力最終他成功了，並且還成功地利用黃埔軍校把自己的事業推上高潮。因此，可以說蔣介石是黃埔軍校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聰明的投機者。
在陳炯明叛變後，蔣介石從上海趕到廣州，冒險登上永豐艦，護衛孫中山，率海軍與叛軍對抗，深得孫的好感。蔣介石頗有心計，不僅讓人拍下了孫中山坐在藤椅上、自己身著戎裝威武地站在孫中山身後的照片，而且事後還寫了一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書。
孫中山不僅為該書作序，稱蔣介石“日侍予側，而籌劃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並且還對外國記者說：“蔣某此來，不啻增加兩萬援軍也。”這也就成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嶄露頭角的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
正是蔣介石對孫中山表現得很忠誠，加上學習過軍事，有一點才能，得到了孫中山的完全信任，最後才當上了黃埔軍校的校長。
1924年5月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並允諾給予他辦軍校在人事與財政上更多的權力。廖仲愷亦於5月9日正式出任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代表，孫中山自兼軍校總理。
當時蔣介石的位置是在孫中山和廖仲愷之下的，名列第三。直至次年，孫、廖相繼辭世後，蔣介石才真正坐上黃埔軍校第一把交椅。
當上黃埔軍校的校長也預示著蔣介石即將走向自己人生權力的頂峰。可惜他並未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一切，最後敗掉了黃埔，也敗掉了自己的人生。
1949年後，蔣介石一直潛居台灣。1975年4月4日深夜，蔣介石在台灣病故時，當時正下著傾盆大雨。子夜11時30分，蔣介石的心跳逐漸微弱，心電圖上開始出現一條條不斷波動的直線。當日的醫療小組所寫的《病中日誌》上曾有如下記載：“至夜裏11時30分許，蔣公的雙眼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繼續施行。期間曾數次注入心髒刺激劑，最後乃不得不應用電極直接插入心髒的做法，刺激心髒，但是仍然無力回天……”11點50分，從士林官邸的中正樓內，忽然傳出一陣哭聲。蔣介石逝去。
蔣經國在他《病中日記》裏，曾作如下記載。他寫道：“4月4日：父親於夜11時50分，病逝於士林官邸。兒痛不欲生。……憶晨向父親請安之時，父親已起坐於輪椅，見兒至，父親麵帶笑容，兒心甚安。因兒已久未見父親笑容矣。父親並問及清明及張伯苓先生百歲誕辰之事。兒辭退時，父囑曰：‘你應好好多休息。’兒聆此言，心中忽有說不出的感觸。誰知這就是對兒之最後叮嚀。”
“黃埔慈母”廖仲愷
廖仲愷1878年4月12日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廖仲愷之童年時代，值中國清政府暮氣蕭瑟之際。其父廖竹賓雖遠離祖國，然其生活方式和習慣依然與國內士紳無異，對祖國心懷熱愛之情。對自己的子女，亦嚴格督促他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時時教育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故童年的廖仲愷一方麵在美國的學校中讀書，同時又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被送到當地私塾中去受中國文化的教育。自幼廖仲愷即深省“我們是中國人”。
1894年，廖竹賓於美國病故。秉乃父意願，廖仲愷偕母親和妹妹護送父親靈柩返歸祖國。1896年，廖仲愷赴香港皇仁書院讀書。
在港讀書期間，廖仲愷結識了何香凝女士。何香凝的父親何炳桓乃當時香港的一著名華商。二人結識不久，即彼此相愛，次年於廣州結婚。
1903年1月，何香凝變賣自己陪嫁珠寶首飾送廖仲愷東渡日本。三月之後，何香凝也踏海赴日。夫妻二人分別進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和女子師範學校學習。
在日期間，廖仲愷先後結識胡漢民、蘇曼殊、朱執信和馮自由等人，並在他們的影響下，漸生反清革命思想。是年9月，廖仲愷在東京結識孫中山先生。數日後，廖仲愷夫婦二人數訪孫中山，深為孫中山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的思想感動，表示自己願意參加革命，為拯救民族和國家之危亡貢獻力量。從此，廖仲愷正式參加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運動，成為革命運動的骨幹分子。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開幕。大會上，廖仲愷堅決擁護孫中山以三大政策的原則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全力支持國共合作。由於他積極支持孫中山的政策和主張，在國民黨改組工作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被後人稱譽為國共合作的急先鋒。
創立黃埔軍校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一項重大決策，而廖仲愷則是這項工作中最艱苦的開拓者和最大貢獻者。籌辦一所革命的軍官學校，一直是孫中山、廖仲愷夢寐以求的願望。
在廖仲愷盡心竭力的操勞下，軍校終於在6月16日正式開學。軍校辦起來後，最大的問題是財政極端困難。
軍校經費困難，造成人心不安，為了學校的穩定，廖仲愷出麵向師生保證：“經費由我負責，你們一心把軍校的學習和訓練辦好就是了。”這才使眾人思想安定下來。為解決軍校開辦經費，提供師生們衣食住行所需款項，廖仲愷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常常要在夜裏到滇係軍閥楊希閔煙床旁邊去等他簽字，然後才能領到錢送去黃埔軍校。師生們還以為他的經費來得很容易，其實，個中辛苦隻有他自己知道。
廖仲愷非常重視軍校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認為軍校的教育應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方針，政治教育應與軍事教育並重，並規定凡入軍校者必須加入中國國民黨。
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後，在廖仲愷的支持下，政治部自編大量通俗生動的輔助教材，教育學生養成愛國愛民的思想，發揚為主義而奮鬥、為主義而犧牲的精神，以提高學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誌。由於共產黨人在政治工作中發揮積極和有效的作用，從而保證了軍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廖仲愷還經常在百忙中抽時間到軍校演講，他作演講時，常常被軍校學生雷鳴般的掌聲所打斷。
1924年5月11日，在廖仲愷就任校黨代表後的第三天，他就到軍校作了首次報告，他說：“想救中國，隻有三件事：就要統一的組織，統一的意誌，統一的精神。卻是這三件事，須得從國民黨做起，尤其須從本校做起。如果這三件事做不成功，就是本校失敗。”
廖仲愷還注意引導學生積極參加革命實踐，使學生在鬥爭中增長才幹，經受血與火的嚴峻考驗。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黃埔軍校生參加了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而進行的平定商團及楊劉叛亂、東征陳炯明等戰役，並積極協助發展工農武裝。
當以陳廉伯為首的商團揚言罷市和擾亂治安時，廖仲愷調派黃埔學生軍進駐廣州，維持秩序。廣州商團武裝叛亂發生後，廖仲愷馬上將嚴重情況電告在韶關的孫中山，請孫中山回師戡亂。
1924年10月11日，孫中山指派廖仲愷、譚平山等6人組成革命委員會。10月12日，廖仲愷親赴韶關，同孫中山商討對付商團叛亂事。10月14日，孫中山又令廖仲愷為秘書，全力撲滅商團叛亂。同日，在廖仲愷等人的指揮下，黃埔學生軍與滇、湘、豫各軍兵分五路，對商團占據的廣州市西關實施包圍。10月15日，經過數小時的激戰，終於平定了商團叛亂。
黃埔軍校在政治、軍事上的勝利，是在廖仲愷臨危受命、不畏艱難，確保了軍校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前提下取得的。廖仲愷創建和發展黃埔軍校的功績，受到國共兩黨普遍的讚揚。共產黨人肯定他“為黃埔立了政治教育的模範，造就了許多革命的青年軍人”。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一年以來，學子成師，皆賴先生之殷勤訓誨，辛苦經營”。因而，“黃埔慈母”這個稱號，廖仲愷是當之無愧的。
蔣介石最恨的人：李濟深
李濟深於1885年出生於廣西蒼梧，原名濟琛，字任潮，中國著名民主主義革命家。早年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曾留學日本。
黃埔軍校成立後，擁有豐富軍事經驗和理論知識的李濟深被委任為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之後還一度升任為副校長。
軍校建立之初麵臨重重困難，人力、物力和財力都十分匱乏。當時，李濟深深具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軍事家非凡的戰略眼光，深知辦軍校的意義重大，傾盡心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一方麵借鑒“西江陸海軍講武堂”的辦學經驗，對創辦黃埔軍校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建議；另一方麵又從他的第一師提取了現款3萬元，調出槍支200餘支，子彈3萬發交給軍校，使籌備工作順利開展。
在解決軍校幹部奇缺的問題上，李濟深更是慷慨相助，把自己身邊的骨幹鄧演達、陳誠、錢大鈞等人委派去擔任軍校教練、教官，為軍校提供了雄厚的師資力量，又從“西江陸海軍講武堂”輸送了大批人員去擔任學生隊班長，使黃埔軍校教學工作有序展開，隻要是軍校所需要的，李濟深都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給予支持。經過各方麵不懈的努力，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李濟深先生被任命為軍校教練部主任，1926年5月，任軍校副校長。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內各派係之間鬥爭愈演愈烈。在李濟深、馮玉祥等人的呼籲下，以推翻奉係張作霖北京政府為目標的第二次北伐被提上議程。192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為阻擾北伐炮擊濟南城，製造了打死打傷中國軍民數千人的震驚世界的“濟南慘案”。麵對日軍的威脅，蔣介石猶豫了，他下令將國民黨軍隊撤出濟南，僅留兩個團駐守。後來，更是提出放棄北伐，與奉張劃區分治南北中國的主張。
這一主張立即遭到李濟深等人的堅決反對，在他們的強烈支持之下，北伐軍最終繞過濟南繼續北上，勢如破竹般抵達京津附近，張作霖在逃離北京途中，於皇姑屯被日軍埋設的炸彈炸死。此後，北伐軍順利占領北京、天津，張作霖北洋軍閥政府被推翻，統治中國長達16年的北洋軍閥政權徹底覆滅。
1929年，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發動了反蔣戰爭（即蔣桂戰爭）。李濟深親自到南京與蔣介石會麵，希望能通過談判解決一切衝突。但蔣介石認為李濟深是桂係的“首領”，暗中支持桂係反蔣。
3月21日，蔣介石向李濟深發出邀請，約他赴蔣公館參加晚宴。李濟深的兒子李沛金在回憶錄中記載：當天下午，蔣介石還連打了3次電話催請李濟深。李濟深明知這可能是鴻門宴，但考慮到大局為重，他還是如約前往，蔣的助手領著李濟深進入內廳，連他隨身帶的公文包也收走。蔣稱李濟深和敵人勾結，犯了“叛國罪”，隨後派人將他帶走，送往距離南京西郊20英裏的湯山官員招待所。同時，蔣介石暗中向桂係下達“討伐令”，給李宗仁、白崇禧來了個攻其不備，並由國民黨中央宣布永遠開除李宗仁、李濟深和白崇禧的黨籍。
在湯山的那段時間裏，李濟深由蔣介石的警衛團看管，任何人要見他都必須經過團部允許。每天的活動就是下圍棋、習書法、寫詩。一個昔日運籌帷幄、日理萬機的大員，突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李濟深心中充滿失望和憤恨，他在題為《湯山抒懷》的絕句中寫道：“丟了將軍印，問渠何所之？湯山容憩影，獨坐靜敲棋。”這首詩中並沒有點明他為什麼丟了將軍印，但這個問號卻含蓄地表達出他內心複雜的情緒。直到1931年，在失去了兩年的自由後，國民黨政府才真正恢複了李濟深的行動自由。
1932年5月，李濟深被任命為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坐鎮蚌埠，他委派黃埔進步學生劉廣、秦湘溥、曾致祖三人為上校參議，並委派他們外出視察工作，蔣介石深為提防，他們三人在武漢時，蔣介石特務組織“藍衣社”武漢小組將他們秘密逮捕並殺害。
李濟深獲悉後，寫下長信痛罵蔣介石，並憤然與蔣絕交，然後辭職不幹。不久李濟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開反蔣的道路，即“福建事變”。
1932年12月8日，日本發動淞滬事變，在李濟深的支持下，其老部下蔣光鼐和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不顧蔣介石不抵抗政策，奮起抗擊日軍，迫使敵軍三易主帥，但蔣介石卻暗地裏下令阻止張學良東北義勇軍入關支援，最終導致十九路軍腹背受敵，傷亡慘重，被迫從上海後撤。
蔣介石的種種行徑，讓李濟深一次次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否能真正捍衛民族的獨立和自主，充滿深深懷疑和失望。不久，他寫下一封長信痛罵蔣介石，並宣布與其絕交，之後他回到廣州，開始了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活動。
1933年10月，蔣介石再一次將李濟深“永遠開除黨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濟深、陳銘樞 、蔡廷鍇 、蔣光鼐 為領導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濟深被推舉為主席。
在事變期間，李濟深、陳銘樞曾通過蔡廷鍇，派人至閩西前線與紅軍商談合作反蔣抗日的事宜。當時，雙方代表共同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但“左”傾路線執行者王明認為李濟深是“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機”，因而雙方未能實現合作。蔣介石趁機重兵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個月內就失敗了。後來，毛澤東評論此事，認為中共是“痛失良機，良機痛失”。
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李濟深為主席。
“十九路軍那撥人，有黃埔軍校100多人，有好多愛國青年，比如暗殺汪精衛的王亞樵 。很多是純粹的愛國青年，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他們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敗後他們自然轉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說。
那時中共中央也派潘漢年、宣俠父、胡蘭畦等到香港推動和支持他們的革命活動。李筱桐介紹說，“父親與宣俠父有黃埔軍校的師生之誼。這段時間，父親還重用宣俠父為秘書。”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李濟深向全國通電反對內戰，分別致信宋慶齡、何香凝、張群和吳稚暉，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李濟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張的“逼蔣抗日”。“父親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就主動上廬山和同是民主派的馮玉祥一起找蔣介石麵談，說蔣介石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地位與蔣介石對峙；如蔣介石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委任李濟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委。“新四軍成立後，父親希望將‘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所聯係的地方武裝，編入新四軍戰鬥行列，參加抗戰。他派李任夫與葉挺軍長接洽，葉挺十分歡迎，當即將表冊等送軍政部轉蔣介石核示，結果被拒絕了。”
1938年8月，抗戰形勢日趨嚴峻，李濟深等人發表宣言，號召盟員擁護政府，抗戰到底。李筱桐說：“雖然蔣介石軟禁過他，通緝過他，暗殺過他，但是他不計私怨，處處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他重新製定了大同盟的綱領，反蔣抗日變成了逼蔣抗日。共同抗日的時候，他自動服從蔣主席的命令，把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1940年，李濟深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
在1943年底，蔣介石撤銷了桂林辦公廳，並將李濟深調往重慶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李濟深拒絕。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徹底絕望的李濟深留下一封長達19頁的萬言書，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
1947年2月，李濟深一家遷往香港。此時他已公開打出反蔣旗幟。他在3月9日的《華商報》上發表一篇名為《對時局意見》的長文，提出七項政治主張。該文見諸報端之後，在國內外激起千層浪，蔣介石大為光火，再次宣布開除李濟深的國民黨黨籍。這已是第三次開除李濟深的黨籍，李濟深卻僅僅一笑置之。從1947年開始，蔣介石就數次組織人暗殺李濟深。1952年，甚至有特務提著汽油到李濟深家放火燒房子。
鐵血丹心鄧演達
1931年11月29日，傍晚。一輛囚車被兩輛軍車一前一後護衛著，從南京富貴山炮台廢墟中衝出夜色，向湯山方向開去。車隊通過衛崗，經過白水橋，出麒麟門，直抵沙子崗後猛然刹車。囚車駕駛室裏跳下全副武裝的一個人，他本是黃埔一期生、已任蔣介石衛隊長的王世和。王世和打開囚車門，對裏麵的囚犯詭秘地笑笑說：老師，車拋錨了，請先下車吧！
囚犯剛走出車門，迎頭便是一陣槍聲，子彈如暴雨傾瀉在他魁梧的身軀上……
一代英傑鄧演達，就這樣慘遭殺害，時年36歲。
鄧演達（字擇生），1895年3月出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的一個貧寒家庭。當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華南沿海地區蓬勃興起，鄧演達8歲就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做革命黨人姚雨平的交通員，14歲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受到時任校長鄧鏗的器重，親自介紹他加入同盟會，先後參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後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在粵從軍，並一直追隨孫中山先生南征北討，孫中山授予他大元帥府少將參軍職務。
1924年初，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下令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鄧演達被任命為籌委之一。
軍校選擇在黃埔島原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舊址上。參與籌建的鄧演達對這塊地方並不陌生，他15年前就曾在這裏學習過，但眼前的舊址早已荒廢，昔日盛況已蕩然無存，遍地雜草叢生。鄧演達率領同事們立即投入緊張的修葺重建工作，經過艱苦勞動，終於使這裏煥然一新。緊跟著，他又不辭勞苦，奔赴上海，物色軍校管理人才，招收學生，同時還要遵照孫中山、廖仲愷兩位先生的指示，親往浙江奉化勸說正在鬧“情緒”的蔣介石回粵辦軍校。
黃埔軍校正式籌辦起來後，鄧演達先後任教練部副主任、代主任，學生總隊長、教育長等職。他遵循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並舉的教育方針，嚴格要求學生，對違紀行為不遷就不姑息，但也從不以權壓人，對持不同見解的學生耐心說服，諄諄教誨。他時常與學生一道跑步出操，一道吃飯。每次參加全校大會，他都是正襟危坐，始終保持軍人儀表，處處以身作則，因此在軍校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學生奉為崇拜的偶像。
自辛亥革命以後，鄧演達與蔣介石都是在軍事上輔佐孫中山的風雲人物，但真正在一起共事則始於黃埔軍校。盡管二人工作關係非常密切，但私人感情很差。期間，鄧因不滿蔣重用“最為人所不齒的王柏齡”和目睹“個個垂涎做官”的壞風氣，而離開黃埔赴德國留學近一年；又因批評蔣製造“中山艦事件”，被蔣借故調任潮州分校教育長。北伐開始後，已獨攬黨政軍大權、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需要廣攬人才，為其所用，於是委任鄧演達為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親臨北伐前線，從長沙打到武漢，身先士卒，不怕犧牲，很得蔣介石的器重，讓鄧兼任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在武漢行使總司令職權。
北伐軍攻克武漢後，革命勢力進至長江流域。黃埔生在北伐軍中的骨幹作用使鄧演達對軍校的創辦情有獨鍾。
為培養更多的政工人員，深入民眾中去發動組織民眾，鄧演達決定在武漢創辦政治訓練班。他以總政治部的名義任命富有政工經驗的共產黨人包惠僧為政治訓練班籌備處主任。
在鄧演達的親自勘查下，訓練班校址最終選定在武昌兩湖書院。鄧演達領導政訓班籌備處的成員，發揚創辦黃埔校本部艱苦創業的革命精神，用不足兩萬元的修繕費，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把因逢戰亂已成荒蕪的校舍修好，使從廣州黃埔校本部遷到武漢的第五期政治科學生能及時住進新校舍。
由於革命中心的轉移，此時全國各地革命青年雲集武漢，紛紛要求參加革命，光一個政治訓練班根本不能適應需要。鄧演達審時度勢，立即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將政訓班易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擴大招生。鄧演達重新起草了軍校的教育綱要，另行組織了新的招考委員會，其委員包括有郭沫若、王法勤、董必武、陳公博、包惠僧等人，鄧演達自任主席，大批共產黨人如惲代英、李富春、陳潭秋、李達、項英、周恩來、蔡暢、施存統等均被聘為政治教官或被委以重任。
武漢分校共辦兩期。其中第六期是在武漢招收的，初試生共6000餘人，複試生共4000餘人。考試的科目：初試有三民主義、國文、數學、中外史地、博物、理化；複試有國文、黨的知識與政治常識，檢查身體。先後初試複試各5次，由此可見考試之嚴格。第六期學員共設11個中隊和一個學兵團，其中有3個是女生中隊，這在當時的中國軍校是破天荒的，也是黃埔軍校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她們中的不少人，有的後來成為喋血沙場的革命先烈，如胡筠、遊曦等；有的成為難得的紅軍女將，如危拱之、張瑞華等；有的成為著名的抗日英雄，如趙一曼等。她們如同聖潔的革命之花，開遍祖國的大地。
1926年秋，北伐軍攻克武漢、南昌後，鑒於形勢的發展，蔣介石先後兩次電告廣州，要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速遷武漢。等到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第一批委員已到武漢，並開始以黨政臨時聯席會議形式行使最高職權時，蔣為了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置於他的控製之下，又提出遷都南昌，並截留了途經南昌到武漢的第二批委員。蔣介石出爾反爾，遭到武漢方麵的強烈反對，鄧演達對蔣也深感不滿，多次做蔣的工作，反複向蔣說明遷都武漢的理由，勸蔣服從由他提議的中央政治會議作出遷都武漢的決定，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
鄧演達與蔣介石共事近兩年，深知蔣的為人，通過遷都之爭，進一步覺察到蔣介石正加緊背叛革命的行徑，他積極撰寫文章，在武漢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說，對蔣介石分裂革命、實行封建獨裁進行了揭露和鬥爭。1927年3月，蔣介石派親信曾擴情到武漢活動，勸說鄧演達放棄反蔣主張，並以由鄧出任總司令部參謀長要職來作誘餌。鄧當即表示：“當與不當參謀長，無關輕重得失，照蔣這樣領導革命，永久不會成功。”
1927年7月上旬，鄧演達目睹汪精衛集團緊步蔣介石反革命後塵，憤然離開武漢，同年10月到達莫斯科，與先抵達莫斯科的宋慶齡、陳友仁等商量，決定成立臨時性的革命領導機關——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1月1日發表由鄧起草的《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號召革命的國民黨人去團結領導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眾，向一切反動仇敵進攻，直到完全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12月鄧演達離開莫斯科赴德國柏林，然後開始對西歐、近東、中東和印度各國進行學習考察，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國，隱居於上海，在譚平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上，籌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同年8月9日，臨時行動委員會召開全國幹部會議，通過了由鄧起草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以鄧演達為總幹事的中央幹事會，並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分支機構。
為了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鄧演達積極進行組織策劃和宣傳輿論工作。他發起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以上海為中心，在北平、武漢等地設分會。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十八軍的羅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以及西北軍的楊虎城、鄧寶珊都參加進來，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鄧演達還多次發表文章，淋漓盡致地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本質。鄧演達一係列活動，引起蔣介石的極大恐慌，蔣布置特務打手搜捕他。
1931年8月中旬，鄧演達前往江西準備策劃起義的準備，臨行前去看望臥病在床的朱蘊山，對朱說：“我要穿草鞋去行動了，請你留守上海代我負責。”朱十分擔心鄧的安全，對鄧說：“外麵風聲很緊，你要警惕，倘有失處，瓦解全局。”鄧回答說：“現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隻有置之度外。”朱允諾負責留守。誰知未過三日，在蔣介石的重金收買下，叛徒陳敬齋密告鄧演達行蹤，鄧旋即被捕。
8月18日上午九時半，租界當局將鄧演達等人押至上海高等法院第一刑庭進行審訊，由庭長宋源和褚、葉二推事升坐提審。
宋源問鄧：你是不是第三黨領袖？
鄧答：是。
宋又追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分子，你為什麼要反對政府？
鄧慷慨激昂：我不是共產黨人，但我要革命。蔣介石背叛三民主義，投降帝國主義，我們要恢複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建立農工平民政權。
宋源驚慌失措，草草收場，宣布把鄧等人引渡給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
鄧演達被捕的當天，正在南昌指揮對朱毛紅軍第三次“圍剿”的蔣介石，飛往上海，他要王懋功、張群盡快把鄧解往南京，並對鄧案批示：“煽惑軍人，擾亂邦家。”此時，蔣介石也並未下定決心要殺鄧演達，他認為鄧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酌情做鄧的工作。又派身邊的南昌行營黨務指導處處長段錫朋，以私人關係找到鄧的助手，迂回做工作；同時又授意王柏齡，勸鄧出麵調解寧粵衝突，並許以中央黨部秘書長或參謀總長之要職，均一一為鄧所拒絕。
鄧演達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一些黃埔學生積極營救。國民黨中央教導總隊黃埔生鄧克敏、張濤等組織武裝劫獄，事敗被通緝。黃埔生許源國利用親信衛兵一個班，在值班期間負責營救，並籌集5萬元作為安置他們家屬的經費。正準備就緒，蔣介石突然將鄧演達由陸軍監獄轉移到紫金山麓一個廢墟的茅屋裏，斷絕鄧與外界的聯係，使營救計劃落空。又有不少的黃埔生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釋放鄧演達，遭到蔣的拒絕。最後，文中開始的那一幕，終於無可挽回地上演了。
最能讓蔣介石“聽話”的人：戴季陶
在國民黨中，戴季陶是一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做孫中山的秘書達12年之久。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積極參加西山會議派的反共活動，是國民黨內的“理論家”。
假如要在20世紀的中國尋找一個最懂日本的人，這個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屬。
1905年，年僅14歲的戴季陶赴日留學，此前的經曆用他的一首詩描述，是“六歲學吟詩，十歲五經畢，十二至十三，廢經讀翻譯，十四任助教，十五事遊曆”。這是一個少年神童的形象。四年的留日，造就了一個真正的“日本通”，其日語之地道，到了“在隔壁房間裏聽不出是中國留學生”的程度，連日本人都甘拜下風。
1912年9月，戴季陶被孫中山任為隨從秘書，直到1925年3月孫逝世,期間“幾乎無役不隨”。戴季陶做過12年半的孫中山的秘書，可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與器重，以及他對孫中山的忠誠。
戴季陶自己常說：“餘於同盟會同誌中為後輩。”但由於他年輕有才華，辦事幹練，很得孫中山的賞識。
成為孫中山的心腹秘書後， 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關係的最前沿，成為當時中日關係一個樞紐式的人物，孫中山、蔣介石與日本政界的交涉，都要通過他的傳達執行。日本政壇的內幕，他如數家珍。戴季陶曾自信自己是當時中國“惟一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這並非虛言。
戴季陶不僅長得儀表堂堂，而且很愛整潔，穿著整齊。這就是長期在孫中山身邊工作養成的。孫中山對自己身邊工作的秘書和部下的儀容要求很嚴格。據戴季陶所述，孫中山對於他們平日的一切生活行動，哪怕是最細微、最瑣碎的事情，都特別注意。他經常告誡身邊那些不修邊幅的人，如果儀容不整，就會給客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足以影響談事情的結果。經過多年的訓練，戴季陶就很講究，常給人風度翩翩的印象。
1924年黃埔軍校開學，戴季陶雖然榮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並無具體的工作實施計劃，不僅如此，開學僅一個多月，他就在黃埔軍校內神秘失蹤，轟動全校。據記載：“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為和張繼、謝持為爭執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事起衝突，憤然離了黃埔軍校到上海去了。因此，中間好幾個月政治部沒有主任。但當時政治部隻有兩位擔任記錄的書記，本無具體的組織，所以雖然沒有主任，每星期有人來演講，也還是一樣。”
戴季陶的神秘失蹤，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當時的情緒有關。這既與他當時的經曆有關，也與他與張繼、謝持等人的衝突不無關係。
戴季陶自己曾談及從四川回來後兩年中的生活：“近兩年當中，所有遭運，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是我願意做而做的，沒有一句話願意講而講的，沒有一篇文章是願意寫而寫出來的。都是在不得已境遇隨著命運的支配，和曆史的感情，無精打采地做了下去。所以隨時都是走了一步懶一步，和一天煩惱一天，我的思想從此時起，隻有回頭的感情，沒有向前的勇氣。”
這種狀態下的戴季陶，自然無心處理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工作，遭受挫折後“臨陣脫逃”也是情理之中。從其與張繼、謝持等人的關係來看，雖然戴季陶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又倍受器重，但他年輕氣盛，並非國民黨內的元老級人物；而其結拜兄弟蔣介石當時還未成氣候，所以很多人不把戴季陶放在眼裏。
同時，從對國共合作的態度來看，戴季陶雖然內心並不完全讚成國共合作，但受其早期思想的影響，與毛澤東、蕭楚女等人的關係也不錯，此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職的戴季陶，在公開場合講話時，他為了表示對國共合作的誠意，總要說上幾句革命的詞句，喊幾句革命的口號，有時甚至還寫幾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對聯。這些使其遭到國民黨右派的怨恨和排擠，甚至與國民黨監察委員、老右派張繼大打出手。但戴季陶打不過張繼，臉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卻又奈何不得他。戴當場大哭，越想越委屈，一出門便上了去上海的船，不辭而別。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戴季陶先後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籌備委員及教務主任、中央執委常務委員、宣傳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府委員、考試院長等重要職務。
戴季陶是蔣介石的忠實支持者，二人關係非同一般，既是浙江同鄉，又是日本留學同學。在“二次革命”中，二人同生死、共患難，結下了深厚感情。
戴季陶對蔣介石非常推崇。1934年1月6日，戴季陶給蔣的信中說：“現在世界大變，當前中國所賴者，唯有吾兄。”而蔣對戴也很信任與賞識。因此在很多時候，蔣介石都極力把戴安排到重要的職位上。
1926年8月7日，蔣介石任命戴為中山大學校長，作為培養自己勢力的陣地。在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製定的策略都幾乎要與戴季陶商量，而且對於他的意見大都采納。1935年2月，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福建被逮捕，蔣介石征求意見時，戴季陶主張殺，而蔡元培等則營救，但蔣最後聽了戴的意見。
在政治上戴與蔣共進退。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反蔣派的逼迫下辭職，於是戴季陶也提出辭職。而1932年3月8日蔣複職後，戴季陶也出來任職。戴對蔣有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觀念。由此看來，1949年他在廣州自殺，可能有“殉友”的成分。
為了幫助蔣介石，戴季陶極力在思想上為蔣的行為製造一個理論。出於現實需要，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戴季陶便將孫中山與孔子相提並論，鼓吹傳統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把孫中山思想中革命的內容去掉，附會於封建主義的忠孝道德。這一點正是迎合了蔣介石的軍事與政治需要。蔣在黃埔軍校時就將《曾文正公家書》、《曾胡治兵語錄》等放在枕邊熟讀，並印發給軍校學生，可見蔣戴思想上的一致。對於戴革命立場的喪失，宋慶齡曾當麵指責他“已經不再是熱衷於革命、正義與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地位合法化，迫不及待地召開“行憲國大”，並於1947年6月13日正式成立“選舉總事務所”。蔣介石的做法遭到國民黨內一部分人的反對。但蔣一意孤行，在進行了匆忙準備後於1948年3月29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大”，會上圍繞總統、副總統選舉。國民黨內各派係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鬧得烏煙瘴氣。
雖然戴季陶對蔣的做法不盡讚同，但還是本著“忠”的觀念為蔣效力。在總統選舉時，大家亂哄哄地爭論，戴季陶看到局麵不利於蔣，於是以元老的身份登台發言，訓斥反對派。戴一表態，使擁蔣派就占了絕對優勢，於是蔣介石“順利”當選總統。
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就任總統之職，戴季陶遂提出辭職申請。本來與蔣共進退的戴為什麼要提出辭職不幹呢？一是1947年1月1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未將公職候選人考試列於憲法上，這樣一來，戴當考試院長就無事可做了；二是他和蔣的情分已到了盡頭，幾十年來，他對蔣忠心耿耿，但蔣往往不能體諒他的苦衷。戴曾對另一個拜把兄弟金誦盤訴苦說：“真是做人難啊，幫他幹吧，沒法合作。不幫他做吧，還要顧及他的麵子。”
戴季陶在1948年的總統選舉中，力挽狂瀾幫助蔣介石當上了總統，當時蔣介石也很感激這位結拜兄弟。但到了1949年1月21日局麵難以控製，蔣介石再次被迫下野的時候，居然說了氣話：“去年我在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出不擔任總統的職務，但黨內同誌尤以一些老同誌堅持反對，一定要我擔任總統，結果因副總統的競選問題，弄得黨內意見分歧，離心離德，對內對外，都受到很大影響。現在我擺脫了國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後可以總裁身份就重大政策問題發表意見,反而要好得多。”這裏說的“老同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戴季陶等人，這就令戴感到很寒心。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對當時已經患有抑鬱的戴季陶影響極大。他與陳布雷多年好友，一起輔佐蔣介石，披肝瀝膽，現在陳死了，戴痛哭地說：“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總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
1949年2月11日晚上，戴季陶去看望了住在一起的於右任，回到家，他站在院子裏抬頭看到星星，自言自語地說：“看樣子，明天可以飛回成都了!”這天夜裏，他吞服了過量的安眠藥。早上近8點時，當仆人推開戴的臥室一看，戴已僵臥在床，奄奄一息了。
值得重視的敵人：陳立夫
陳立夫，浙江人，名祖燕，號立夫。陳果夫之弟。其二叔陳英士(陳其美)於辛亥革命初期與黃興同為孫中山的左右股肱，與蔣介石關係密切。
1917年，陳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1925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采礦學碩士學位。就在陳立夫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采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陳立夫的誌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陳立夫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引為終生憾事。
1926年4月底，陳果夫和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陳立夫應蔣介石之邀前往廣州。陳立夫的到來，讓蔣介石喜出望外，他當即安排把陳立夫留在身邊，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機要秘書，參與機密事宜。
陳立夫知道蔣介石的暴躁脾氣，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職務前他就對蔣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裏，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蔣介石一諾千金，令人稱奇。不過在抗戰期間，蔣介石斥責過陳立夫一次。1942年，陳立夫自行組織工礦銀行，並自任董事長。對此，蔣介石大為震怒，斥責陳立夫說：“以一教育長而與士商經辦銀行，風紀何在？”即使麵對胡適這樣的大學者，蔣介石到台灣後，表麵上對胡適彬彬有禮，禮遇有加，但在日記中常罵胡適“卑鄙小人”、“買辦”之類的毒語。一句“風紀何在”，對陳立夫的斥責算得上禮貌了。
1926年初，在軍費分配和出師北伐等重大問題上，蔣介石與蘇聯顧問季山嘉以及當時國民黨的頭號人物汪精衛發生嚴重分歧。蔣欲以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兩職相挾，但汪精衛對此愛答不理。羞怒之下，蔣介石決定帶著陳立夫離開廣州。
正當他們乘車前往碼頭的途中，陳立夫忍不住問蔣介石：“校長，為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麼我們不幹一下？”陳的話打動了蔣介石，他折回公館，召集親信，密謀反擊。
3月18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扣留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還派兵包圍了蘇聯顧問團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
“中山艦事件”既打擊了中共的勢力，也降低了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等的威信。陳立夫在整個“中山艦”事件中表現出的堅毅、忠誠、多謀，深得蔣介石讚賞。
北伐開始後，陳立夫被提拔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秘書兼機要科長，主管整個秘書處的工作。從此，他便長期跟隨蔣介石，參與重大事情的策劃謀略，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主要幹將。
1930年，陳立夫從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中挑選了20人，並以這20名特工人員為基礎，成立了特務工作總部(簡稱特工總部)，由陳氏兄弟的表弟、陳立夫在美國匹茨堡大學時的同學徐恩曾擔任主任。特工總部是一個完全秘密的組織，它不屬於國民黨的任何黨政部門，在國民黨的各種組織條例中也沒有這個名稱。它對外活動從不用“總部”的名義，而是用化名或代號。陳氏兄弟賦予該部門有對特務的生殺大權，被稱為“特務中的特務”。
中統給中共組織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領導機關被先後破壞14次，被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計24800人，其中曆屆中共中央總書記3人(向忠發、陳獨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員40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計8199人，一般幹部和黨員計15765人。
瞿秋白、羅亦農、彭湃、惲代英等一批中共領袖犧牲。中共在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致使中共中央機關不得不遷往中央蘇區。
陳立夫主持調查科的時間不長，便被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兼國民複興委員會秘書長。在他離任後，仍提拔和安排其親信張道藩、吳大鈞、葉秀峰、徐恩曾等先後出任調查科科長，牢牢把握中統大權。
國民黨兵敗大陸後，蔣介石將國民黨的失敗歸罪於陳氏兄弟，認為是二陳操縱黨務，培植CC派係統，導致黨內派係重重，矛盾迭出。二陳搞特務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導致了他的失敗。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複職後，開始著手收拾殘局，苦心經營台灣。他另起爐灶，對國民黨的人事布局進行大幅度調整，大力扶持蔣經國和陳誠的勢力，為未來蔣經國接班鋪墊。在這種情況下，掌握國民黨黨務和特務大權的陳氏兄弟的勢力被徹底清洗。新成立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取代了原中統和軍統的一切業務。
在蔣介石新的人事安排中，均沒有陳氏兄弟的份。從此，二陳結束了輝煌的政治生涯，他們所領導的CC派也淪為曆史名詞。 1950年8月4日，陳立夫潸然告別父、兄，偕夫人及子女飛往美國。
一年之後的1951年8月25日，陳果夫溘然長逝，終年61歲。遠在美國的陳立夫隻能灑淚遙祭。
流落異鄉的陳立夫起初與曾擔任過《申報》總編輯的潘公展、擔任過《中央日報》總編輯的賴璉等一些故舊和CC派人物，合辦《華美日報》。但由於報紙的發行量有限，沒有多少經濟收入，陳立夫隻得又與友人一起開辦了養雞場和食品廠。50多歲的陳立夫為了節省運費，買了一輛二手汽車，親自駕車到附近銷售雞蛋。
1966年10月，陳立夫受蔣經國之邀回台灣參加蔣介石80壽辰。生日慶典後，蔣介石還專門邀請陳立夫到慈湖寓所住了一晚，並提出希望他回台灣居住。蔣介石誠懇地說：“果夫去了，我必須為你負責，否則，百年之後，我何顏麵重見英士先賢。”
三年之後，1969年4月，陳立夫正式回台灣居住，結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蔣經國拉著陳立夫的手，跪在蔣介石靈柩旁哭泣：“我已失去父親矣，你是我惟一的哥哥，以後務請你多扶助！”蔣經國十分尊重陳立夫，對陳總是執晚輩之禮，甚至與陳分享別人饋贈的食品。政府的重要人事決定以及重要政策實行，必然先征求陳立夫的意見。他對陳立夫的各種文化活動，也是全力支持。
2001年2月8日，陳立夫在台中逝世，享年102歲。公祭後，陳立夫被安葬於台北郊外觀音山陳家墓地，這裏安葬著他的父親陳其業、長兄陳果夫、夫人孫祿卿等親人。
第五章
共產黨係的黃埔教官們
風雨不倒周恩來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原籍浙江紹興。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少年周恩來進天津南開中學學習。1917年留學日本。1920年至1924年，周恩來先後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1924年8月，周恩來從巴黎回國進入黃埔軍校任教。
周恩來能進入黃埔軍校是由張申府推薦的。張申府與周恩來相識於1920年。張申府到巴黎後，與先期抵達的周恩來重逢，兩人經常一起聊天，在互相尊重中建立了私人感情。1921年春，23歲的周恩來經張申府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8個發起組織之一的巴黎小組成員。
接到張申府的信後，時在法國的周恩來很快回信，表示願意回來。張申府將此事報告廖仲愷，廖二話不說，立即答應寄路費。
1924年9月初，周恩來抵達廣州。他對黃埔軍校表現出極大熱情，黃埔一期生劉天回憶說，周恩來到廣東之前，“在共產黨內的地位，還隻是一個地方幹部而不是中央幹部。但他是很聰明的，他看到了黃埔軍校在革命過程中的重要”。周恩來以極大的熱忱投入黃埔軍校的工作。
出任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對26歲的周恩來來說，責任很重，而且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工作。但他以旺盛的革命鬥誌，熾熱的愛國熱情，忘我的工作態度開創了政治工作的新局麵。
首先，周恩來建立起政治部的工作秩序和工作製度。設立指導、編纂、秘書三股，並選調黃埔一期的共產黨員擔任各股主任。規定工作細則，進行相關調查，出版《軍事政治月刊》、《革命軍》、《黃埔潮》等。其次，周恩來又加強對軍校學生的政治教育，讓學員明白為什麼要革命，以及革命中的軍民關係的問題。第三，指導新成立的校軍教導團的政治工作；第四，指導建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聯合除黃埔軍校的粵軍講武學校、桂軍軍官學校、滇軍軍官學校、軍用飛機學校等軍事學校。
1925年2月1日，聯合會舉行成立大會，聯合會以蔣先雲為負責人並出版機關刊物《中國軍人》。到4月底，會員已發展到2000多人。
時任政治部指導股主任的王逸常回憶說：“從此以後，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就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周恩來同誌每日除了用少量時間瀏覽我們為他準備的報紙剪輯，工作日記，批閱來往函件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找人談話和抓工作落實上。他思考事物周密，處理問題敏捷，原則性和靈活性掌握適度。他經辦的事沒有不水到渠成的。”
周恩來的政治部工作進行沒多久，革命的麻煩就來了。
1925年軍閥陳炯明圖謀進犯廣州。2月1日，孫中山的大元帥府發令討伐陳炯明，第一次東征開始。而周恩來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也隨軍東征了。
在出發之日，政治部即印發《敬告士兵同誌們》的傳單。在各團、營、連，除軍事指揮員外都設有黨代表，負責行軍和作戰時的政治工作。這是中國革命軍隊中首次加入了政治工作，是周恩來的一項偉大創舉。
抗戰時期，毛澤東談起大革命中的軍隊時說：“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製度是中國曆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製度使軍隊一新其麵目。”
在東征過程中，校軍一律頸係紅巾，軍服整齊。軍校政治部提出：不蠻橫無理拉夫役；付價購物，不用軍用券；保障人民。《愛民歌》中唱道：“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田間鴨和雞。”政治部還發布《告百粵父老兄弟姊妹》書，宣布：“有違反我們宣告的行為者，請不必客氣，具實向我們的官長報告，定必依法懲辦。”校軍的所作所為，使人耳目一新。
當時的《商報》在3月27日有一篇報道說：“行軍所至不擾民間一草一木，老嫗婦孺，喜而擠觀。雞犬不驚，商市安堵。入夜無公家空房，則紮篷營露宿。東江人民父老，謂民國以來僅此次所見，乃是真正革命軍，真正衛國保民之革命軍。”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革命政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穩固，但陳炯明部隊在第一次東征被擊潰後，退到福建邊界，得到香港英帝國主義和北洋段祺瑞政府的援助，再次企圖奪取廣州。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再次東征。
這次東征全由黃埔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進行的。周恩來此時兼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接著又任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
東征的關鍵之戰，惠州戰役時，部隊傷亡很大，周恩來在前線觀察地形後，與蘇聯顧問提出新的攻城方案，為指揮部所采納。於是先用炮兵進行麵的轟擊，摧毀敵人設在城牆上的重機槍陣地並打開一處城牆缺口。周恩來“又以黨的名義，密令共產黨員組織敢死隊”。團黨代表蔣先雲率領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敢死隊強行登城，終於在14日攻克惠州，取得第二次東征的決定性的勝利，敵人的主力被殲滅了。然後，何應欽、周恩來率領部隊從惠州出發，20日到赤石，22日攻克海豐，26日占河婆，27日至30日同陳炯明的林虎、洪兆麟等部萬餘人在華陽、河婆一帶決戰擊敗洪兆麟部，殲滅了林虎主力，隨後，進駐揭陽、汕頭。收複東江各地，一路順利。11月，又進入福建追殲陳炯明殘部，在永定、平和一帶全殲逃敵，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陳炯明從此沒有能東山再起。
第二次東征，軍事時期的地方行政事務，事實上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已經管起來了，所以，周恩來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是這一事實的延續。
周恩來在東江主政，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關心人民群眾，把群眾觀點運用於政權建設，他公開宣稱：“共產黨必須站在工農群眾方麵，為解除他們的痛苦奮鬥到底。”通過演講宣傳、辦學習班等，培養工農運動骨幹，教育他們要把“民族間的一切仇恨集中於帝國主義”，為爭取“自己的生活”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
1926年2、3月間，周恩來親自主持了東江各屬行政會議，目的是要“為人民實行參與革命政治”。在回憶閉幕宣言上，還特意寫上“東江人民萬歲”的口號。
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周恩來在東江革新政治。新的行政公署設秘書長一人，下設三科辦事，從秘書長、委員隨從書記、科長、科員到司書，共31人。徹查了一批賣官鬻爵的縣長，並提議槍決了私任官吏的潮梅軍副長官楊占鼇。當時報紙稱讚周恩來“給利令智昏的貪官們以巨大懲創”。
黃埔時期，周恩來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幾次經曆危險。
第一次就在1925年6月。5月30日，上海學生和其他各界群眾舉行反帝遊行，租界巡捕開槍鎮壓，死十多人，釀成“五卅”慘案。全國各大城市由此掀起反帝大風暴。6月23日，廣州各界群眾舉行反帝遊行，隊伍四人一排，周恩來走在第一排，沿途高呼口號，情緒激昂，遊行隊伍經過沙基時，在沙麵的英軍突然向遊行隊伍開槍，在機槍掃射下，當場死亡一百多人，受傷幾百。周恩來左右兩邊的人都被打死了，而他幸免於難。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否則，中國近代史就要改寫了。
8月初，鄧穎超從天津調到廣東工作，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8月8日，他們在廣州結婚。婚後沒幾天，廖仲愷遇刺身亡。鄧穎超曾經講過這段曆史，她說：“周恩來一知道就出去了。兩天兩夜沒回家。回來時周恩來穿著他唯一的那套西服，背上一片血跡。後來才知道，為了抓凶手，周恩來作為政治部主任去司令部。原定是晚上11時戒嚴，蔣介石狡詐多變，突然提前兩個小時，9時戒嚴。周恩來不知道。車到司令部門口，警衛叫停車，司機沒聽見，警衛就開了槍。周恩來在車裏趕緊臥倒，司機的腦袋被打碎，血就流在了周恩來的背上。後來，周恩來跳出車門說明身份，才算無事。”
次年，周恩來離開黃埔軍校，軍校政治部由邵力子接任，副主任由共產黨員魯易擔任。九月中旬，中央又派從蘇聯歸國的熊雄，聶榮臻到黃埔軍校工作。周恩來叮囑他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機會，積極開展黨團活動。
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工作的一年，正是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後合作比較好的時候。這種合作是富有成果的，無論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有益的，從而給正在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一言難盡張申府
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張申府是一個獨特的人物。張申府非一般中共黨員，他是中共創建人之一。
1893年，張申府與毛澤東同年出生；1918年，兩人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共事，毛澤東經楊昌濟教授推薦當圖書館見習書記。北大畢業留校的張申府為圖書館助教，當館長李大釗外出時，張兩度主持館務，是毛澤東的上司；他們同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建人之一，1920年8月張申府與李大釗建立北京共產黨小組。
1924年2月，剛從歐洲歸來的張申府來到中國革命的中心廣州，因有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推薦，加上當時廣州留學生很少，改組後的國民黨迫切需要人才，張申府受到廖仲愷等人格外熱情的歡迎。時值國民黨籌辦黃埔軍校，參與籌建軍校的還有孫中山邀請的幾名蘇聯軍事顧問。通曉英語、德語的張申府很快成為校長蔣介石的翻譯員。
1926年前的蔣介石仍是國民黨中派的“代表人物”，他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雖然對蘇俄存有戒心，公開場合卻高姿態地讚成“聯俄”，並接受“聯共”。羽毛未豐的蔣介石深諳招攬人才為己所用的道理，所以極力拉攏左派勢力，包括年輕的共產黨人，以提高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
由於各省均在軍閥勢力下，黃埔軍校不能公開招生，國民黨中央隻好乘“一大”會議之便，委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員私下招生，其中最積極者有毛澤東，以及於右任、戴季陶、居正等。經過當地考試合格後，約1300名考生來廣州複試。複試的國文試題為戴季陶擬定，數學試題由王登雲負責，張申府除了和幾位蘇聯顧問負責口試外，還負責筆試監考和閱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陳賡、徐向前、蔣先雲、李之龍、周士第、左權、宋希濂、鄭洞國、侯鏡如等日後著名人物。
1924年5月12日，孫中山任命第一批陸軍軍官學校教官，張申府被任命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在蔣介石提名的17人中，隻有張申府是共產黨員。時年32歲、從未接受過軍事訓練的張申府，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第一人。
張、蔣認識並非始於黃埔，張申府回憶：“那是1923年的11月，我從德國回國，取道俄國，住在莫斯科趙世炎處。時蔣介石正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與張太雷等四人在俄國考察，這是為國民黨創辦軍校準備的政治軍事考察。經世炎同誌介紹，認識了蔣介石”，他們的第一次見麵，蔣介石對張申府“客氣得很”，雖然生性高傲的張申府私底下並不喜歡蔣，但也佩服蔣的軍事才能。這次的不期而遇，成為張申府進黃埔軍校機緣之一。
而張申府被任命為政治部副主任，與國民黨改組後的建軍思想有關。孫中山建軍校的宗旨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按照孫中山的意思，所謂革命軍，就要有革命精神，就要學習列寧經驗，培養一批具有奮鬥精神，為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而戰鬥的革命戰士。
軍校仿效蘇聯政治第一、軍事第二的做法，與德日意絕對不談政治的軍國主義教育完全兩樣。蔣介石雖有“聯俄終無善果”的念頭，但他的“利用俄國的援助，把它變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機心理，並不妨礙他讚同和接受蘇聯軍事經驗。但是，國民黨本身缺乏政治教育人才，於是孫中山與中共協議，由中共派年輕優秀的黨員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領導職務以及政治教官或學校秘書等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張申府被蔣介石選中。
當時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往往是“跨黨”成員，但張申府明確地說自己是“為共產黨工作”。張申府所能發揮的作用，在於他利用和廖仲愷等人的關係，將更多的優秀中共黨員引進黃埔。他在一封信中說：廖仲愷同誌在黃埔軍校負責實際籌備工作（蔣介石離開廣州期間，廖仲愷任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後擔任軍校黨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們對我非常熱情，常請我吃飯，談軍校工作……談話之間，他們希望我能夠推薦一些在國外學習的優秀學生到黃埔軍校來。
廖仲愷和戴季陶都是當時的國民黨左派。戴季陶曾是中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張申府的推薦信上共有15人，全是共產黨人。第一人是周恩來，第二周佛海。
此外，據目前所知，這份名單上還有惲代英、周佛海、趙世炎、高語罕、沈雁冰、歐陽繼修等人。這些人全都先後在黃埔軍校擔任過軍校教官。惲代英、高語罕和鄧演達、張治中被王柏齡等人稱為“黃埔四凶”。
很難說這些人進黃埔與張申府推薦信有關，因當事人都已不在黃埔（廖仲愷被刺殺、戴季陶和張申府已離開軍校，隻有知道名單的鄧演達在校），但可以說明的是，張申府這份名單上的人選，都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分子。
張申府雖然是黃埔軍校第一位紅色教官，但他在黃埔時間並不長，1924年6月19日他便倉促離校了。事後，張稱之為“開了小差”。關於這個情節有三種解釋版本：
一、難以和蔣介石共事：
張申府說：“他（蔣介石）為人跋扈，剛愎自用，難以長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辭職之機，離開了軍校。”
二、廣州氣候不習慣：
晚年張申府對美國學者舒衡哲說：“1924年在廣州從事共產黨活動時，在夏天的時候開了小差，因為‘天氣太熱了’。”
三、既有個人原因，也有政治形勢和黨派立場等因素：
“等到開學後不久，一因黃埔不在廣州城裏，由黃埔到廣州坐小汽艇也要一兩個小時。我在廣東大學教課，本已很忙，這樣兩邊來回跑，實在來不及。再則蔣介石表現出來的剛愎自用的作風，我更看不慣。當時學校本規定，凡有布告都要黨代表與校長聯名才能發表，可是蔣介石卻常常不待廖仲愷來校便發布了。還有那種習慣了的反動軍人氣焰也更使我難耐，另外這時國民黨的右派又漸漸抬頭了，戴季陶已經不辭而去，我當然更不能幹了。”
第一和第二理由的敘述時間均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第一和第三理由有重疊成分，可略“一”而不論。
第二理由，屬和朋友私下聊天的“自我調侃”，同時張申府繼續兼任廣東大學教職，還在“氣候炎熱”的廣州繼續生活，此理由當不能成立。
第三理由是1967年在紅衛兵監督下寫成的文字，行文雖然明顯帶有那個時代的用詞語氣，以符合當時的政治標準，但這是張申府堅持“用事實澄清個人曆史”的信條寫下的“自我批判”。他說，“我總希望，也總願意，把每個人的曆史如實弄清楚，功歸功，過歸過。”這個版本內容具體詳細，當可信。
由於孫中山的信任，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擁有很大自主權，凡校務幾乎由蔣說了算。周恩來說，“黃埔軍校內的隊長都是他私人的，有一次我派了幾個左派的人當隊長，他就大為不滿，撤銷任命。”
張申府對蔣介石不滿是可能的，但蔣介石的強硬作風並沒有直接施加到張申府頭上。他的“開小差”與此時政治局勢的變化有關。
1924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中共決定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以使國民黨革命化。這個革命化進行得很順利，當時“差不多一切黨部和民眾團體的下層組織都充滿共產黨，尤其軍隊的黨部和政治部更充滿共產黨”。當時流行的口號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就是國民黨核心組織的優秀成員。這引起國民黨右翼的極大不滿，反共氣氛日益濃厚起來。
1924年6月上旬，國民黨在上海找到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關於《同誌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及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等中共黨內文件。他們發現，中共不僅在國民黨內進行黨團活動，而且有在國民黨左派中發展黨員、擴展自身組織的明確目的，他們認為這違反了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會議上所作的“共產黨並非黨內之黨”聲明。張繼與謝持馬上從上海直奔廣州，一麵與鄧澤如等聯名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中國共產黨人案”，一麵質詢鮑羅廷。孫中山不顧鮑羅廷“俄國的援助取決於共產黨繼續參加國民黨”的警告，同意在8月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會討論“彈劾中國共產黨人案”。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對此反應強烈，甚至提議退出國民黨。
按“馬林方式”建立的國共合作體製，眼看就要走到盡頭了。這種情形下，本來對馬林“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方針不以為然的張申府，麵對國民黨右翼的挑釁更是心生不滿。早在1923年法國比揚古大會上，張申府便極力反對統一戰線的立場。此時，戴季陶都不能立足，“我當然更不能幹了”，於是隨戴一起跑了，從此離開了黃埔軍校。
戴季陶“跑後”不久向“右”轉，他的“戴季陶主義”成了國民黨新右派的理論基礎。張申府“跑後”幾個月，在中共四大會議上，因反對繼續接受國民黨領導而負氣退黨，這是張申府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申府經常利用講壇，痛斥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宣傳愛國思想，並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張申府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後又擔任華北各界救國會的負責人，是愛國進步教授中一位活躍的較有影響的代表。
張申府的愛國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獄，直至5月，經馮玉祥先生保釋和社會各界的聲援營救，才獲釋。但張申府回到清華大學不久，即被學校解聘。
離開清華大學後，張申府仍致力於抗日救國運動，後作為救國會的代表參加民主政團同盟，並任中央常委，為了推進國共合作，他與其他民盟領導人一起，作為第三方麵斡旋國共間的和平談判。
共和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張申府被安排在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1986年辭世，享年93歲。
留得豪情作楚囚：惲代英
惲代英係出名門，先世是陽湖學派惲南田後人，畢業於武昌中華大學。他文、史、哲學皆通，中國古典文學也很有造詣，懂英文，富有世界科學知識。他寫文章從不打草稿，順手拿到一張紙頭就寫，要言不繁，明白通暢，不需要多大修改，寫完就是一篇絕好文章。
1920年，惲代英創辦利群書社，後又創辦共存社，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任上海大學教授。同年８月被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宣傳部部長，創辦和主編《中國青年》，它培養和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
1919年9月9日，惲代英寫信給少年中國學會負責人王光祈，申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並於1920年4月到北京見了李大釗，接受“少中”的委托進行《少年中國叢書》的編輯工作。舒新城正是讀了惲代英發表在《少年中國》月刊上的《怎樣創造少年中國》一文，在三年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在沒有見麵以前，舒新城開始也以為惲代英和當時文人一樣，是一位“翩翩佳公子”，見了麵後才曉得他是深度近視眼鏡，藍布學生服，青年鞋和滿頭“怒發”，終年不戴帽子；是那樣地“辯才無礙”，那樣地樸素真摯，便為了表明對他的印象而稱之為創造少年中國的苦行頭陀。
1930年夏，惲代英在上海獨人撰寫單頁刊物《每日宣傳要點》，每日約500字至1000字。他從家裏出發在路上邊閱讀邊思考，一踏進工作地點，坐下來就開始動手寫稿，並坐的機要秘書同時打字跟進。這樣從開始動筆，到印刷不到半小時完成，同時也準備好發行工作了。這樣的速度，讓同是文章聖手、才思敏捷的周恩來也讚揚說：如此迅速地寫好一篇稿，印好以至發行到群眾的手中，隻需個把鍾頭，整個世界曆史上是破天荒的。
惲代英著譯中影響最大的是《階級爭鬥》。1920年初夏，25歲的他受陳獨秀之托，將考茨基的《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一書譯成中文，譯名為《階級爭鬥》。後來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在尋找馬列主義初期，三本書特別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其中一本即為惲代英譯的《階級爭鬥》。
1920年初，在武昌橫街，惲代英發起組織了具有工讀性質的武昌利群書社和利群織布廠，得到了施洋與蕭楚女等的襄助與支持，共有林育南、黃負生、廖煥星、李伯剛等十餘人參加，後來惲代英妻子沈葆秀的四妹沈葆英也在織布廠做工。
利群實體為一種工讀互助形式的小組織，社員們在書社內過一種共同學習，共同勞動，共同進步的集體生活。大家製定了嚴格的自修和服務製度。在利群社內生活的人，要勤於業務：織布、送報、賣報，做飯、燒水、洗衣；善於學習：自學、小組開會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這樣“風聲所播，全國掀動”的踐行試驗期間，惲代英於1920年5月還專程到北京參觀王光祈組織的工讀互助團，回來後繼續經營利群書社，並撰寫了《未來之夢》，表達了對新生活的憧憬，希望用“共同生活的擴張”，把全世界變為“社會主義天國”，以此探討創立新社會的雛形。
以“利群助人，服務群眾”為宗旨的武昌利群書社名氣之大，讓毛澤東都專程上門觀摩學習。作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惲代英在五四運動後曾同毛澤東有通信聯係。毛澤東率驅逐軍閥張敬堯代表團北上，在武漢停留將近一周。
惲代英就以利群書社接待毛澤東，兩人作竟夜談數次，毛澤東對利群社做法甚為讚許。他曾同惲代英商量在長沙開辦“文化書社”時，由利群書社先給供應一部分書刊，並從利群織布廠抽調技術人才到長沙協助籌辦長沙織布廠。
與惲代英走得最近的革命家蕭楚女評價：像代英這樣的人，在古往今來的聖賢中，隻有墨子倒有點像，代英就是現代墨子。惲代英也曾對人說：墨子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惲代英的節儉是出了名的。平頭，深度眼鏡，藍布長衫子，為惲代英的個人標誌。他的氣質應為多血質加黏液質，開朗健談，克製溫和。
1921年秋天，經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陳愚生推薦，惲代英應聘到四川瀘縣任川南師範教務主任，後轉任校長。
在惲代英還沒有到校時，學生們就已經曉得他是五四新人物了。當時的川師校長王德熙也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自命新人物，平常西裝革履，洋氣十足。因此，同學們推斷惲代英也當是個西裝革履的風流瀟灑的新青年。
一天下午，聽說惲代英已抵達學校了，大家都擁到教員寢室去張望。隻見裏麵隻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光著頭，黑黑的臉膛上戴著一副圓眼鏡，穿一件粗布長衫，腳上一雙青布鞋，正在整理書籍與行李，便以為是惲代英的仆人。有人問：“惲代英先生什麼時候到？”
“馬上就要到了。”惲代英本人如此回答。
晚上的歡迎會上，當王校長介紹：“這就是我們新來的教務主任惲代英先生！”同學們才恍然大悟地驚叫起來。
正是因為惲代英的儉樸與樂於助人，以及布道新文化，而被譽為“川南青年導師”。
1923年2月，惲代英受吳玉章之邀到了成都。一天他上午到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作講演，立刻名滿成都各校。下午校長吳玉章就指示訓導長王右木送來高師教授的聘書。
在成都教書時，有學生問：“四川的什麼東西好？”
他毫不遲疑地回答：“紅苕和草鞋。”
這是因為他在授課時，為了趕時間常常在街頭買幾塊烤紅苕，一邊吃一邊走。至於穿草鞋，他是由重慶走了11天至成都的，早已穿習慣了。
惲代英在成都高師教授時，月薪為100元；然而他每月隻花費四元，餘下幫助弟妹與朋友和學生；再有就用以支援他與友人在武漢建立的利群書社了。
那時，成都的橘子又紅又大又甜，當時許多省外教師都喜歡買，惲代英卻舍不得吃。
詩人柳亞子在《哭惲代英五首》中有句：“苦行嗟誰及，雄文自此休。”可以為惲代英行狀的準確寫照。
文學家茅盾稱惲代英是天才的雄辯家，在講演時始終神色不變，慢條斯理，保持其一貫的冷靜而詼諧的作風：有時嘲諷，有時詼諧，有時莊言，曆二三小時，講者滔滔無止境，聽者亦無倦容。
一位曾與惲代英一起坐牢當過國民黨軍官的黃埔學生說：惲先生雖在被捕時，以拒捕自毀麵容，但他們幾個黃埔學生聽其談吐，已曉知他是惲先生了，因為他們曾多次聽過惲先生感人至深的講課。假若指控出來便可以減刑領賞，但他們均互相密誓決不泄露，並在生活上盡力照顧惲先生。由此可見惲代英講演的魅力。
惲代英一次在武昌軍校晚會上發表講演時，前麵已有二三人講話，聽眾已是很不耐煩了，他是最後講話的一個人。講演之前，他獨自先大笑三陣，全體聽眾也哄然大笑起來，以為他是因中暑而發起神經病來了。然而並不是，惲代英見大笑之後聽者疲倦的精神為之一振，就開始講演。差不多每講到一刻鍾的時候，必講滑稽話幾句插入其中，又引人大笑一陣，再繼續講，直至講演結束都沒有人感覺時間長。
文化人郭沫若也回顧說：“代英會做文章，尤其會講演。他的講演最為生動而有條理，不矜不持，而煽動力很強。有時卻又非常幽默。在大革命前後還沒有播音器的使用，凡是上了一二千人的場合必須用大喉嗓叫，因此在代英身上留下了一個可以說是後天的特征，便是他總是破喉嗓。”
惲代英最後一次講演是在他臨刑前，麵對一個手指扣著扳機的獄卒講的。
他站立牆壁一隅，平靜地說：“蔣介石走袁世凱老路，屠殺愛國青年，獻媚於帝國主義，較袁世凱有過之而無不及，必將自食惡果……”
獄卒奉令舉槍，雙手顫抖，很久無法扣動扳機。
惲代英又說：“我身上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隻有一副近視眼鏡，值幾個錢。我身上的磷，僅能做四盒洋火。我願我的磷發出更多的熱和光，我希望它燃燒起來，燒掉過老的中國，誕生一個新中國！”
後來監獄長不得不臨時換了一個行刑手來執行槍決。
惲代英從事革命活動在上海被捕，後轉押在南京江東門外“中央軍人監獄”。 中共黨組織設法營救，就在他即將被提前釋放時，被叛徒顧順章出賣。蔣介石急令軍法司司長王震南到獄中核對。王震南拿著惲代英在黃埔軍校的照片來到監獄。惲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輕蔑而自豪地說：“我就是惲代英!”
王震南勸降失敗，遂將其加上鐐銬，關進單人牢房。
蔣介石聞訊後，親自下令：立即就地處決！
惲代英自知將辭人世，便寫下了絕命詩：“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29日午時，惲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步出了牢房，沿途高唱《國際歌》。臨刑前，麵對執行的劊子手，惲代英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就義時年僅36歲。
文學家茅盾深情地回憶道：“代英刻苦寬厚，無絲毫嗜好，未嚐見其疾言厲色，友朋呼之為‘聖人’。終年禦一灰布長袍，不戴帽。體貌清臒，而精力過人。橫遭摧折，不得展其抱負，是亦中國革命一大損失也，嗚呼！”
字夾風雷的蕭楚女
1964年初夏，毛澤東在一次關於教育的談話中，曾回憶起當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員、共產黨員蕭楚女，毛澤東深情地說：“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書，主要靠他。”
“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這是武漢人最熟悉的詩句，蕭楚女1893年4月就出生在漢陽鸚鵡洲。他本名蕭秋，字樹烈，乳名朝富，筆名蕭楚女、醜侶、抽玉、野馬、匪石等。
蕭楚女的父親蕭康平是個木材商人。作為長子，蕭楚女幼年即入私塾，熟讀四書五經。但他10歲那年，父親經營的木排在洞庭湖遇風暴衝散，木行破產，父親因肺病複發去世。不久，長江大水衝走鸚鵡洲上的房屋，母親搭起簡易木棚讓一家人安身，卻又被一場大火燒光，蕭家成了赤貧戶。母子幾人不得不在搭建的棚屋中討生活，靠母親幫人補衣、拾樹皮木屑和叫賣瓜子花生米度日。
幼年失祜、家道中落的蕭楚女，不得不在12歲時便到一家木材行做學徒，後到茶館跑堂，到長江輪上當夥夫，流浪外鄉，輾轉於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幹過醬園徒工、街頭報童、排字工人等。在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中，他堅持勤奮自學，將中學的文理課本讀完，還經常練習寫文章。他後來總是說，“人永遠是要學習的。死的時候，才是畢業的時候。”
青少年時期，蕭楚女博覽群書，堅持自學了當時中學的理科課程，當他到武漢中華大學旁聽講課時，結識了惲代英等青年運動領袖，1922年夏天，蕭楚女由惲代英、林育南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立誌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此後，蕭楚女根據黨的指示，先後到四川瀘州、重慶、萬縣等多所中學和師範學校任教，在教學活動中傳播革命思想，深受學生敬愛。他教學有方，寓革命思想於教學活動之中，深受學生敬愛。在任教期間曾賦詞一首，詞曰：“敬亭拱北，宛水環東，山川明秀鬱蔥籠。高齋隱隱，疊嶂重重，吾校巍然鎮其中。今日少年，斷粥身功，將來東亞主人翁。前程萬裏，毛羽需豐，一旦奮起何其雄。”這首詞在全校師生中爭相傳頌，不久被譜了曲，成為學校的校歌。
蕭楚女沒有上過正規大學，但博學多才，他馬列主義水平很高，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刊物的創辦者。他曾在四川兼任《新蜀報》的主筆，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軍閥的黑暗統治和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他也曾在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協助毛澤東編輯過《政治周報》。他的文章筆鋒犀利，戰鬥性很強，在社會各界影響很大。
雖然名氣在外，但很多讀者和粉絲都以為“蕭楚女”是一名女性，從而鬧出不少笑話。1922年，中共派蕭楚女去四川工作。他應邀擔任《新報》主筆，幾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發表文章。由於他文筆俊逸，邏輯性強，很快名聲大振。不少男青年猜測他是一位“楚楚動人的女子”，於是，一封封求愛信雪片似地飛到了編輯部。為了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蕭楚女隻好在報上登了一則啟事“本報有楚女者，並非楚楚動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膚黝黑並略有麻子之大漢也。”
在一次集會上，某企盼見到他的讀者曾對著蕭楚女大聲發問道：“今兒個蕭楚女來了沒有？”他聽後竟不動聲色地回了對方一句：“等一會兒他準來！”認識蕭楚女的人見了這情景，都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蕭楚女雖然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但個人際遇卻很有些悲涼。
那是因為他長得五大三粗而臉上又有麻子，故好久也未尋到意中之人。可事有湊巧，有位剛從國外歸來的女革命者，雖然長得高高大大，但臉上亦有麻點，且也未曾婚配。於是有好心的朋友覺得他們很是“門當戶對”，便從中撮合，希望成就其美好的姻緣。殊不知見麵後二人均慮及革命尚未成功，而婉言回絕了這門親事。後來殉難時，他仍是獨身一人。
1924年至1925年，蕭楚女與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的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作了堅決鬥爭。他在《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到一些大學演講，並奮筆疾書，出版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顯微鏡下之醒獅派》等專著，無情地批駁了國家主義派和戴季陶主義宣揚的階級調和及階級鬥爭熄滅論，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1926年10月底，蕭楚女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是黃埔最受歡迎的政治教官之一。
有一天，來黃埔軍校聽蕭楚女講課的人特別多，校方臨時決定將課堂改到風雨大操場。由於當時沒有擴音設備，蕭楚女幾乎是邊喊邊講。突然，“嘣”地一聲，腰間陡然一鬆，褲帶崩斷了，他連忙按住褲子。台下的人聚精會神聽他講課，絲毫沒有察覺到他的窘迫。蕭楚女就這樣一手叉腰，一手揮臂，講完了一堂課。事後，他對朋友說:“此為平生第一窘事。”此後，他再也不用腰帶，改用背帶了。
後來蕭楚女身患嚴重肺病後仍堅持上課，學生隻好擺上痰盂，放上椅子，讓他坐著講課。他說：“我們要像蠟燭一樣，在有限的生命中，有一份熱，就發一份光，給人以光明，給人以溫暖。”
蕭楚女在黃埔軍校工作期間，正是北伐軍節節勝利的大好時期。蔣介石為了篡奪革命果實，加緊同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勾結，不斷製造流血事件，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猖狂進攻。蕭楚女在《黃埔日刊》上寫了大量文章，他還在軍校作報告，聲討蔣介石“屠殺同誌，破壞革命”的罪行，提醒革命的人們保持警覺，作好反擊準備
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黨右派勢力追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蕭楚女夜以繼日地撰文揭露反動派的罪惡。因過度勞累，肺病惡化，住進廣州東山醫院治療。4月15日，蕭楚女被反動軍警從病房強行拖走關進監獄。7天後，蔣介石便電令將年僅34歲的蕭楚女秘密處決。
蕭楚女生前在農講所和黃埔軍校，經常形象地自喻是以寧願毀滅自己來照亮別人的“蠟燭”，啟發學生在有限的一生中發出光與熱，給人以光明與溫暖。蕭楚女犧牲已經70多年了，但他倡導的“蠟燭精神”至今仍然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
記得有人說過，人在臨走前總會想到許多東西，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一個人隻能有一次生命，應該在這短暫的，隻有一次的生命中，努力做一些對別人有益，也無愧於自己良心的事情，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能做到這一點，一生再短暫，也算對得起這僅有一次的生命了。
可惜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到這一點，更不用說做到了。蕭楚女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他真正實現了自己生命的價值，他用年輕的生命詮釋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展示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的無限熱愛。
超級無間道：周佛海
在親日的汪偽政權中，有三個臭名昭著的大漢奸，他們分別是：汪精衛、陳公博和周佛海。這三個鐵杆的親日派，用錢鍾書的話說，“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沒有比他們更親日的人或東西了”。他們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為第三號大漢奸。
說周佛海是超級無間道主要源於他的三次叛變。
周佛海生於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學日本，曾參與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廣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書記職務。後仍回日本求學，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
周佛海的第一次叛變就是這次回日本後不久。當時日本警察就盯上了他這個“赤禍”。因怕學籍不保，他此後就與黨組織脫離關係，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周佛海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
當時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周佛海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後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係。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1924年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在徹底走向革命反麵的同時，周佛海審時度勢，決心效力地位節節上升的蔣介石。他工於鑽營，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可謂紅極一時。
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他還曾參與籌建國民黨特務組織複興社(即藍衣社)。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後來會背叛他。
周佛海的第二次叛變正是背叛了蔣介石，靠攏汪精衛。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周佛海與汪精衛一夥卻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還與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蔣介石，隨汪精衛投敵，曆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汪偽政府警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市長等，淪為賣國求榮的大漢奸。在汪偽營壘中，周佛海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自擔任頭目。
江山易改，漢奸本性難移。見風使舵、反複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並貫穿一生。在抗戰中後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這就是周佛海的第三次叛變。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麵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
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當國民黨大批人馬到達上海後，周佛海失去了利用價值。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
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在楊淑慧的奔走以及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等人的說項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為重慶方麵做過“貢獻”的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準將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令》，下令對他特赦。其公館作為偽產被接收，改為國民黨高級將領招待所。
周佛海逃脫一死，喜出望外，但慶幸之餘，惦量一下“終身監禁”的分量，想起將要在監獄裏打發未了的歲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陰森森的鐵柵欄，還有苦於下咽的飯菜，再憶起位於上海西流灣8號的自己公館裏的風景和養尊處優的生活，一種說不盡的淒涼、哀怨、憂傷、絕望頓時湧上心頭。窗外秋風蕭瑟，黃葉遍地，周佛海揮筆寫就《憶西流灣故居四首》：“暮藹蒼茫夕照斜，飲煙縷縷萬人家。四圍山色紅如血，獨立高樓看晚霞。”“青草池塘綠柳堤，淡煙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舊，故向東風怨別離。”“柳映池塘竹映窗，月華依舊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負殘花院角香。”“月明人靜柳絲垂，徹耳蛙聲仍舊時。底事連宵鳴不住，傷心欲喚主人歸。”
從這些詩作看，周佛海還是頗有才華的，可惜沒用到正道上。
1921年，周佛海看上了年輕貌美的楊淑慧，拋棄了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結發妻子鄭妹。楊淑慧並非尋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是當時大上海的聞人，楊淑慧也算是有錢人家的富貴小姐，從小又受過良好的教育，絕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周佛海不顧在家吃苦受累、照顧老小的妻子鄭妹是何感受，一紙休書寄了回去，從此便與楊淑慧墜入了愛河。
周佛海很快向楊淑慧求婚，楊淑慧當時才20歲，就在周佛海與楊淑慧訂婚的前幾天，一位消息靈通的《上海時事新報》的記者，在報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條新聞，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已早在鄉間結過婚，聽說還有了孩子，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當楊淑慧父母看到這則消息後，呆若木雞，父親楊卓茂頓時感到名譽受到傷害。
為了阻斷女兒與周佛海往來，楊卓茂夫婦把女兒關在自家的閣樓上，被關的第三天，楊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後，二人就悄悄離開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兒島。楊淑慧對周佛海溫柔體貼有加，並與其生有一子一女。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積習難除。其後陸續跟日本護士金田幸子、名伶筱玲紅等人保持不正當關係。
周佛海荒淫之餘，仍時時不忘發財。雖然他的財產無資料披露，但他在日記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實。周佛海先後以耐勞、慎獨、寧遠、百忍等20多個化名在上海數家銀行存款近3000萬元（約合當時黃金7500市兩），據周佛海自謙估算存款“為數雖不多，今日之蓄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亦應自足矣”。
1948年初，超級無間道周佛海心髒病複發，2月28日，在一陣哀號之後，周佛海口鼻流血，斃命於老虎橋監獄。屍體草草葬於湯山的永安公墓。荒煙蔓草，將一代巨奸徹底埋葬。
在周佛海的身上，有著太多的矛盾衝突點：中共的創立者，最後卻走向了革命的反麵；曾經的救國青年，最後卻成了民族的敗類。其人生“三變”，看似能保其時時呼風喚雨，練成政治“不倒翁”，但最終卻是被釘在了民族的恥辱柱上，再未有機會得以洗脫。
想來，能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除了極善鑽營，想必一定也有過人的才智。然而，沒有信念的才智，最終是一次又一次利令智昏的選擇，大智變成大惡！
沒有信念的“不倒翁”最終沒能僥幸逃脫曆史的審判，徹底地倒下了。
從那樣光輝的起點，走向那麼慘淡的結局——大紅大黑、反差強烈的人生令人扼腕，更值得反複回味和深思。價值觀——這個被反複提起又常被忽視的詞，最終會在人生道路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第六章
傳奇的黃埔一期
黃埔三傑
國、共兩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出身於黃埔軍校，許多的人在軍校中就開始嶄露頭角,表現出傑出的軍事才能，其中最有名的當數“黃埔三傑”。
當時人們中流傳著個順口溜：“蔣先雲的筆，賀衷寒的嘴，靈不過陳賡的腿。”這不僅肯定了他們“三傑”的地位，還說出了他們的特點。
當時“三傑”都受到蔣介石的賞識，都先後做過蔣的侍從秘書。但是，學生時代的“三傑”即開始走著不同的道路。
1927年，在攻打奉係軍閥的戰鬥中，蔣先雲身為團長，率兵衝鋒陷陣壯烈犧牲於河南戰場。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時，陳賡毅然跟隨周恩來參加南昌起義，後來成為共和國的大將。賀衷寒一心投靠蔣介石，後隨蔣逃到台灣。
第一傑：蔣先雲
有些人生來就是“人中龍鳳”。在當時英雄人物雲集的黃埔軍校中，蔣先雲領盡風騷，一度被譽為“黃埔第一人”。
蔣先雲字湘耘，別號巫山，湖南新田大坪塘人。1902年生於普通農民之家，自幼聰明過人。隻因家境貧窮，本已入學無望，幸因親朋戚友給以支持，出錢出米，才得勉強上了村立國民小學讀書。
由於蔣先雲讀書勤奮，所習各科都取得優異成績。老師認為他“秉賦聰穎”而深為器重。於是很快得以跨過高小而被湖南三師破格收為學生而免費入學。有一次學校老師以“月”字為題，要學生造句聯對。蔣先雲以舊社會腐敗沒落，行將消逝，而新社會則如旭日東升、大地光明為意境，寫出“殘月西斜，漫灑人間；日出東方，大地紅遍。”的警句造成聯語，博得國文老師十分讚賞，立刻揮筆寫上“寓情於景，寓理於景，含義深厚，超脫異常。傳閱 ”等讚語。
1917年，蔣先雲考入湖南三師。當時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先後爆發，蔣先雲在校發起成立“學友互助會”，出版《疑麓警鍾》月刊。1916年6月，蔣先雲任湘南學生聯合會首屆總幹事，同夏明翰等發動和組織了湘南25縣的學生罷課運動。
1921年，蔣先雲在毛澤東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黨早期黨員之一。1922年，蔣先雲在黨組織的派遣下，到安源會合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等，發動了著名的安源大罷工，取得了全麵的勝利，那一年蔣先雲年僅20歲。
1924年，黃埔軍校開始招收第一期學生，全國各地1200多名熱血青年紛紛前來參加考試。蔣先雲受黨的指示也前來報考。填寫調查表時，他寫明了是由毛澤東介紹投考黃埔軍校的，繼而參加了軍校組織的入學考試。
由於蔣先雲在衡陽讀書時即在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經受過政治鍛煉,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故在軍校的入學考試中脫穎而出，成績名列榜首，成了“狀元”。
在校期間，蔣先雲不僅努力學習革命理論，還研讀古今兵法，學習非常刻苦。他寫的文章，深入淺出，文筆流暢，常使人愛不釋手，其演講能力更為突出，舉凡聽過其演講的人，無不稱讚他是一位天生的革命宣傳家。
蔣先雲的橫溢才華和卓越能力得到了蔣介石的青睞，他曾在一次演說中公開讚揚蔣先雲：“蔣先雲同學，是我們黃埔軍校最好的革命軍人！如果我們軍校的同學個個都是蔣先雲，革命一定可以成功!”蔣介石還聲言將來革命成功他解甲歸田後，黃埔軍校這些龍虎之士隻有蔣先雲才能指揮。蔣先雲在蔣介石眼中的地位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天才一般的蔣先雲還創造了黃埔軍校的一個奇跡——從入學到畢業，在蔣先雲參加的科目考試中，囊括了所有的第一。這在中外軍校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無獨有偶，也許隻有當年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創下的紀錄才可與之比肩。因此，他也被廖仲愷稱為“軍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
就這樣，蔣先雲以其突出的才學和卓越的活動能力，加上極高的威信，逐漸為大家所傾慕，中共黃埔支部成立後便被推選為書記。蔣先雲還常常幫助同學，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由此他身邊逐漸聚集了一批傾向革命的青年軍人。這些青年軍人以蔣先雲為核心，在黃埔軍校內同一些守舊反動分子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在黃埔軍校裏，素有“小蔣”之稱的蔣先雲，風頭一時無兩。
1924年11月，蔣先雲以同期第一名的成績圓滿地結束了在黃埔軍校的學習，成為第一個被蔣介石提名留校的畢業生，被分配到由周恩來任主任的政治部擔任秘書。蔣先雲剛一到任，便著手開展各項工作。
1925年，蔣先雲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同年10月，蔣先雲又參加了第二次東征，任第7團黨代表。在兩次的東征戰役中，蔣先雲積累了豐富的帶兵知識和行軍作戰的實踐經驗。北伐戰爭初期，蔣先雲任北伐軍軍部秘書，後改任補充第5團團長。蔣先雲隨師出廣東、進湖南、轉戰江西，立下了赫赫戰功。
討伐軍閥孫傳芳老巢南昌時，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孫傳芳大軍突然包圍了北伐軍前線指揮部，蔣介石危在旦夕。在千鈞一發之時，任蔣介石侍從秘書的蔣先雲臨危不亂，自己孤身拒敵，指示警衛營先將總司令送到安全地帶，一時在北伐軍中傳為美談。
“中山艦事件”後，蔣先雲徹底看清了蔣介石的反動嘴臉，與周恩來等人一道強烈譴責了蔣介石的卑鄙行為。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召開軍事幹部會議宣布：“軍隊中不能有跨黨分子，國民黨員不許加入共產黨，已加入的，退出共產黨方可留在軍隊，共產黨員必須從第一軍中退出。”
但出乎其意料，蔣介石宣布完後會議竟冷場很久，無一人宣布退出共產黨。蔣介石無奈將目光投向了蔣先雲，煞有其事地問：“有誰退出共產黨？有誰退出共產黨？”他滿以為蔣先雲會帶頭發言並退出共產黨，不料話音剛落，蔣先雲就“騰”地站起來，挺起胸膛瞪了蔣介石一眼，用洪亮的聲音堅定地說道：“我是共產黨員，永做共產黨員！現在我鄭重聲明——退出國民黨！”說完拂袖而去，全場的人為之一驚。蔣介石惱羞成怒，但礙於眾人之麵，隻能壓住火氣。
盡管蔣先雲的所作所為令蔣介石大為失望，但為了能夠籠絡到這個難得的政治軍事全能型人才，蔣介石在公眾場合非但沒有譴責蔣先雲，反而對之禮遇有加。
當時手握政權、軍權，地位如日中天的蔣介石曾滿懷期望地對蔣先雲說過：“巫山，人各有誌，我決不勉強。但聽我一句忠告，以你的才幹，隻要退出共產黨，可以先任中將教育長。識時務者為俊傑，望你三思！”蔣先雲對蔣介石以官位相誘的做法嗤之以鼻，他憤然說道：“學生當初投筆從戎絕非為當官封侯。我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脫離共產黨，我做不到。”
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先雲懷著一腔報國熱血，卻為蔣介石所迫無奈退出軍隊，心裏甚為失落。毛澤東見狀，便將蔣先雲留在其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裏當教員。在這期間，蔣先雲由於在革命初期積累了豐富的工運經驗，還參加了罷工工人糾察隊的一些工作，深得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喜愛。
蔣介石此時雖然逼走了蔣先雲，但還是十分欣賞其才能，依然未放鬆對其的拉攏。在組織北伐軍司令部時，蔣介石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蔣先雲，他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讓蔣先雲一定前來就任。信寫好後，蔣介石知道蔣先雲脾氣倔強，怕其拒絕，又特意派人找到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托其向蔣先雲打招呼。
在陳延年的勸說下，也為著能施展自己的滿腔救國抱負，蔣先雲暫時擱置了對蔣介石的不滿，來到其身邊。一見麵，蔣介石就拿出了早已寫好的委任狀，委任蔣先雲為北伐軍司令部秘書、總司令副官。
進軍北伐途中，蔣介石還對蔣先雲禮遇有加，事無巨細皆與其商量。而蔣先雲也暫時拋開了他與蔣介石的恩怨，竭盡全力做好分內的工作。於是，這一時期北伐軍總部和蔣介石發布的一些宣言和文告，便多出於蔣先雲之手。“蔣先雲的筆”，一時間威名遠揚。
北伐軍總司令部進駐南昌後，蔣介石先後製造了殺害共產黨員陳讚賢、扣留經南昌赴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等一係列事件，使得蔣先雲心灰意冷，再萌去意。恰好這年冬天黃埔軍校內部左派與右派學生間發生了激烈糾紛，蔣先雲便主動要求回黃埔軍校處理此事，他想借此脫離蔣介石。
在平息了軍校內部的紛爭後，蔣先雲接到了周恩來的密信，說蔣介石可能要公開反共，要他離開蔣介石，到當時革命形勢還算高漲的武漢工作。於是，蔣先雲便秘密來到武漢，此後再也沒有回到蔣介石的身邊。這期間，盡管蔣介石多次來信叫他回去，並許以高官，但蔣先雲一概置之不理。蔣先雲到武漢後，經劉少奇介紹，擔任了湖北省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隊長。其率領下的武漢工人糾察隊擁有5000餘人、3000多支槍，在隨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翌年4月12日，蔣介石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蔣先雲義憤填膺，立即組織在武漢的黃埔各期學生成立了討蔣委員會，親任主席，樹起了反蔣大旗。蔣先雲在會上慷慨激昂地曆數了蔣介石屠殺革命群眾的罪行，揭露蔣介石是“封建勢力的領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其手段“比軍閥張作霖、吳佩孚還厲害”，指出：“蔣賊不除，世無寧日”，號召各界民眾起來“打倒反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工具”。會後，蔣先雲還帶領武漢30萬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至此，蔣先雲與蔣介石徹底決裂。
1927年5月，第二次北伐戰爭開始，蔣先雲任26師77團團長兼政委。蔣先雲一心想在戰場上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5月下旬，北伐軍與數倍於己的奉軍在河南臨潁展開激戰。戰鬥中，蔣先雲騎著白馬，冒著槍林彈雨帶頭衝鋒。此役，張學良撤軍長一，殺旅長一團長三，動用了坦克飛機甚至投放了毒氣彈，終大敗。
蔣先雲在戰鬥中三次負傷不下火線。就在即將衝入城中時，一顆炮彈在蔣先雲馬的右側爆炸，彈片削斷了他的皮帶，穿入腹腔，殷紅的鮮血噴了出來。他挺了一下身子，咬著牙，用盡最後力氣高呼著:“衝啊!殺啊!前進!前進!”北伐軍指戰員在蔣先雲精神鼓舞下，一鼓作氣攻克了臨潁城，擊潰了奉軍主力，但一代名將蔣先雲卻因失血過多，永遠地長眠在了臨潁這塊紅色土地上，年僅25歲。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聞及蔣先雲犧牲，毛澤東沉默半晌，良久無語。此時誰又知道其失去愛將的徹骨之痛呢。
蔣介石得知蔣先雲陣亡後亦甚為遺憾。直到1955年3月19日蔣介石在台北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茲貝格的采訪時，還談到蔣先雲，蔣介石頗為感慨地說蔣先雲是他“最得意的門生，是奇才”。
同樣令人悲痛的是，在這一年，蔣先雲之妻李祗欣已先於他因病去世，年僅22歲。李祗欣是李立三之胞妹，衡陽女三師畢業，一直從事婦女運動和教書。妻子的早逝無疑是蔣先雲巨大的傷痛，如果說蔣先雲此役抱著必死的信念，是否與其英年喪妻有關，不得而知。
第二傑：陳賡
陳賡1903年出生，原名陳庶康。湖南省湘鄉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畢業後，留校任副隊長、連長。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和討伐陳炯明的東征。1926年赴蘇聯學習。1927年回國參加南昌起義，任營長。後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做情報工作。
1955年，陳賡被授予大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61年3月16日，陳賡因心髒病複發，醫治無效，在上海病逝，享年58歲。
“陳賡的腿”在黃埔軍校出名，主要是在那段時間，他做了三件突出的事。
一是經過3天的徒步奔波偵察廣州叛軍的情況。
孫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傳來，此時在廣州等地的軍閥們卻覺得機會來臨，滇軍、桂軍的頭領們，糾合其他軍閥和北洋軍閥代表，在香港密謀後，在廣州發動叛亂，控製了廣州市區。廣東革命政府被迫退到黃埔港。
為了扭轉危局，廖仲愷於5月13日奔赴汕頭，與蔣介石、周恩來和蘇聯派來的黃埔軍校顧問加侖將軍會商，決定東征軍停止進軍，返回廣州平叛。
為了摸清敵情，革命軍派陳賡先行化裝進廣州偵察。當時廣州已被反動軍閥部隊控製，作為湖南人到廣州去搞秘密活動，極易暴露身份，是極其危險的行為。但是身為共產黨員的陳賡，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早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脫掉軍衣，換成一套西裝，佩戴了一枚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徽章出發了。
到了廣州，陳賡雇了一條小船，從沙麵北渡珠江，因為他打聽到了已經控製了全城的叛軍，隻在那裏留下了空子。劃船的是一位漁家姑娘，船到江心，不知為什麼，兩岸的軍隊突然隔江打了起來，子彈頭“嗖嗖”亂飛，姑娘嚇得不敢劃了，陳賡再三安慰她，鼓勵她，指著說，“看，子彈不是朝我們打的”，“它是打當兵的，不會打我們老百姓”等，姑娘終於把他送到了對岸。他首先和秘密的革命組織接了頭，了解些情況後，就獨自走進了廣州的鬧市區。
在鬧市區，陳賡發現幾個人正沿街散發反共反蘇聯的傳單，有的一捆捆丟在地上還未拆開。他靈機一動，順手揀了一些帶在身上，沒有想到，這東西比通行證還管用，遇到叛軍攔路，拿出傳單就能通過。
經過3天的奔波，陳賡將廣州叛軍的情況基本查清楚了，並把敵人陣地及火力部署情況詳細標在一張廣州市的地圖上。革命軍根據陳賡的情報，於6月12日向叛軍發起了進攻。陳賡率領他的連隊，衝過珠江，一口氣打到北校場，並通過工會中的黨組織，動員火車司機逃跑，使上了火車的楊希閔殘部，因沒人開車而走不動，才全部被殲了。
二是背著蔣介石狂跑逃命。
國民革命軍於1925年10月1日舉行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總指揮兼第1軍軍長，周恩來任總政治部主任兼第1師黨代表，第1師師長是何應欽。這一次革命軍實力比上一次東征時強大了，又有廣大人民支持，所以進展很快，卻受到了惠州城的阻攔。陳賡這時在第四團當連長，這個團所有的連長都是共產黨員，戰鬥力特別強。
戰鬥發起後，陳賡率領自己的連隊，奮力爬梯子登上城頭，敵人子彈打中他的右腳，他拔出彈頭像沒事人似的繼續衝殺，浴血奮戰到第二天傍晚，敵人主力被殲；順著“網開一麵”的道路逃出城的敵人，也被預伏的革命軍殲滅了。
蔣介石看中陳賡作戰勇敢，就下令調他帶領他的連隊到總指揮部擔負警衛任務。惠州攻克後，東征軍分頭前進：第1師沿著海岸線繼續東進，於10月20日攻克海豐縣城；總指揮部則跟著第3師，作為左路軍，沿著東江向廣東省東北的梅縣方向前進。
不料10月27日在五華縣西南方向的華陽地區，與叛軍的林虎部隊主力遭遇。第三師還沒有真正和完全實行黨代表、政治部新製度，且整編不久，官兵政治覺悟不高，也缺乏嚴格的訓練。師長譚曙卿又輕敵冒進，在完全不了解敵情的情況下，倉促應戰，由於力量懸殊，戰到中午，即被敵軍包圍，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
蔣介石聞訊後，趕到前線督戰，叫陳賡到第3師傳達他的“不準退卻”的命令。他說，你是黃埔的好學生，現在革命危在旦夕，校長命令你，趕快下山，去向譚師長傳達我的命令，不準退卻；臨陣脫逃者一律槍決！譚曙卿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後，拔出手槍帶著師部的零散部隊，占據了一個高地抵抗一陣，但於事無補，敵人一個側擊，第三師全線崩潰，敵軍直撲總指揮部而來。
蔣介石急得要命，當即命令陳賡：“譚曙卿無能。你去代理第3師師長，集合部隊，重新組織抵抗，一定要把林虎的部隊頂住！”但兵敗如山倒，大規模潰退已無法阻止。第一師又相距太遠，沒有較好的通信手段，既得不到消息，也無法及時趕來救援……最後連總指揮部的人都悄悄溜掉了。
蔣介石在不久前開進惠州城時，受到人民熱烈歡迎，在掌聲和鞭炮聲中，他感到很得意，當眾說了許多動聽的話，覺得自己前程似錦，無限光明。沒想到轉眼間卻落到這種狼狽境地，如果自己不戰死，又有何麵目再回惠州城呢？想到這裏，心亂如麻，覺得真的不如一死了之……在這子彈、炮彈頭上亂飛的危急時刻，陳賡卻非常沉著，睜著明亮的眼睛熱情地勸他：“勝敗乃軍家常事。這終究是一個師，還不是黃埔訓練出來的部隊。你是總指揮，行動會影響整個戰爭，大局要緊呀！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將來帶領黃埔學生軍再打回來……”
蔣介石聽了陳賡的話，一直沉默，而此時敵人已離他們很近，情況十分緊急。為了保全蔣介石的性命，陳賡不由分說，立刻背起蔣介石就跑，跑到一條河邊，把蔣介石送上一條船。然後陳賡組織部隊頂住追擊的敵人，掩護蔣介石過河，救了蔣介石一條命。
三是一夜之間跋山涉水160裏為蔣介石送信求援。
蔣介石得救後，想立即和第一師取得聯係，在當時的條件下，隻能派人去送信。但在這戰亂時期，不僅要趕160裏路，還要翻一座高聳入雲的蓮花山，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難和危險。所以蔣介石在大家麵前高聲問了幾次，沒有人敢答應。最後還是陳賡挺身而出，伸出自己有力的手說：“還是叫我去吧！”
蔣介石望著陳賡紅彤彤的麵頰，有點過意不去地說：“你太辛苦了！”可是別無選擇，如今隻有他是個最可信賴的人，最能完成這個任務的人了。蔣要求陳賡立即出發，務必要在明晨十時把信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