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路遠任務緊不說，最困難是道路生疏，不知道路上會遇到什麼危險，也許會出現走錯路的事。陳賡不帶武器，裝了50元毫洋，拿著一根棍子踏著黃昏的暮色出發了。爬上蓮花山不久，就被一群土匪攔路。他急於要長途跋涉，到海豐縣的後埔，完成送信任務，所以沒說什麼，就把身上帶的錢掏出來給他們，作為“買路錢”。土匪拿著錢上下打量穿便衣的陳賡，見他麵色紅潤，身體健壯，氣宇軒昂，就說：“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看樣子你是個軍人吧？”陳賡看了下自己那身不甚合體的便服問：“那又怎麼樣？”土匪說：“你老實講，是陳炯明的人，還是廣州來的革命軍？”陳賡微微一笑：“你看我像陳炯明的人嗎？我是革命軍，是去海豐執行任務的。”土匪們立即交頭接耳起來。原來他們都是被反動勢力壓迫剝削得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是被“逼上梁山”的。聽說陳賡是革命軍，馬上退錢給他一半，並且拿來紙，用筆畫上了一些圈圈點點的符號交給陳賡，說如果路上再遇到他們弟兄時，把符號拿出來，就不會有麻煩了。還告訴陳賡，深山裏可能有老虎出沒，叫他路上要小心提防。
深夜，陳賡隻身鑽進深山密林中。因為估計會遇見土匪，所以沒有帶手槍；現在聽說可能遇見老虎，怎麼辦呢？野獸是不會講理的。於是他將手中的棍子丟掉，找了根粗的木棒提在手上，瞪大眼睛，望著前麵蜿蜒崎嶇的路；張大耳朵捕捉從四麵八方傳來的聲音，生怕走到密林裏，山勢險峻處，突然跳出一隻張牙舞爪的斑斕猛虎撲向自己，所以時刻準備著一場激烈的搏鬥……頗像《水滸傳》中武鬆過景陽岡的氣概。不過，他是清醒的，而那時的武鬆是醉意蒙矓。
為了趕路，陳賡不顧一切地拚命跑，跋山涉水，爬高就低，鞋子很快就出現了破綻，急忙搓了根草繩綁一下繼續前進，不久腳就打了泡，再走就腳板浮腫，皮開肉裂，鮮血直流，但他的腳步不能停，堅持咬著牙趕路，一點也不敢怠慢……終於在第二天下午1時趕到了後埔。周恩來看了信，問了情況，立即派一支部隊把蔣介石接過來。
第三傑：賀衷寒
賀衷寒原名忠漢，字君山，鹿角鎮牛皋村人，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學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時被選為武昌學生代表，適逢蘇聯召開東方民旗會議，賀被選為東方勞工代表參加。他在1920年參加了董必武、陳潭秋在武漢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賀衷寒赴上海學習俄文。同年10月，受中國共產黨派遣，賀衷寒作為武漢學生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翌年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解放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張國燾，成員有瞿秋白，鄧恩銘等。
張國燾此人脾氣暴躁，性格乖張，待人傲慢，喜歡弄權，處處以團長的身份訓人，非要所有的代表為命是從才高興，而賀衷寒年少氣盛，那裏吃張國燾這一套，時常不買張國燾的麵子，因此張國燾早就懷恨在心。
一次，張國燾為一點小事借題發揮，大罵代表團的成員，說要不是我張國燾，你們一輩子也別想到莫斯科來，要是不服從領導，我就一個個把你們開除回去。別人都知道張國燾是發發脾氣，不見得就要開除誰，都一笑了之。賀衷寒卻忍不下這口氣，當即對張國燾說：“張先生，我們都是中央書記處選派來開會的，你憑什麼要開除我們？依我看，你這個團長當得不耐煩了倒是可以不當，我們另選一個就是。”張國燾一聽，猶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說：“滾！你給我滾！”賀衷寒一點也不示弱，馬上回敬說：“要滾你先滾！”說著就要上去跟張國燾動拳頭。其他代表連拉帶勸，才避免矛盾進一步激化。又因是在異國他鄉地盤上，張國燾一時也沒有別的辦法，隻好先忍下這口氣。回國後，張國燾立即向陳獨秀告狀，終於以目無組織的名義於１９２２年春將賀衷寒開除團籍。從此以後，賀衷寒對張國燾恨之入骨，連帶也恨上了共產黨。
1923年，賀衷寒返長沙，被聘為上海《時報》特派記者，繼續用筆杆抨擊軍閥橫行，揭露社會黑暗，鼓動青年愛國，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影響。不久再次被當局驅逐出長沙。
賀衷寒自長沙流落到武漢，當了一件舊棉襖，到各報社和師友處走動一番，借了一些債，在最繁華的黃波街附近，租了一間廉價屋，撐起了“先鋒通訊社”的門麵。時間不長，“先鋒通訊社”即被警察廳查封，法庭幾乎每天都傳訊他。
那段時間，賀衷寒債台高築。一天，他回到租屋，覺得寒氣逼人，隨手抓起幾張報紙揉成一團，點著了火，放在火盆裏，驅除寒氣。想到自己屢屢碰壁，壯誌難酬，不禁潸然淚下。在淚眼中，他看到一篇標題字很大的關於董必武引導青年的文章，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寫的。“哎喲！”他拍拍腦袋，自言自語道，“我怎麼將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給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運氣！”一陣衝動，驅使賀衷寒立即出門，夜訪董必武。
這次訪問改變了賀衷寒的一生。之後，他手持董必武的親筆介紹信一到廣州便去拜訪廖仲愷，廖仲愷安排賀衷寒參加廣州複試，擇優錄取。賀衷寒以優異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
1924年5月，賀衷寒考入黃埔軍校，為第一期學員，11月任廣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書。
進入黃埔軍校後，賀衷寒在黃埔同學中迅速脫穎而出，以“賀衷寒的嘴”而居“黃埔三傑”。同時又以反共聲名鵲起，每逢開會賀衷寒必大罵共產黨狼子野心。為與蔣先雲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他組織了“孫文主義學會”。兩大政治團體在劇社組織、報紙雜誌宣傳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激烈競爭。賀衷寒的政治取向深得蔣介石器重。黃埔同學會成立後，賀當選幹部委員兼秘書長，並將之變成攻擊共產黨人的組織。
1925年12月賀衷寒與繆斌等在廣州成立“孫文主義學會”，賀任會長，與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是時他任軍校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1926年被派往蘇聯陸軍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28年1月，賀衷寒畢業回國，任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隊長，10月調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工作，1929年春，經蔣介石批準去日本學習軍事、政治。1931年，蔣介石在江西“剿共”失敗，他被召回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剿匪宣傳”處長，其後曆任“星子訓練所”所長、“豫鄂皖3省剿匪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政治訓練處”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宣傳部長等職，積極宣傳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忠實於蔣氏“剿共大業”。
由於賀衷寒極力擁蔣介石，因此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器重。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賀衷寒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１月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１０月又晉升為陸軍中將，並獲四等雲麾勳章。賀衷寒憑著他的資曆、能力、勢力和蔣介石的器重，在複興社中自居於第一把交椅，發言表態都始終處於權威地位。
1936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在國民黨高層領導內部，迅速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和平解決派”。此時，賀衷寒這位“政治領袖”便乘機活躍起來，成為複興社和黃埔係對此事表態的中心人物。他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１７０餘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
與此同時，賀衷寒還與鄧文儀等人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動和組織了３００人的“討逆赴難團”。該團的口號是：“武裝起來，開赴泛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
賀衷寒等人之所以要這樣做，是認為：如蔣介石萬一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駕崩”，又可成為擁何應欽繼位的元勳。豈料，正當他們亂哄哄的鬧著要出征的時候，傳來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賀衷寒、鄧文儀頓時泄氣，所謂的“討逆赴難團”也隻好作烏獸散。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這場鬧劇後頗為不滿，把鄧文儀等人找去大發脾氣：“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討逆，坐地打衝鋒，娘希屁，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在杭州，蔣介石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蔣介石則憤恨地說：“你哭，滾出去哭！”
加上在西安事變期間，何應欽、賀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意。蔣介石獲釋後，戴笠就在蔣介石麵前告密。因此，賀衷寒便從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蔣介石的歡心，變得一蹶不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的職務也被免去了。
1937年６月，蔣介石派他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明顯含有放逐之意。
1940年秋，賀衷寒住在重慶郊外，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未有任何公職，加上其８歲的二女兒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醫院照顧女兒染病身亡，其心境極為不佳。適逢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顧問性質，這才聊以慰藉。
後來賀衷寒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他的晚年，除偶爾出席幾次會議外，平日在家，或讀書看報，或練字作詩，並戒除煙酒，注重身體保養，以求延年益壽。
1972年１月，賀衷寒忽感腰背骨痛，赴台北榮民總醫院診治，仍未見效。及４月檢查，斷定為骨癌，遂轉入台大附屬醫院治療，賀自知去世已近，曾自我安慰地對家人說：“我已72歲了，不算短命吧！”隨後，病勢日漸惡化，處於昏迷狀態，於５月１０日在醫院去世。
悲情英雄李之龍
因“中山艦”事件而聞名的曆史當事人李之龍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曆史人物。李之龍最後死於國民黨的反共屠刀下。
李之龍生於杜窯。那時候，杜窯是貨真價實的窮鄉僻壤，大人找不到活路。辛亥年，李家村有二十多人參加了武昌首義，其中就有李之龍的父親李國元、伯父李國鏞、叔父李國梁。
1924年初，李之龍任中共漢口地委執行委員會委員，旋奉調廣州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英文翻譯。是年4月，他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學生二隊。7月黃埔軍校成立國民黨特別黨部，他與校長蔣介石等五人當選為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軍校特別黨部的領導工作。10月，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11月畢業，留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在周恩來領導下，與共產黨員蔣先雲、陳賡等創辦血花劇社，並任社長。汪精衛也賞識他，明知是共黨分子，仍然提拔重用。
李之龍28歲就代理海軍局局長、參謀廳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軍銜。成為黃埔生中的第一個將軍，也是共產黨員中最早被授予中將軍銜的人。
1926 年3月18日，李之龍奉命於9日調寶璧、中山二艦開赴黃埔門前備用，20日，發生了所謂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將李之龍逮捕關押，後將其釋放，但被撤銷職務；4月14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新劇團主任。
北伐戰爭爆發後，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將漢口的民間遊樂場所新市場改為中央人民俱樂部，命名為“血花世界”，李之龍被任命為中央人民俱樂部主任妝《血花日報》社社長。
遺憾的是，陳獨秀張國燾等一直拒絕為李之龍恢複黨籍。
就在李之龍為是否能恢複黨籍苦惱的時候，蔣介石派人去武漢找他，希望他能“迷途知返”，直到“四·一二”事變前，還發一封電報給李之龍，叫他立卻去南京。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李之龍在中央人民俱樂部主辦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三·二○”反革命政變真相》一文，揭露“中山艦事件”真相，公開痛斥蔣介石。寧漢合流後，李之龍在武漢秘密組織新海軍社，從事兵運運動，隨後潛往上海，企圖策動中山、寶璧、自由等軍艦的起義；不久潛往廣州，以港商身分從事海軍兵運工作；很快，李之龍身份暴露，被迫東渡日本。
1928年2月6日，李之龍從日本乘坐法國郵輪經香港秘密回來廣州，準備繼續在海軍中進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務發現，當晚深夜特務包圍了李之龍在豪賢路136號的住所，再度被捕。
次日，蔣介石得知李之龍被捕，立即打電報給主持廣州“清黨”的李濟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濟深接電後，打電話給承辦李之龍案件的海軍第四艦隊司令陳策，叫他將李之龍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來。然而在2月8日，陳策以“策動海軍叛亂”罪名判處李之龍死刑，同日在紅花崗執行處決。臨刑前，李之龍給妻子寫了一封遺書，裏麵說道：“我革命的義務現在結束了，不要悲傷。希望你把孩子撫養成人，繼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業。”
由於李之龍在中山艦事件監禁期間的表現，曾有各種傳言，甚至有說李之龍為向蔣介石示忠，曾向蔣表示要脫離共產黨。為此，31歲就壯烈犧牲的李之龍一直未被作為革命烈士。
為了恢複李之龍的名譽，1964年10月26日，吳玉章給中央組織部寫信證明說：“李之龍被捕後叛變的事，據我所知，不是事實。”1982年1月7日，中顧委楊獻珍給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去信，要求為李之龍恢複名譽。
黃埔一期的李奇中將軍也證明說，李之龍沒有叛黨的行為，也沒有發表過脫黨的聲明。聶榮臻元帥也曾為此作證說明。這與當年李之龍犧牲後，廣州、天津、香港、上海等地報紙和英國人創辦的粵海關英文情報均刊登了《粵殺李之龍》新聞時稱李之龍是“赤色領袖”是一致的。
西北王胡宗南
作為天子門生的第一號人物，胡宗南被評價為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反共的一生，是忠蔣的一生，是敗多勝少的一生。在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的大勢中，胡宗南丟失了西北、又丟失了西南，逃台後差點受到軍法處置。
胡宗南，浙江人。8歲入當地私塾，自《三字經》學至“四書”、“五經”。1915年中學畢業之後，胡宗南先後受聘於孝豐縣立小學和私立王氏小學，任國文、曆史和地理教員。
1924年，胡宗南南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此後，胡宗南的人生一帆風順。
1925年到1928年，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攻打孫傳芳與直魯聯軍的戰鬥中，胡宗南數立戰功，由班長累升至師長。1937年，胡宗南參加淞滬戰役，抵抗日軍侵略，升至軍團長。l945年升職為戰區司令長官，在鄭州主持171軍投降儀式，領陸軍上將銜，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胡宗南是黃埔學生在國民黨陸軍中的第一個軍長；第一個兵團總指揮；第一個集團軍總司令；第一個戰區司令長官；第一個跨入將軍行列、也是唯一一個在離開大陸以前獲得第三顆將星的人。
胡宗南升任戰區司令長官後，開始建立自己的派係，是黃埔係內的一個小派係，胡宗南係，湯恩伯係，陳誠土木係（第11師是陳誠起家的底子，第11師為第18軍所轄，十一合而為“土”，十八合而為“木”，且11師又剛好有一個土木工程兵營，故稱“土木係”），杜聿明第五軍係是黃埔係中的幾個實力最強的小派係。
當時的胡宗南事業得意，但喪偶的他卻不婚娶。當有人要為他物色佳麗時，他常以“國難當頭，何以為家”婉拒。此事常被蔣介石引為楷模。
蔣介石夫婦曾有意把孔二小姐許配給胡宗南，並托陳立夫玉成此事。胡宗南得知孔二小姐生性孤傲，作風浪漫，心中老大不願意。當孔二小姐興衝衝從重慶飛抵西安“相親”時，頗有心計的胡宗南化了裝悄悄來到孔二小姐的住處打探情況。他看到這位孔二小姐短發西裝，雌雄莫辨，言語粗鄙，一臉俗氣，回到住處後立即吩咐隨從副官：“孔二小姐來找我，就說我軍務繁忙，前方有事，我臨時出差去了。”孔二小姐討了個沒趣，悻悻然打道回府。這門婚事就此不了了之，沒人再提起。
軍統中有一名女特工，名叫葉霞翟，十分靚麗。她是戴笠的機要秘書，也是戴笠寵愛的情婦。戴笠有意以她作為禮物拉攏軍中實力派胡宗南，每次胡宗南來訪，戴笠都讓葉霞翟陪侍左右。逐漸地，胡宗南被葉霞翟迷住了。戴笠見胡宗南已經上鉤，卻突然將葉送到美國留學。葉到美國留學後，與胡宗南保持著頻繁的書信聯係，他們通過書信互訴愛戀，情意綿綿。這一別，竟長達七年之久。
1947年3月19日，好大喜功的胡宗南攻占延安。蔣介石特頒“河圖勳章”給胡宗南，還將他由中將加上將銜晉升二級上將。胡宗南遂向蔣介石提出結婚的請求，蔣立即允準，並送了一份厚禮。52歲的胡宗南終於當上了新郎，新娘就是葉霞翟。
1946年，國民黨當局發動全麵內戰，胡宗南部是國民黨在西北的主力。次年，率部進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戰敗退往四川，據守成都，不久退駐西昌，後又兵敗去海南島。蔣介石派顧祝同查辦，令其回西昌“戴罪立功”。
1949年國民黨大潰敗的形勢下，號稱“西北王”、曾統領40萬大軍坐鎮西北的胡宗南也惶惶不可終日。
1949年5月19日，解放軍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戰線。胡宗南見大勢已去，隻好逃往寶雞。7月，寶雞被克，他又逃往漢中，身邊隻剩下三個兵團，苦苦支撐。
一日深夜，胡宗南突然找來自己的親信幕僚、高級參謀朱亞英麵商對策。
朱亞英原係西北軍出身，曾在楊虎城手下任少將高參等職。他在中央陸軍大學特三期（將校班）畢業後，被胡宗南看中，調到所屬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少將高參和副官處處長。
樹倒猢猻散。在蔣家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每個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後路。朱亞英這時早已通過自己的同鄉、小學同學郭秉毅，與中共取得聯係，準備投誠起義，並把妻兒秘密送往成都。
朱亞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見胡宗南。但他未曾料到胡宗南直言對他說：“現敵我對比，形勢極為不利。前幾天彭德懷釋放了張新旅長，讓他帶來一封親筆信，建議我起義投誠，共方保證以禮相待。” 胡宗南又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很為難，蔣介石待自己恩重如山，忘恩負義背叛校長的事他做不來；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難鳴，也難有作為。
朱亞英趕緊抓住這個時機進言，說張新帶書，乃千載難逢之機，不妨接受彭將軍建議，起義投誠！這樣必將厚待先生，先生的袍澤故舊，也都絕處逢生，此乃一舉數得之策。
胡宗南躑躅良久終下決心，委托朱全權辦理與共產黨方麵的聯係，因為朱在國共合作期間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產黨高層包括毛澤東都有過接觸。胡囑咐此事極端機密，萬不可透露半點口風。朱立即設想如何與郭秉毅聯係，彙報此事。
誰知，就在第二天早上，胡宗南突然接到蔣介石的密電：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臨行前胡叮囑朱說商談之事等他回來再議。
兩天後，胡宗南返回漢中。他一下飛機，立即下令逮捕張新。雖然明知此舉將毀掉幾十萬大軍，但他仍然決心“士為知己者死”，絕不能對不起蔣校長。朱知道事情已無法挽回，遂借口公務，出差武漢，在機場轉機去成都，後來參加了裴昌會部的起義。
胡宗南失守漢中後，逃往成都，最後來到西昌。1950年3月26日，解放軍逼近西昌，胡宗南不得不乘飛機逃往台灣，把剩下的6萬人馬丟給了解放軍。
胡宗南到達台灣後，台北政府即明令裁撤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調任胡宗南為總統府戰略顧問。至此，胡宗南已經一無所有，沒有兵馬，沒有地盤，隻剩下這麼一個有名無實的虛銜。
胡宗南黯然來到花蓮暫居，當年曾統帥40萬大軍的他，身邊隻剩下了6名隨從。
失敗的陰影，前途的渺茫，都讓胡宗南的心情極為低落。有一天，胡宗南走過花蓮體育館，來到海邊，突然對他曾經的部下孔令晟說:“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自殺啊？這裏真沒有意思啊！”當自殺的念頭閃過後，胡宗南對他的部下說:“我們不應該到這裏來。”
1950年5月，台北“監察院”內，45名“監察委員”聯名彈劾胡宗南。這一篇彈劾文列舉了胡宗南進駐陝甘後的權力膨脹，曆數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連串敗績，認為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會“失去大陸江山”，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
來台的胡宗南部屬憤憤不平，要到“監察院”去鬧事，都被胡宗南壓了下來。領軍多年的胡宗南，表現出了常人少有的鎮靜。最終，這一場彈劾案不了了之。
胡宗南心灰意冷、筋疲力盡。他在台北辦完公事後，就到台灣東部的花蓮海濱休養。1962年2月7日，是中國農曆正月初三，胡宗南卻住進了台北石牌榮民總醫院，之前丁農醫師剛到寓所為其診治，檢查到其心髒略微有些不正常。2月14日淩晨，胡宗南死於心髒病，享年66歲。
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與國民政府總統的身份，為胡宗南頒賜了功著旗常的挽額，又與行政院長陳誠一道頒發了第1458號旌忠狀以永垂式範，並追贈胡宗南為一級上將。
布衣元帥徐向前
徐向前的家，在山西省五台縣東冶鎮永安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他讀《百家姓》《千字文》《莊農雜誌》之類的書，並讓他描紅摹字，臨帖抄仿。父親的嚴格教導，給徐向前打了一個基礎。
入村塾讀書時，徐向前學習成績不錯，先生經常稱讚他。由於家庭經濟狀況繼續惡化，父親決定隻供哥哥一個人上學，要他在家幹活。這一年他才15歲。生活從高潮墜入低穀，心情的壓抑是可想而知的。
父母看徐向前失學後心情憂悶，決心給他找門手藝活，一來學點技術，二是掙點錢。母親覺得木匠在農村很吃香，提議要他學木匠。父親不同意，幾經周折，在河北阜平縣一家遠親的書店找到了活，讓他當學徒。在這裏，他一直幹到他考入山西省立師範學校。
從省立師範學校畢業後，徐向前可以說是躊躇滿誌。因為他不僅當上了教師，而且也有了一個溫馨的小家庭。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失業的打擊很快降臨了。為擺脫生活困境，失業後的徐向前，背著父母和妻子，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從此陰差陽錯地走上了從軍之路。
1924年9月，徐向前被編入孫中山衛隊前往韶關參加北伐誓師。畢業後留校任排長。在校期間，積極參加由共產黨員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活動。1925年春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後到國民軍第2軍第6混成旅任教官、參謀、團副等職。1926年11月到武漢後，任南湖學兵團政治指導員。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隊長。曾率學生隊參加反擊叛軍夏鬥寅部，後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任司令部參謀。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共中央軍委派往鄂東北，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31師副師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弱小的紅軍挫敗國民黨軍隊發動的3次“會剿”，殲滅大批地主武裝，擴大了武裝割據地區。
1931年5月，正當國民黨軍籌劃第三次“圍剿”時，徐向前先敵之機，以“飄忽”戰術在外線尋殲敵人，采取圍點打援、誘敵深入、擊敵一路、各個殲滅的方針，組織指揮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進攻性戰役，殲敵正規部隊近40個團6萬餘人，使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圍剿”計劃破產，鄂豫皖紅軍至此發展到4萬餘人，根據地也迅速擴大。在此期間，徐向前還對張國燾軍事指導的錯誤和“肅反”的錯誤進行了抵製和鬥爭。
1934年2月，徐向前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1935年春，徐向前指揮廣昭、陝南、嘉陵江等戰役後，率部長征。6月，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被任命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參加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的軍事工作會議，積極擁護中共中央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會議期間，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並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的金質紅星獎章。會後率右路軍北上，指揮包座戰鬥，全殲國民黨軍第49師，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通道。
抗日戰爭爆發後，徐向前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會後同周恩來赴太原與閻錫山談判，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向前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徐向前在烽火硝煙中足智多謀、戰功卓著，堪稱鐵血勇士。但在戰場之外，他也不乏兒女情長，感情豐富。徐向前一生曆經三次婚姻，其中到底幾多甜蜜又幾多辛酸呢？
徐向前的初婚是由父母包辦的，新娘叫朱香蟬。1920年，即徐向前在國民師範上學的第二年，父母考慮他已19歲了，再不定親，別人要笑話的。於是，就在幾起保媒說親的當中，選中了東冶鎮朱家長女朱香蟬。
婚後的朱香蟬，得到了一家人的喜愛。那時徐向前在河邊村任教，月薪20塊白洋，生活較為穩定。
1924年，朱香蟬生了病，她每天除了吃一點西葫蘆粥之外，別的什麼也吃不下，身體急驟消瘦，臉色蠟黃，病情急速惡化。她臨終前還哀求公婆寫信叫徐向前回家。
徐向前的第二次婚姻時間雖也不長，卻使他終生滿懷隱痛，不堪回首。徐向前和程訓宣在1929年底結婚。這一年徐向前28歲，程訓宣18歲。
1932年程訓宣被抓了，抓她的人說她是改組派。徐向前得知後，如五雷轟頂，當時正是張國燾肆意進行“大肅反”最殘酷的時期。在近3個月的“肅反”中，張國燾搞掉了2500名連以上的紅軍指揮員，百分之六七十的團以上幹部慘遭逮捕或殺害，這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程訓宣被抓走後命運如何，徐向前無權過問，也不便過問。因為張國燾對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運也朝不保夕。大敵當前，他隻好和廣大指戰員一樣，以大局為重，強抑心中悲痛，聽候組織審查，全身心投入到反對敵人“圍剿”的鬥爭中。
後來，部隊撤離了鄂豫皖根據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記妻子，到處托人打聽消息，但音訊全無。1937年到延安後，他才聽說妻子被抓走後，保衛局用了種種刑法，嚴刑拷打，逼她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並要她揭發“同夥”。她始終不承認是反革命，最後被殺害了。
1945年4月，徐向前積勞成疾，因患肋膜炎，住進延安柳樹店和平醫院治療。就在這時，他遇見了他在武漢軍校任教時女生隊的學員黃傑。
這時，徐向前和黃傑都已進入不惑之年。黃傑看到當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樣子，一股憐惜之情湧上心頭。徐向前望著眉清目秀、幹練大方的黃傑，也不由想起自己的當年，隱隱撥動了他沉睡了十年的情弦。
1946年的五四青年節，徐向前和黃傑結為夫妻。1947年2月，黃傑在山西長治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徐魯溪。後來他們又有了一兒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濤。
1968年10月，徐向前被斥為“二月逆流”打入另冊。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九天，突然發來會議“簡報”。在第一期“簡報”上，有人竟編造謊言，說黃傑是“叛徒”。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開封，過著半囚禁式的生活，老伴黃傑被留在紡織工業部接受“審查”，與徐向前數年無法一見。
1971年4月8日，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幾位老帥才陸續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後一個回北京的。
1990年，元帥生命的火炬無私地燃燒了數十個春秋之後，無聲地熄滅了，他的第三任妻子黃傑在徐向前病逝時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
王牌戰將杜聿明
杜聿明於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陝西米脂縣東區呂家嶮杜家灣。祖輩是當地封建地主。父親杜良奎，是清末舉人，在西安長安大學堂執教時，參加了同盟會，曾數度回米脂，鼓動縣裏的民團趕走了清政府官吏，並參加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生母叫高蘭庭，出身貧寒家庭。杜有四個姐姐、一個妹妹，還有一個弟弟杜聿德。
杜聿明從小就喜愛玩弄槍支，常偷偷到野外去打野雞，並偶有獵獲。12歲時，在李鼎銘（毛澤東同誌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提到過）辦的成家坌小學讀書。李是杜的表哥。杜在學習上得到了這位嚴師的指點。
不久，祖父母相繼去世，當家的伯父杜良輔也病故了。杜良奎一直在外教書，素來不問家務，杜聿明隻好承擔管家的重擔了。杜雖是少年當家，由於聰穎過人，居然很快掌握了一套經營家務、保全家業的本領。
杜聿明16歲時，他的父親由榆林返家，見其因操家務，學業基本荒廢，大為失望，決定將家務交侄兒杜聿成管理，杜便隨父到榆林中學繼續讀書。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是杜聿明的堂哥。杜在讀書期間，愛好體育，並且很快學會了步槍射擊瞄準要領。他立下這樣的誌向：要麼學好英語，能夠出洋去看一看世界強國，學一學他們富國強兵的方法；要麼投筆從戎，自己能夠訓練出一支保家衛國的精兵。畢業考試，他的英語成績不佳，遂決心做一個愛國軍人。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學畢業。同年8月，與比他大兩歲的曹秀清結了婚。曹也是米脂縣人，父親是該縣工商界的頭麵人物。她原先在家中學習詩文繪畫，婚後才到榆林女子師範讀書，曾參加中國共產黨，後來“清黨”被清了出來。
正當杜聿明從榆林中學畢業後急於尋求出路的時候，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看到了黃埔軍校招生的廣告。與此同時，他也在報刊上看到了吳佩孚辦洛陽軍官學校的招生廣告。由於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杜斌丞的熏陶，經過慎重考慮，毅然選擇投考黃埔軍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陝籍青年閻揆要、關麟征、張耀明等11人，從北京取道天津。
開學不久，學校開始辦理入黨登記。杜聿明同時收到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兩份登記表。他接受了國民黨黨員登記表，成為正式的國民黨黨員。
杜聿明受訓六個月後，被分配到何應欽第1教導團第1營第3連當見習官兼軍需上士。他精心安排士兵每月六元的夥食費，帶著炊事兵上街買菜，然後又跟著下廚房做飯，全連夥食辦得很好，深受連長和士兵的稱讚，不久擢升為第2排副排長。他當副排長後，卻對士兵要求苛刻，以致不得人心，處境困難。
1925年春，杜聿明隨教導第1團參加第一次東征。時任該團宣傳隊長的陳賡，見杜在連裏待不下去，便把他調到宣傳隊當隊員，擔任檢查部隊軍容風紀的任務。他發現任何一個官長或士兵，隻要打破老百姓的一隻碗或損壞一棵莊稼，都要有關人員照價賠償，不稍假借，有時自己掏錢賠償。攻淡水城時，蔣介石挑選敢死隊員，作為爬城先鋒，他自告奮勇報了名，但未入選。
東征軍攻克淡水後，杜聿明長了一身疥瘡，請假回廣州醫治。疥瘡治愈後，杜與其他三人回黃埔軍校謁見黨代表廖仲愷，廖不禁大喜，說：“你們來得正好，胡景翼（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2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要辦軍官學校，連連打電報請廣州派人協助，現在派你們到河南去，幫助胡籌備建校。”臨行前，廖將一封信交給杜，要杜經過北京時，將信麵呈孫中山先生。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衛的接待。他們見到了已處於昏迷狀態的孫中山。杜聿明將廖仲愷的親筆信雙手遞給了孫先生的副官馬湘，後寫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彙報了孫中山的病情。接著，他們轉赴開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領導下，協助蘇聯顧問，籌辦軍校。僅一個月之久，胡因病去世，新任軍長嶽維峻（原第2師師長）對蘇聯顧問和黃埔學生都不相容，杜等在河南沒有容身之地，被迫返回陝北。
1926年7月，廣州革命政府誓師北伐。杜聿明獲悉這一消息，決心南下歸隊。他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京，不幸被孫傳芳的稽查隊抓獲，關進老虎橋監獄。一天深夜，他約同牢囚犯數人，越獄逃出，乘船到達武漢。
1932年，杜聿明任國民黨軍第25師副師長。1933年3月，率25師參加長城抗戰，給日寇以沉重打擊。1937年負責創辦裝甲兵團，任國民黨軍第一個裝甲兵團團長。1938年後，裝甲兵團先後擴編為第200師，第11軍，改番號為第5軍，升任為軍長。
1938年武漢、廣州失守後，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轉向西南，廣西已處於第一線。1939年底，日軍決定發動桂南作戰，並於11月24日迅速攻占南寧，進而推進至高峰隘、昆侖關。南寧失守，切斷了國民政府取得國際援助的重要通道，也直接威脅到西南大後方之安全。國民政府責成桂林行營收複南寧。主攻任務由當時中國惟一一個全機械化軍——杜聿明第5軍擔任。12月18日拂曉，中國軍隊的反攻作戰打響。杜聿明指揮鄭洞國榮譽第一師在炮兵和戰車掩護下向昆侖關發起攻擊，迅速突破前沿，向日軍主陣地推進，與日軍在各據點展開激烈爭奪。
同時，杜聿明命令邱清泉新22師向日軍側後迂回，攻占公路橋，切斷了昆侖關日軍的退路。敵軍組織援軍進行反擊，皆被擊敗。日軍第五師團第十二旅團長中村正雄中彈斃命。中國東路軍和西路軍分別從東、西兩麵策應昆侖關方麵的作戰，昆侖關的反攻形成強勁勢頭。12月29日，杜聿明指揮第5軍以步、炮、坦克協同再對昆侖關猛烈攻擊。榮譽第1師、新22師、戴安瀾的第200師與前來增援的第66軍一起投入戰鬥。困守昆侖關多日的日軍精銳第五師團繼續頑抗，12月31日，中國軍隊終於攻克昆侖關，將敵大部殲滅，取得昆侖關大捷。
昆侖關戰役，是中國軍隊對日軍攻堅作戰的首次重大勝利，沉重打擊了日軍王牌第五師團，其第12旅團軍官死亡達85％以上，士兵死亡4000多人，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
1941年，杜聿明率部參加遠征軍赴緬甸作戰。1942年8月回國，升任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抗日戰爭勝利後，被派往東北任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中將司令。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覺得隻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蔣的命令，按原定空軍掩護突圍方案實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糧彈。杜見蔣還是選了下策，認為這下子沒有希望了。
果真，解放軍於6日發動聲勢浩大的攻擊，國民黨軍一觸即垮。杜急電空軍轟炸支援。7日，李彌兵團司令部所在地青龍集陣地被突破，杜又急電請蔣在10日投毒氣彈，掩護突圍。9日黃昏前後，杜到陳官莊第五軍司令部，企圖糾集殘部，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於10日上午突圍。然而，邱清泉、李彌等人威脅式地勸杜，必須當晚突圍。他被迫給蔣發了最後一個電報，說：“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隻有當晚分頭突圍。”之後，他僅帶著副官、衛士十來個人單獨行動，10日淩晨，即被解放軍戰士所俘。
當杜聿明被俘的消息傳出後，他的妻子曹秀清馬上趕到南京，要求見蔣介石夫婦。蔣未接見，隻批示：“杜已被俘，著速厚慰其家屬。”曹不滿，便到總統府吵吵鬧鬧，說：“我的丈夫身體有病，還要他率部突圍，他走不動，突什麼圍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麼？”當時小報登載“曹秀清大鬧總統府”的文章，就是描寫這件事。南京解放前夕，曹獨攜四個子女飛到了台灣。
被俘後的杜聿明被定為戰犯，並關押起來。
1957年，美籍華裔楊振寧博士獲得諾貝爾獎金，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立即派人與杜聿明聯係。此時，杜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為何許人。他為大女兒高興，也為自己高興，更為中華民族高興。他在一張十六開的無格信箋上寫下：
親愛的寧婿：
我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金，這是民族的，
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他聲淚俱下地說：“黨和毛主席對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給予特赦，我無限感慨。誓在有生之年，繼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成為新人，永遠跟著共產黨、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遭受狂風暴雨的阻礙，生死以之，決不返顧！”
幾天後，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同誌接見了十名特赦戰犯。杜對周總理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跟著老師幹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負老師的教導，對不起老師！”周總理回答說：“不能怪你們學生，要怪老師沒有教好。”說罷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杜又向陳毅副總理檢討說：“我在淮海戰場剛剛被俘時，老總要見見我，我當時抱著與共產黨誓不兩立的反動立場，拒不見麵，確實是頑固透頂，應該罪加一等。”陳老總擺擺手，笑著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悼詞中這樣評價他：“他雖然走過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榮的後半生，為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人民懷念他！”
蔣介石身邊的秘書：鄧文儀
鄧文儀1905年生於醴陵縣農村家庭，其祖父是擺賣衣服地攤的，父親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雜貨店的店主。當他還是個小學生時，便深受他的校長王英兆的影響，王是保定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他使這個年輕的學生一頭栽入了遊俠劍客和盜匪的傳統小說與史詩之中。
與中國許多受武俠小說吸引的青少年一樣，鄧文儀懷著一種浪漫的決心長大，決心做一個見義勇為、扶濟貧弱、默默無聞、救國救民、任勞任怨、不為財色所動的正人“君子”，一個現代的“遊俠”。
1923年，鄧文儀上初中四年級時報名參加廣東政府軍政部長程潛創辦的教導營學兵連，投筆從戎，技身國民革命。
1924年，鄧文儀初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一隊學習，在開學典禮上聆聽了孫中山的訓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參加了到韶關隨侍孫中山的勤務工作；1924年底提前畢業，隨同黃埔軍校教導團參加東征討伐叛軍陳炯明的戰鬥，曾負傷；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1月回國參加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代主任，授少將；1928年任總司令部侍從參謀；1931年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秘書8年，參加發起“新生活運動”，曾獲寶鼎勳章；1931年冬，在蔣介石授意下，國民黨特務組織複興社成立，他又是複興社十三太保之一。
1932年後，他積極參加蔣介石發動的“剿共”戰爭，曾主編《“剿匪”文獻》。當時，任何要人想和蔣見麵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之大，炙手可熱。蔣介石的侍衛張毓中也說：“當時的鄧文儀先生，寵信之專，權勢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機場、車站和重要場合中，看到黨政軍要員見到他，無不畢恭畢敬，行禮問候。”
據特務處幹部李邦勳回憶說：“原鄧文儀掌握的南昌行營調查課，也是蔣介石的特務組織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總部(中統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務處是鼎足而立，分道揚鑣進行反共反人民罪惡活動的，其分支機構亦遍布全國各都市。因為l934年7月南昌飛機場飛機被火焚毀，蔣介石以鄧文儀不能徹查據實報告，認為對他不忠，即於同年8月撤掉他的調查課課長職務，交由戴笠接替。”
失掉南昌行營調查科並被監禁，對於鄧文儀來講，並不是災難。不久被放出來，派任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館，1936年回國，並被選為複興社書記。
然而，1936年西安事變後，蔣對鄧則視若仇敵，不但不願見他，就是有人提鄧之名，蔣也會大發脾氣。
因為，在西安事變中，一些蔣的親信怕被扣於西安的蔣投降，使政局發生變化，便主張炸平西安，犧牲蔣介石，另推何應欽為領袖，而鄧文儀即是其主謀者之一，待蔣被釋放回南京後，宋美齡向蔣言明此內幕；平時恨鄧之人，也對鄧落井下石。至此，蔣就把鄧當成眼中釘了。
鄧文儀失去蔣的信任後如喪家之犬，東奔西竄，毫無辦法。他的心腹朋友賀衷寒、袁守謙、蕭讚育等也愛莫能助，不敢在蔣麵前為他說情。
1937年冬，抗敵宣傳委員會遷至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後，很快便在無形中解散了。此時，國民黨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個訓練團，招收一批青年和幹部受訓，故須任命一上校政治總教官。對這一清苦的職務，多人不願赴任，唯鄧毛遂自薦，到處奔走托人找關係，一心想當總教官。鄧曾經說，隻有這種起碼的工作，我在老頭子（即蔣介石）方麵也許才能通得過。他如今和別人不同，隻要有事做，總不愁將來沒辦法。後來，蔣知道了鄧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們替他說情，說他願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蔣也就沒說什麼。
鄧文儀在訓練團任上校總教官，隻穿軍服，見了將軍們就得行禮。團政治部主任孫伯騫原是鄧的部下，如今鄧要向孫“立正”、“報告”。同事們見後，在背後都笑話他。由於鄧的忍氣吞聲，守規矩，既勤快又無架子，再加上有賀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對鄧的印象逐漸好起來。
1938年，鄧文儀調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員長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授中將，主持訓練3萬名軍官和學員。鄧上任後，招攬了不少名流學者；編輯出版了《黃埔周刊》、《黃埔季刊》、《黃埔叢刊》，自以為又可以為所欲為了。豈不知蔣對他餘恨未了，在一次活動中故意讓他當眾出醜：同年秋，中央軍校十五期第一總隊在成都舉行畢業典禮後，蔣親自主持，蔣在大操場邊走邊巡視，鄧也跟在後邊。蔣驟然回頭對鄧說：“你處處跟著我走，是否覺得漂亮些？我不願意看到你這副嘴臉，你給我滾下去！”當時鄧在全校師生和眾多來賓麵前受到如此奇恥大辱，真是無地自容，待典禮一完便立即氣衝衝地跑回家去了。
鄧文儀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條巷，妻子李白堅正因難產住院，鄧因要陪蔣參加典禮而未與妻子見麵，卻未料到蔣給他當頭一棒。鄧意外受辱，惱羞成怒，回家後痛哭流涕，決心用“軍人魂”劍自殺。恰巧當晚軍校教官袁覲賢去看他，見此情形，百般勸說：校長不是別人，他對你愛極恨深，總有一天會回心轉意的。鄧氣憤地高聲說，我連王八都不如，還做什麼人！他呻吟了很久，氣也逐漸消了。次日，鄧照常到校辦公，一點牢騷也沒有。
1941年，鄧文儀調任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鄧文儀在上海發表《和平與戰爭的發展》的書麵談話。8月初，鄧文儀作為國防部政工局局長，曾奉蔣介石之命到湖南長沙勸阻陳明仁將軍起義，未果，匆匆飛離長沙；後去台灣。
太行浩氣傳千古：左權
“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拚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這是朱德總司令為悼念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壯烈殉國而寫的一首詩。
左權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最高將領，周恩來稱他是“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讚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權短暫而光榮的一生，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人民軍隊的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左權，原名左紀權，幼名自林，號叔仁，1905年生於湖南醴陵縣。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深受母親堅強和勤勞的品質影響，形成了剛毅倔強的性格。他自幼聰慧過人，8歲讀私塾，10歲便能寫詩作對，14歲轉入“北聯高小”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袁世凱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時，左權身背“毋忘‘五七’國恥”標語，在村裏譴責其賣國罪行。升入醴陵中學後，他在宋時輪介紹下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社，受到五四運動影響，決心外出追求進步。
1924年，左權考入廣州陸軍講武學堂，同年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鬥。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實際戰鬥。周恩來曾說：“左權同誌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11月間，他所在的講武學堂並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在陳賡的引見下，他結識了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與組織和領導青年軍人聯合會，創辦進步刊物，在廣東革命政府東征的幾次戰役中有突出表現，被稱為“黃埔新星”。
1925年夏，左權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冬又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在那裏，他與劉伯承相識並共同探討革命問題和軍事理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翌年秋，他們都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在留蘇四年多期間，左權博聞強識，掌握了豐富的軍事理論，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軍事指揮員。
在留蘇期間，左權成績優異，為人正派，威信高，但因從不主動向王明靠攏引起王明的不滿。1928年的一天，左權和一些留蘇同誌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頓中國飯，王明知道了，就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權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嚴格審查。
左權1930年學成回國進入蘇區，而王明1931年在黨內取得了領導地位，他們把在蘇聯的舊賬帶回國內清算，左權成為當時蘇區肅反擴大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於1932年被撤銷紅15軍軍長兼政委之職，並被給予留黨察看的處分。此後雖經左權多次申訴，王明始終沒有撤銷給他的處分。所以“托派”和留黨察看成為戴在左權頭上十多年的政治“緊箍咒”。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王明見了彭德懷還大罵：“你的黨性哪裏去了？左權是托派，你們為什麼還讓他當參謀長！”
1930年6月回國後，左權先在上海與劉伯承一起翻譯蘇軍條令，隨後被派往閩西革命根據地擔任紅軍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他豐富的學識和引經據典、由淺入深的教學方法，深受軍校學員歡迎。在野外教學時，他一麵拿著地形圖，一麵指著地形地貌實地講解，使學員們理解得快，印象深。
有一次上課講射擊原理，說到彈道的弧形原理時，不少學員理解不了，總覺得子彈打出去應該是一條“直道道”。左權便舉例子：“你們都看過頑童撒尿吧，他那個‘彈道’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形的呢？”通俗的例子把學員們逗得哈哈大笑，疑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時，他要求幹部戰士“既能武又能文”，使整個司令部的學習氣氛空前濃厚。
此後，他擔任過新12軍軍長和15軍的軍長，參加了曆次反“圍剿”鬥爭。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因不滿一些過左的主張，被有些人誣稱有“托派”傾向，使他一度因所謂政治問題被調到瑞金紅軍學校當軍事教官，但他仍兢兢業業為黨工作。1934年10月，左權作為紅1軍團參謀長參加長征，途中參與指揮了四渡赤水河和飛奪瀘定橋等戰鬥。到達陝北後，他代理紅一軍團長，率領這支中央紅軍的主力，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1938年4月，日軍糾集4萬多人，分九路圍攻八路軍主力，妄圖摧毀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左權按照總部統一部署，將我軍主力迅速調集武鄉，以急襲手段，打擊敵人之主要一路。16日拂曉，在長樂村的沙石灘上，八路軍以猛虎下山之勢，把敵人切為數段，血戰一天，全殲敵人。此戰共消滅敵軍4000多人，收複了遼縣、黎城等18座縣城，使上百萬群眾從敵人的殘暴統治下解放出來。
1940年4月，朱總司令回延安時，彭老總請朱德向上反映，說左權雖為副參謀長，但肩負的就是參謀長的職務，僅此一點，從工作著想，也應該拿掉他頭上的“緊箍咒”。
1941年的一個晚上，左權找到彭德懷，流著眼淚說：“王明在中央，我永遠也翻不了身！”
1941年11月，左權再次寫信向黨申訴：“被托派誣陷一事，痛感為我黨的生活中的最大恥辱，實不甘心。……雖是曾一再向黨聲明，也無法為黨相信，故不能不忍受黨對我的處罰決定，在工作鬥爭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將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實無時不處於極端的痛苦過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此信由彭德懷用電報拍發給中央書記處。
1942年春，兼任北方局書記的彭德懷特意就左權的所謂政治問題和北方局黨校校長楊獻珍、北方局秘書長張友清談話，彭總提到了他準備以個人的名義上書中央，要求解決左權的問題。彭總當時嚴肅地說：“事情還沒有個著落。請你們先不要對任何人，包括左權同誌本人，講我上書言左的事。”以上諸多事實說明：得到組織的信任，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是左權一個強烈的心願。他時刻將自己看作是一個正在接受考驗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不隻是一個具有寶貴價值的高級軍事幹部。
1942年5月25日天亮，數萬名日軍精銳部隊將八路軍總部包圍於遼縣麻田以東的南艾鋪一帶。被圍的還有：野戰政治部、後勤部、北方局及其黨校、新華日報社等機關數千人。敵人很快發現了目標，敵機開始瘋狂俯衝掃射投彈，有同誌中彈犧牲。“彭左”立即召開了一個簡短會議，果斷決定分路突圍、各自為戰，左權堅決要求由自己擔任掩護和斷後並帶領總直機關、北方局機關及北方局黨校突圍的重任。於是彭總向西北，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率部向東南，總後勤部長楊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馬立即行動。
撤退時總部警衛連要護送左權先走，被他一口回絕。他說：“北方局和黨校那麼多同誌需要我，我留在後麵指揮，和大家一起突圍。”
“左參謀長和我們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圍人員中傳開，沒有作戰經驗的機關幹部們信心倍增。左權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揮著手槍一遍遍大喊：“同誌們，不要怕飛機，快往前衝！衝過去就是勝利！”在左權的指揮下，突圍的速度快了許多。
在突圍過程中，至少有兩個可能的機會可以保證左權合理獲生。第一個機會是在通過第3道封鎖線時，護衛彭總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左權。唐說彭總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黨校領導及骨幹也已大部突圍，左權的掩護斷後任務已完成，做為高級指揮員，左權應迅速撤離戰場，並一再懇求左權跟他走。但左權一口回絕並嚴令他原路返回保護好總部首長，唐隻好遵命。
左權率最後一批同誌衝到距十字嶺頂峰十幾米處時，敵炮火十分密集，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飛濺的泥土劈頭蓋臉揚了他一身。做為一名老兵，他應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先臥倒，然後一個側滾翻，就可避開第二顆炮彈，這個動作下意識地就能做到。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連腰都沒彎一下，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聲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顆炮彈又向他射來，他的喊聲戛然而止，硝煙過後，他的身影也從山口處消失了！
左權不幸英勇犧牲。而他當時所帶領的同誌都因他的囑咐安全突圍。
所以左權殉國的內在原因是他關鍵時刻舍身取義，盡忠職守，放棄一切求生的機會，用生命證實自己對黨的忠誠！做為一個高級軍事指揮員，左權之犧牲本可避免，當時許多一同突圍的同誌都有此看法，在撰寫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義，盡忠職守”這個詞，可見這是共識。
左權犧牲的消息傳開後，舉國同哀。太行人民把遼縣改名為左權縣，並譜寫了一曲膾炙人口的《左權將軍之歌》，以永遠懷念這位把熱血灑在這塊土地上的英雄。
周恩來最得意的學生：王爾琢
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的高才生，周恩來最得意的學生；他是驍勇善戰的中國工農紅軍參謀長，他曾立下誓言：“革命不成功，不剃頭、不刮胡子。”1928年8月，年僅25歲的他犧牲在叛徒槍下時，仍是一捧長髯，飄灑胸前。他就是王爾琢。
王爾琢，字蘊璞，1903年1月23日生於湖南省石門縣官橋村一個小康人家。1923年10月8日，王爾琢與從小青梅竹馬的鄭鳳翠結婚。
1924年，王爾琢被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式錄取，在校學習期間，他努力刻苦，各個科目的成績都名列前茅，他被編入一隊，同時，還擔任隊長一職。當時，在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對他極為賞識，時常找他談話。他是周恩來最得意的學生之一。1924年底，王爾琢在周恩來的直接培養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4年11月30日，王爾琢從黃埔軍校正式畢業，周恩來就讓王爾琢留校，連續擔任第二期、第三期學生分隊隊長和黨代表職務。1924年，軍閥陳炯明與廣州大買辦頭子陳廉伯勾結妄圖推翻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權，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商團叛亂”。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調集黃埔軍校的學生軍參加平叛，王爾琢指揮學生分隊，配合其他力量，平息了這次叛亂。
1925年1月，占據在潮、汕一帶的陳炯明依靠英帝國主義和段祺瑞的軍事援助，準備進攻廣州。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廣東革命政府實施東征，東征的主力就是黃埔軍校的學生軍，王爾琢在學生軍第1教導團任連黨代表，因為在戰鬥中表現出色，王爾琢也由連黨代表提升為營長。6月間，王爾琢率領的一個隊的學生軍又隨主力回師廣州，平定了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的反革命叛亂。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扣押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王爾琢和陳賡等人與之展開舌戰，借助輿論披露事件真相，揭穿蔣介石假革命真反共的陰謀詭計。蔣介石把王爾琢找到辦公室談話，軟硬兼施，一概無效，氣得大罵他是“不聽話的學生”。
1927年7月，王爾琢接受黨的派遣，趕赴江西九江馬翅嶺，擔任張發奎的第4軍25師74團參謀長一職。不久，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爆發，汪精衛在武漢開始“清黨”，25師離開九江奉命參加南昌起義，王爾琢與周恩來一道趕往南昌。南昌起義失敗後，王爾琢與周恩來分別，這也是兩人的訣別。
南昌起義失敗後，王爾琢隨部隊南下廣東，他所在的25師歸第9軍副軍長朱德指揮，留守廣東大埔縣的三河壩，與國民黨桂係黃紹竑部激戰3晝夜，部隊受挫後沿閩粵邊境南下，當部隊到達饒平時，又得知起義軍主力部隊在潮汕失利，部隊就會合從潮汕突圍出來的少數隊伍退出廣東，轉戰閩贛邊境。
因為終日繁忙，王爾琢一連幾個月都顧不上理發，胡子也長得老長。一次，何長工和他開玩笑說：你現在滿臉胡須，簡直像馬克思了。王爾琢笑著答道：“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剃頭、不刮胡子了！”言語中表現了他堅強的革命決心，從此，26歲的王爾琢有了個“美髯公”的稱號。
1928年5月中旬，江西的國民黨軍隊第27師兩個團從拿山向根據地進犯，王爾琢協助朱德率28團、29團迎擊敵人，走在前頭的29團首先與敵人的先頭營相遇，並將敵人打垮。
王爾琢估計後麵一定有大股敵軍，立即把28團換成前衛，預先在敵人必經的地方設下埋伏。翌日清晨，有兩個團的敵人果然出現，王爾琢立即率隊英勇出擊，首先殲敵第81團，接著又冒著傾盆大雨乘勝追擊，擊潰敵第79團，並占領永新縣城。
紅軍挫敗贛敵的兩個團後，敵第27師師長楊如軒又帶4個團從吉安進犯永新。王爾琢率部主動撤出永新縣城，繞道襲擊湖南茶陵。王爾琢指揮部隊將敵軍包圍起來，然後向敵人組成密集火力網，激戰一個多小時後，全殲敵人，並當場擊斃敵團長。戰鬥結束後，王爾琢又率兵直撲永新縣城。紅軍攻進城門時，敵第27師師長楊如軒正在他的司令部聽留聲機，聞得槍聲大作，才倉惶逃命，逃跑時還被流彈擊傷。戰後，王爾琢率領的28團被稱為“飛兵團”，王爾琢也被稱為“飛兵團長”。
1928年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經、楊開明帶著省委的指示來到邊界，要紅軍離開井岡山，“立即向湘南發展”，強迫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必須“毫不猶豫”地執行。雖然得到眾人的反對，杜修經與29團黨代表龔楚還是帶著29團悄悄開往湘南。
朱德、王爾琢得知消息後，覺得29團單獨深入湘南，處境將十分危險，遂決定率28團前去追趕。7月23日，29團抵達郴州，在攻城戰鬥中先勝後敗，幸虧28團及時趕到，才使29團免於全團覆滅。8月23日，在桂東與從湘贛邊界趕來接應的毛澤東帶領的31團三營會合，並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部隊重返井岡山。
王爾琢的第28團下設3個營，第1營營長是林彪；第2營營長是袁崇全，黨代表是杜鬆柏；第3營營長是肖勁。在部隊向井岡山進發途中，由第2營營長袁崇全帶領其屬下的幾個連和軍部的機槍連、五連打前衛。8月25日，當部隊到達崇義新地圩時，袁崇全突然改變行軍路線，袁崇全串通營黨代表杜鬆柏，夥同副營長，脅迫該營及一個機槍連、迫擊炮連共6個連向敵劉士毅部投降。
其實袁崇全早就有反叛之心，袁崇全原是地主家的闊少爺，投機來到革命隊伍中，以圖升官發財。井岡山的艱苦生活，他早就受不了了，他同那些悲觀失望的人一樣，說什麼“靠紅米南瓜打不出天下”、“井岡山紅旗打不了多久”。從湘南撤退途中，他一直都在尋找機會。袁崇全的行蹤引起了四連連長粟裕、機槍連黨代表何篤才、六連黨代表趙爾陸等人的懷疑，他們識破了袁崇全的陰謀，率領4個連設法擺脫了袁崇全，但第五連和迫擊炮連還是被袁帶走了。
針對這種情況，朱德、陳毅、王爾琢等商量對策，朱德主張派部隊把袁崇全“打”回來，王爾琢則主張“喊”回來，王爾琢說：“我是他們的團長，我和他們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們會聽我的。”朱德提醒他說：“你平時愛護、關心士兵，戰士們擁戴你。但叛徒是喪心病狂、窮凶極惡的，還是打回來吧!”王爾琢仍然固執地說：“我諒他袁崇全不敢向我開槍!”
朱德和陳毅考慮到袁崇全對王爾琢一直很崇敬，就決定派王爾琢帶領軍部警衛排去追。那時被袁裹脅的叛變部隊已登山了，準備打仗，王爾琢邊走邊喊：“我是團長王爾琢，是來接你們回去的！”一聽到王爾琢的聲音，他們沒做任何抵抗就回到了王爾琢身邊。
王爾琢向戰士們問明情況後，布置警衛排從兩側包圍上去，防止袁崇全等人逃走。當時袁崇全、杜鬆柏正在廟裏打麻將，王爾琢念及是同鄉，又是黃埔軍校同學的分上，就不顧危險，對著廟裏喊到：“袁崇全、杜鬆柏，你們快出來，我接你們回去！”
聽到喊話後，袁崇全首先衝出來，他手持雙槍，二話沒說，對準王爾琢一連打了幾槍，正打中其胸部。王爾琢當場犧牲，年僅25歲。袁崇全趁著夜色跑掉了，跑時，他還帶走了一個排，後來，他果真投降了劉士毅。僅僅不到半個月，1928年9月13日，紅四軍攻克遂川縣城，生擒了袁崇全這個可恥的叛徒。28團全體官兵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這個敗類，為團長王爾琢報了仇。
1928年10月中旬，紅四軍軍部為王爾琢舉行了追悼大會，戰士們臨時搭了座小台子，中間掛著大橫匾，匾上綴著“赤潮澎湃”四個大字，兩旁掛著毛澤東起草、陳毅書寫的挽聯：
一哭爾琢，二哭爾琢，爾琢今已矣，留卻重任誰承受？
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後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
王爾琢犧牲後，毛澤東和朱德經過再三思考，決定由28團1營營長林彪接任王爾琢的團長職務。這年，林彪僅有21歲。
第七章
將星千秋耀黃埔
軍政兼通的聶榮臻
聶榮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於四川江津縣。他8歲入私塾。後入高等小學，1917年夏考入江津中學。在校內，他接觸到《新青年》等雜誌，曾與同學相約“我輩要以報國為根本，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業”。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因參加抵製日貨運動被校方勒令退學。恰逢當時四川勤工儉學運動迅猛發展，他決定到西方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1921年初，聶榮臻到達法國，在那裏結識了周恩來、蔡和森、陳毅、鄧小平等人，成為誌同道合的戰友，思想上也從“實業救國”轉變為信仰共產主義。1922年，他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秋，他來到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學習，後來與葉挺等人被秘密派往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培養的寶貴軍事人才。
1925年，聶榮臻回國後，先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任秘書兼政治教官，北伐戰爭開始後任廣東區委軍委特派員，負責傳達黨的指示和調配幹部。1927年南昌起義前夕，他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特別是成功地組織了以葉挺獨立團為基礎的第25師，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2月，聶榮臻又參與領導廣州起義，並身先士卒戰鬥在第一線。
廣州起義失敗後，聶榮臻赴上海轉入地下，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他終日兜中揣一張月票在市內奔走，還練就一身跳電車甩掉特務盯梢的本事。
1928年初春，擔任廣東軍委書記的28歲的聶榮臻在香港給幹部們上軍事課，突然覺得那位18歲的河南信陽姑娘、黨的機要交通員張瑞華同誌非常可愛，於是就找小張，說是要“談談”。
聶書記跟小張這一談，就談了半個多世紀！什麼叫浪漫？革命就是最大的浪漫。在白色恐怖的屠刀下，在血雨腥風的鬥爭中，憑著共同的信仰和直覺的信任，兩人一諾千金，一談即合，一個閃電般的結合，卻使他們生死與共了64年！沒有媒人，沒有聘禮，也沒有儀式，隻有周恩來到他們的秘密小巢拜訪了一下，就算是曆史的見證人了。
1931年底，聶榮臻進入江西瑞金，不久任紅1軍團政委。作為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率領這支紅軍主力南征北戰長達五年。
抗日戰爭初期，聶榮臻深入日本侵略軍後方創建根據地，更顯示出獨當一麵的統帥之才。1937年秋平型關大捷後，115師主力力轉往晉西南。聶榮臻遵照八路軍總部的指示，帶一部分兵力與主力分手，從五台山區向周圍廣闊的地域發展，創建了敵後第一塊最大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當時，中共中央對此給予高度讚揚，稱這些經驗將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
1938年3月，毛澤東曾對準備前往晉察冀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風趣地說：“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做《水滸傳》，裏麵寫了魯智深大鬧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晉察冀。五台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
1939年11月，在聶榮臻直接指揮下，八路軍在河北淶源縣城東南的黃土嶺巧妙設伏，殲滅前來“掃蕩”的日軍800多人，其指揮官阿部規秀中將也被八路軍的迫擊炮擊斃。此人在日本軍界被捧為精通“山地戰”的“名將”，沒想到在黃土嶺一命嗚呼。日本北支那方麵軍統帥多田俊哀歎：“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在中國的抗戰史上，於戰鬥前線當場擊斃日寇中將銜軍官此為首次。一向汙蔑八路軍“遊而不擊”的蔣介石也不得不發來電報，稱此戰勝利“足見我官兵殺敵榮勇，殊堪獎慰”。
新中國成立後，聶榮臻曾任北京市市長、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等職。1956年11月，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後又擔任國防科委主任。在他的組織和領導下，廣大科技工作者先後試驗成功了“兩彈”（核彈、導彈）“一星”（人造衛星）。
1956年3月1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委托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聶榮臻領導航空工業委員會的工作。中國研製導彈、原子彈的大幕徐徐拉開。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領導下，聶榮臻開始組織領導研製“兩彈”的工作。
之後不論遇到多大的困難，聶榮臻都堅持“兩彈”的研製不能下馬。聶榮臻的堅持，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晚年回憶“兩彈一星”研製工作時提到的“兩個相信”：一是相信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二是相信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愛國的。對錢學森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晚年的聶榮臻仍然關心國防科研和軍隊建設，關心國家改革開放和祖國統一大業。
1991年9月，聶榮臻因心力衰竭住進醫院，經過兩個半月住院治療出院不幾天，再次出現心力衰竭征兆。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鑒於聶榮臻的病情，醫生告訴秘書，不得向聶榮臻彙報任何事情，不給他讀報、念文件、不聽新聞。聶榮臻得知後對秘書說，醫生的好意我知道。但我一輩子從事革命活動，怎麼能不知道不關心國家大事呢？再說，一個人的思維是不能停頓的，不想這件事，就想那件事。與其如此，還不如給我聽聽國家大事。這叫精神食糧，人是不可以一天沒有精神食糧的。
在他再三要求下，醫生同意他每天上午聽讀報，下午聽念文件，晚上看電視新聞，每次都不得超過半小時。聶榮臻這種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為我們樹立了永遠的豐碑。
1992年5月14日，這位共和國僅存的一位元帥，安詳地離開人世，享年93歲。
聶榮臻元帥逝世後，根據他的遺願和家屬的意見，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大西北導彈試驗基地的烈士陵園中，以陪伴那些在戈壁中為研製“兩彈”而獻出畢生精力乃至生命的科研人員以及參與此項工作的廣大指戰員。
出師必勝的陳賡
作為“黃埔三傑”之一的陳賡，一直是黃埔曆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陳賡，原名陳庶康，湖南人。出生將門，其祖父為湘軍將領。他14歲時隻身投奔湘軍，4年後脫離舊軍隊，到長沙粵漢鐵路湘局當鐵路工人，並在此結識了正在辦自修大學的毛澤東，加入了共產黨。
1923年12月，陳賡考入廣州陸軍講武學校。次年3月，隨校並入黃埔軍校，成為該校第一期學生。在校期間，他曾當過孫中山的侍衛，頗得孫中山和宋慶齡夫婦的賞識。
1925年2月，陳賡隨黃埔軍校教導第1團參加第一次東征，任宣傳隊長。10月，又參加了第二次東征，在第1師第4團任連長，後調任蔣介石護衛連連長。華陽戰役中，蔣介石兵敗被圍，絕望地拔出佩帶的短劍，欲“殺身成仁”。陳賡奪下蔣的短劍，冒著槍林彈雨把他背出了險境。東征勝利後，他被蔣介石特調到身邊任侍從參謀。
一天，陳賡從蔣介石的桌上看到一本黃埔軍校學生和各級負責人的花名冊，其中自己的名字下有一行批注：“此人是共產黨員，不可讓他帶兵。”陳賡感到問題嚴重，於是向蔣辭行。蔣竭力挽留，但卻堅決要他脫離共產黨。然而，陳賡去意已定，蔣介石大失所望，惱怒地說：“你走吧！你隻能當你的連長！你辜負了我一片苦心！”
1926年9月，陳賡被派往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1927年2月回國，加入武漢國民政府旗下的唐生智部，任特務營營長，並指揮武漢工人糾察隊，負責中共中央的保衛工作。7月，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決裂，陳賡隨周恩來前往南昌，參加了南昌起義，在賀龍的20軍第3師第6團第一營任營長。會昌激戰中，陳賡左腿三處中彈，與部隊失散。
後來，福建汀州福音醫院的傅連暲院長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把他腿上的爛肉割掉，才得以把腿保留下來。之後，陳賡經香港到達上海，住進牛惠霖骨科醫院。在宋慶齡的表兄弟牛惠霖兄弟的悉心治療下，他多處負傷的腿骨被重新接好。
1928年初，陳賡傷未痊愈，就被周恩來調到中共中央特科，任情報科長。在這期間，他化名“王庸”，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采取“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派遣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並從敵特機關內部發展為特科工作的特殊的“情報員”，多次粉碎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中共中央機關的圖謀。他還指揮特科紅隊，懲處了叛徒何家興、白鑫等人，為保衛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因為秘密工作的需要，他經常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形象。 為了做好情報工作，陳賡以假身份交了許多“朋友”，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警備司令部以及社會幫會、租界裏的探子、巡捕當中，都有可以利用的關係。
通過這些關係，陳賡獲得了大量的有用情報。 陳賡還經常深入敵人心髒，嚴懲危害革命的叛徒，且來無蹤去無影。敵人聞風喪膽，又怕又恨，卻不知道天天與自己打交道的“王先生”就是陳賡。
有一次， 黨組織在法租界一家戲院裏開會，陳賡和許多共產黨員都參加了。 租界巡捕和國民黨警探突然包圍了戲院， 情況異常危急。為了保護革命同誌，陳賡站了出來，亮開大嗓門吆喝道：“不要讓共產黨跑了！把住各個出口！”警探見是“好朋友”王先生，居然聽他的指揮。 陳賡自告奮勇獨自把守一個出口，於是戲院裏的共產黨員在陳賡的吆喝聲中全跑光了。
1931年9月，陳賡離開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在張國燾的紅四方麵軍任第13師38團團長。11月，升為第12師師長，率部攻克黃安。此後，陳賡揮師一路打到潢光，四戰四捷，殲敵6萬多，顯現了他傑出的軍事才能。在第四次反“圍剿”的七裏坪戰鬥中，陳賡右腿受了重傷，於1932年11月回到上海治療。牛惠霖兄弟又一次治好了他比上次嚴重得多的腿傷。
1933年3月，陳賡在看電影時被叛徒發現並被捕。蔣介石特意在南昌行營接見了陳賡，表示：“你是校長的好學生，雖然政治上犯了錯誤，我可以原諒你。”陳賡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諒。”蔣又說：“隻要你願意，我可以隨便讓你指揮任何一個師。”陳賡堅決地表示，決不背叛共產黨，也決不參加國民黨。蔣介石念陳賡昔日的救命之恩，沒有殺他。
後來，宋慶齡親自去找蔣介石，說：“陳賡是黃埔學生，你東征時打了敗仗，是陳賡救了你，你現在殺他，豈不是忘恩負義？”此後，蔣介石指示部下放鬆了對陳賡的監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他逃了出去。
陳賡脫險後，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紅軍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任紅軍幹部團團長，負責中央機關的警衛工作。紅軍過草地時，周恩來患了嚴重的肝病，陳賡帶領30名戰士專門照顧周恩來，用擔架把他抬出渺無人煙的草地。躺在擔架上的周恩來風趣地對陳賡說：“當年你救過蔣介石的命。如今你又來救我的命了。”紅軍達陝北後，陳賡任紅13團團長，後調任紅1軍團第1師師長。
1937年七七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陳賡任八路軍129師386旅旅長，隨師長劉伯承開赴太行山開展遊擊戰爭。1937年10月，陳賡親自率領屬下的772團，在娘子關以南的七亙村設伏，僅以傷亡30餘人的代價，殲日軍400餘人。1938年3月，陳賡指揮386旅在神頭嶺伏擊日軍粕穀第16師團，殲其1500餘人。接著，又率部在響堂鋪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擊斃日軍300多人，擊毀汽車180輛。其戰鬥場麵之精彩，令不少前來觀戰的國軍將領讚歎不已。
這段時間，用陳賡自己的話說，就是“沒有一天沒有戰鬥，我那時簡直打得起勁了！”有時一個月就要進行幾十次戰鬥，作戰頻率之高令人驚歎。386旅進入太行後，屢屢重創日軍，致使日軍以其為死對頭，專找其尋戰，甚至專門打出“專打386旅！”的標語。
1940年5月，太嶽軍區成立，陳賡任司令員。8月，率部參加了百團大戰。1943年10月，指揮太嶽部隊伏擊日軍“戰地觀察團”，擊斃日軍軍官180多人，其中少將旅團長1人、大佐聯隊長6人，其餘全是中隊長，氣得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暴跳如雷地號叫：“再犧牲兩個聯隊，也要消滅這股共軍！”
1943年11月，陳賡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陳賡返太嶽，任晉冀魯豫軍區太嶽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了上黨戰役，在長治之戰中大敗閻軍。之後，赴臨汾、太原、北平等地參加和平談判。
1946年6月，國共內戰全麵爆發，陳賡返太嶽，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司令員，在臨汾和浮山地區迎戰他的黃埔一期老同學胡宗南，全殲其“天下第1師”——整編第1旅，生擒中將旅長黃正誠。黃正誠被俘後很不服氣，揚言：“如果擺開再打，你們不一定能勝。”但他一見到聲名赫赫的黃埔大師兄陳賡，立即立正敬禮，認輸投降。
1947年7月，毛澤東決定，以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第9縱隊和第38軍組成一個獨立兵團，由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委，統率大軍，南渡黃河，挺進豫西，與劉鄧、陳粟大軍構成“品”字形經略中原。毛澤東要求陳賡：“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打出去。”8月，陳賡、謝富治率8萬大軍強渡黃河，腰斬隴海路，向西橫掃，僅半個月，殲敵3萬多人，威逼潼關，迫使洛陽李鐵軍第五兵團以其主力整編第3師西援。
陳賡以部分兵力偽裝主力，采取多路行軍，增灶虛張聲勢等疑兵手段，牽著整編第3師走了一大圈，將肥牛拖成瘦牛，然後一刀宰掉。李鐵軍也是黃埔一期學生，在抗日戰爭中表現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學陳賡手裏，他哀歎道：“我半世英名，被陳賡毀於一旦。”全殲整編第3師後，陳賡乘勝揮戈東進，於1948年3月攻克洛陽。
1948年5月，陳賡兵團並入劉伯承的中原野戰軍，陳賡任第4縱隊司令員。10月，率部參加了淮海戰役。12月，指揮中野東集團，參加圍殲黃維兵團。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司令員。4月，率部橫渡長江，攻克南昌。隨後，率領第四兵團和四野第15兵團揮師南下，於10月攻克廣州。之後，馬不停蹄，又率領第四兵團橫掃了廣西、四川、西康、貴州、雲南五省，漂亮地指揮了陽江圍殲戰、粵桂邊圍殲戰、滇南追殲戰等著名戰役。
1950年2月，陳賡進駐昆明，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雲南軍區司令員。1961年3月16日，一代戰將陳賡因心肌梗塞複發在上海去世，享年58歲。
足智多謀的張宗遜
和多數投奔黃埔的進步青年不一樣，張宗遜在進入黃埔前，已經是黨的人了，去考黃埔軍校，是根據共產黨的統一部署，甚至盤纏都是組織上發給的。
1908年，張宗遜出生在陝西渭南赤水鎮堰頭村的一個富裕農民家庭裏。因為家境較好，張宗遜從小進入赤水鎮法濟寺小學讀書，後又轉入赤水職業學校學習，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同時受到了叔父張浩如反帝愛國思想的影響，參加了一些政治活動。
上世紀20年代，陝西省的革命形勢雖不如沿海和南方一樣如火如荼，但也開始有了共產黨組織的一些社團和外圍組織。就在赤水這個小鎮上，張宗遜就可以從返鄉進步教師身上學習到革命的道理，還秘密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根據組織決定，張宗遜和幾名同鄉同往廣東，報考黃埔軍校。張新俠回憶，當時父親和幾個受共產黨指派的青年學生結伴而行，先是雇人力車，後又是火車、輪船，一路輾轉潼關、開封、上海，經海上到達廣州。
由於已經是“組織”的人，一行幾人比自發前往的青年們在沿途需要多一項手續，那就是辦理組織關係的轉接。在開封、上海，到達後，張宗遜等人都要到青年團的接頭處報到，然後在接頭點的安排下繼續行程。
由此可以看出，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在成立短短幾年時間內，已如星星之火，建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組織基礎。
1926年2月，張宗遜考入黃埔軍校，編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團二營五連。按照當時的組織原則，其政治身份也直接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政局變化之快，就如同三歲孩子的臉。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策劃中山艦事件後，張宗遜決定退出國民黨，公開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
這次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幾乎在第二年的“四一五”黃埔“清黨”中全部被殺害。
好在黃埔軍校辦到後來，秘密發展了一批黃埔同學入黨，這批沒有暴露身份的黨員幸存了下來。後來同為共和國上將的宋時輪就是其中一個，不過也受了兩年的牢獄之苦，沒有證據才放了出來。
幸運的是，北伐回到廣州的張宗遜，又被編入了第四期學習政治工作，並在“清黨”運動來臨前不久，隨政治科調往了武漢組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否則，這員陝西上將不可能躲過這一難。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後，張宗遜在武漢也待不下去了，於是奉黨組織之命離開國民黨軍隊，隨二十四師新兵營編入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第三營。按照計劃，警衛團是要開赴南昌參加南昌起義的，誰料形勢突變，部隊還沒有趕到，南昌起義已經打響。
在當時多變的政局中，黃埔同學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國民黨作為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之一，吸引了不少黃埔同學前去投奔，還有一部分選擇了共產黨，也有的投了軍閥，或者回鄉。
就曆史的進程而言，又有多少人能夠準確地預見這場變局的最終結果呢？唯有選擇自己的信仰，才不會後悔。
張宗遜在參加秋收起義後，跟隨毛澤東經過三灣改編，上了井岡山。他所在的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第1師第1團，也成為人民解放軍序列中曆史最悠久的部隊之一。
紅2方麵軍到達陝北後，幹部缺員很多。此時的張宗遜已被毛澤東任命擔任中央軍委一局局長，相當於今天的總參作戰部部長，算是軍內要職。
1937年8月，毛澤東又親自決策，調張宗遜到賀龍的120師輔助賀龍工作。張宗遜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到紅2方麵軍、也就是120師報到的這一段曆史：一進村就碰到賀龍同誌，他大老遠就豪爽地打招呼：“張宗遜，你來啦。還沒有吃飯吧，先進屋吃飯，吃了飯再談。”幾句話把賀龍的性格特征表現得活靈活現。
賀龍隨後任命張宗遜為120師358旅旅長，對張宗遜的軍事才能給予了充分肯定，也同樣顯出了賀老總的豁達開朗。“賀老總對我父親非常好，沒有把他當外人。”張新俠評價說。
在賀龍的直接指揮下，張宗遜率358旅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在呂梁山、管涔山和雁門關以北地區，廣泛開展破襲戰、遊擊戰。有效殺傷日偽軍，為遏製晉西北日寇的猖狂氣焰發揮了作用。
張宗遜的軍事指揮才能同樣也得到了彭老總的欣賞。1947年夏，彭德懷出任第一野戰軍司令兼政委時，點名舉薦張宗遜出任第一副司令；1950年秋，彭德懷赴朝鮮出任誌願軍司令兼政委時，又舉薦張宗遜接替他出任第一野戰軍兼西北軍區代司令。
也是因為彭、賀的欣賞，張宗遜在後來的曆次運動中也屢遭責難，吃了一些苦頭。
新中國成立以後，張宗遜曾任主管軍事訓練的副總參謀長。在訓練方針上，張宗遜在要不要照搬蘇聯的問題上一度主張不走樣地學。關於這事，張上將如此寫道：“開始提不走樣地學……助長照搬照套，對教條主義傾向的出現，我是有責任的，也是有教訓的……”
1978年張宗遜退休後回家安享晚年。值得一提的是張上將還親手把兒子送上了老山前線參加了對越作戰。1998年張上將以91歲高齡逝世時，倍極哀榮。
由於張宗遜波瀾壯闊的一生，許多時候是與護衛黨中央、毛澤東聯係在一起，所以軍史研究者雅稱他為“禁衛上將”。
三次入黨的宋時輪
宋時輪在家鄉上小學、中學的時候，受到五四運動和進步教師的影響，發起“社會問題研究社”的活動，開始閱讀各種社書籍，比如《向導》、《新青年》《共產主義ABC》等，開始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並且開始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活動。
1924年春，宋時輪和左權等同學一起由湖南醴陵家鄉赴廣州報考黃埔軍校，但是走到漢口，身上盤纏就所剩無幾了。如果大家邊打工邊走，就會延誤了到校的日期，大家商量了半天，宋時輪提議每個人把剩下的錢集中起來，由專人管理，安排生活，繼續上路，他一人回家籌款。正因為如此，宋時輪沒能像左權他們那樣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
宋時輪幾乎是一路乞討回到了家鄉，回去之後便生病了，所以一直拖到1926年春，他在長沙聽到湖南秘密招學員，他再次和好友們一塊到廣州去報考黃埔軍校，所以就成了第五期的學員。
宋時輪的一生充滿傳奇，他的三次入黨經曆很是曲折有趣。
第一次入黨：黃埔軍校入黨
考上黃埔軍校後，宋時輪把自己的名字宋際堯改為宋時輪。
入校後，宋時輪的軍事訓練各項科目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就在他滿以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優秀學員時，不幸染上了瘧疾，加上腳氣病發作，他隻好在廣州東山醫院住院半年多。期間，宋時輪經張一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病愈出院後，因缺課太多，軍校決定將宋時輪轉入第六期，編在第1團第4營第16連。
1927年1月，部隊駐防廣東東莞圩時，宋時輪由張慶孚（中共黨員、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這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反共“清黨”。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深與上海遙相呼應，在廣州製造了“四一五”慘案。4月20日，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先後扣留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分子100餘人。宋時輪作為“共黨嫌疑”，也於這一天被捕，關進了廣州珠江南岸南石頭懲戒場。在監獄，國民黨正式審訊了宋時輪3次，每一次的結果都令國民黨當局大失所望，因為沒有絲毫的證據證明宋時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即便如此，國民黨當局還是以涉共嫌疑，判處宋時輪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經黨員廖益通找保人擔保，宋時輪被釋放。他很快離開廣州，乘船去香港，並在香港接轉組織關係，等候分配工作。
真是無巧不成書，到香港後，他在住地附近巧遇舊日同學李適生。李適生一定要拉宋時輪去廣西張發奎的部隊謀職，態度十分堅決，二人發生了爭執，氣氛非常緊張。宋時輪怕節外生枝，無法脫身，沒等在香港辦妥組織關係接轉，即於當日晚搭船去了上海。
由於人生地疏，雖經多方努力、到處探詢，宋時輪始終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盡管他省吃儉用，仍然淪落到無錢吃飯的境地。無奈之下，他隻好捉筆為當時的上海街頭小報寫報屁股文章，換取微薄收入糊口。後來，他離開上海到湖北武漢、湖南長沙繼續尋找黨組織，均無結果，隻好返回家鄉醴陵，準備組織遊擊隊。
第二次入黨：蘇區蓮花縣政府重新入黨
宋時輪回到家鄉，積極籌劃組織遊擊隊的事。哥哥宋方桂十分氣憤地說：“家裏供你上學，是希望你有個出息，誰知你讀了一肚子書，不僅不能養家，還盡給家裏惹事，你是個敗家的崽！我要報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讓，惡言相向。宋時輪氣急了，隨手抄起身邊的條凳子將宋方桂打倒，衝出家門，父親宋名德見狀十分著急，緊緊跟在後麵追趕。
宋名德追上宋時輪後，望著兒子瘦弱的身軀，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緊緊拉住兒子的手，塞給兒子幾塊錢，含淚喃喃地說：“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幹出點名堂來！”宋時輪聽了父親的這番話，十分感動。他堅定地對父親說：“您放心，革命一定會成功，您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由於蔣介石的血腥鎮壓，“還鄉團”到處追捕共產黨人，黨的工作十分被動。宋時輪隻好白天躲在山上避開敵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的工作。餓了，他就在山上采點野果子充饑。
有一次，又饑又渴又累的宋時輪，搖搖晃晃地來到山腳下的一片紅薯地，實在支撐不住了，連續拔出幾個生紅薯大口大口地吃著。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時候，突然從樹林裏鑽出一個手持獵槍的中年男子，大聲喊道：“誰在偷吃我的紅薯？”“我！宋時輪。”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對，那男子覺得宋時輪眼熟名字卻很陌生，愣在那裏。宋時輪立即明白了，改口說：“不，不，宋際堯。”“你就是宋際堯？是友伢子？”中年人又驚又喜，伸出雙手緊緊握住宋時輪沾滿泥土的手，拉著他走向一間茅草棚，端出一鍋熱氣騰騰的紅薯，眼裏含著淚花說：“餓了吧，快多吃一些。”
這個中年男子出身貧苦，在大革命時期，曾經擔任過農協委員，工作積極，鬥爭、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麵，始終沒有忘記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為躲避“還鄉團”的搜捕，隻身跑上山靠種地為生。
宋時輪在草棚裏坐下來，一邊吃著紅薯一邊與中年人交談，兩人像一對多年不見的兄弟。“際堯，這天還能翻過來嗎？”聽了這句深藏心底的話，宋時輪親切而又堅定地回答說：“革命的低潮隻是暫時的，農民協會還會興起來，土豪劣紳一定要鏟除，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長不了，工人、農民一定會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幾句話說得中年人心裏亮堂堂的。中年人懇切地對宋時輪說：“那你就領著我們和他們鬥吧！”後來，這個中年人第一個參加宋時輪組織的遊擊隊，成了宋時輪在家鄉發展的第一名共產黨員。
1929年秋末，宋時輪舊疾複發，雙腿腫痛不能行走，遊擊隊員用擔架抬著他在姚家壩牛形嶺一帶活動。後來，由於病重，宋時輪來到已成立蘇區政權的江西省蓮花縣醫治。因為出獄後一直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係，也沒有黨的關係介紹信，1930年初，宋時輪在養病中，經賀碧如介紹，重新入黨，並擔任蓮花縣軍事部部長。同時，宋時輪領導的萍醴遊擊隊編入紅軍第六軍。
走過長征路，第三次入黨
1932年7月下旬，獨立第2、第6師合並，編為江西軍區第21軍，宋時輪任參謀長兼64師師長。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蘇區的急劇發展，宋時輪在一段時間裏受到影響。他在紅35軍時，就有人提出他有“AB團”嫌疑的問題。為此，他向軍長、政委詳細彙報了入獄、入黨和1929年拉遊擊隊以及到紅軍部隊之後的全部經曆。最後，他堅定地說：“1926年，我雖然在黃埔軍校參加過國民黨，但那是履行每一個入伍生的手續，我自入獄之後即同國民黨的組織脫離了一切關係，除加入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之外，沒有再加入任何組織，我絕對不是‘AB團’。”
為避免鬥爭擴大化，紅35軍軍委當年對宋時輪所謂的“AB團”問題，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1932年10月，陳毅推薦宋時輪到紅22軍任參謀長。此時，有人再次提出宋時輪有“AB團”嫌疑的問題，致使其未能到職。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由陳毅推薦，調宋時輪任江西軍區司令部作戰科長。一個月後，臨時中央派人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議，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羅明路線”，指名批評鄧小平、毛澤覃、 謝維俊、古柏。江西省委通過決議，對鄧、毛、謝、古做出組織處理。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宋時輪受傷，留醫江西軍區。由於對鄧、毛、謝、古遭受政治上的嚴重打擊感到痛心，宋時輪在治傷過程中產生離開江西軍區到主力部隊工作的想法。傷愈後，他幾次向陳毅請求去紅軍大學學習，得到批準。
1934年初春，宋時輪踏進了紅軍大學的校門。紅軍大學設高級指揮、上級政治、上級指揮、上級參謀4個科，宋時輪被編到上級參謀科。
紅軍大學的教職人員組織學員禮拜六幫助紅軍家屬挖泥塘。宋時輪負責挑，另一個學員負責上泥。負責上泥的學員，每擔都裝得很滿，並且逐擔增加。連泥帶水挑了幾擔之後，宋時輪對上泥的學員說：“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後少裝一些泥。”結果，下一擔裝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時輪直強的脾氣引發了，他說：“我是自願來優待紅軍家屬的，又不是來罰苦工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搞？”
回到紅大，負責上泥的學員向黨小組長彙報說：“宋時輪講‘優待紅軍家屬是罰苦工’”。黨小組立即開“鬥爭”會。宋時輪在會上複述自己的原話，雙方爭執不休。黨小組的其他學員因為不了解事情真相，隨聲附和說：“宋時輪不接受黨小組的批評。”
在直率、坦城和實事求是的作風不被理解的時候，宋時輪更加憤怒了。他說：“你們想學江西省委擴大會議時那樣委屈鄧、毛、謝、古一樣來委屈我承認錯誤，就是殺了我我也不幹。”黨小組將他的問題上交黨支部。在黨支部“鬥爭”會上，宋時輪仍然不接受非實事求是的批評。黨支部隻好將他的問題上交紅軍大學。紅軍大學召開全校黨員大會“鬥爭”他，宋時輪依然堅定地說：“我堅決不接受不合事實的批評。”最後，紅大以“破壞蘇維埃政府法令，組織觀念薄弱，堅持錯誤”及總政治部個別領導說“其27年被捕後表現不好並有AB團嫌疑”等原因，給予宋時輪“開除其黨籍3個月”的處分。
宋時輪被開除黨籍一個月之後，鑒於他的考試成績非常好，紅大決定將他從上級參謀科轉到上級指揮科學習。不久，宋時輪在考試中又取得優異成績，紅大決定調他擔任上級指揮科的軍事教員。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出發前，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組成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編為幹部團上級幹部隊。
1945年7月，總政治部黨務委員恢複了宋時輪的黨籍。宋時輪高興極了，他覺得這是延安整風運動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突出體現。對每個幹部盡可能作出客觀的、全麵的、 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僅使黨更加清楚地了解幹部的全麵情況，而且促進了幹部改造思想的自覺性，加強了黨的團結。宋時輪精神麵貌由此煥然一新，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
1955年，宋時輪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宋時輪性格豪爽，也善於豪飲，有百杯不倒之稱，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將軍”，而酒德極優，微醺後來者不拒，豪氣萬丈。其麾下華東野戰軍九兵團，人稱“酒兵團”。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宋時輪將軍“喝酒太多”、“太能喝酒”。宋時輪於台上一聲不吭，回家後自飲自言：“老子喝酒也是罪?”時人私下曰：“李白喝酒不影響作詩，武鬆喝酒不影響打虎，老宋喝酒不影響打勝仗，怎麼也成了罪狀?”
宋時輪晚年病重。醫生、家人勸其戒酒。一夕，將軍連飲數十杯，酣醉擲杯於地：“明日開始戒酒。”
1991年，宋時輪在上海病逝。
享譽中外的“虎將”陳明仁
陳明仁的從軍軌跡讓兩個人意想不到。一個是老校長程潛，一個是新校長蔣介石。
程潛沒有想到的是，自己開後門進來的學生陳明仁，官至中將，還與自己一同率部起義，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之中。而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大力栽培的陳明仁，最後竟然起義了。
1903年4月7日出生於湖南省醴陵縣洪源鄉洪源衝的陳明仁，於1924年春趕赴廣州投考陸軍講武學校。講武學校是孫中山委派程潛開辦的。程潛兼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李明灝任教育長。可當陳明仁趕到廣州時，講武學校已停止招生。
一心想投筆從戎的陳明仁，拿著在長沙兌澤中學的優秀成績單，找到了同鄉程潛和李明灝。程、李見陳明仁一身靈氣，相貌不凡，學習成績又優秀，便有心想錄取他，但又苦於“同鄉之嫌”。於是，程潛和李明灝幾番商量，將陳明仁的籍貫改為“瀏陽縣”，錄取編入了文化水平較高的第一學生隊。
1924年9月，講武學校與黃埔軍校合並，陳明仁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六隊學習。1925年1月，陳明仁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團見習排長。此時，盤踞東江的軍閥陳炯明計劃攻打廣州。孫中山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決定進行東征，平定陳炯明之亂，史稱“第一次東征”。
在第一次東征中，陳明仁敢打敢衝，指揮一個排在東莞城內，繳獲了一個營的槍，立下大功，受到團長劉堯宸的誇獎：“我以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曉得陳明仁比我還不怕死。”他報請東征軍第1軍軍部批準，將陳明仁破格升為教導團1營3連連長。
部隊於1925年10月初從廣州出發，10月中旬開始進攻惠州城。惠州城攻下來了。這一幕幕都被現場指揮的蔣介石和周恩來等人在望遠鏡裏看得一清二楚。蔣介石問：“手持大旗，第一個登上城牆的是誰？”
“你的學生陳明仁！”站在蔣介石身邊的黃埔教官李明灝響亮地回答。
“嗯，這個，這個要立功！”蔣介石喜形於色。
3天後，在惠州城內召開的慶功大會上，蔣介石發布命令，吹三番軍號向陳明仁致敬，並親自帶頭呼口號：“向陳明仁看齊！”他還當場宣布提升陳明仁為三營營長。後來，惠州戰例一直被國民黨軍所宣傳。
1949年9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見到陳明仁時，第一句話就說：“你還認識我嗎？打惠州的時候，我還向你舉槍敬過禮哩！”
1935年春，陳明仁去國民黨軍陸軍大學（第十三期）學習，1938年春畢業後，被任命為國民黨軍陸軍第二預備師中將師長。此時，中國抗戰全麵爆發。上任不久的陳明仁，奉命率第二預備師參加武漢會戰。在開赴途中，預2師司令部的6個處長跑掉了5個。陳明仁說：“不中用的家夥越少越好，正好可以放開手腳進行人事調配。”此後，陳明仁從過去的陸軍大學同學中挑選誌同道合者，充入到中層領導崗位，又從陸軍軍官學校錄用了一批中下層軍官，從而加強了部隊的戰鬥力。
在九江，陳明仁率預2師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堅守住了陣地，預2師因此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但因國民黨軍內部派係林立，明爭暗鬥，在陳誠的指使下，預2師成了“犧牲品”，被撤銷了番號。後來，陳明仁到了漢口，何應欽決定將四川的3個補充團整編為一個師，改換成正規番號，交給陳明仁指揮。陳明仁借機提出恢複預2師的番號，得到何應欽同意。1939年冬，陳明仁率預2師參加廣西桂南會戰，陳明仁身先士卒，受到嘉獎。
在支援英美盟軍在緬甸抗擊日軍攻勢時，蔣介石命令陳明仁以副軍長的身份率第71軍及預備第2師加入中國遠征軍序列，開赴滇緬地區參戰。陳明仁喜不自禁，終於有了報效國家抗擊日軍的大好機會。後因戰局發生變化，陳明仁未能率部入緬作戰。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先後對侵占緬甸北部和中國雲南西部的日軍進行了反擊作戰。陳明仁所在的71軍奉命在滇西反擊。
滇西重鎮保山被日軍第33軍38師團占領已有多年。從反擊線路講，必須從惠通橋、攀枝花渡過怒江，才能取龍陵、保山一線。但為了出其不意，陳明仁奉命率71軍87師和88師翻山越嶺，繞道怒江，從原始森林中分兩路向鎮安街進攻。87師出敵不意發起猛攻，一舉擊潰守敵，占領鎮安街。
龍陵日軍指揮部獲知鎮安街失守，立即派出一個加強中隊，會合潰逃守軍向鎮安街猛撲，企圖奪回這個公路要點。87師師長張紹勳一看勢頭不對勁，嚇得立即產生了“撤退”想法，慌張地越級請示總司令宋希濂，要求“變換陣地，放開公路”。
恰在此時，陳明仁的電話也接了進去。聽到了張紹勳的“請示”，陳明仁毫不客氣地說：“這樣做會影響整個戰局。今天71軍歸我指揮，師長不能直接報告總司令，總司令也不能直接處理這個問題。”
陳明仁知道，指揮官決心動搖，則軍心不穩。於是，他果斷更換了張紹勳，另外任命了新師長，有力地振奮了部隊士氣，給日軍予以重創。此役結束後，陳明仁升任第71軍軍長。當上軍長後的陳明仁，更是放手對日軍作戰，打得日軍節節敗退。
據《陳明仁自傳》中稱：“當時凡屬任何部隊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71軍來擔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龍山等，都是71軍攻克的。而攻克回龍山一役，不但挽回了當時的整個戰局，而且增加了我個人在國內乃至國際上不少聲譽，我自己也認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3月，陳明仁奉蔣介石命令，率71軍開赴東北。
真正讓陳明仁出名的還是1946年的四平之戰。
陳明仁死守四平，聞名一時。由此，陳明仁晉升為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官。但好景不長，國民黨政府不久派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早年因預備第二師番號之爭的陳誠對陳明仁懷恨在心。因此，陳誠到東北後，明察暗訪，抓住了陳明仁幾個“短板”，撤了陳明仁的職，讓陳明仁回南京休養閑居。
對於陳明仁在南京休養閑居之事，陳明仁的兒子陳揚釗回憶說：“我父親懷著滿腔的怨憤，在南京賦閑期間，脫去軍裝，穿上長袍，留著胡須，每天與兒孫們遊玄武湖、靈穀寺、棲霞山、燕子礬、中山陵等地。他最喜歡到中山陵和廖仲愷的墓園，我們常與他陪客人在那兒照相。平時多與老友們打麻將，這是他最喜歡的娛樂。這段時間裏他由於心情不舒暢，還經常飲酒。他的酒量也是聞名的，一次飲一瓶貴州茅台也不醉。有時到朋友家，高興時喝得酩酊大醉而歸，由副官背他下車。他醉酒從不亂講話，隻是昏昏入睡。”
自此，陳明仁因蔣介石不能主持公道而隱懷異誌。更讓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栽培的陳明仁，在1949年8月4日，竟然與程潛領銜通電起義了。
此時的陳明仁已就任國民黨軍華中“剿總”副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率第29軍、第71軍駐紮在湖南長沙。全國解放大勢所趨之時，陳明仁宣誓：“軍人以保國衛民為天職，明仁忝膺省政，服務桑梓，既愛國，複愛鄉士。”
於是，陳明仁和程潛率國民黨所屬長沙“綏靖”公署、第一兵團部轄3個軍9個師和3個保安師等共12萬餘人起義。
1955年9月27日，陳明仁被中央軍委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勳章。作為中共黨外人士的一位軍長，被授予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陳明仁感慨萬千：“我從軍三十年，還是第一次榮獲上將軍銜。我十分感謝共產黨和解放軍對我的信任和關懷！”
1974年5月21日，陳明仁在北京病逝，享年71歲。
棄暗投明的張治中
1924年，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後任政治部主任。當年張治中也正好在黃埔軍校任軍事教官。周、張兩人在共事中相識相知，並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
黃埔軍校從創校開始就一直存在著左右兩派的激烈鬥爭。張治中與周恩來、惲代英、鄧演達等中共黨人比較接近並深受他們的影響，思想“左”傾，常常站在“左”派一邊說話，因此經常受到國民黨右派分子的攻擊。但張認為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言行方麵無可厚非。
在黃埔期間，張治中曾一度主動向周恩來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周恩來表示高興，並真誠地對他說：“中共當然歡迎你入黨，不過你目標較大，國共兩黨相互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幹部入黨，但保證今後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上述情節，在張治中後來撰寫的回憶錄中也得到證實。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瘋狂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反動派血腥屠殺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共產黨人被迫拿起武器，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從此國共嚴重對立。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張治中，同樣處在國共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在這關鍵時刻，張治中想方設法轉到國民黨軍校繼續辦教育，從而機智地避開了兩黨在戰場上必將麵對麵廝殺的血腥場麵。
在國共十年內戰中，日本侵略者乘機對中國大舉侵略，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強占我東三省之後，又於1932年挑起上海一·二八事變，遭到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其間張治中主動請纓，率部到淞滬抗戰前線，積極協同十九路軍指揮對日作戰，給侵略者以重創。五年後的1937年，張治中又不遺餘力，率部參與指揮上海八一三抗戰，受到全國愛國同胞的熱烈讚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由於中共堅持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並委派周恩來從中妥善斡旋，終於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張治中在西安事變中對中共的態度給予高度評價。
1937年11月，國民黨任命張治中為湖南省主席。中共中央亦派徐特立為駐湘八路軍代表，常駐長沙。於是，張治中與我黨中斷了10年的聯係又告恢複。此前，湖南由反動軍閥何鍵主政，我黨在湖南的革命組織和人員備受打擊與摧殘。張治中接任後與徐特立友好相處，有事協商解決。周恩來與葉劍英等人亦常來長沙，相互溝通情況，以誠相待。
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合作的抗戰形勢相對較好。為了繼續保持這種局麵，1938年9月，張治中曾趁機發出電報向蔣介石建議，大意是勸蔣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允許中共公開活動，以減少無謂摩擦，加強兩黨團結，隻有這樣，才有利於抗戰大業。但蔣不置可否，其內心深處或已另有圖謀。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日本侵略軍兵臨湘北，長沙危急。國民黨政府驚慌失措，以焦土抗戰為名，秘密下令火燒長沙，致使全城房屋大部被焚毀，居民被燒死兩萬多人，財產損失無數。全國輿論一片嘩然，國民黨當局備受各方責難。張治中身為湖南行政長官，亦深感責任重大，麵容憔悴，坐臥不安。當時周恩來正好路過長沙，即以好友身份，善言勸慰，既指出張的責任所在，又明確相告主要罪責在於國民黨最高當局實施所謂焦土抗戰方針的錯誤。大火過後，張治中擬以國民黨中宣部和政治部名義，發布《長沙大火》真相說明。稿子寫好後，張治中特請周恩來幫助審閱。周恩來不負重托，對文稿認真負責地進行多次修改，並對起火原因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對此，張治中表示衷心感謝。
1939年2月，張治中調重慶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時任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人，於公於私均有往來，相互繼續以誠相待，共同為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而努力。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共關係瀕於破裂。張治中雖於事發前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實施此舉，但他勢單力薄，孤掌難鳴，難以挽其危局。事後他又大膽向蔣上萬言書，痛陳此事嚴重失策，將招致兩黨關係破裂，不利於團結抗戰大局。但張治中的忠言沒有被蔣所采納。
1945年10月間，張治中奉命赴新疆處理伊犁等地暴亂事宜。周恩來得知後，即偕同鄧穎超親往桂園訪晤張治中，並向他提出要求：“我們有一批同誌在抗戰期間被盛世才(新疆反動軍閥)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釋放政治犯是寫入‘雙十協定’的，你到新疆，務請設法將他們放出來。新疆情況很複雜，回內地路途又很遙遠，請你派人將他們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即烏魯木齊)後，請先調查一下，幾個重要人物如陳潭秋(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民、林路基還在不在？聽說他們處境很壞，生活很苦，務請先改善一下。這裏頭有楊之華(瞿秋白夫人)，你是認識的，你可和她聯係，了解情況。”張治中聽後慨然答應相幫。
不幸的是，周恩來所提到的陳潭秋、毛澤民、林路基3位同誌已於1943年9月被盛世才秘密殺害。張治中到迪化後，即派屈武與楊之華取得聯係，並了解相關情況。
1949年4月1日，國民黨派出以張治中為團長的代表團到北平，與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進行和談。至此，兩位久違的老朋友又見麵了，這也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戲劇性的巧合。雙方經過反複友好磋商，終於達成全麵協議，但國民黨南京政府拒絕在協議上簽字，和談宣告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並於23日解放南京。當天，周恩來來到國民黨和談代表團住地，看望張治中並與他懇切交談。期間，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多次耐心和誠懇的勸說，張治中及代表團成員終於決定繼續留在北平，並與中國共產黨人合作共事。
1949年9月，祖國大陸除新疆、西藏、海南、福建的廈門、金門、東山以及台灣等少數地區外，已大部解放。
為了祖國統一大業，彭德懷奉命率領大軍乘勝向新疆方向進發。在這重要時刻，毛澤東邀請張治中前去商議國家大事。
據張治中後來回憶：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約我去，告訴我解放大軍已經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希望我去電給新疆軍政負責人員能爭取和平起義最好。還說，他從新疆得到的情報，隻要我去電，他們是一定照辦的。我聽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刻興奮地說，我早有此意。9月10日，我就給新疆陶峙嶽將軍、包爾漢主席去電。電文稱：“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疆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計，為新省和平計，為新省人民及全體官兵計，極應及早表明態度，正式宣布與國民黨斷絕關係，歸順人民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中央人民革命委員會之領導。”
1949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邀請各界人士座談，醞釀新中國的國號問題。會上不少人提議采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個稱號。張治中說：“共和”這個詞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複，不如就幹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大家反複討論，最後采納了張治中的意見，新中國就確定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他的一生，正如周恩來所說：“這個人很複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投誠將軍：鄭洞國
1924年5月5日，廣州黃埔軍校。曙光初照練兵場。
470名黃埔一期的熱血青年，一個個身著蘇式黃卡其軍裝，挺胸凹腹精神抖擻地排列在操場上，等待著晨操點名。
因為是第一次，新生們難免激動而亢奮。突然一聲“黃鼇”的呼喚，竟有兩名學生應聲而出，一個矮胖，一個高瘦；一個圓臉洋溢著微笑，一個國字臉上流露出難以掩飾的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