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同名同姓不稀罕，尤其是單姓單名者，然而同在一校一班一隊，卻不能不說太巧了。其實這兩個青年中，一個是真黃鼇，一個是假黃鼇。真黃鼇以後成為一名中國工農紅軍的高級將領，而假黃鼇則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抗日名將鄭洞國。
三年前，鄭洞國有過一次投筆從戎的經曆，卻因故失之交臂。此次報考黃埔，卻又過了報考日期。眼看鄭洞國又急又惱又沮喪，作為同鄉同窗與親友的王爾琢自然也心急火焚，卻又無計可施，無力相援。
當時在場的還有兩位同鄉，一位叫賀聲洋，也是鄭洞國在石門中學的同學，另一位則是與石門山水相連的臨澧縣的黃鼇，與鄭洞國算是大同鄉。良久，見鄭洞國等三人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沉穩敦厚的黃鼇方不慌不忙，獻上一計。待黃鼇將主張和盤托出，鄭洞國卻又猶豫起來。
原來，黃鼇初來廣州時，擔心一次考不上，先後報了兩次名，不料第一次他便榜上有名，遂落下個名額虛位以待。他建議鄭洞國頂替他的名字去應考。鄭洞國的躊躇，倒不是顧慮其他，而是頂替之舉與其一貫做人的信條相悖。可是倘若不如此，就隻能等待第二期招生了。
沉吟半晌，鄭洞國橫下一條心，以黃鼇之名報考黃埔。數日後，黃鼇的名字與王爾琢、賀聲洋一道出現在黃埔一期的錄取榜上。湊巧的是，真假兩個黃鼇都編在第二隊，於是便出現了一聲點名，兩人同時應聲出列的頗具戲劇性的一幕。
後來，鄭洞國感到冒名頂替終究不太光彩，終於鼓起勇氣，漲紅著臉向區隊長報告了自己冒名頂替的真情。後來，校方理解與認可了鄭洞國冒名頂替之舉，未予追究，隻是讓他把名字更改過來。於是乎，在黃埔一期的點名冊上，出現了鄭洞國的名字。以後，這個響亮名字將出現在東征北伐的作戰序列間，出現在抗日戰爭的史冊上，出現在新中國參政議政的篇章裏，出現在致力於海峽兩岸統一的偉業中……
鄭洞國是最早參加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之一。
中華民族史上的抗日戰爭，是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始，但鄭洞國的抗日曆程，卻是從1933年的古北口之戰開始的。
古北口是長城在密雲縣境內的一個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關口，南距密雲縣城120裏，距北平250裏，地勢險要，不僅是平津之門戶，亦是河北之屏障，自古即兵家必爭之地。時任第17軍2師四旅旅長的鄭洞國，率部最先趕到前沿陣地，官兵們喘息未定，日軍即出動5000餘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瘋狂撲向陣地，並出動10餘輛戰車，截擊後方交通。當時後續部隊尚未上來，鄭洞國旅兵力不足兩千，且連夜急行軍，幾乎到了疲勞的極限，麵對倍於自己的強敵，隻能拚死一戰了。身為一旅之長的鄭洞國清醒地意識以已到了生死關頭，遂將外衣一摔，身著白襯衫，手提駁殼槍，帶著身邊僅有的一個特務排，親自上火線督陣。不畏死的長官帶出了不畏死的士兵，上下拚將一腔熱血，經過一天的鐵血苦戰，終於頂住了人數倍於自己，火力優於自己的強虜，守住了陣地，贏得了後續部隊增援上來的寶貴時間。
第十七軍在古北口、南天門一帶，前後與日軍血戰達兩個多月，擊斃擊傷日寇五千餘，自己也傷亡了近萬人，是當時長城抗戰作戰時間最長、戰事最為慘烈的戰役。戰爭雖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告敗，並付出了近乎二比一的傷亡殊比的血的代價，但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軍魂”和中華民族的“民族之魂”。
鄭洞國在抗戰中，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被人稱為“福將”。在台兒莊外圍激戰中，一塊銀元救了鄭洞國的性命。
1938年初春，淮海大地上殘雪未盡，日本侵略者挾北取平津與華北、南侵淞滬與南京之淫威，由南北兩方進攻徐州，一場以血戰台兒莊為標誌的徐州會戰，遂揭開了帷幕。
時已升任2師師長的鄭洞國奉命攻打峰城，激戰中，由於身邊一位參謀手中的望遠鏡在陽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軍炮火猛擊。一發炮彈呼嘯而來，就近炸開。鄭洞國猝然無防，隻覺得左胸被重重一擊，幾乎跌倒，幸虧兩名衛兵將其撲倒，並以身相護，方才未讓紛飛的彈片擊中。炮擊後方發現左胸衣袋上僅劃破一道破口，除袋內一枚銀元被彈片擊穿外，自己居然毫發未損，真沒想到這枚偶然放進衣袋內的銀幣竟救了他。中國軍隊在台兒莊及其外圍血戰十五日，殲敵一萬餘人，寫下了抗戰史上“台兒莊大捷”的輝煌篇章。
1943年4月，蔣介石緊急召見鄭洞國，委以中國駐印軍新1軍軍長重任。他臨危受命，飛赴印度。遠征軍遠征異地，命運多蹇，既受製於美軍指揮官史迪威將軍，又與駐緬英軍多有抵牾，加之異國蠻荒之地的氣候惡劣與瘟疫流播，真是困難重重！由於鄭洞國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方使駐印軍抗戰局麵打開。“不打不相識”，鄭洞國與孫立人等將領心心相印，在胡康河穀的戰場上打出駐印軍的威風，讓傲慢的史迪威重新認識了中國將軍，將新22師與孫師的指揮權歸還給中國人。
中國駐印軍在緬北戰場，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完成了預定的任務。
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打起了內戰，鄭洞國卷入了東北內戰的旋渦。在屢戰屢敗的東北戰場上，擔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長春城防司令長官的鄭洞國，終於選擇了回到人民陣線上來。
1949年後，經曆過煉獄般的心路曆程，鄭洞國心裏的堅冰終於融化了。他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參事後，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鄭洞國與杜聿明等人又在政治舞台上活躍起來。這一對老戰友在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大會上，都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然而，歲月不饒人，就在亞運會召開期間，這位88歲高齡的老人那百戰之身，終究難以抗拒衰老與病魔的入侵，腦血栓與心髒病並發，被迫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與死亡作最後的抗爭。他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了，使拉著守候於病榻前的親人之手說：“我曾是軍人，對生死已看得很淡。你們要好好生活，不要為我難過。我現在對國事、家事均無所憾，隻可惜沒有看到祖國統一。一旦國家實現了統一，國民革命就算徹底成功了。”
此後不久，鄭洞國老人便失卻語言能力。這番無憾之中猶有憾的談話，竟成了他的最後遺言！
1991年1月27日，這位穿過了東征北伐的槍林彈雨，走過了古北口、台兒莊、昆侖關、緬北等征戰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線而獲得新生的一代名將，終於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旅程……
2月26日，鄭洞國遺華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幾乎與此同時，在海峽彼岸，也舉行了鄭洞國追悼儀式。在數百名黃埔係的將領中，他是兩個同被兩岸追悼的將領中的一位。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臧克家的這句名詩，分明適用於這位立過卓著戰功、有過傳奇的人生、經過煉獄般的心路曆程、走過88載誠信人生之旅的大寫的人。
創殲敵紀錄的宋希濂
1907年4月9日，宋希濂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縣一個富裕農民家中。1923年底，廣州國民政府到長沙招收湖南青年去廣州學習軍事。一腔愛國熱情的宋希濂在老師的鼓勵下毅然決定棄文從戎，走上反帝、反封的第一線。
黃埔軍校成立後，宋希濂由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湖南省出席國民黨一大代表謝晉及湘軍總司令部秘書彭國鈞保薦，與陳賡一起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充滿革命熱情的宋希濂開學後不久即加入了國民黨。一心認為蔣介石是革命領袖並代表正確的革命路線的宋希濂便與中國共產黨脫離了組織關係。
脫離共產黨後，宋希濂在他認同的道路上繼續前行，隨第21師參加北伐，轉戰江西、福建、浙江。1927年，他在浙江桐廬戰役中負傷，去蘇州醫院療傷。年底傷愈後，因脫離共產黨表現忠誠、作戰勇猛而深得蔣介石信任與賞識的宋希濂被派往日本陸軍步兵學校學習，一貫表現優秀的他被推選為黃埔軍校留日學生小組組長。
一·二八事變爆發，時任87師第261旅旅長並駐紮在南京的宋希濂看到各報刊登十九路軍向全國、全世界發出抗日通電後，當日下午趕到三牌樓國民黨軍政部見何應欽，請求參戰，遭到拒絕。宋希濂返回旅部，當晚召集全旅連長以上幹部會議。會議決定由宋希濂率營長以上幹部再度向何應欽請願。宋希濂當晚深夜率30餘人乘一輛大卡車闖進南京鼓樓鬥雞閘一號何應欽住宅，結果對方以“現在南京空虛”為理由再次拒絕。
2月初，蔣介石命令87、88師組成第五軍，由張治中統帥開赴上海參戰。宋希濂的261旅奉命首先出發。2月10日起，日軍集中飛機、大炮向88師駐地廟行鎮猛烈轟炸，以重兵連續發動進攻。張治中除令87師259旅孫元良部增援，自己率中央軍校教導隊策應88師作戰外，還準備抽調守在溫藻浜畔的宋希濂261旅1個團支援。宋希濂率部搶渡溫藻浜，向日軍側背攻擊，從而大大牽製了日軍進攻88師陣地的主力部隊。與此同時，19路軍61師也奉命從竹園墩出擊，使日軍遭到三麵夾攻，陷入極度混亂。日軍被迫停止進攻，他們的“中央突破”計劃徹底破滅了。然而100個刀光劍影的白天，100個血雨腥風的夜晚，到頭來，以蔣介石、汪精衛為首的南京政府與日軍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淞滬抗戰的結局。之後，87師回南京。宋希濂因戰功卓著，一路遷升，這次戰役也開始了他抗日悍將的生涯。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瞿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審訊並奉蔣介石“就地處決，照相呈驗”的命令執行槍決的。晚年，就瞿秋白一事，宋希濂說，“從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隨蔣介石整整23年，應當說蔣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終生難以忘懷，也是終生愧對祖國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犧牲這壯烈的一幕!在我個人，曆史上的汙點已不能洗去。”
1938年9月，宋希濂率71軍4個師參加武漢會戰。武漢會戰後期，71軍曾被迂回的日軍包圍；宋希濂從容不迫，從日軍眼皮底下突圍而出，這段經曆成為他抗戰指揮生涯中的一段佳話。作戰能力強悍、忠心耿耿的宋希濂，也成了蔣介石“剿共”的得力“鷹犬”。
1949年初11月，國民黨軍西南防線全麵崩潰，宋希濂部一一被殲，在率兵團直屬部隊數千人向西昌方向逃竄中，宋希濂在大渡河邊被人民解放軍包圍俘虜。
宋希濂被俘後，被關押在國民黨曾瘋狂殺害共產黨人的地方——重慶白公館裏。宋希濂追隨蔣介石反共，他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也成為他所憎恨的仇人。當時在記者進白公館為他照相的時候，宋希濂困獸猶鬥，破口大罵。記者還沒有來得及按響快門，他就把頭用力地扭開。及至記者們動了腦筋：在他的兩側各站一位攝影師，他的頭往哪邊扭，哪邊的快門就按響，一張國民黨戰犯的照片足足用去了一個小時才成功。
1959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一批改造好的國民黨戰犯，宋希濂與曾擴情、杜聿明等黃埔一期同學名列其中。特赦後，宋希濂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
1980年宋希濂經中央批準赴美國探親，因子女堅留，遂定居美國，但每年仍準時回國參加全國政協的會議和各種活動。宋希濂熱愛祖國，晚年雖身居海外，仍念念不忘祖國的統一大業。後來宋希濂又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任總顧問。
台灣得知宋希濂在美國做的大量促統一的工作後，報媒斥他說：“甘為鷹犬”。
宋希濂早年立誌報國，在國家危難之際毅然棄文從戎，在抗日戰爭中為中華民族立下汗馬功勞。盡管在人生的路上有過曲折，但遮掩不住他強烈的愛國熱情。
一聲歎息王耀武
長期以來，由於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初期一瀉千裏的怨恨，以及台灣海峽的阻隔，故對國民黨軍隊正麵戰場的情況了解不多，一些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也被深深地埋在了浩如煙海的曆史長河之中。
近年來，隨著國內的改革開放，兩岸交流的增加，一些抗戰名將陸續地重新走入人們的視野，其中，王耀武、張靈甫、仵德厚等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提起王耀武，大家恐怕都知道他是國民黨軍隊著名的高級將領之一，是黃埔係中第一個出任方麵軍司令官和省政府主席的人。黃埔係是非常講究資曆的，而王耀武隻是第三期黃埔生，但由於他出色的軍事才能，顯赫的軍功，因此得到了蔣介石的重用而飛黃騰達。
因此，在山東流傳著一句話，說：“三個李(指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皆黃埔一期學員)不如一個王”的說法。這個“王”指的就是“王耀武”。
王耀武自幼家境貧寒，又當過多年苦工，養成吃苦耐勞的特點。對下屬，他平易近人，愛護團結，因此為官兵所擁戴；對同級則無不協調；對上司，他是絕對服從。也許正是他的這種性格，奠定了他在抗戰期間能率部屢建奇功，但也決定了他在抗戰之後自覺不自覺地成為蔣家王朝犧牲品。就是因為他這一念之差，幾乎淹沒他在抗日民族戰爭中英勇殺敵中最光輝一頁，使他的英名長期埋沒在如煙的往事之中了。
王耀武1904年出生在山東省泰安市上王莊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由於父兄早逝，慈母含辛茹苦養育他成人。他9歲入本村私塾念書，拜張寶亭先生為師。
1924年，王耀武聽說黃埔軍校在廣州招生，於是向老鄉李丙炎借了路費，與店主的兒子相偕前往廣州投考，1924年11月，正式被錄取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學員。在軍校學習期間，他嚴遵校訓、勤奮學習，贏得了上級對他的青睞。
1925年9月軍閥陳炯明占領潮州、汕頭，計劃進犯廣州。國民革命軍為了徹底消滅陳炯明叛軍，於10月1日開始第二次東征。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學生軍的教導團為主力的這次東征，動用了王耀武所在的黃埔三期學生。王耀武還未畢業就參加了第二次東征，他作戰勇敢表現突出，在黃埔學生軍中嶄露頭角。
1926年1月，王耀武黃埔軍校畢業，在國民革命軍第1師3團4連任少尉排長。由於他作戰勇敢、帶兵得法，引起該師師長何應欽、團長錢大鈞的注意，不久就被晉升為上尉連長。
1937年七七事變後，王耀武的51師從漢中調往上海，參加著名的“八一三”上海抗戰。上海抗戰進行3個月，戰後王耀武成為74軍的一員主將。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參加了著名的江西上高會戰。3月15日，日軍合擊上高縣城。王耀武令57、58兩師進入第一線。為了避開敵空軍的轟炸，利用夜間主動出擊敵人，與敵接觸後，發生激戰，連戰三日，雙方傷亡慘重。3月25日，74軍在王耀武指揮下，全線出擊，錦河南岸之敵很快被肅清。
上高會戰至4月9日結束，曆時25天。此役中國軍隊斃傷日軍少將指揮宮岩永、大佐聯隊長濱田以下15000餘人，軍馬2800餘匹。擊落飛機一架，俘虜日軍百餘人，繳獲山炮、追擊炮10門及步槍幹餘支。
上高會戰是一次頗為成功的殲滅戰，何應欽稱之為抗戰以來“最精彩之戰”，此役以74軍戰績最為卓著，戰役指揮官羅卓英稱讚74軍為“抗日鐵軍”，戰後，74軍被授軍中最高獎品——飛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受軍隊最高勳章。此時是王耀武在抗日戰爭中最為輝煌的一頁。
1944年2月，蔣介石提升王耀武為24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73、74、79、100軍。正處英年時期的王耀武，成了一個方麵軍的最高長官，這是他的頂峰時期，可是幾乎在轉瞬之間他忽然墮入內戰的深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王耀武奉命任長衡地區受降長官。經過八年抗戰，王耀武萌生退意，不願再帶兵打內戰。此時有摯友勸他，既然是功成名就，不如激流勇退，不圖流芳百世，也可同家人團聚，倘若涉入內戰，勢必前功盡棄，恐將淪為罪人。尤其他想起隨他在抗戰中犧牲的千千萬萬的部屬時，他認為友人所見，確是肺腑之言，於是他稱病住進了武昌的一家醫院。蔣介石聞訊之後連發函電，並派專機接他飛往重慶。
在王耀武的《自述》裏有這樣一段對話，蔣問：“看你氣色、精神都很好，你有什麼病？”王答：“胃病咯血，這是多年飲食起居失常的緣故。”蔣說：“休息休息，生活一正常，不久會好的，日軍雖趕出去了，可還有內患，共產黨和我們能合作嗎？內戰還是要打的。時局能讓你休息嗎?芽你知道濟南最為重要，派別人去難以勝任，你是山東人，我認為你去最為相宜。你不要怕困難，我一切都有辦法。”在蔣氏恩威兼施之下，王耀武自然是不敢違拒，隻得從命。不料匆忙中的一念之差，竟使王耀武成了人民的罪人。
參加內戰的王耀武並不像他在抗戰時的那麼順利，解放軍橫掃千軍，勢如破竹，可歎那號稱“抗日鐵軍”的王耀武落了個化裝出逃，被解放軍生擒的下場。
王耀武在壽光被俘之後，被送往益都解放軍軍官訓練團學習。起初聽到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批判，甚感難堪。久之，他揆之自身經曆，反思失敗的原因，有了新的認識。建國後全國300餘名戰犯集中到北京戰犯管理所學習。王耀武被指定為學習委員，負責全所各組的學習。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隆重宣布特赦第一批戰犯時，他與杜聿明、宋希濂、溥儀等10人首批被特赦。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於北京人民醫院，享年64歲。
縱觀王耀武的一生，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他，他出生貧寒，投身民主革命，旋即參加了對紅軍的“圍剿”，對人民犯下了罪行，但後來又投身於抗日戰爭的慘烈戰鬥之中，成為了一員虎將，為國家為人民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是接下來又重蹈了與人民為敵的覆轍，終成人民的階下囚。
值得慶幸的是晚年的王耀武，有所醒悟，終於回到人民的懷抱。我想無論後人如何評論王耀武的一生，他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永遠也不會磨滅，他的業績我們將永遠尊崇和景仰。
創叢林戰典範的廖耀湘
廖耀湘，湖南新邵縣人，是蔡鍔將軍的同鄉。值得一提的是，廖耀湘的夫人是黃興的侄女。
廖耀湘家道不甚富裕，但在當地農民中間，算是小康境地。祖父藝圃公，是一位飽讀詩書的私塾先生，曾於鄉裏設館授徒。父親半耕半讀。土橋，是一個風景很秀麗的湘中小村，它的西邊一公裏處是浩浩蕩蕩、奔騰北上的資江，村口則是一條蜿蜒如蛇、清澈見底的溪水，釀溪鎮因溪得名，四周是高高低低、翠色逼人的小山丘，長著鬆樹和各種野花。此地距寶慶城才不到二十裏，交通方便，而又物產豐富，因此開放程度較高。
耀湘這個名字顯然寄托著祖父和父親望其光大門楣、名耀三湘的期望，而他的表字“建楚”也正是名的引申，耀湘必定有建楚之才，當前輩起這名字時，也許沒想到他的成就超過了他們的期望，日後何止耀湘，而是名滿華夏。
六歲時，廖耀湘在祖父的指導下，開蒙讀書，念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四書”、“ 五經”，等他略知經書精義時，清廷已經遜位幾年了，由於有一幫三湘英才參與創建民國，此地開風氣之先，有著遠見的廖父覺得科舉早已廢除，僅僅憑讀古書是很難有出息的，讀新學堂，出洋留學才是成才正道。1918年，受過六年傳統私塾教育的廖耀湘考進了縣立高等小學，接受現代教育。
1920年冬天，廖耀湘從縣立高小畢業，成績優異的他考入了長沙私立嶽雲中學，這是所完全按著現代教育模式設立的新式中學。在那個年代，作為湘西南重鎮的寶慶城，還十分保守，邵陽的精英，如果要進一步深造，必須離邵赴省。廖耀湘走了一條和前輩鄉賢一樣的道路，當年的蔡鍔和蔣廷黻都是在少年時代，負笈省城，蔡念的是時務學堂，碰上了他一生的精神導師梁啟超，而蔣廷黼進了明德學校，後轉學湘潭長老會學校，結識了生命中貴人格林爾夫婦，因此才有了去美國留學的因緣。
1925年夏，19歲的廖耀湘從嶽雲中學畢業，當時中國的局勢十分混亂，湖南的政局更是撲朔迷離，趙恒惕執掌湖南，許多湘人不服，要把他趕出去，湘人治湘的口號喊得震天響，譚延闓和程潛兩個老資格湘籍政治家落敗，就食廣東，時時不忘打回老家去。唐生智擁兵湘南，南北觀望作騎牆之勢。
趙被看成北方政府派來治湘的軍閥，湖南一般有些文化的年輕人受新思想的影響，將為趙效力看成落後反動，而珠江邊正在醞釀一場改變中國政治版圖的大文章。從湘軍建功以來，三湘俊傑以從軍為榮，廖耀湘也深受這種風潮的影響，何況，在黃埔的前四期，湘籍子弟占相當大的比例。
中學畢業的廖耀湘，在當時算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北上報考大學非他所願，而且鄉下那個小康之家，也很難供得起一個大學生，受新思想影響的他，滿懷少年的拿雲心事，選擇了南下報考黃埔軍校。
為供廖耀湘在長沙五年的學習，全家幾乎竭盡了財力，連供他去廣州考試的路費都沒有籌集到，他錯過了黃埔五期的招生，不得已隻好就近從軍，解決吃飯問題，便進了趙恒惕屬下的湖南陸軍第三師葉開鑫的部隊，從列兵幹起。一個中學畢業生，在一支被視為反動、欺壓湖南百姓的部隊裏當兵，該是一件多麼憋屈的事情，他時時不忘黃埔。
1926年5月，廖耀湘脫離葉開鑫部回邵陽，籌集了去廣州的路費。——他這一決定多麼英明，因為當時唐生智已經倒向廣東孫文，公開和趙恒惕決裂，進長沙驅趕了趙恒惕，沒多久，吳佩孚的部隊從嶽陽南下，又將唐生智驅趕到衡陽，如果廖繼續待在葉開鑫部隊，很可能成了北伐戰爭的炮灰。
1926年7月，北伐軍正式在廣州誓師，一大幫黃埔前四期的師兄，北上開始了悲壯的軍旅生涯，而廖耀湘就在這個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北伐的烽火與他無關。
後來在抗日和國共內戰中，國軍重要將領大多是黃埔前四期，而廖耀湘以第六期這樣淺的資曆，成為領軍大將，年年輕輕就做到兵團司令，是軍界異數。
1930年，廖耀湘以上士資格派到法國，學習三年法語後進法國的聖西爾軍校。同年回國，任國民革命軍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騎兵隊少校連長。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廖耀湘升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第2旅中校參謀主任，參加了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國民政府撤退至武漢後，廖耀湘升任軍官訓練總隊上校大隊長，並上書蔣介石，提出建軍改進方案，得到蔣介石賞識。
1939年9月，第5軍奉命南下廣西，發起昆侖關戰役，新22師作為該師主力，奪占昆侖關並全殲日本守軍6000餘人，廖因此被譽為抗戰英雄。之後，新22師被調往雲南，負責滇西一帶的守衛。
1942年3月，廖耀湘將軍率新22師作為中國遠征軍第5軍的一部赴緬甸與日軍作戰，在斯瓦戰役中重創日軍第55師團。不料當時全盤戰局，突然於遠征軍不利，英方有放棄緬甸的計劃，盟軍決定全部退出緬甸。新22師在歸國之路被日軍切斷的情況下，曆盡千辛萬苦進入印度。
1943年3月，在印度比爾哈省的藍迦，廖耀湘將軍的新22師與孫立人將軍的新38師組成了中國駐印軍新1軍，鄭洞國將軍任軍長，總指揮為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史迪威將軍。新1軍在1943年的初冬季節打通了野人山，繼而血戰大龍河，殲滅胡康河穀的日軍，攻克於邦，破天險踏入孟拱河，偷渡南高江，奇襲西通，攻取加邁，掃蕩庫芒山，攻克孟拱，新1軍一路斬關奪隘，節節勝利，日軍主力聞風喪膽。
1944年8月，在孟拱之戰、密支那攻防戰勝利結束後，廖耀湘榮升新6軍軍長，新6軍為緬北反攻戰役的勝利作出了傑出貢獻，共殲滅日軍數萬人。
1945年4月，在國軍抗戰中最著名的雪峰山大戰中，為保證戰役的勝利，蔣介石特命令陳納德將軍的第14航空隊將全副美械裝備的廖耀湘新6軍3萬多人空運到芷江作為戰役的總預備隊，保證了芷江會戰的勝利。
抗戰勝利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接收南京，史迪威的接任者魏德邁將軍說：日本現在很囂張，並不認為他們失敗了，到南京去受降，部隊應該有一種威懾力量。現在中國部隊有威懾力量是新1軍和新6軍，新1軍還沒有回國，新6軍就在芷江，就在空軍基地。到南京幾個鍾頭航程就行了，應該讓新6軍去。
1945年8月21日，以侵華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為首的日軍代表飛臨新6軍當時的所在地湖南芷江向蔣介石國民政府乞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艱苦抗戰，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幾天後，廖耀湘將軍率新6軍奔赴南京，接受日軍正式的對中國戰區的投降，讓日軍投降的心服口服。
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新6軍被調往東北戰場。廖率領新6軍於1946年1月抵達東北，到5月，他已經占領長春等地，但是之後被林彪等人的遊擊戰法拖住手腳，未能北渡鬆花江。1947年8月，新6軍與新3軍組成第9兵團，廖出任兵團中將司令，此後，東北戰局發生逆轉，第九兵團逐步被壓縮回沈陽一帶。
1948年9月，遼沈戰役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錦州，希望切斷東北戰場國軍部隊的退路。廖奉命前去解錦州之圍未果，被解放軍反包圍於黑山、大虎山一帶。10月26日，廖耀湘部被全殲，本人被俘。
被俘虜的廖，死活不願意和得勝將軍韓先楚握手。進了戰犯管理所，廖耀湘還非常自負，常說自己的失敗是非戰之過，是上麵舉棋不定，一再貽誤戰機。
畢生以同鄉先賢蔡鍔為楷模的廖耀湘還和其他戰俘說，湖南寶慶出了兩個傑出人物，一個蔡鍔將軍，一個就是他。從監獄裏出來後，仍然不理睬他當年身邊的間諜同事，說他平生最痛恨那些偷雞摸狗的人。
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到了1968年，“文革”正席卷神州，這個國民黨的將軍自然在劫難逃。在一次批鬥中情緒激動，突然心髒病發作，一代抗日名將，就這樣撒手人寰。
未能殺身成仁，一直是廖耀湘心中的結。他的同事，原新6軍的參謀長舒適存，針對他的遭遇寫了一篇《遼西恨》，其中說道：
“廖氏秉性骨梗，不諳世故，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級，朋友之間，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湯，入席時每人斟酒一壞，不斟第二杯，惟一嗜好，就是訓練，每逢軍隊駐定，即親率連、排、班長，從事實戰演習，親身示範，樂此不疲。與人說話，喜直呼姓名，人以為忤，他則認為這是夠朋友的親熱表現，說他驕傲，想是由此而來。”
馬革裹屍的戴安瀾
在中華民族抗戰中，戴安瀾將軍率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以身殉國，堪稱“域外死忠第一人”。
戴安瀾，字衍功，號海鷗，1904年出生在安徽省無為縣。1923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安徽公學高中部。
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習，翌年參加了北伐戰爭。1932年冬 ，任第25師145團團長，率部移防抗日前線北平。1933年3月，在長城古北口抗擊日軍。七七事變爆發後，戴安瀾已升任第73旅旅長，先後參加了保定、漕河、台兒莊、中條山諸役。1938年，在台兒莊對日作戰中，因戰功晉升為第89師副師長，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1月，升任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第5軍200師師長。12月奉命參加桂南昆侖關戰役，苦戰一月，斃敵6千，擊斃日軍前線指揮官第 5 師團第12旅團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寫下了抗戰史上輝煌的一頁，各報記者在國內外報刊上報道大戰經過，盛讚戴安瀾師長頗具北宋大將軍狄青的風度。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應美國和英國的一再請求，1942年初，中國組建了中國遠征軍開赴緬甸。戴安瀾奉命率200師作為中國遠征軍的先頭部隊赴緬參戰，“揚威國外，藉伸正義”。
東瓜（亦稱同古）是阻止日軍北侵的重鎮，3月20日，日軍向駐守冬瓜的第200師各主要陣地發起了進攻。麵對數倍於己的日軍，戴安瀾表示了決一死戰的堅定信念，於當日晚召集全師營以上軍官開會，帶頭立下了 “誓與同古共存亡”的遺書，他說：“此次遠征，係唐明以來揚威國外的盛舉，雖戰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東瓜。”並宣布了如下命令：“如本師長戰死，以副師長代之；副師長戰死，以參謀長代之；參謀長戰死，由步兵指揮官替代，各級照此辦理。”
在十多天激烈的東瓜保衛戰中，戴安瀾率部奮戰，以少勝多，擊斃敵軍5000餘人，取得了出國參戰的首次勝利。美國政府認為，東瓜保衛戰是“所有緬甸保衛戰所堅持的最長的防衛行動，並為該師和他的指揮官贏得了巨大的榮譽”。蔣介石對此的讚譽是：“中國軍隊的黃浦精神戰勝了日軍的武士道精神”。英國的《泰唔士報》稱之：“東瓜之命運如何，姑且不論。但被圍守軍，以寡敵眾與其英勇作戰之經過，實使中國軍隊光榮簿中增一新頁。連日寇也不得不承認，冬瓜之戰是緬戰中‘最艱苦的戰鬥之一’。
4月21日，戴安瀾奉命收複棠吉。24日拂曉，戴安瀾率軍發起攻擊，先後攻占西南北三麵高地，並突入市區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將軍親臨前線指揮，戰鬥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報傳來，舉國上下無不歡欣鼓舞。然而，由於日大批日寇由泰國、老撾邊境竄入中國軍隊後方進行圍攻，戴安瀾所部陷入日軍重圍，形勢危急，上級急令其突圍回國。戴將軍率部突圍，退入泰、緬老邊區原始森林地帶，條件異常艱苦，將士們無衣無食，每天隻能以野草雜菜充饑，爬山越嶺七十餘日。
1942年5月16日，大雨滂沱，戴部突遭日軍重兵伏擊，激戰兩天後，全師傷亡慘重，戴將軍在一個小平山坡上指揮奪取敵軍陣地時，不幸被敵軍槍彈擊中肺部，血流如注，由於無醫無藥，傷口發炎潰爛。5月26日，第200師進軍至茅邦時，戴將軍流盡最後一滴血，以身殉國，年僅37歲。當時緬境無木棺，將軍馬革裹屍回國。途經保山、昆明、貴陽、柳州等地，至廣西全州，將遺體安放於湘山寺內，沿途民眾無不愴然淚下，隆重奠祭戴將軍。
1943年4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西全州的香山寺為戴安瀾舉行了國葬儀式。國共兩黨的領導人紛紛送來挽詩、挽聯和花圈，對戴安瀾的以身殉國給予極高的評價。
當時蔣介石的挽聯是：
“虎頭食肉負雄資，看萬裏長征，與敵周旋欣不忝；
馬革裹屍酹壯誌，惜大勳末成，虛予期望痛何如?”
戴安瀾去世後，美國政府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的巨大貢獻，1942年10月29日向其頒授懋績勳章一枚，戴安瀾將軍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鬥爭中第一位獲得美國勳章的中國軍人。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的命令中說：“中華民國陸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於1942年同盟國緬甸戰場協同援英抗日時期，作戰英勇，指揮卓越，圓滿完成所負任務，實為我同盟國軍人之優良楷模”。
同年12月，國民政府發布命令，追贈戴安瀾為陸軍中將，並批準戴安瀾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1943年的秋天，戴安瀾的靈柩由廣西全州遷葬於安徽蕪湖故裏。
獨眼悍將：劉戡
1907年，劉戡生於湖南桃源，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死掉了，賴伯父姑母撫養成人。小時候的劉戡喜歡坐在牛背上，邊放牛邊看書。
長大後的劉戡成為一介書生，他渴望報效國家。有一天覺得自己適合當名軍人，隨後就進了黃埔，成了那裏的一期生，與徐向前同學。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劉戡隨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屢立戰功，由排長、連長、旋升團長和旅長，後至83師師長。
1933年，蔣介石糾集50萬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命令劉戡任83師師長。劉戡在戰鬥中，右眼被流彈射中，遂摘除，配裝假眼，致有“獨眼龍將軍”之稱。
劉戡在抗戰史上其戰績足以讓同輩遜然。
長城抗戰是中日十四年抗戰的第二次大規模主力決戰。這次會戰中，以中央軍，西北軍、晉軍為主的中國20多萬主力和日軍10萬主力激烈對抗。雙方在長城一線幾十公裏的區域內血戰了整整一百多天，中國軍隊以血肉鑄成的一道道長城，誓死阻擋裝備精良的日軍精銳主力陸海空3軍的聯合進攻。 戰鬥中，中國軍隊冒著可怕的日軍炮火拚死作戰，基本是死光一層退一步。
在長城抗戰時候，劉戡奉命率部隨徐庭瑤參加長城抗戰，第83師是第17軍中裝備最好的一個師，全師1萬多人，武器都是德國進口的，士兵都配戴德軍M35鋼盔，稱為“德械師”，戰鬥力頗強。日軍攻占八道子樓後，將山炮等重火器搬了上去，在各高地設炮兵觀察哨，對第83師的布防進行準確炮擊。日軍在坦克的掩護下進攻，第83師雖拚死抵抗，但缺少反坦克武器，日軍得手。從4月28日到5月上旬，第83師在372高地、425高地、車頭峪、大小興開嶺、上堡子、筆架山、香水峪等地和日軍英勇作戰，傷亡慘重，雙方激戰數日，日軍又感到兵力不支，從友鄰部隊的第6師團抽調兩個大隊和坦克部隊來增援，自此日軍數日內的增援部隊就達到6000多人，總兵力達到近2萬人。南天門陣地已經被日軍炮火全部摧毀，日軍的炮彈直接落到83師士兵的中間，造成嚴重的傷亡。鑒於該陣地已經沒有防守的價值，劉戡師長下令全軍後退到南天門後600米的二線。
從3月21日打到4月28日，整整打了一個多月，日軍在南天門僅僅前進了600米。
南天門一戰，中央軍第2師和第83師傷亡4000多人，日軍傷亡2000多人。
劉戡甚至將衛生兵、炊事兵都組織起來投入戰鬥，但陣地不斷被日軍攻占，幾天前還裝備精良的部隊，損失慘重，第83師幾乎一大半的官兵死亡，劉戡也欲自殺殉國。
從長城抗戰之後劉戡先是駐紮在北平，後來同何應欽吵架，被調往山西。日本軍隊向山西攻擊前進，閻老西會同幾方製定了“忻口戰役”計劃。衛立煌為一把手指揮，劉戡在師長的位置上參加了忻口戰役，率領全師奮戰，大量斃敵，算是報了一箭之仇。當時被譽為“傑出的抗日將領”。
1935年4月13日，劉戡被授予了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
被授予少將後，劉戡風風光光地回到家，修了一所中學，名曰天祿。劉戡騎著高頭大馬，朋友都放著鞭炮在路旁早早迎接。劉戡跳下馬背，躍上高高的土堆，慷慨激昂地對站在下麵的學生說：“民不可無學識，國家孱弱，民族振興希望在你們身上，快點長大，報效國家。”
之後，劉戡拿出了好多衣服分發，規定男生是上衣必須是白襯衣，藍褲子，女生則是藍裙子。一切執行軍事化管理。他還加派了士兵在門前站崗，說軍人站崗必須一律拿槍，如果有滋事騷擾學校正常工作的，立即斃掉。
第二年的10月5日，劉戡又晉升了，成了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他才29歲，正是春風得意的年齡。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犯陝甘寧邊區，翌年2月，劉戡率兩個整編師馳援，由洛川、宜君馳援宜川。3月1日瓦子街一役，劉部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包圍，劉部節節潰敗，軍心渙散，劉雖親臨督陣，也不能挽回敗局。劉部師長嚴明、旅長何奇先後斃命，軍指揮部近衛潰散殆盡，直到人民解放軍逼近劉戡僅100米處，劉戡竟以左輪手槍自殺身亡，終年42歲。
後來彭德懷聽到劉戡死訊後沉默了一下，說道：“以為國民黨都是膽小鬼，想不到湖南還是有條漢子嘛。”
兩個月後，劉戡被老蔣追晉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蔣介石後來對身邊人說自己知道劉戡自殺的消息後痛不欲生。
老蔣敗走去了台灣，依然沒有忘記這個一期生。1953年，劉戡再次追晉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
黃埔“老大”：李仙洲
李仙洲早年曾在濟南武術傳習所學習，後任小學教員。1924年4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年11月畢業後，任國民革命軍教導第1團排長。
1925年參加東征，升任7連連長。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2師4團1營營長。1934年，升任21師師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調至濟南任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長官。
李仙洲能打仗，更因為待人親切而深得軍心。忻口一戰，李以軍長之身在前線指揮，被日軍狙擊手打穿胸部，士兵們冒死把他從高地陣地上抬下來搶救。當時忻口前線日軍炮兵占據絕對優勢，連單身人都很難上下，何況一副擔架呢？可見李頗受部下的愛戴。
但是因為太受部下愛戴，也有些麻煩，那就是李屬於胸部貫通傷，應該保持頭部略低的姿勢，以免血液積蓄於胸腔，當時軍醫也如此吩咐，可是抬擔架的士兵死活不幹，始終讓李軍長頭上腳下。軍醫幹涉，負責抬擔架的連長差點兒把軍醫打死，說你頭朝下走一個我看看，軍長都負傷了還不讓他舒服點兒……因為當兵的不了解醫學知識，差點兒害死了李仙洲，幸虧這段路不算太長。事後證明，李仙洲實在命大，日軍一槍打來，他恰好在呼氣，肺葉萎縮，子彈從兩葉肺之間穿過，所以傷得不重，如果是吸氣的時候中彈，那就懸了。
但就是這樣一個擁有豐富作戰經驗、受到手下士兵愛戴的老行伍，卻在萊蕪戰役中一敗塗地，受傷被俘。看過電影《南征北戰》的人，可能對電影中那個窮途末路，狂叫“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的李軍長印象深刻，李仙洲就是原型。據說，這一形象曾招致視榮譽為生命的李仙洲的不滿和抱怨。
事實上，萊蕪戰役之後，隨著李仙洲對韓練成身份和我軍戰略部署的日漸了解，李仙洲頗有“非戰之罪，天亡我也”的感慨。因為，萊蕪戰役之前，李仙洲已經通過我軍異動的種種跡象，多次正確判斷出了我軍戰略意圖，尤其是戰鬥打響後，在接到王耀武命令他們撤出萊蕪的密電後，亦堅持認為萊蕪城高牆固，不宜撤退，即便撤退，也應神速行之。但韓練成等人按照我華野“指示精神”，極力主張到23日早開始撤退，此主張被采納。孰料韓竟“臨陣脫逃”，再次延遲了撤退時間，李仙洲敗局已定。
李氏敗績，與來自上峰的“內耗”也不無關係。根據當年《大眾日報》的相關報道，萊蕪戰役後，陳毅探望正在養傷的李仙洲，談及萊蕪戰役，李仙洲說：“我們此次失敗，主要是國防部戰略指揮失誤，而王耀武先生幹涉下麵太嚴，王先生每直接分電各軍，師甚至團，我雖在前方，有時也不知道——這次到前方來，不過是高級的傳令兵。”
在自怨自艾之外，還有一個問題令李仙洲百思不得其解：萊蕪戰役中，“我率6萬大軍殺不出一條出路，韓軍長如何能隻身突出重圍呢？”為此，1973年，李仙洲獲得特赦時，曾當麵向周總理請教這個困擾了他26年的問題。據說周總理聳肩一笑，答道：“韓練成同誌就在北京，你們可以見麵嘛！”
萊蕪戰役大敗後，李仙洲被俘。此後，他作為戰犯被關押改造教育，於1960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1983年12月，李仙洲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顧問。1984年6月，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後，被推選為理事，任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名譽會長。1988年10月22日在濟南逝世，終年94歲。
“鐵石將軍”李延年
李延年是山東廣饒縣人，1904年生於一個小地主之家，幼年在家鄉讀私塾、小學堂，17歲時離開家鄉奔赴濟南，考入山東省立商業專門學校。當時的濟南仍被北洋軍閥盤踞著，雖然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洗禮，但封建勢力仍很猖獗，不管是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跟廣東的以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勢力對峙著。在北方，革命勢力雖然有所發展，但不管是共產黨或國民黨，都還處於秘密狀態，北洋軍閥一概把他們當作敵人。
1924年李延年20歲時，從山東商業專門學校畢業，但畢了業同時也就失了業。李延年商業救國的夢想無法實現。恰在這時，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幫助之下在廣州創辦的黃埔軍官學校招生，經共產黨人王盡美和國民黨人王樂平等人的動員和介紹，李延年和李仙洲、李玉堂、王叔銘等人一起，離開濟南秘密南下廣州，考取了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沒想到李延年邁出的這一步，竟確定了他戎馬一生的道路。
這是李延年初出茅廬一闖濟南府。
李延年第二次闖濟南是他離開濟南4年以後的1928年。離開山東商業專門學校雖然隻有4年，可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他這時卻已是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2師第5團的少將團長了。1924年12月李延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中當見習排長，其間他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平定廣州軍閥陳炯明的叛亂，參加了對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北伐戰爭，短短4年之間，由於他作戰勇敢，屢立戰功，竟從一個小小的排長提升為團長，並被破格晉升為少將軍銜。這時他隻有24歲。
1928年4月，蔣介石開始第二次北伐，他將國民革命軍分別組成4個集團軍，第1集團軍總司令由蔣自兼，第2、3、4集團軍分別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率領。李延年是第1集團軍第1軍第2師第5團的團長。國民革命軍在南京誓師後開始北伐，一路可以說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不到一個月便由南京紫金山麓打到濟南千佛山下，李延年率領他的第5團以勝利者的姿態進駐濟南。沒有人問過李延年當時是什麼心情，但可以肯定，和他4年之前在濟南上學時絕不會相同。
李延年真正精彩的戰鬥，還是抗日戰爭中，率領第2軍堅守田家鎮要塞，擔任北岸守備司令，屬下第九師、第五十七師都打得非常精彩，並一度和友軍配合將日軍第11旅團包圍，斷絕日軍給養，隻是因為實在寡不敵眾，加上南岸守軍一個師長先逃，放棄富池口半壁山陣地，田家鎮才被迫撤退，李部下的第9師師長鄭作民戰死，第57師隻剩700多人，57師師長施中誠帶傷突圍，後來擔任過74軍軍長，很少有人知道這位施將軍的前妻，就是在居士林刺殺了孫傳芳的俠女施劍翹。
李延年從抗戰結束後就星光日益黯淡，接收濟南，他對日軍過於寬大，而且不收繳日軍的武器即放其離防，一時輿論大嘩，深以為恥。內戰中從南京撤退後，李一路狂奔，希望保全六兵團的實力作為資本，但是這種表現無疑也觸怒了蔣介石，在他從平潭島不戰撤回台灣之後，立即被捕，遭到軍法審判，最後判處了十年徒刑。出獄後李三餐不繼，靠老部下的接濟為生，幾乎淪為乞丐，竟落到用椒鹽水蘸饅頭充饑的處境，相比他在大陸被俘的老朋友李仙洲，這位黃埔名將還要淒慘些。
山東三李是黃埔係將領中相當有代表的人物，用這樣短短的篇幅描述他們，不免掛一漏萬了。
相比於李仙洲和李玉堂兩位憨厚的將軍，李延年在山東三李中，屬於不那麼憨厚的一位。在淮海戰役中，這位老兄和劉汝明在南線指揮兩個兵團奉命救援杜聿明，但是李這一仗並沒有拚命去打，他知道那正等著吃肉的劉鄧大軍決不是好惹的，鬧不好杜聿明救不出來把自己也搭進去了。因此他和劉汝明都頗有些保存實力，讓心急如焚的老蔣火上澆油。老蔣派出了“二太子”蔣緯國率裝甲部隊前往李、劉所部，催促攻擊，但李、劉百般推搪，“二太子”也無可奈何。
1946年李延年調離濟南後，任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九綏靖區司令官，1947年又改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六兵團司令官。1949年國民黨軍在淮海大戰中失利後，人民解放軍乘勝揮師南下，李延年率殘兵敗將逃往福建。蔣介石電令李延年“率福建境內所有國軍”，抵禦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但因國民黨軍士氣喪盡，李延年指揮失靈，福建失守，李延年不得已倉皇逃往台灣。蔣介石因李延年無令撤退，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判以10年徒刑。後經國民黨元老劉峙等說情，服刑一年後保釋出獄。李以待罪之身，潦倒台灣，1974年鬱鬱以終。正是：半生戎馬渾如夢，封疆列土終成空！
一門三傑：範漢傑
範漢傑，名範其迭，字漢傑，廣東人。出身清貧之家，其父乃鄉間文人，任小學校長多年。幼年就讀於梓裏公學，後考進廣州理工學堂。懂日、德語，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蔣介石嫡係心腹愛將。
15歲那年，範漢傑考上了廣東陸軍測量學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測量班。18歲就當上了廣東測量局三角課課長。
範漢傑在廣東測量局任職期間，一天上街碰到一個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說範漢傑長得一臉福相，便為他算了一卦。算命先生告訴範漢傑：“廣東不是久留之地，離開廣東將是你事業發展的第一步。有機會還是要讀書，特別是軍校，那是你發跡的根本。如果有留洋機會，千萬不可放棄。記住這幾點，將來定可青雲直上，前途不可限量。”範漢傑聽後，哈哈一笑，並未放在心上。
1920年，範漢傑任兩廣鹽運使署緝私總稽九江緝私船管帶，後轉任“江平”艦艦長。三年後，範漢傑投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在桂軍任中校參謀、作戰課長、第六路軍總司令。
1924年初，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孫中山在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積極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並決定利用廣州珠江黃埔島上原有的廣東陸軍軍官學校和海軍學校的校址，作為校舍，成立黃埔軍校。
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各地進步青年，憧憬革命，聽說黃埔軍校招生，紛紛前往報名。此時的範漢傑，已官至上校參謀，年齡也快30歲，聽說黃埔軍校招生，並沒有動心。一天，與同事聊天，同事勸他不妨一試，範漢傑搖了搖頭。這時，鬼使神差，他忽然想到幾年前那位算命先生的話，便抱著試一試的心情去黃埔軍校報了名。不想金榜題名，範漢傑被錄取。
範漢傑高高興興地來到了黃埔軍校。在黃埔第一期年齡較大的幾個同學中，範漢傑僅次於李仙洲（1894年生），與曾擴情同年，比胡宗南大一歲。不過，帶著上校軍銜入黃埔讀書的僅有他一人。
範漢傑頗有能上能下的精神。在黃埔軍校讀書期間，他與其他同學一樣，住在學生宿舍，一起上課，一起出操，不擺老資格。他學習刻苦認真，帶頭遵守軍校的各項規章製度，多次得到學校表揚。
黃埔軍校畢業後，範漢傑從排長幹起，而後連長、營長，一步一步往上爬。1926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範漢傑任國民革命軍第10師第29團上校團長，率部參加了汀泗橋戰役和江西德安馬回嶺戰役。因戰功卓著，範漢傑很快升為少將副師長、師長。1927年，範漢傑奉蔣介石之命，調任浙東警備師師長，此後，蔣介石派他赴日本考察軍事，接著又赴德國留學。
去德國前，範漢傑一度有些猶豫，出國深造固然是好事，但是一去幾年，勢必會影響職務晉升。到時，別人立有戰功，官升了好幾級，他可能還會停留在原來的職位上。範漢傑在為去還是不去猶豫之時，又想到了那位算命先生的話：“如果有留洋機會，千萬不可錯過。”他於是不再猶豫，高高興興地去了德國。
範漢傑在德國一待就是4年。他在好幾所軍事學校見習，學到了不少東西，直到1931年才回國。
回國後，蔣介石沒有虧待範漢傑，派他到19路軍任參謀處處長。範漢傑到十九路軍後，參加了有名的淞滬抗戰。
淞滬抗戰結束後，19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剿共”。在福建期間，19路軍領導人蔣光鼐、蔡廷鍇，在共產黨團結抗日政策的影響下，聯合李濟深、李宗仁、黃琪翔等各方麵勢力，在福建發動了抗日反蔣運動，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也就是福建人民政府。史稱“福建事變”。
福建事變發生後，19路軍擴編為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麵軍，蔡廷鍇任總司令，範漢傑任參謀處少將處長。
蔣介石聞知福建事變，大為震怒，下令撤銷蔣光鼐和蔡廷鍇的本兼各職，同時，拉攏陳濟棠、李宗仁，瓦解了19路軍與兩廣的聯盟。接著，蔣介石親任“討逆軍總司令”，調集20多萬軍隊，包圍福建人民政府，同時，勾結日本艦隊開進馬江，協同作戰。
在強敵壓境之下，蔡廷鍇急派範漢傑前往廈門，拜見左路軍總指揮蔣鼎文，商洽對十九路軍進行改編，以期保存抗戰實力。臨走之前，蔡廷鍇對範漢傑說：“此次去廈門，責任重大。我第一方麵軍幾萬將士的存亡，係於你一身。你見到蔣鼎文後，務必要向他把我們的條件解釋清楚。我們不是怕死，而是要求保存實力，一致抗日。”範漢傑點了點頭：“請總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務！”
範漢傑走後，音訊杳無，蔡廷鍇焦急萬分，但始終與他聯絡不上。在蔣介石的內外夾擊下，福建人民政府終於宣告失敗。後來，有消息說，福建事變被鎮壓，與範漢傑有關。是範漢傑把參謀處所有的密碼電報派人送給了戴笠，所有軍事行動蔣介石了如指掌。
蔡廷鍇聞訊後大怒，直到30年後範漢傑被特赦時還不能原諒他。當然，這是後話了。
福建事變被鎮壓後，範漢傑又重新追隨蔣介石，被任命為陸軍第二師參謀長。
抗日戰爭時期，範漢傑任國民革命軍第27軍軍長，率部在山西太行抗擊日軍達4年之久。1941年冬調升為第38集團軍總司令。後調任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參謀長，國防部參謀次長、國防部陸軍副司令兼鄭州指揮部主任、第1兵團司令等職。1945年3月被正式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銜，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督委員會委員，成為蔣介石嫡係中的心腹愛將。
解放戰爭時期，任冀熱察邊區總司令兼熱河省主席，國民黨軍裝甲兵團司令等職。1948年7月奉蔣命將駐錦州、山海關的國民革命軍部隊重新整編成新8軍和新5軍。9月被任命為東北“剿總”副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10月在遼沈戰役中戰敗，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於錦州。
監獄生活範漢傑被俘後不久，東北戰場的國民黨另一主將廖耀湘也成了俘虜。範漢傑與廖耀湘等人一起先是送往佳木斯，後來又轉到哈爾濱、撫順等地關押。
1956年元月，範漢傑與王耀武、李仙洲、廖耀湘等人被轉往北京功德林監獄。範漢傑生性幽默，即使是在關押期間，他有時也喜歡搞一些惡作劇。那是剛到佳木斯不久，監獄規定犯人上廁所，必須大聲向看管的戰士報告。範漢傑每次要上廁所，他便大聲喊道：“報告小便”或者“報告大便”。頭幾次，戰士沒有反應過來，後來發現了問題。
一次，範漢傑又大聲嚷嚷：“報告小便”。戰士過來嚴肅地說：“你是向誰報告？”
“報告！我當然是向你報告。”範漢傑嘿嘿笑道。
“我是小便嗎？”戰士非常生氣。
“我沒有說你是小便呀！”範漢傑仍在笑。
“以後不許你這樣報告！”戰士大聲訓斥。
“是，我以後不再報告小便。”範漢傑的話剛落音，引得身後其他的犯人哄然大笑。
範漢傑來到北京戰犯管理所後，仍改不了那種喜歡挖苦報複諷刺人的秉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範漢傑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1960年11月被特赦釋放，獲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文史館專員。1964年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
1976年1月16日，範漢傑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0歲。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直到1978年，全國政協才在北京為他與王耀武、廖耀湘一起補開追悼會。追悼大會開得非常隆重。
範漢傑子女很多，但都在海外。因當時的政治氣候，他去世後，沒有人回來送葬。後來，範漢傑旅美的兒子範大勝代表全家人回北京，將放在八寶山的骨灰取出一半，帶回台灣安葬。所以，範漢傑的骨灰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
最後一名離開大陸的國民黨將領：黃傑
雖然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但在將星璀璨的國民黨軍隊中，黃傑卻一直默默無聞。直到國民黨敗局已定，行將退出大陸之時，黃傑才挺身而出，“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率領部隊經由越南安然撤回台灣。
黃傑，字達雲，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湖南省長沙縣人，1903年11月2日生於長沙縣樃梨鄉一個耕讀之家。早年就讀長沙嶽雲中學、湖南省立第一中學。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後編在學生第三隊。同年11月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偵察隊中尉排長、偵察隊隊長等職。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時，黃傑正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並擔任隊長。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黃傑升任陸軍第八軍軍長兼稅警總團長，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徐州會戰。1939年9月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1940年5月又調任桂林中央軍校第6分校主任，負責軍事教育工作。
1943年4月，出任第11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6軍軍長，率部進駐滇西。1944年4月，所部編入中國遠征軍戰鬥序列，參加滇西反攻戰役。同年9月，宋希濂因誤報克服龍陵，被撤職調到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後，黃傑接任第11集團軍總司令，指揮4個軍11個師。11月初，攻占龍陵，中旬攻占芒市，12月初克複遮放，翌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消滅了侵入滇西的日軍。旋越過國境，進入緬甸，繼續追擊日軍，並於1945年1月27日與中國駐印軍及盟軍美軍在芒友勝利會師。
黃傑指揮的11集團軍這次反攻滇西緬北戰役，經8個月浴血奮戰，以傷亡4.8萬多人的代價，擊敗日本侵略軍56師團，打通了中國到緬甸、印度的國際交通線，對爭取同盟國對中國抗戰的物資援助起了重要作用。因指揮對日作戰有功，美國政府授予其“自由勳章”；國民政府授予其“雲麾勳章”。
盡管如此，在國民黨陣營中，黃傑並非真正具備分量的人物，他沒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也沒有出眾的才華，在國民黨黨政軍高官的合影中，他總是被安排站在後排較不顯眼的位置。在大批精銳部隊被殲、蔣介石最重要的親信將領被俘或投降之際，黃傑這樣的人成了蔣介石沒有選擇中的唯一選擇。
自1949年8月起，白崇禧轄下華中戰區部隊第1、第2、第10、第11、第17，五個兵團總計30萬人開始南竄，而此刻的解放軍主力4野與2野士氣如虹，行軍迅速，無堅不摧，先頭部隊早已趕到國民黨軍前方，第3、第10、第11兵團不但轉往海南島未果，絕大部分尚未達到欽州之前即遭解放軍合擊包圍，全軍覆沒。最後剩下黃傑統帥的第1兵團在東、北、南三個方向的包圍下，孤軍西進。
這時已是1949年12月。黃傑想依照原定計劃進入雲南，但駐守雲南的盧漢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斷。此時，他連續接到白崇禧與陳誠的兩封電報。白指示:“為適應當前情況，各部隊應力求避戰，保存實力，輕裝分散，機動出擊，化整為零，各自選擇適當地區，以安全為第一。”陳則指示:“……弟以貴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敵情，恐於事實上難以達到，不如並力西進，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據地，然後相機行事，留越轉台，皆可自衛，未知兄意如何。”
接到這兩項指示，黃傑立刻召集屬下軍官舉行會議，一致決定“假道入越，轉運回台”。於是，黃傑隨即向白崇禧、陳誠發出電報，並寫了一封信給法國駐越南高級專員，洽商假道事宜。12月12日，雙方簽署協議。法方同意黃傑部借道海防轉回台灣，同意分為500人一組，在指定地點將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護送至碼頭，所經路線由法軍負責一切安全，並提供糧食補給，中國軍隊則由軍官帶隊，保證軍紀嚴明。協議既成，黃傑遂下令各軍向中越邊境愛店集結，並要求各部造具人員編組名冊及各種械彈器材統計表，準備入境越南。不料命令剛剛下達，解放軍已經尾隨而至，全力截擊。第14軍第63師當即被殲，第97軍副軍長郭文燦被俘。時間緊迫，已無法協調各部行動。13日早上，黃傑隻好下令緊急入境越南，其中第14軍第10師擔任掩護工作，擋住解放軍快速縱隊的強攻，最後隨著餘部由愛店進入越南。
黃傑進入越境不久，即感到法方代表閃爍其詞的態度。接著，法方派專機將他接到河內，軟禁在一座洋樓裏。
寄人籬下的滋味讓黃傑滿腹惆悵，他隻能以填詞來排遣胸中的鬱悶：“初來異域，頓覺離奇。寄宿人空庭院，似侯門，深鎖重闈。蛛絲掛壁，堆塵滿幾，陰雨霏霏。了不知，南北與東西。逐客今何似？底事教人迷。鎮日裏，重衾獨擁，駒光過隙，抽針自補衣。回想當年匹馬，縱橫河洛，時勢豈全非？……為道幹戈猶未已，隻恐誤歸期。關山迢遞夜何其。思量淚暗滋。”
1951年12月25日，忍無可忍的官兵舉行大規模絕食行動，以期引起國際關注。12月25日當天，萬餘官兵將鍋灶反扣，齊集陽東機場。駐富國島法軍早有準備，將槍炮鎖入軍械庫，表示任由華方處置。並從峴港、金蘭灣派來法艦在富國島周圍監視，戰機低飛示威。午後，一士兵衝入法軍營房奪下衛兵槍支並刺傷該法兵，但事態並沒有進一步擴大。這次示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遣返進程有加速的跡象。
1952年，出於諸多因素的考量，法方同意遣返在越中國官兵。1952年10月，在法方的秘密安排下，黃傑先行前往台灣，向蔣介石報告富國島官兵的情況，並安排具體的接運工作。
黃傑回到台灣以後被譽為 “海上蘇武”，在眾叛親離的混亂歲月中，他對蔣介石的忠心不貳算是通過了嚴峻的考驗。返台兩個月後，黃傑即被擢升台北衛戍司令部司令，並在接下來的幾年內連續擔任 “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司令、“總統府參軍長”，等於是蔣介石此時在台灣的第一號看門人。
1972年黃傑辭去所有職務，被聘任為台灣“總統府戰略顧問”。自1962年起，黃傑連任國民黨中央常委。1996年黃傑病逝於台灣，終年93歲。
“睡虎”桂永清
桂永清，江西貴溪人。1924年，桂永清考入黃埔軍校，並於同年6月進入黃埔第一期第二隊學習。他在軍校受訓期間，為總教官何應欽所賞識，還未畢業就被派到教導團去代理排長。
第一次東征攻打淡水時，桂永清帶領部隊攻城。蔣介石從望遠鏡裏看到，正沿著雲梯登城的桂永清半途被守軍推翻，直挺挺地摔到了城下，但他很快又出現在雲梯上。打下淡水後，蔣介石對桂永清大加讚賞，提拔他擔任黃埔軍校教導第二團九連上尉連長。
1925年9月28日，蔣介石出任東征軍總司令，討伐陳炯明。蔣介石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一路上叮囑官兵：“如有騷擾人民，違反軍紀的，上至校長，下至士兵，都要槍斃。”而此時的黃埔學生軍尚稱得上是一支新型的軍隊，一路征戰，秋毫無犯，贏得了民心。
然而桂永清在戰場上雖不惜性命，但平日裏對身外之物卻有點“看不開”。打下淡水後，部隊開始搜索追擊，桂永清也衝進了一家典當行，俘虜沒抓著，卻拿走了當鋪裏的幾塊布料、一副手鐲和幾塊大洋，打了一個包裹，第二天就寄回了江西老家。
沒想到，這件事卻被李之龍盡收眼底。這個李之龍就是後來“中山艦事件”的主角，時任連黨代表一職。黃埔軍校有兩大學生組織：其一為“青年軍人聯合會”，屬左派性質；其二為“孫文主義學會”，屬右派組織。雙方平日裏勢如水火，而李之龍、桂永清又恰恰是這兩派組織的骨幹。
眼見桂永清破壞軍紀，擾民犯民，李之龍當然不會放過，因此有意將事情鬧大。他聯合多位黨代表，還找來當鋪的老板，一起去蔣介石那裏揭發此事。
證據確鑿，蔣介石大怒，當即起了殺心，拍著桌子吼道：“這是革命軍史上的恥辱。”他一揮手，吩咐道：“拉出去槍斃，並通曉各軍，以資鑒訓。”
當時，負責傳達命令的是上尉秘書賀衷寒，他和桂永清一樣也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與桂素來交好。於是，賀衷寒急忙請來何應欽，勸蔣介石刀下留人。蔣介石總算是網開一麵，改為降級處分，以觀後效。
大難不死的桂永清在經曆了“生死考驗”之後，一改往常的生活作風，尤其是在帶兵上再也不敢鬆弛。
1928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編遣會議結束之後，蔣介石的軍事集團——第1集團軍整編為6個師，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方鼎英、曹萬順分任第1、第2、第3、第9、第10、第11師師長，除第11師師長曹萬順是北伐初期投誠過來的外，其他5個師長都是黃埔教官，為蔣介石的愛將。為了更好地控製11師，並對曹萬順進行監視，蔣介石指派原21師師長陳誠率領北伐軍總司令部的兩個警衛團改編為第31旅，旅長由桂永清擔任，副旅長暫缺，隸屬11師。
桂永清到任沒幾天，就向蔣介石推薦他的好友邱清泉為副旅長，但蔣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另派李默庵為副旅長。李默庵奉蔣之命去見桂永清時，他正在打麻將，見李默庵來了，態度比較傲慢，說道：“我已向校長推薦了副旅長的人選。”李默庵碰了釘子，回去後就向蔣介石告狀，說桂永清如何抗拒校長的命令，整天打牌，驕橫自大等。蔣介石聞言後大怒，當即下令將桂永清撤職。
桂永清聞訊後立刻趕到南京，先是拜見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請何為之說情。何應欽考慮了一下，問桂永清願不願意出國留學。桂永清滿口答應。於是，何應欽去見蔣介石，說：“建軍需要人才，桂永清是個有用之才，何不選派他到德國去留學，將來定不負校長的期望。眼下，桂永清自知觸犯紀律，不敢來見校長。”蔣介石說：“桂永清竟敢違抗我的命令，目無紀律，太不像話了。既然你建議他留德，可以嘛，你馬上去叫他來見我。”
算來這是桂永清第二次犯錯來見蔣介石。蔣介石一見桂永清，劈頭就罵：“你連我的命令也不聽，是什麼道理？”桂永清立正道：“報告校長，我怎敢違抗您的命令？因為我已呈報校長委派邱清泉為副旅長，李默庵來了我怕發生誤會，便叫他暫回南京。”蔣介石說：“邱清泉已經另有任用，誰知你亂來一套。姑念你過去工作較好，不予深究。何部長說你願意去德國留學，我同意你去。現在，給你3萬元安家費，你現去軍政部領取。你那個旅已撥歸劉峙去指揮，你早日去德國好了。”就這樣，桂永清丟掉了大好的軍事前程去德國“深造”了。
桂永清是一個“實幹家”。在德國，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勞、謙遜誠實，博得教官、同窗一片讚譽。他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稱的德語；作為缺少理工知識訓練的人，他更時常在深夜鑽研課程。前後兩年的拚死努力，終於獲得回報，他最終以當期學員前三甲的優異成績畢業。
畢業後，桂永清留在德國使館擔任武官職務。他的嚴謹習氣、刻苦態度，也漸漸聞達於南京軍界高層。不久後，軍令部長何應欽以侄女配其為妻。
1931年的初冬，在德國的桂永清，接到蔣介石的密令，迅速從德國出發。他“一去萬餘裏”，一路經由中東鐵路，走過漫無邊際的西伯利亞，跨過烏蘇裏江，最後到達滿洲的林海雪原。
找到馬占山部的營地時，滿洲的第一場雪已經下過了。在高聳深黑的原始叢林的掩映下，馬占山部隊已經人疲馬憊，但士氣卻仍然高昂著。桂永清決心為滿洲保留下這個最大的抵抗力量。他與普通士兵握手，與夥夫寒暄。他的誠摯和熱烈，博得了閱人無數的馬占山的信任。史料記載:從此，馬占山感到“應為中央分憂”，而決心在黑龍江的凍野上“抵抗到底”。
臨別馬占山部時，桂永清向南京發密電，指出該部“經濟困難”，怕難以持久。然後，他由馬占山部護送，秘密潛入蒙古東部地區。
桂永清也迅速地和眾多蒙古的王公、首領成為朋友，贏得了這些成吉思汗後代的尊重。在馬頭琴的彈奏、烈酒的澆灌和草原的漫漫視野中，他的滿蒙活動“不辱使命”。
1935年，蔣介石舉行中國童子軍大檢閱儀式，是時桂永清任評閱長。當他巡視到滿洲代表隊時，他看到的隻有稀稀拉拉的幾十個人。此時，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滿洲淪陷的土地。他不顧軍人的威嚴，頓時淚流滿麵。一直到報告蔣介石時，桂永清仍然哽咽。
這是萬餘名童子軍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會場因此寂然無聲。從滿洲流亡到淞滬的幾十個孩子，也終於抑製不住自己的情緒，放聲大哭，哭聲連成一片。素來注重軍儀的蔣介石，眼角也略略濕潤了，他親自走到孩子們的麵前，溫言勉勵。
從此，桂永清被認為是“黃埔軍人之楷模”。
桂永清一生中隻崇拜兩個人：一個是納粹德國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在德國留學期間，鄧尼茨曾是他的老師，他那“我行我素，保持分寸，處事謹慎，克盡本分”的處事原則，影響了桂永清的一生；另一個是日本聯合艦隊司令、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他曾指揮著聯合艦隊成功地偷襲了美軍基地珍珠港，使美國的19艘軍艦，265架飛機變為殘骸。抗戰後期，桂永清曾說服蔣介石，重建民國海軍，並在短短的三年裏，使作戰艦艇發展到428艘，近20萬噸。海軍官兵達4萬餘人，使中國海軍頗具現代海軍風氣。
從大陸撤退台灣後，桂永清青雲直上。其原因有二，一是陳誠聖眷不衰，繼續受寵，自然大樹下麵好乘涼，桂永清也跟著沾光；二者蔣介石身邊也確實乏才，如最受器重的黃埔一期生，忠心耿耿跟隨到台者已經屈指可數，論資排輩，也該桂永清風光一把了。1954年6月24日，蔣介石任命其為一級上將參謀總長。
新官上任三把火，本來桂永清是想幹出點模樣的，草擬了大量計劃，有心將國民黨軍隊推向現代化道路。沒想到天不佑其壽，上台不久，就患病住進了醫院，而且是一病不起，於當年8月12日去世。屈指算來，從他上任起至病逝，僅44天矣。1954年8月12日桂永清病逝台灣。
值得八卦的是，現在大家所熟知的台灣女演員桂綸鎂正是桂永清的孫女。
愛之深、痛之切的李默庵
平平淡淡與轟轟烈烈，是人生不同的追求境界。人生沒有經曆過轟轟烈烈是遺憾的，一直在經曆轟轟烈烈也是遺憾的，毅然放棄顯赫地位，甘願平平淡淡，則是一種灑脫、自強、看透時代本質的生存觀，更是一種難能可貴的人生領悟和曆史領悟。
李默庵，湖南省長沙縣人，畢業於長沙師範學校，後考入程潛創辦的陸軍講武學校，並隨校合並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
李默庵在黃埔一期自我感覺甚好，黃埔一期中有“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說，他自己則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當然，作為黃埔一期的高才生，李默庵的學習成績、實踐考核肯定都是不錯的，蔣介石很欣賞他。
李默庵在長沙讀書期間，長沙學校內的革命氛圍濃厚，李默庵還去聽過毛澤東在學生集會上的演講。正值從長沙師範畢業之際，廣東革命政府派人來長沙招生，共錄取了100多名學生。李默庵、宋希濂等一些同學公推陳賡為領隊，各自籌集30元大洋，躊躇滿誌地向廣州進發，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在黃埔軍校，李默庵受陳賡影響而加入共產黨，後因一並未成功的戀愛事而自動脫離了共產黨。李默庵在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20師第60團擔任黨代表時，曾與時已資曆較深的團長葉劍英短暫搭檔，彼時李默庵是共產黨員，而葉劍英還未入黨。李默庵還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過。
在黃埔期間以及畢業後，李默庵參加過東征、北伐戰爭、軍閥派係混戰。
1926年爆發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要求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要麼退出國民黨和第一軍，要麼退出共產黨。當時已經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250餘人退出了國民黨和第一軍，隻有39人退出共產黨。
這39人中，第一個發表退黨聲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黃埔時，見到廣州一些腐敗現象，他還氣憤地發誓：“不當官，要革命。”現在正式加入國民黨行列，他已經不想革命，而要當官了。出於對共產黨人的了解，在和紅軍的作戰中，他基本上沒有吃過大虧。
還是老同學陳賡給了他一個深刻教訓。
1932年6月對鄂豫皖蘇區“圍剿”期間，李默庵的第十師作為中路軍第六縱隊的前鋒，向紅軍根據地核心黃安進擊。8月13日在紅秀驛附近，突然遭到陳賡、王宏坤、倪誌亮3個師夾擊，其前衛30旅陷入紅軍包圍，戰鬥異常激烈。為使30旅免遭被殲，第六縱隊司令衛立煌親臨前線督戰，到李默庵師部指揮，李默庵則移至最前沿。戰鬥最激烈時刻紅軍衝到離師部僅500米處，衛立煌的特務連都投入了戰鬥，才保住師部。李默庵師死傷1500人以上，而且與衛立煌險些當了紅軍的俘虜。
第五次“圍剿”中，李默庵率部進至泰寧縣建寧間的梅口附近時，被紅軍主力重重包圍。他將全師兩個旅四個團近1萬人龜縮一處，再集中數百挺輕重機槍死守一狹小陣地。戰鬥於黃昏發起，激戰通宵，盡管紅軍四麵圍攻，李默庵陣地也無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紅軍撤圍而去，李部雖有損失，但總算避免了被殲厄運。
1935年，李默庵被國民黨授予中將軍銜。當年秋天，李默庵妄圖瓦解紅軍遊擊隊，大肆造謠說紅軍遊擊隊已被消滅，紅8團團長丘金聲已被打死等。還煞有其事地準備在龍岩城召開“剿‘匪’祝捷大會”，命令全城張燈結彩，大擺筵席，放假三日。
結果，紅8團夜襲龍岩城巧鬥李默庵，最後大獲全勝。這個消息迅速傳遍四方，李默庵一時變成了風行全城的“牛皮大王”和“大炮司令”，有的還編出順口溜唱著：
牛皮王，李默庵，胡說紅軍完了蛋，
慶祝會，勝利捐，又想發財又升官。
丘金聲，真果斷，帶兵夜襲龍岩城；
占醫院，打電話，大炮司令嚇破膽；
又折兵，又賠錢，氣死司令李默庵!
1946年後，李默庵任國民黨軍隊第3方麵軍總司令等職。1949年，李默庵參與醞釀湖南程潛起義的一係列重大事宜，並列名為起義領銜者之中，後因與陳明仁不和到香港暫住。
李默庵在香港時，蔣介石曾托人找到李默庵，要其赴台相見。時李默庵已決心脫離蔣介石政權。1949年8月13日，李默庵與44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聯名發表《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後，國民黨大為震驚，一邊宣布開除四十四人的國民黨黨籍，並發布了通緝令，一邊派人與李默庵等聯係、拉攏。
台灣是絕不會去的，對於是否北上，李默庵權衡再三，感到自己在起義工作中，僅有兩次和平通電，並無起義實際行動之成績，不能將功補過，如貿然北上，有投機革命之嫌，遂決定徹底退出軍政生涯。
1949年11月，李默庵攜家人離開香港，遠赴阿根廷。1964年，李默庵又舉家遷到美國華盛頓定居。
1989年11月，李默庵夫人顧林在華盛頓去世，1990年，李默庵將顧林葬在故鄉上海，從此即落葉歸根，回國定居，先後任全國政協第七屆和第八屆常務委員、第九屆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不遺餘力為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2001年李默庵去世，享年97歲。總結李默庵一生，經曆了時代轉折的重大曆史變革，大智隱於平淡，最後落葉歸根，壽終正寢，可謂一生幸福而圓滿。
第八章
黃埔中最神秘的人
周恩來與中共中央特科
如果說，人們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衛團，這支人民解放軍中最精銳的部隊，是負責直接保衛黨中央的特殊警衛部隊，那麼中央特科則是在一個特殊曆史環境下保衛黨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衛部隊。
所謂“特殊”，就在於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於極其秘密的地下狀態，處境極其險惡：黨的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隨時都處於可能全軍覆沒的危險之中。
同樣，肩負著保衛黨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處於極其秘密的狀態，也是隨時險象環生。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於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隻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刺殺，據受傷被捕的刺客陳順交代，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並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內線，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偵工作，不過組織還不健全。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內線零星報告，卻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臨機又缺乏緊急應變決策，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襲擊，大批幹部和群眾骨幹因未轉移而遭捕殺。
1927年5月，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吸取前一段的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後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並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同共產黨分裂的會議，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動向，在漢口安排了十幾處秘密隱蔽地點。會後國民黨派人搜捕時，陳獨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員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漢口秘密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國民黨的警探也一無所知，隨後特科又秘密租船將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的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蘇聯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原為“契卡”，後簡稱“格別烏”，20世紀50年代改稱“克格勃”）在列寧去世後便開始涉入聯共（布）內部鬥爭，後來甚至發展成為領袖個人的監視工具，成為恐怖“清洗”的重要幫凶。後來毛澤東又一再強調黨內不許搞偵察，這對防止重蹈蘇共悲劇起到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從建立特務機構起，就用於偵察黨內異己，如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便說自己任副總統時的身邊衛士都是蔣的偵探。隻對蔣介石個人負責的軍統、中統捕人、殺人，又越過警察、法庭種種司法機構，連各級軍政官員都不能過問，甚至這種官員本身還要受其監視。這種特務政治的泛濫，也是造成國民黨政權四分五裂並喪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收買、色誘、暗殺等行為，都違反地下工作原則。
近些年一些影視劇的編導憑想象編造情節，經常出現中共地下黨組織暗殺敵方要人，以及用戀愛等手段發展關係等場景。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在敵營中潛伏的電視劇《敵營十八年》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洐看過後便撰文歎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恐怖襲擊。因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革命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整個反動統治而不是消滅個人，暗殺敵方頭目不僅不能達到鬥爭目標，反而會引起社會反感並影響鬥爭方向。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隻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相比之下，國民黨從其前身同盟會開始就崇尚俠士刺客思想，並將暗殺作為重要手段之一。蔣介石在大陸便經常使用特務對公開的反對者搞暗殺，這種以國家政權采取的恐怖主義，也是遭到舉國痛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共中央特科剛剛展開工作之際，黨內出現了一起叛徒出賣領導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對付黨內叛徒，阻斷敵特破壞線索，成為情偵保衛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租界被捕並引渡給國民黨當局，六天後即遭殺害。中央特科負責情報的陳賡等人通過內線關係，了解到羅亦農被捕是由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出賣的。何家興夫婦的叛賣，使上海黨組織麵臨著極大危險。
何家興、賀芝華從德國、蘇聯學習回來後經常出入燈紅酒綠場合，組織發給他們的每月幾十元生活費無法滿足其奢華需求，他們便利用接待之機偷記下上百名領導人住址，隨後到租界巡捕房表示願以5萬美元和出國護照出售此名單，並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待捕捉驗證確實後再做下一步交易。
中共中央負責人聞知此訊後緊急搬家，紅隊又以放鞭炮作掩護衝進這對叛徒住所，搜出名單後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中槍負重傷，從而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五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被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幸免。僅過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而秘密自首充當了內奸。
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設伏，連開90餘槍，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五人，紅隊無一傷亡。“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而不敢隨便活動，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但1935年的顧順章事件，讓周恩來和特科所有人員都麵臨了特科創建以來最危險最嚴峻的考驗。
1931年3月，陳昌浩和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工作的時候，顧順章由上海經武漢護送他們前往。顧順章從鄂豫皖回到武漢時，在漢口離大智門車站不遠法租界的德明飯店住下，用“化廣奇”的藝名，到新市場遊藝場公開表演魔術。
這個時候，武漢有個叫王竹樵的叛徒，叛變後特務機關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須找到共產黨員。他像一條瘋狗，伸長鼻子到處搜索。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剛過，顧順章適由武昌乘渡輪回到漢口，下船剛到江漢關門口，剛好被這個叛徒撞見。王竹樵暗中跟蹤盯梢，一直盯到顧順章的住處，馬上報告特務機關，將顧順章逮捕。
顧順章被捕後，當天就叛變。顧順章長期負責黨中央機關的保衛工作，了解黨的機密，對黨的秘密工作情況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領導人的住處都了如指掌，他的叛變給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這個可恥的叛徒也認為，他知道黨的許多重要機密，知道蔣介石身邊有錢壯飛同誌在那裏為黨工作，以此作為出賣靈魂的資本，可以向蔣介石請賞。因此一被敵人抓住，他就要求將他立即解往南京，說有特別緊急的機密情報當麵向蔣介石報告；並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發電報。
但是，武漢的特務機關和國民黨官僚急於搶功，根本不買叛徒的賬，沒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給蔣介石發了電報。顧順章被捕後要求見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黨在武漢的組織供了出來。當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務機關已經給陳立夫、徐恩曾打電報的時候，急得頓足驚叫：“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來了！”敵人問：為什麼？他回答說：共產黨有人在蔣介石那裏當機要秘書。顧順章叛變這天，何成浚和武漢特務機關立即將情況向南京報告，電報到達南京時，已是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這一夜，錢壯飛一直坐在南京中山東路五號徐恩曾的特務機關“大本營”裏，接連收到了從武漢來的六封“十萬火急”絕密電報，電報上都寫著“徐恩曾親譯”的字樣。錢壯飛想：是什麼事情這樣急呢？這時候，他手裏已經有了徐恩曾和國民黨高級官員通報用的密碼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電報譯出來，這才知道是顧順章被捕叛變。
情況萬分緊急，錢壯飛的心情也很緊張。但他非常沉著，仔細地看了電報的內容，記下電文，就把原電封好，然後聯係了徐恩曾。中共特科的李克農設法迅速找到陳賡，陳賡馬上又報告了周恩來。
麵對著這種形勢險惡、時間緊迫的情況，周恩來受黨的重托，挑起了全麵負責處理這一緊急事變的重擔。周恩來以驚人的機智果斷，搶在敵人前麵，跟敵人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他和陳雲當機立斷，馬上召集有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全力粉碎敵人破壞我黨的罪惡企圖：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了周密的保衛和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識的負責同誌的秘書迅速調用新手；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盡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理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關係；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改變。
當天夜裏，黨中央和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的派駐機關全部都搬了家。同時命令陳賡等同誌從各方麵進行調查，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準備反擊。這是千鈞一發的緊急時刻，周恩來臨危不懼，沉著鎮靜，在陳雲等同誌協助下，經過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的緊張戰鬥，終於搶在敵人的前麵，迅速妥善地保衛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的安全，徹底粉碎了敵人妄圖一網打盡我黨領導同誌的大陰謀，使黨避免了一場特別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周恩來在處理顧順章叛變事件中所表現出的革命膽略，使敵人心驚膽戰。他們因為陰謀的破產而十分惱火，對周恩來恨之入骨，於是將搜捕的最主要目標集中到周恩來身上。1931年9月，國民黨作出“懸賞通緝”周恩來的決定。同年11月又以顧順章的名義在上海各報連日登出懸賞緝拿周恩來的緊急啟事。但敵人卻始終找不到周恩來的蹤跡，他們的反革命計劃又一次成為泡影。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通過自己動手，研製設備，培訓技術力量，1929年秋，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台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裏9號建立了。到年底，李強等又在香港設立了電台。
1930年1月，兩電台通報成功，中央和江西蘇區的聯係，即通過香港電台轉遞。為了加緊溝通中央與蘇區、紅軍的通訊聯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央又派曾參加過培訓的伍雲甫、曾三等人攜帶電台到各個蘇區，與紅軍的無線電人員一起，開展紅軍部隊的通信業務。周恩來還親自編製了一本密碼，稱為“豪密”，由任弼時帶到江西蘇區，用於蘇區中央局與上海黨中央的聯係。
陳賡的特科生涯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的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係，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鋤奸等活動”的黨的隱秘機構，受在上海的黨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領導，利用各種方式為黨提供各種重要情報。著名的紅色間諜潘東周、小說《紅岩》裏華子良的人物原型韓子棟，都是北京特科的諜報員。
在成為北京特科科長之前，陳賡也一直在從事諜報員的工作，他一直依托家庭作掩護，在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上租了一間房子，老婆王根英搬來和他住在一起。
陳賡的房東是英國巡捕房的探長陸連奎。陳賡對王根英說：“租這種人的房子可以減少敵人的懷疑，讓陸連奎也做一做‘保鏢’。”第二年，他們家裏誕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知非。為了避免敵探特務的追蹤，他們經常搬家，從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的兩年當中，他們就搬過５次家。在此期間，根英盡心竭力地掩護陳賡，使他能安全地進行工作。小知非逐漸長大了的時候，自個能說會跑，她不讓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門牌號碼，在孩子麵前從不談起陳賡的真實姓名和在外麵工作的事情。陳賡有時把槍帶到家裏，睡覺時便壓在枕頭下麵。
在陳賡的孩子三歲的時候，有天獨自悄悄地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紅頭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槍，忽然想起前幾天他爸爸藏在床頭的槍，天真地說：“紅頭阿三的槍，沒有阿爸的槍好。”巡捕一聽，馬上盯住小知非，緊跟知非到家門口，正好遇到根英出來找孩子。巡捕問她：“你家有槍嗎？”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機密，馬上機警地回答：“有，有支槍，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因她講話的神情從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走了。
1931年4月的一天，喬裝打扮的陳賡，由上海登上了開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國客輪。顧順章的叛變，雖然在錢壯飛的暗中努力下，上海黨中央未被一網打盡，卻也損失慘重。陳賡是特科的情報科長，為防不測，周恩來命他立即設法轉移天津，到北方去開展革命鬥爭。
喬裝成“賬房先生”的陳養山是周恩來特意安排的隨行，肩負兩個使命，一是護送陳賡一家安全到達天津，二是跟隨陳賡到北方繼續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顛簸了4天後，客輪到達塘沽，陳賡一行住進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館，對外稱來天津開店做生意。住下後，陳賡馬上讓陳養山去北平聯係胡鄂公。沒想到，胡鄂公在陳賡到天津的時候動身去了上海。原來，顧順章叛變的兩個月前，中共順(天)直(隸)省委遭到嚴重破壞，京津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安子文、周仲英、陳原道、劉亞雄等同誌被捕，關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來得知後，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楊獻珍趕往天津設法營救。
陳養山設法與留在天津的楊獻珍聯係上。楊獻珍向陳賡彙報說，因為中共順直省委被毀嚴重，天津已不具備重建條件，所以，新的中共順直省委在北平剛剛成立。
胡鄂公帶著贖金從上海返回天津，與陳賡見了麵。陳賡告訴胡鄂公，自己此次來天津的任務是在北方建立一個與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質的地下組織。
胡鄂公第一個想到了中共順直省軍委特派員吳成方。吳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特委華北政治局保衛局局長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屬的“特別支部”的秘密黨員，受吳成方直接領導，深知吳成方是出色的領導者。
吳成方了解到陳賡來天津的目的後，表示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為他對北京的情況很熟悉，工作基礎厚實。陳賡也認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則，原來設在天津的中共順直省委幾乎被毀，並且，新的中共順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則，北平雖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種資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開展情報工作的優勢明顯。
在討論機構名稱的時候，陳賡說：“蘇聯叫政治保衛局，我們正式名稱就叫北方政治保衛局，內部就稱北京特科，直屬中央特科，由周恩來同誌領導。”
在特科工作期間，陳賡置身龍潭虎穴，在錯綜複雜而極其尖銳、殘酷的隱蔽鬥爭中，公開與敵探特務周旋。由於他沉著、機敏，敵人對他不但沒有懷疑，而且認定他是自己人，見麵時全都親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戲院裏開會，有許多共產黨員參加，租界巡捕和國民黨特務突然包圍了現場，情況異常緊急。陳賡也正在那裏。為了掩護同誌安全轉移，他靈機一動，站了出來，立即同那些前來圍捕的警探“合作”。他充當“蟹腳”，獨自把守著一個出口，悄悄將一些黨員放走。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陳賡依靠黨組織，通過各種社會關係，掌握著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的某些探目特務，甚至還掌握了個別在蔣介石左右的人。
陳賡的活動，使得敵人聞風喪膽。國民黨特務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陳賡的名字又恨又怕，曾為他的頭顱懸了巨額的賞格。實際上，那時候他經常來往於一些國民黨特務當中。但是，敵人始終不曉得他就是他們日夜謀算的那個共產黨人。
除了陳賡自己，他在特科還有王牌手下。楊登瀛便是其中的精英。
1928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調查科，要在上海籌建調查機構，以反共為首要目的，楊登瀛得到蔣介石手諭，成為“中央駐滬特派員”，獨立於軍警和偵察機關，直屬於陳立夫。他同時又是陳賡手下陳養山的舊相識，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張道藩有私交。
陳養山發現，楊登瀛對共產黨很有好感，又不願意放棄做官的機會，將情況報告給了陳賡。周恩來和陳賡決定借陳養山拉攏楊登瀛。表明身份後，陳賡切斷陳養山和楊的關係，自己單線和楊登瀛聯係。楊登瀛要求汽車、保鏢和活動經費，陳賡請示周恩來，盡力滿足他，並要求他和上海黨部、市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關係。上海各種警察機構之間的矛盾複雜，楊卻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獨立的身份又有權參加陪審。
據當時給他做保鏢的黨員回憶，楊官架子很大，做事情總是兩手準備，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卻需要這樣的人。
1929年10月，陳賡為楊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裏對麵過街樓上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掛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陳賡派女黨員安娥去做秘書，楊登瀛一帶回情報，安娥就及時抄送陳賡。這裏也是楊登瀛和國共兩路人馬會合的地方，偵探和奸細都會來這裏和楊接頭，中央特科常會送來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楊登瀛的工作。隨著楊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陳賡一方麵加強對楊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麵將楊的任務轉向協助處理共產黨內部的奸細。
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國民黨“投誠”的叛徒被楊登瀛“攔截”，再交由紅隊處理的，記錄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陳尉年、黃第洪等人。陳賡主持特科情報工作的時間裏，楊登瀛是陳賡最重要的聯絡人之一。
間諜之王戴笠
1897年5月28日，一個叫戴春風的男孩出生在浙江江山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父親嫖賭成性，耗盡了大部分家產，後來一家生活隻靠他母親的勞動來維持。這個男孩就是日後的戴笠，在進黃埔軍校時，他給自己改了名字。
戴笠的母親在戴笠7歲時替他在當地的私塾裏報了名。9歲時，私塾老師毛逢乙指點他通讀了“四書”，次年戴笠便開始了習作。到11歲時，母親的鼓勵和教導使他進了當地的小學，也使他養成了忠孝之心。
當然，這種情況並非少見：這個其實沒有父親的孩子受到意誌堅定的母親的督促。來自土匪出沒的浙江山區、有著顯赫家世的戴母，肯定下了決心，要使這個衰落的家庭繼續保持它溫雅的外表。她顯然不遺餘力地讓兒子上完了學，而且還不斷地提醒兒子不要重蹈覆轍，像父親那樣當個衙門的巡警，軟弱地對上司俯首帖耳。後來有許多人評論說，當戴笠憑著自己的本事成為一個令人懼怕的人物時，他仍然對母親十分孝敬。
戴笠常對手下的人說要向他母親學習，學習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務的能力。每當戴笠的劣性失控發作而把手下人當作仆人一樣虐待時，他母親便會輕聲而堅定地勸說他，於是他會立刻安靜下來，壓住怒火。看來，隻有她能完全地控製他，而他同時也是母親的寵兒。
當戴笠的飛機在1946年失事後，沒人敢去告訴她兒子的死訊。相反，他們告訴她，她的兒子代表蔣介石去美國談判了。即使她後來猜出了真相的話，她也從來沒表露出來，甚至在1948年毛人鳳帶領戴笠以前的助手們為她祝80歲大壽時，她也未動聲色。次年她便去世了。
戴笠上學時成績還不錯，後來還考入了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卻因為違反校紀被開除。讀書不成，戴笠在杭州混了段時間後，又投了軍，在浙軍第一師潘國綱部當兵，結果後來又因戰敗逃回家。但他不甘寂寞，急於四處找尋出路，就隻身到上海租界混世界，那時是1922年冬。
後經同鄉戴季陶介紹，戴笠結識了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正同包括戴季陶、陳果夫在內的一幫朋友在上海交易所做股票投機生意，為孫中山集資。戴笠曾一度為他們當跑腿夥計。因為戴笠頭腦靈活，辦事盡心，給蔣介石留下較深的印象。股票生意失敗後，戴笠在上海失去生活來源，隻得回家辦自衛團自任團長，這是1924年。兩年後，這支雜牌武裝又被解散。
戴笠辦的自衛團解散後，他走投無路，在街頭巧遇幼時同學毛人鳳，當時毛人鳳正在廣州黃埔軍校當學員，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的軍校生活，引起了戴笠的極大興趣，他認準這是一條出人頭地的捷徑，立即決定赴粵，並改了名字以示棄舊圖新的決心。經過兩次考試，他考上了黃埔六期，由此開始了追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
戴笠在黃埔埋頭學習，平時言行謹慎，課餘時間就留心觀察周圍師生的舉動，特別是同學中中共黨員的活動，記下各種資訊。當時並沒有人讓他這麼做，但他卻相信這些東西總有一天會發揮作用。靈敏的嗅覺能力，主動觀察分析，再加上領導能力，有了這些，戴笠注定會成為一個特務頭子。
不久，蔣介石派他的侍從副官、黃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黃埔軍校“清黨”，戴笠提供了許多情報，為此胡靖安對他非常賞識。之後，戴笠就投靠了胡靖安，開始以情報工作為業。1928年，戴笠正式接替胡靖安，開始為蔣介石出掌情報特工工作。但這時，戴笠的工作還不受人重視。在這種逆境中，戴笠養成了揣摩蔣介石心理的習慣，他注意分析政治軍事形勢和蔣介石的情報需求，不辭勞苦地搜集各種他認為有價值的情報，並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去蔣介石的住地，不理會蔣介石衛士的嗬斥和刁難，苦苦等候蔣的到來，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時蔣介石在不經意中丟掉了他的情報，他便再次呈上。這樣時間長了，戴笠逐漸為蔣介石所重視，覺得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有搜索情報的天資，可堪一用，於是下令準其“隨時來見”。到了北伐時期，戴笠隨軍出發，立了不少功勞，使蔣介石最終相信了他的情報專長與能力，更感到作戰離不開這個人物。戴笠終於得到蔣介石的器重。
1931年，蔣介石為進一步加強軍事情報工作，又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裏任命了多名侍從副官和聯絡參謀，專司軍事情報搜集，其中就有戴笠。這便是後來國民黨軍統組織的前身。
戴笠的特務組織在開始之初是很弱小的，沒有什麼正當的經費來源，全靠蔣介石不固定地撥給一點錢維持。連戴笠工作的“大本營”———南京雞鵝巷53號的一處住所，也是好友胡宗南送給他的。
後來在抗戰中，戴笠的軍統局不斷“坐大”，到抗戰末期，其勢力如日中天。有人說戴笠手下有幾萬人，也有人說在十幾萬之上，直至今日仍爭論不休。
像所有的秘密警察頭目一樣，戴笠的威懾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的神秘莫測。一個靠刺探機密、暗殺起家的人，對於自己的安全更是上心。於是在他的精心操作下，聽說過他名字的人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認識他，甚至是看到過他的照片，不光是他的對手們，還包括國民政府裏的“自己人”。當時甚至有國民政府的官員在提到戴笠時說，他“製造了這麼一個幻象，好像他隻是一個名字而已，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
因為長期從事特務職業工作的緣故，戴笠變得十分敏感，他平時行動莫測，處處設防，不願別人知道他的行蹤，甚至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認識他，所以流傳到今天的戴氏照片並不太多。戴笠還很迷信，他找人算命認為他命中缺水，於是他所起的筆名、化名大都與水有關。
戴笠不僅盡最大努力來藏起自己的長相，還把“狡兔三窟”的精髓發揮到了極限。他有很多秘密住所，在那裏他總放置一兩部隨時備用的車。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他的手下總給人打電話說他去哪裏哪裏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他卻去了另一個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手下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就連美國人約見他的要求，也必須封在信封裏，而且答複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戴笠甚至能在別人的麵前隱藏自己，這是著名記者愛潑斯坦說的。那是在他去延安采訪共產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由何應欽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家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隻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才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麵幾乎沒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胡子拉碴，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那人自然就是戴笠。
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中國的老百姓是一個絕好的消息，對戴笠和他的特務組織卻是一個壞消息。由於軍統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慶談判的提議發出後，打倒特務、撤銷特務機關的呼聲在全國此起彼伏，國民黨內部派係出於不同考慮，也要求取消特務組織。一時間戴笠和他的軍統組織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狼狽不堪。麵對社會輿論，蔣介石不得不做點表麵文章，作出取消特務組織的決定，並要求戴笠參加特務組織改組會議。
戴笠表麵上采取了以不變應萬變、拖延時間的辦法，一邊假裝無事，一邊尋機觀望。剛好抗戰勝利以後，一些漢奸案件、敵偽財產案件需要處理，所以他當時以此為借口，在全國各地巡視檢查情況，遲遲不回重慶。在此期間，他也說了不少氣話。
1946年3月，正當戴笠在北平活動之際，毛人鳳發來蔣介石命他回重慶參加一個會議的電報，在電文後有毛人鳳化名“以炎”的一段附言，說有人在背後搗鬼。戴笠心急如焚，便乘北平航空委員會為他準備的一架C-47型222號專機，準備輾轉回渝。
這時戴笠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不顧上海南京天氣惡劣，急於在18日趕回重慶向蔣介石報告，摸清蔣介石對處理軍統局問題的底細，並於19日參加重要會議，因此不顧一切地起飛了。17日下午，上海、南京上空烏雲密布，雷電交加，戴笠專機無法降落，與地麵聯係另降機場，不得不準備改飛徐州降落，但在南京附近江寧縣板橋鎮岱山失事，機上人員全部死亡。國民黨一代“特工之王”就此結束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神秘個性，也給後人留下無限的想象空間。
軍統巨梟毛人鳳
毛人鳳，民國著名四大特務之一，被稱為軍統的笑麵閻羅，蔣介石的殺人機器。他是戴笠墜機後軍統頭把交椅的接班人，後任台灣保密局局長。但是很少人知道，他進入軍統工作時，已經40歲了。他隻用了13年時間，便從一個普通的縣城科員一步步爬上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的寶座。這對講究資曆的特工職業來說，可謂是一個奇跡。
毛人鳳，譜名毛善餘，浙江。1898年1月5日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毛善餘六歲時，在吳村鄉的一家鄉塾啟蒙，努力上進，甚得先生器重。1910年，毛善餘由父母作主和薑春梅訂親。1911年初秋，在嶽父的資助下，毛善餘考進了江山縣文溪高等小學堂，在那裏他認識了高自己一個年級的戴笠，戴笠在校內組織“青年會”，毛人鳳亦為會員，反對女子纏足和吸食鴉片等陋習。
1912年1月民國創立，毛善餘在學校參加了“青年會”，任書記員。1914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設於杭州），改名毛人鳳。1919年5月，全國爆發愛國運動，毛人鳳積極參加學生會。6月下旬，杭州成立學生聯合會，毛人鳳奉派到衢州省立八中活動。1920年夏，毛人鳳從浙江省立第一中學畢業，旋入上海複旦大學肄業，在江山新塘邊嘉湖小學謀了個教員職位。
1925年夏，毛人鳳投筆赴粵，10月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第一期（黃埔第三期）入伍生隊。1926年夏，毛人鳳返原籍奔父喪，巧遇戴笠，乃介紹他去廣東投考黃埔軍校，毛人鳳則沒有返回潮州軍校。
1927年春，毛人鳳隨小學同學周念行任湖北黃陂縣政府代理秘書科長。1928年周念行調職，毛人鳳隻得回鄉，曾任溫嶺縣土地局股長、衢廣公司文書、衢州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秘書。
1934年4月，毛人鳳加入“中華複興社特務處”，對待煩瑣的文秘工作克盡厥職，勤勉有餘，恪守紀律，贏得了戴笠的信任。
毛人鳳做官的秘訣據他自己總結，隻有三個字：“忍”、“等”、“狠”。這三個字看起來簡單，卻成為他平步青雲的階梯。他在官場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這樣的三部曲。
“忍”就是蟄伏。毛人鳳身體弱，個性懦弱，出身普通，也沒有強烈的個人魅力。很多人並不把他放在眼裏。同事當麵或者私下取笑，毛人鳳聽見了卻當作耳邊風；上級當眾他耳光，毛人鳳微笑自若。忍字頭上一把刀，毛人鳳堅信“忍”能避禍，也能為升官發財鋪好路徑。
“等”就是期待時機。毛人鳳深居簡出，為人謹慎，很少主動爭、搶、要。他知道自己的資曆淺，又非才智超人，因此他極富耐心，就像一條大鱷魚靜靜地臥在沼澤中，等待獵物經過嘴邊時跳起。因為能夠忍和等，所以他可以龜縮在九尺見方的小屋子裏，夜以繼日、默默無聞地鋪墊自己的根基。
“狠”則是因為憋屈了太久之後變態式的爆發。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狠狠發泄自己的情緒。在戴笠墜機之後，勢不驚人、才不壓眾的特務毛人鳳經過一番角逐，繼承了戴笠的衣缽。大權在握，他立即暴露出那陰狠歹毒的猙獰麵目，將屠刀伸向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
1935年3月，毛人鳳調任武漢行營辦公廳第三科第一股任少校股長，負責有關“剿匪”軍事情報的搜集與整理。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毛人鳳調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辦公廳第三科副科長，旋提為中校，調任稽查處秘書，負責對紅軍以及張學良、楊虎城的諜報工作，他竭力挑撥東北軍與西北軍的矛盾。
1936年春，毛人鳳調至南京雞鵝巷特務處甲室（戴笠辦公室）任機要秘書及特務處辦公室書記，專門負責處理內務機要。10月，毛人鳳綜合各方麵情報，預計蔣介石的西安之行將有危險，報告戴笠勸蔣介石中止行程，但蔣沒有聽從，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戴笠驚於毛人鳳預料之準確，對他更加器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麵爆發，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毛人鳳隨戴笠趕到上海建立秘密機關，做為戴笠隨從機要秘書，從事情報、別動等工作，並與杜月笙等籌組了“蘇浙別動隊”，以協助守軍作戰。11月上海守軍全麵撤退，毛人鳳隨戴笠撤走，12月後特務處本部內遷長沙，再到武漢。1938年8月，“複興社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毛人鳳任本部秘書。
1941年進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級班（設於四川成都）受訓，代理軍統局主任秘書，戴笠外出時，主持局本部日常工作，連任軍統副秘書長、秘書長。1943年4月任軍統局主任秘書，事實上是軍統局全麵工作的實際執行人，兼“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參與中美合作所情報工作，毛人鳳襄助戴笠，成為軍統局全麵工作的實際執行人，於暗殺的勾當染指日深，且主要對象大多是中共方麵的領導人，美國政府亦曾以毛人鳳對於抗戰期間之中美情報合作“有功”，曾授以司令級嘉猷勳章。
1945年3月，毛人鳳晉升為陸軍少將。8月日寇投降，毛人鳳秉承蔣介石和戴笠的旨意，積極收買改編偽軍，戴笠忙於奔走各地，毛人鳳代他處理軍統局事務。
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後，毛人鳳為爭奪局長一職與鄭介民、唐縱等展開競爭，但毛人鳳資曆較淺，當得知蔣介石有另選他人的意圖，便於20日聯名大小特務上書推薦鄭介民，鄭介民代理軍統局局長，毛人鳳任副局長。7月1日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鄭介民）副局長，暗中與鄭介民爭鬥不已。
1947年2月，鄭介民被蔣介石調職，毛人鳳升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晉升為陸軍中將，他迅速采取措施，剪除異己，平息內部爭鬥，整頓機構，派出得力幹將充實各地組織，對外則大力修好陳誠、何應欽等實力派，並拉攏蔣介石的左右人員，對蔣經國更是極力逢迎。9月，毛人鳳指揮特務破壞了中共北平地下電台，還破壞了保定、重慶、西安、沈陽等地的部分地下組織，捕殺了數百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1948年4月，其手下徐遠舉破壞了重慶地下黨的《挺進報》，又破壞了中共重慶市委。本年秋成立了技術總隊，專門從事各大城市臨解放時的破壞工作，保密局控製的武裝特務“交通警察總隊”不斷被投入內戰戰場。11月開始布置監視和準備暗殺李宗仁，後蔣介石為了利用李宗仁爭取美援，才終止暗殺計劃。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淒然下野，毛人鳳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將保密局從南京撤出，縱火燒毀了南京局本部大樓，保密局組織繼續處於蔣介石控製之下，另設立一個假的保密局交給李宗仁，自己任“總裁辦公室”主任，繼續從事特務活動。
3月，毛人鳳在重慶主持會議，布置各地特務回自己的家鄉潛伏，規定必要時可以向人民政府假自首。
4月，毛人鳳在南京和上海布置特務進行大屠殺、大破壞、大逮捕、大搶劫，逮捕中共地下黨員、民主人士、無辜市民共3萬餘人，還專門籌建了一支在“國軍”丟失防區前搞大規模破壞的隊伍。
11月26日，毛人鳳將囚禁在重慶新世界飯店看守所的200人全部殺害，27日又屠殺關押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331人。12月10日，毛人鳳同蔣介石父子同機由成都飛逃台北。
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自我加冕，恢複了中華民國“總統”職務。毛人鳳也重新當上了保密局局長。他以為，雖然在南京和重慶的時候，他總要受製於人；如今到了台灣，總算應該苦盡甘來，讓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情報係統的第一把交椅上終老了。隻是計劃總趕不上變化，就在他自鳴得意的時候，卻沒有意料到自己正要麵對一個實力超強的對手——“太子”蔣經國。
毛人鳳僥幸逃過了被清洗的劫難，卻再也無力挽救軍統的衰敗之勢了。蔣經國取代了他成為了台灣的“特工王”。
此後毛人鳳一直鬱鬱不得誌，不再受到蔣介石的重用。1956年5月5日，國民黨召開七屆七中全會，毛人鳳帶病出席，中途勞累吐血，被送進台北的榮民醫院，經查診斷為肺癌，國民黨“中央”當即決定，送毛人鳳到美國治療，作了肺切除手術，到9月康複情況並沒有起色，漸露燈枯油盡跡象，毛人鳳知道大限將近，掙紮著要回台灣，於是搭乘飛機歸島。10月14日，毛人鳳患肝癌病逝，終年五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