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9日下午，我在上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發言後，即去衡山賓館，拜訪王元化先生。電影導演彭小蓮也在坐。元化先生談話的內容很廣泛，對錢偉長、錢鍾書、金庸等，都有尖銳的批評。他忽然說到賈植芳先生，感歎一聲說：“胡風這幫人中，他的人品最好！”元化先生與賈老相知甚深，對他的人品，作出那樣髙的評價，應當說是實至名歸，恰如其分。事實上，在文學界，有誰不知道賈植芳先生是用一生把人字寫得特別端正呢？
賈植芳先生一生正直，臧否人物，旗幟鮮明，包括所謂大人物。1996年5月19日下午，我去複旦大學第9宿舍探望賈植芳先生。兩年未見，他依然神清氣爽，思維敏捷。他說：“漢奸比日本人更壞。要是沒有那麼多無恥的漢奸，抗戰何需八年！”說起郭沫若，他問我：“你見過他嗎？”我說：“他曾兼任曆史研究所所長，但我去曆史所很晚，沒見過他。不過，‘文革’初的1966年國慶，我參加遊行隊伍，在上海人民廣場，遠遠地看到郭沫若在主席台上演說，揮舞手臂，鼓動‘要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插遍整個宇宙！’”賈老冷笑一聲，說：“1936年夏天我在東京就見過郭沫若，他就是魯迅說的‘才子加流氓’。抗戰後回國，見蔣介石，立刻就寫一篇文章，吹捧蔣，現在郭沫若全集裏不收此文。反胡風時，毛澤東開始也隻是說胡風小集團，而郭沫若的文章卻說對胡風集團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並忍不住罵了五個字的國罵。事後我將賈老的國罵告訴彭小蓮，這位洋博士聽後不禁哈哈大笑。後來我與好友散文家柳萌兄聊起此事，他也是反胡風事件的受害者。他說賈老說的是事實。說起巴金，他說：“巴金當年向施蟄存投稿，施蟄存現在的住房還不如我，一間房既是書室，又是臥室。”並說：“德、才、識，德很重要，我很看重做人，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什麼都為。”賈老的做人原則，真是字字千鈞，擲地作金石聲。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在另一個場合聊天時，他對丘東平的評價。當然，他知道丘東平是抗日烈士。他說：“我在東京時就認識丘東平。此人待人處事，太差勁。他要是活到解放以後，很可能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丘東平從東京回上海後，沒工作，無處安身，便寫信給陳望道，請他幫忙，陳望道很熱情，讓他住在自家的亭子間裏，分文不收。可是住了幾個月，丘東平給陳望道留下一封信，不辭而別。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很想在你臉上吐幾口吐沫！’”賈先生說：“這種行徑，跟流氓有什麼兩樣？”顯然，賈先生從不為尊者諱。
賈先生雖名重當世，對學生、後輩甚至是素不相識的來訪者，都赤誠相待，他談吐幽默，娓娓道來，聽者如沐春風。1996年夏，我在複旦大學第10宿舍門口的書店裏遇見賈先生、任敏師母、他們的女兒賈英小姐。我向賈先生請安，並送他一本我在成都出版的雜文集《牛屋雜俎》，他一看封麵就笑了。我想，“牛屋”二字，他一定心領神會。他們一家人都邀我去做客。次日我去拜訪，聚談甚歡。他說，當年去東京時，日本小店老板娘誇他日本話說得真標準，其實他說的是標準北京話。又說，去年他的哥哥賈芝來看他，送他一件紅夾克衫，他很不高興，因為20世紀50年代他被捕時，就說他披著紅色外衣，幹反革命勾當，後來他將這件衣服送給學生李輝了。他又談到複旦校園裏那座名人塑像。說：“你看他雙手背在後麵，拿著帽子，誰不聽話，隨時就給他扣上！”我聽後大笑。但笑定思痛，賈先生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後，受了多少苦難！我在“文革”中期被“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近七年之久，飽受淩辱，慘痛曆史豈能忘卻！他敘述由人變“牛”後的世情冷暖。昔日的同事、弟子，有的投井下石，唯恐下手太遲、太輕，路遇時，有的怒目而視，有的裝著視而不見，而譚其驤教授，遇到他時，隻要周圍無人，總要關切地說一聲：“老賈，多保重啊！”他很懷念譚先生。我也向賈先生說起我在“牛棚”的經曆。當時我還年輕，比起賈先生來，實在是後生小輩了。賈先生送我一本《契訶夫手記》，簽上名，卻稱我為“賢弟”，真是愧不敢當也。我的書齋名“老牛堂”，有閑章一方，鐫“老牛”二字。我與賈先生合影時，他要我與他並坐，我說你是老師，我是學生，我堅持站在他和任敏師母的身後。合影後，我開玩笑說：“賈老，明年是我的本命年，到時候我會寫篇文章，連同這張照片，一起發表。照片下麵的說明是：老牛與牛老前輩。您看行嗎？”他聽後大笑，說“行，行！”次年——也就是牛年，我忙來忙去，直到下半年，趕緊寫了篇《牛年逝水》的散文，連同我與賈先生、任師母的合影，並在照片下寫了一行字：老牛與牛老前輩，刊於北京的《生活時報》。我將此文的剪報及後來編入集中的《漂泊古今天地間》，先後都寄給了賈先生，想來他看後當不禁莞爾。
200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