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看我的字、我的“義”；有時會另拿一個杯子，讓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從此我知道龍井好喝，我的喝茶濃釅，跟小時候的熏陶也有點關係。
後來我到了外麵，有時喝到龍井茶，會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之反。
我的家鄉有“喝早茶”的習慣，或者叫做“上茶館”。上茶館其實是吃點心，包子、蒸餃、燒麥、千層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點心未端來之前，先上一碗幹絲。我們那裏原先沒有煮幹絲，隻有燙幹絲。幹絲在一個敞口的碗裏堆成塔狀，臨吃，堂倌把裝在一個茶杯裏的佐料——醬油、醋、麻油澆入。喝熱茶、吃幹絲，一絕！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幾乎天天泡茶館。“泡茶館”是西南聯大學生特有的說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館”，“坐”，本有消磨時間的意思，“泡”則更勝一籌。這是從北京帶過去的一個字，“泡”者，長時間地沉溺其中也，與“窮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語源。聯大學生在茶館裏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幹什麼的都有。聊天、看書、寫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館裏讀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稱泡茶館的冠軍。此人姓陸，是一怪人。他曾經徒步旅行了半個中國，讀書甚多，而無所著述，不愛說話。他簡直是“長”在茶館裏。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獨自坐著看書。他連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館裏，一起來就到茶館裏洗臉刷牙。聽說他後來流落在四川，窮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館裏賣的都是青茶，茶葉不分等次，泡在蓋碗裏。文林街後來開了一家“摩登”茶館，用玻璃杯賣綠茶、紅茶——滇紅、滇綠。滇綠色如生青豆，滇紅色似“中國紅”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紅尤其經泡，三開之後，還有茶色。我覺得滇紅比祁（門）紅、英（德）紅都好，這也許是我的偏見。當然比斯裏蘭卡的“利普頓”要差一些——有人喝不來“利普頓”，說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惡，不能勉強。
我在昆明喝過烤茶。把茶葉放在粗陶的烤茶罐裏，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傾入滾水，茶香撲人。幾年前在大理街頭看到有烤茶罐賣，猶豫一下，沒有買。買了，放在煤氣灶上烤，也不會有那樣的味道。
1946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邨請客。飯後，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幾個人圍著淺黃色的老式圓桌，看陳蘊珍（蕭珊）“表演”：濯器、熾炭、注水、淋壺、篩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這茶太釅了，隻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婦，有靳以、黃裳。一轉眼，43年了。靳以、蕭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沒有喝一次功夫茶的興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過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幾個在一個中學教書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難忘的有兩樣方物，一是醋魚帶把。所謂“帶把”，是把活草魚的脊肉剔下來，快刀切為薄片，其薄如紙，澆上好秋油，生吃。魚肉發甜，鮮脆無比。我想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切膾”。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龍井。真正的獅峰龍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槍，泡在玻璃杯裏，茶葉皆直立不倒，載浮載沉，茶色頗淡，但入口香濃，直透髒腑，真是好茶！隻是太貴了。一杯茶，一塊大洋，比吃一頓飯還貴。獅峰茶名不虛傳，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這樣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關重要的。
我喝過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龍潭泉水。騎馬到黑龍潭，疾馳之後，下馬到茶館裏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過癮。泉就在茶館簷外地麵，一個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見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井岡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溫泉水滑洗凝脂”並非虛語。井岡山水洗被單，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腦”茶，色味俱發，不知道水裏含了什麼物質。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沒有喝出什麼道理。濟南號稱泉城，但泉水隻能供觀賞，以泡茶，不覺得有什麼特點。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鹽城。鹽城真是“鹽城”，水是鹹的。中產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張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裏，備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澤，菏澤牡丹甲天下，因為菏澤土中含堿，牡丹喜堿性土。我們到菏澤看牡丹，牡丹極好，但茶沒法喝。不論是青茶、綠茶，沏出來一會兒就變成紅茶了，顏色深如醬油，入口鹹澀。由菏澤往梁山，住進招待所後，第一件事便是趕緊用不帶堿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這一天才舒服。無論貧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門曆史博物館工作，館裏有幾位看守員，歲數都很大了。他們上班後，都是先把帶來的窩頭片在爐盤上烤上，然後輪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門城樓的展覽室裏去坐著。他們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愛喝花茶，以為隻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葉花”）。我不太喜歡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離不開茶。他到莫斯科開會，蘇聯人知道中國人愛喝茶，倒是特意給他預備了一個熱水壺。可是，他剛沏了一杯茶，還沒喝幾口，一轉臉，服務員就給倒了。老舍先生很憤慨地說：“他媽的！他不知道中國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許隻有中國人如此。外國人喝茶都是論“頓”的，難怪那位服務員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裏，以為老先生已經喝完了，不要了。
龔定庵以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蘇州東山的“雕花樓”喝過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樓”原是一個華僑富商的住宅，樓是進口的硬木造的，到處都雕了花，八仙慶壽、福祿壽三星、龍、鳳、牡丹……真是集惡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過茶是泡在大碗裏的，我覺得這有點煞風景。後來問陸文夫，文夫說碧螺春就是講究用大碗喝的。茶極細，器極粗，亦怪！
我還在湖南桃源喝過一次擂茶。茶葉、老薑、芝麻、米，加鹽放在一個擂缽裏，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細末，用開水衝開，便是擂茶。
茶可入饌，製為食品。杭州有龍井蝦仁，想不惡。裘盛戎曾用龍井茶包餃子，可謂別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說俳人小聚，食物極簡單，但“唯茶粥一品，萬不可少”。茶粥是啥樣的呢？我曾用粗茶葉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為這便是“茶粥”了。有一陣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發明的茶粥，自以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鴨子乃以柏樹枝、樟樹葉及茶葉為熏料，吃起來有茶香而無茶味。曾吃過一塊龍井茶心的巧克力，這簡直是惡作劇！用上海人的話說：巧克力與龍井茶實在完全“弗搭界”。
茶在英國
\/蕭乾\/
中國人常說，好吃不如餃子，舒服不如躺著。英國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熱茶。40年代在英國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寢前，主人有時會問一聲：早晨要不要給你送杯茶去？
那時，我有位澳大利亞朋友——著名男高音納爾遜·伊靈沃茨。退休後，他在斯坦因斯鎮買了一幢臨泰晤士河的別墅，他平生有兩大嗜好，一是遊泳，二是飲茶。遊泳，河就在他家旁邊；為了清早一睜眼就喝上熱茶，他在床頭設有一套茶具，牆上安裝了插座，每晚睡前他總在小茶壺裏放好適量茶葉，小電鍋裏放上水，一睜眼，隻消插上電，頃刻間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這套設備，他總一邊啜著，一邊哼起什麼詠歎調。
從二次大戰的配給，最能看出茶在英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國一向依仗有龐大帝國，生活物資大都靠船隊運進。1939年9月宣戰後，納粹潛艇猖獗，英國商船在海上要冒很大風險，時常被魚雷擊沉。因此，隻有絕對必需品才準運輸（頭6年，我就沒見過一隻香蕉）。然而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居民每月的配給還包括茶葉一包。在法國，咖啡的位置相當於英國的茶。那裏的戰時配給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後，我在錢能欣兄家中喝過那種“戰時咖啡”，實在難以下咽。據說是用炒橡皮樹籽磨成的！
然而那時英國政府發給市民的並不是榆樹葉，而是真正在錫蘭（今斯裏蘭卡）生產的紅茶，隻是數量少得可憐。每個月每人隻有二兩。
我雖是蒙古族人，一輩子過的卻是漢人生活。初抵英倫，我對於茶裏放牛奶和糖，很不習慣。茶會上，女主人倒茶時，總要問一聲：“幾塊方糖？”開頭，我總說：“不要，謝謝。”但是很快我就發現，喝錫蘭紅茶，非加點糖奶不可。不然的話，端起來，那茶是絳紫色的，仿佛是雞血，喝到嘴裏則苦澀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錫蘭茶亦有“黑茶”之稱。
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紅茶（大多是“大紅袍”）就隻有去廣東人開的中國餐館。至於龍井、香片，那就僅僅在夢境中或到哪位漢學家府上去串門，偶爾可以品嚐到。那綠茶平時他們舍不得喝。待來了東方客人，才從櫥櫃的什麼角落裏掏出。邊呷著茶邊談論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間，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覺把人帶回到唐代的中國。
作為一種社交方式，我覺得茶會不但比宴會節約，也實惠並且文雅多了。首先是那氣氛。友朋相聚，主要還是為敘敘舊、談談心，交換一下意見。宴會坐下來，滿滿一桌子名酒佳饌往往壓倒一切。尤其吃魚：為了怕小刺紮入喉間，隻能埋頭細嚼慢咽。這時，如果太講禮節，隻顧了同主人應對，一不當心，後果真非同小可！我曾多次在宴會上遇到很想與之深談的人，而且彼此也大有可聊的。怎奈桌上杯盤交錯，熱氣騰騰，即便是鄰座，也不大談得起來。倘若中間再隔了數人，就除了頻頻相互舉杯，遙遙表示友好之情外，實在談不上幾句話。我尤其怕赴鬧酒的宴會：出來一位打通關的勇將，擺起擂台，那就把宴請變成了灌醉。
茶會則不然。赴茶會的沒有埋頭大吃點心或捧杯牛飲的，談話成為活動的中心。主持茶會真可說是一種靈巧的藝術。要既能引出大家共同關心的題目，又不讓桌麵膠著在一個話題上。待一個問題談得差不多時，主人會很巧妙地轉換到另一個似是相關而又別一天地的話料兒上，自始至終能讓場上保持著熱烈融洽的氣氛。茶會結束後，人人仿佛都更聰明了些，相互間似乎也變得更為透明。
在茶會上，既要能表現機智風趣，又忌諱說教賣弄。茶會最能使人學得風流倜儻，也是訓練外交官的極好場地。
英國人請人赴茶會時發的帖子最為別致含蓄。通常隻寫：
某某先生暨夫人
將於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時
在家
既不注明“恭候”，更不提茶會。蕭伯納曾開過一次玩笑。當他收到這樣一張請帖時，他回了個明信片，上書：
蕭伯納暨夫人
將於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時
也在家
英國茶會上有個規矩：麵包點心可以自取，但茶壺卻始終由女主人掌握（正如男主人對壁爐的火具有專用權）。講究的，除了茶壺之外，還備有一罐開水。女主人給每位客人倒茶時，都先問一下“濃還是淡”。如答以後者，她就在倒茶時，兌上點開水。放糖之前，也先問一聲：“您要幾塊？”初時，我感到太囉唆，殊不知這裏包含著對客人的尊重之意。
我在英國還常赴一種很實惠的茶會，叫做“高茶”，實際上是把茶會同晚餐連在一起。茶會一般在4點至4點半之間開始，高茶則多在5點開始。最初，桌上擺的和茶會一樣，到6點以後，就陸續端上一些冷肉或炸食。客人原座不動，談話也不間斷。我說高茶“很實惠”，不但指吃的樣多量大，更是指這樣連續四五個小時的相聚，大可以海闊天空地足聊一通。
茶會也是劍橋大學師生及同學之間交往的主要場合，甚至還可以說它是一種教學方式。每個學生都各有自己的導師。當年我那位導師是戴迪·瑞蘭茲，他就經常約我去他寓所用茶。我們一邊飲茶，一邊就討論起維吉尼亞·伍爾夫或戴維·赫·勞倫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學互請茶會外，我還不時地赴一些教授的茶會。其中有經濟學大師凱因斯的高足羅賓遜夫人和當時正在研究中國科學史的李約瑟，以及20年代到中國講過學的羅素。在這樣的茶會，還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們記下我所在的學院後，也會來約請，人際關係就這麼打開了。
然而當時糖和茶的配給，每人每月就那麼一丁點兒，還能舉行茶會嗎？
這裏就表現出英國國民性的兩個方麵。一是頑強：盡管四下裏丟著卍字號炸彈，茶會照樣舉行不誤。正如位於倫敦市中心的國家繪書館也在大轟炸中照常舉行“午餐音樂會”一樣，這是在精神上頂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現。另一方麵是人際關係中講求公道。每人的茶與糖配給既然少得那麼可憐，赴茶會的客人大多從自己的配給中掐出一撮茶葉和一點糖，分別包起，走進客廳，一麵寒暄，一麵不露聲色地把自己帶來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會瞟上一眼，微笑著說：“您太費心啦！”
關於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經常被列舉的是火藥和造紙。然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茶葉理應占有它的位置。
茶葉似乎是17世紀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歐洲的。1600年，英國茶商托馬斯·加爾威寫過《茶葉和種植、質量與品德》一書。英國的茶葉起初是東印度公司從廈門引進的。1677年，共進口了5000磅。17世紀40年代，英人在印度殖民地開始試種茶葉，那時可能就養成了在茶中加糖的習慣。1767年，一個叫做阿瑟·揚的人，在《農夫書簡》中抱怨說，英國花在茶與糖上的錢太多了，“足夠為400萬人提供麵包”。當時茶與酒的消耗量已並駕齊驅。1800年，英國人消耗了15萬噸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在飲茶上的。
17世紀中葉，英國上流社會已有了飲茶的習慣。以日記寫作載入英國文學史的撒姆爾·佩皮斯在1660年9月25日的日記中做了飲茶的描述。當時上等茶葉每磅可售到10英鎊——合成現在的英鎊，不知要乘上幾十幾百倍了。所以隻有王公貴族才喝得起。隨著進口量的增加，茶變得普及了。1799年，一位伊頓爵士寫道：“任何人隻消走進米德爾塞克斯或薩裏邢（按：均在倫敦西南）隨便哪家貧民住的茅舍，都會發現他們不但從早到晚喝茶，而且晚餐桌上也大量豪飲。”（見特裏維·沐：《英國社會史》）
茶葉還成了美國人抗英的獨立戰爭的導火線，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波士頓事件”。1773年12月16日，美國市民憤於英國殖民當局的苛捐雜稅，就裝扮成印第安人，登上開進波士頓港的英輪，將船上一箱箱的茶葉投入海中，從而點燃起獨立運動的火炬。
咱們中國人大概很在乎口福，所以說起合不合自己的興趣時，就用“口味”來形容。英國人更習慣於用茶來表示。當一個英國人不喜歡什麼的時候，他就說：“這不是我那杯茶。”
18世紀以《訓子家書》聞名的柴斯特頓勳爵（1694—1773）曾寫道：“盡管茶來自東方，它畢竟是紳士氣味的。而叫可則是個痞子、懦夫，一頭粗野的猛獸。”這裏，自然表現出他對非洲的輕蔑，但也看得出茶在那時是代表中國文明的。以英國為精神故鄉的美國小說家亨利·傑姆士（1843—1916）在名著《仕女畫像》一書中寫道：“人生最舒暢莫如飲下午茶的時刻。”
湖畔詩人柯勒律治（1875—1912）則慨歎道：“為了喝到茶而感謝上帝！沒有茶的世界真難以想象——那可怎麼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後的世界。”
茶
\/鍾敬文\/
近來因為在山裏常常看到茶園，不禁想說點與茶有關的零碎話兒。
茶樹，是一種軀幹矮小的植物，這是我早年所不知道的。在我那時的想象中，它是和桑槐一樣高大的植物。直到兩三年前，偶然在某山路旁看見了，才曉得自己以前妄揣的好笑。世間的廣大，我們所知道的、意想的，實在不免窄小或差誤得太遠了。“遼東豕”一類的笑話，在素號賢博者，也時或無法免除的吧。
自然，物品味道的本身，是很有關係的；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日常應用的太普通了吧，喝茶的情趣，無論如何，總來不及喝酒風雅。這當然不是說自來被傳著關於它的逸事、雋語，是連鱗片都找不出的。譬如“兩腋生風”、“詩卷茶灶”，這都是值得提出的不可淹沒的佳話。但我們仍然不能不說酒精是比它有力地大占著俊雅的風頭的。舉例是無須乎的，我們隻要看詩人們的支籍中，關於“酒”字的題目是怎樣多，那就可以明白茶是比較不很常齒於高雅之口的東西。話雖如此說，但烹茗、啜茗，仍然為文人、僧侶的清事之一。不過沒有酒那樣得力罷了。
吟詠到茶的詩句，合攏起來，自然是有著相當的數量的；可是此刻我腦子裏遺忘得幾等於零。翻書吧，不但疏懶，而且何必？我們所習誦的杜牧的“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雖然是說到茶的煙氣的，但我卻很愛這個詩句，並因之常常想起喝茶的滋味。“從來佳茗似佳人”，這是東坡的一句綺語。我雖然覺得它比擬得頗有些不類之誚，但於茶總算是一個光榮的讚語吧。不知是哪位風雅之士，把此語與東坡另一詩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作起對來，懸掛在西湖上的遊艇中。這也是件有趣味的事吧。
嶺表與江之南北，都是有名產茶的地方。因為從事於探擷的工作者，大都是婦女之流的緣故吧，所以采茶這種風俗，雖沒有采蓮、采菱等，那樣饒於風韻，但在愛美的詩人和民間的歌者，不免把它做了有味的題材而歌詠著。屈大均所著的廣東新語中，錄有采茶歌數首，情致的纏綿，幾於使人不敢輕視其為民間粗野的產品。記得幼時翻過的《嶺南即事》裏麵，也載著很逗人愛的十二月采茶歌。某氏的《鬆蘿采茶詞》30首，是詩壇中吟詠此種土俗的洋洋大著吧。就詩歌本身的情味來說，前兩者像較勝於後者（這也許是我個人偏頗的直觀吧？），但後者全有英文的譯詞（見曼殊大師所編著的《漢英文學因緣》Chinese—English Poetry），於聲聞上，總算來得更為人所知了。
雙雙相伴采茶枝，
細語叮嚀莫要遲。
既恐梢頭芽欲老，
更防來日雨絲絲。
今日西山山色青，
攜籃候伴坐村亭。
小姑更覺嬌癡慣，
睡倚欄幹喚不醒。
隨便錄出兩首在這裏，我們讀了，可以曉得一點采茶女的苦心和憨態吧。
如果咖啡店可以代表近代西方人生活的情調，那麼，代表東方人的，不能不算到那具有古氣味的“茶館”吧。的確，再沒有比茶館更能夠充分地表現出東方人那種悠閑、舒適的精神了。在那古老的或稍有裝潢的茶廳裏，一壺綠茶，兩三朋侶，身體歪斜著，談的是海闊天空的天，一任日影在外麵慢慢地移過。此刻似乎隻有閑裕才是他們的。有人曾說，東方人那種構一茅屋於山水深處悠居著的隱者心理，在西方人是未易了解的。我想這種悠逸的茶館生涯，恐於他們也一樣是要茫然其所以的吧。近年來生活的東方化西方化的是非問題。鬧得非常地響亮；我沒有這樣大的勇氣與學識，來作一度參戰或妄圖決判的工作。但東方人——狹一點說，中國人這種地方，所表現的生活的內外的姿態，與西方人的顯然有著不同，是再也無可懷疑的。
說到這裏，我對於茶頗有點不很高興的意態；倘不急轉語鋒，似乎要寫成咒茶文來也未可知。還是讓我以閑散的談話始終這篇小品吧。有機會時，再來認真說一下所謂東西文化的大問題。
中國古代，似乎隻有“荼”字沒有“茶”字，——據徐鉉說，荼字就是後來的茶字。這大約因為那時我們漢族所居住的黃河流域，不是盛產茶的區域吧。又英語裏的茶字作tea，據說是譯自漢語的。我們鄉下的方言，讀茶作“de”，聲音很相近；也許當時是從我們閩、廣的福佬語裏翻過去的也說不定呢。
高濂的《四時幽賞錄》，是西湖風物知己的評價者。他在冬季的景物裏，寫著這樣一段關於茗花的話：“兩山種茶頗蕃，仲冬花發，若月籠萬樹。每每入山尋茶勝處，對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種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雲綃，心黃儼抱檀屑。歸折數枝，插觚為供。枝梢苞萼，顆顆俱開，足可一月清玩。更喜香沁枯腸，色憐青眼，素豔寒芳，自與春風姿態迥隔。悠閑佳客，孰過於君？”（《山頭玩賞茗花》）碎踏韜光的積雪，靈峰的梅香，也在高寒中嗅遍，去年的冬天，總不算辜負這湖上風光了吧。但卻沒有想到，沒有想到這文人筆下極力描寫著而為一般世人所不願注意的茶花。今年風雪來時，或容我有補過的機會吧。否則，兩山茶樹，或將以庸俗笑人了。誰能辯解，我們每天飲喝著它葉片的香氣，於比較精華的花朵，反不能一度致賞！
我和茶
\/葉君健\/
茶和我的生活，甚至工作發生關係，是當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也就是在抗戰期間。1940年我從香港繞道越南到重慶，在重慶大學教書。學校在沙壩坪。那裏有條小街，街上沒有什麼像樣的店鋪，隻有一個茶館，頗為熱鬧，它總是賓朋滿課。原來那個地方“哥老會”的朋友們很多，他們相會的地方就是這個茶館。戰時的住房緊，我住在學校宿舍，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桌子就把房間塞滿了。我要會朋友或與朋友聊天，就隻有去那個茶館。茶館所提供的茶是有名的四川沱茶。茶很濃，味帶苦澀，非常提神，是聊天的最好興奮劑。不知不覺之間我喝這種茶上癮。不去那個茶館的時候，我就在我那個小房裏喝起來——獨酌，配合我的“讀書”。我發現濃茶會提高讀書的理解力，因為茶可以活躍腦子的想象力。
1944年我去了英國。那時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英國被德國的潛艇封鎖，生活物資運不進來，沱茶當然沒有了。好在我天天得到英國各地去巡回演講有關中國人民抗戰的事跡。英國人民也被動員了起來，做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努力。刺激頭腦的事情時時刻刻都有，沒有沱茶也不覺得有所失。我真正想喝點什麼的時候，就擰開自來水管——在去重慶以前我就是這樣解決“渴”的問題的，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茶。但在英國，茶還是要飲的，不過茶的性質及飲它的目的不同——實際上它是飯食之一種。
茶這種植物原是中國人發現的，飲茶這種習慣也是首先在中國人中間傳開——據傳說，神農在位期間，紀元前2737年，中國人就已經開始飲茶。但是中國最古的辭書《爾雅》裏記載的茶作為人民生活中的飲料，實在紀元後350年才開始。倒了18世紀末，飲茶的習慣已經發展到了這種程度，唐代文人陸羽（733—804）還專門寫了一部《茶經》，論述茶的形狀、品質、產地、產製方法及應用等問題。唐朝政府甚至還征收茶稅。日本從唐朝引進了飲茶的習慣，竟然在13世紀末也出版一本有關《茶道》的著作。歐洲文獻中最初出現於威尼斯的著名哲學家建姆巴蒂斯塔.。胡歌.萬.林一叔丹寫的《旅遊記》才得知“茶”這種飲料。到了17世紀中葉，茶已經開始在英國普及了。1657年倫敦的加爾威咖啡館開始公開賣茶。1658年倫敦《政治信使報》第一次登了這樣一則關於茶的廣告：
那種美妙的、被醫務界所認可的中國飲料，中國人名之謂“茶”。別的國家叫做“泰”，又名“德”，現在在斯魏丁.倫茲街的“蘇丹總咖啡館”，由倫敦的皇家交易所出售。
飲茶的習慣就這樣成了英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英國成了西方的主要飲茶國。但英國人所飲的茶卻和我們的不同。當茶葉最初在英國出售的時候，它每磅的價格大概相當於現在至少六十到一百英鎊，相當於現價五百到一千人民幣。這樣價錢的茶當然隻有貴族才能品嚐。也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和錫蘭開辟茶園，大量生產茶葉。因為氣候的關係，這種茶葉既粗又黑又澀，即英國所謂的“黑茶”，我們把它叫做“紅茶”。英國人喝它的時候在裏麵加進牛奶和糖。這樣的茶就不是“品”的飲料了，而是食物的一種。英國人吃早飯的時候有它，上午十點多鍾打尖的時候有它，下午四點來鍾“小吃”的時候也有它。有些英國人甚至把它配以三明治、沙拉和電信當做晚飯，即所謂“高茶”。每天人們就這樣伴著飯食“吃”幾次茶，此外就從不“泡茶”作“品”的享受。但在我們中間，我們的辦公桌上隨時隨地都放著泡好的一杯茶，當然也隨時隨地地“品茶”。甚至公共汽車司機在行車的時候，也要在他的座位旁邊放一大杯泡好的茶。
我在英國住了近六年，雖然天天要“吃”幾次茶，但真正渴的時候還得開自來水管，用漱口杯或用嘴對著它飲幾口。我在重慶習慣了的沱茶，當然隻能成為美好的回憶了。再與它重逢的時候，是在1949年冬，我回國以後。從此“黑茶”們成為記憶了，因為中國的飯食和它配不上套。沱茶又成了我在家接待朋友或讀書的陪伴。我對茶的經驗也隻限於這個範圍。有關沱茶（除四川以外還有雲南產品）的學問，據說很廣，但除了上述範圍外，我就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了，因為我對它的體驗不深。我喝茶大部分在晚間。我的辦公桌的抽鬥裏從沒有茶葉，桌上自然也沒有茶杯。一晃三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倒是現在當了“顧問”以後，也就是過了花甲之年以後，我不需坐班，得有機會到國內許多地方（有不少還是名勝地）去跑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承他們的厚誼，每年我總要收到他們寄來的一些本地新茶，我“品”起來倒還帶味。我當然談不上是什麼茶的鑒賞家，但近十多年來我“品”過的茶種確實不少。從中得出了什麼結論呢？
很簡單：中國的美好東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種。但它並不像其他珍貴的東西，它既高雅，又大眾化，沒有它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不完整——柴、米、油、鹽、醬、醋之外，還必須有茶。可惜這個真理，我隻有在生活中兜了好大一個大圈子以後才悟出來，未免覺得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