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思想史》(節錄)(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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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講中國中古思想史第二期之先,應該先談談什麼是佛教,並談談佛教本身的演變。

看Farquhar:Outline of Religious Literature in India,此書從《吠陀》(Veda)時代敘起,直到近代,包括印度各種宗教運動,各述其沿革變遷,並略舉各教的重要典籍的內容及產生時代。這是一部最方便的參考書。

又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凡三六冊,也把佛教和印度教並舉,敘述頗詳明。參看本校鋼和泰教授(Baron Stael-Holstein)的《印度古宗教史》講義(英文)。

二、在太古時代,一支阿利安民族(白人)從印度西北侵入印度,逐漸征服其地的黑色土人,遂建立了阿利安人的印度文化。他們帶進來的宗教,都表現在最古一部分的《吠陀》書(Veda)裏。他們崇拜許多大神,又有祭司專掌祀禮,最古的《吠陀》都是祠神的頌歌。其後凡祈禱之辭,樂歌之譜,祭祀的節文,迷忌的咒誦,都結成《吠陀》的一部分。祭司成為一種特殊階級(婆羅門),與統治階級(刹帝利)、商人(吠舍),及農奴(戍陀羅)成為四個階級。勝利的白人與被征服的土人接觸日久,文化雜糅,宗教漸漸混亂墮落,成為誦咒祠禱的繁瑣宗教。《吠陀》的最晚的部分,所謂《森林書》(Aranyakas)與《奧義書》(Llpanishad),表示當時的宗教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滿意。遁世苦修,禪定冥想的風氣,都在這時候發達起來;宗教的哲學也漸漸起來。這是佛教運動的背景。看Farquhar pp.1-62.

三、佛教創始者喬答摩,生於北印度的釋迦族。他的生年已不能正確考定,多數學者認為生於紀元前560左右,死於480左右,則是和孔子同時。但近年又有人說他死於紀元前543左右,那就早的多了。他的早年環境自是很安樂的貴族生活,後來忽受了很深刻的刺激,感覺人生不能避免老病死之苦,他就離開家庭,出來尋師修道。中間經過幾年的苦修冥想,他忽然在樹下大徹大悟,遂成佛道。佛是“覺”的意思。看Eliot Vol I,pp.129-176.看《長阿含經》一,《本行集經》七至三十。

四、佛成道後,即宣傳他的教義,約八十歲時死。這個時期的佛教義,都很簡單切近。其要旨為四諦(人生皆苦為苦諦,愛欲為苦之源為集諦,期於愛欲永盡為滅諦,出苦由正道為道諦),八正道(正見,正治,正語,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五戒(殺生,偷盜,淫,妄語,飲酒)等等。《增壹阿含》(十八)所述四法:(一)諸行無常,(二)諸行苦,(三)諸行無我,(四)涅槃永寂,初期佛教的精義大觀不過如此。萬物皆由地水火風和合而生,故無常,又無我。推無我之義,在一身應沒有持續的靈魂,在宇宙應沒有主宰的神。但佛教徒在初期已不能明白這種哲學,故一麵充分容納古印度傳下的多神教,一麵又容納輪回與果報的舊說。古印度的瑜伽(Yoga)禪法也收在佛教裏,成為八正道之一。四阿含之中,已甚少精到的教義,但見神話連篇。但在字裏行間,尚可窺見原始佛教反對咒術,故迦葉兄弟歸依之後即將咒術之具盡投水中;又提倡無量的慈愛,打破階級製度,故初期釋眾多是平民。此等處尚可想象原始佛教的革命精神。

看《增壹阿含經》的《高幡品》《四意斷品》《四諦品》等。參看Farquhar,pp.62-65.參看梁啟超《說四阿含》(《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

五、佛死後約二百年,有阿育王(Asoka)建立大王國,武功甚盛。晚年他歸依佛教,佛教遂大興盛。阿育王(約前273-232)與秦始皇同時,他不但在國內大興佛法,還派遣僧徒四出傳播佛教。佛教從此成為世界的宗教。但傳播愈遠,流品愈雜,吸收的宗教迷信也愈多,原始佛教的本來麵目也就愈難保存了。看Eliot I,pp.254-301,Farquhar,pp.66-73.

六、佛教徒在佛死後幾百年中,時時起教義上的爭論,遂分為許多宗派。最初分為(一)上座部與(二)大眾部二部。其後上座部又陸續分八部,大眾部又分十部,是為十八部,各部思想不同,經典也多不同。

看吉藏的《三論玄義》及窺基的《異部宗輪論述記》。吉藏早出,其書也比窺基更清楚明白。參看梁啟超《讀異部宗輪論述記》(《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Farquhar,pp.104-110.

七、所謂“小乘”與“大乘”之分,是逐漸起來的,故時代不分明,大致總在西曆紀元的前後(Farquhar以為在紀元一世紀之末至二世紀之初,似乎太後了)。乘是一部車子,大乘隻是一部更大的車子。佛教傳播既遠,異義增加了,那原來的小車子裝不下了,不能不別尋一部更大的垃圾馬車。Eliot說大乘佛教有七種特色:一信仰菩薩,二側重度人濟世,三信佛具神力並有多身。四唯心的哲學,五新出的大乘經典,六釋神像及咒術的傾向,七阿彌陀佛的信仰。其實這七項在小乘經典裏都已有了種子,無一項不是逐漸演變出來的。Farquhar說大乘有兩大傾向:一者,佛教被印度教同化了,二者,舊日的戒律逐漸人間化了。遂使佛教更適合於上流印度人以及印度以外的各民族。此說較近事實。印度教化的傾向把原來佛教革命的精神完全毀滅了,咒術等等一律回來了,遂成一部無所不容的垃圾馬車。但大乘佛教自有他的偉大精神。佛教大行之後,教中吸收了博學高明之士,如馬鳴,如龍樹等等,把他們的天才和學力貢獻給佛教,造作種種偉大的經典,思想與文學天才都遠勝於初期佛教徒,所以能為佛教史開一個新時代。看Farquhar,pp.111-118,Ehot,Ⅱ,3-62.

看《法華經》,晉譯《華嚴經》的《淨行品》與《迥向品》。《大般若經》太多了,可看《金剛經》及《般若綱要》。看《維摩詰經》,及《中論》《十二門論》《百論》。

佛教的輸入時期

一、佛教的輸入中國,大約在西漢時代,其正確年代已不可考了。我們所知道的有幾點:(一)到東漢明帝永平八年(紀元65),楚王英已奉佛教,佛教的名詞已有三個(浮屠,伊蒲塞,桑門)見於皇帝的詔書中了。(二)恰恰一百年後(165),桓帝在宮中祠浮屠、老子,佛教已進入皇宮了。(三)次年(166)即有襄楷上疏論宮中祠浮屠、老子之事。襄楷是個儒教方士而信奉琅邪人宮崇的太平道教的,他的疏中兩次引用《四十二章經》,可見《四十二章經》在那時已流行了。(四)約當獻帝初年(190),丹陽人笮融在廣陵、彭城一帶割據,大起浮屠寺,以銅為像,有重樓閣道,可容三幹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複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這可證長江流域已有佛教。(五)同時交州有牟子博作《理惑論》,為佛教辯護,屢稱引佛經,可證其時極南方與印度交通便利,佛教已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