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看梁啟超《佛教之初輸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梁先生此文辯《四十二章經》及《牟子理惑論》為偽書，證據殊不足。看周叔迦《牟子叢殘》。
看《後漢書》（七二）《楚王英傳》；又（六十）《襄楷傳》；又（一〇三）《陶謙傳》。笮融的事，《三國誌》（吳四）《劉繇傳》最詳，梁先生未考。
二、一二世紀中，佛書譯出的都是小品，文字也不高明（《四十二章經》是例外）。到三世紀時，吳有支謙等，晉有竺法護等，譯經很多，文字也因中國助手的潤色，大致都可讀。這時代正是中國士大夫愛談《老子》《莊子》的時代，佛教的思想說空破有，以寂滅為歸宿，正合當時士大夫的風尚。所以在三四兩世紀之中，佛教思想漸漸成為上流社會最時髦的思想。看梁啟超《佛典之翻譯》。看《高僧傳》卷一及卷四。
三、四五世紀之間，佛教出了三個很偉大的人物。遂在中國建立下了很深厚的基礎。這三人是道安（死385），鳩摩羅什（死409），慧遠（死416）。道安有三大貢獻：第一，他注釋舊譯諸經，使文理會通，經義明顯。第二，他撰佛經的目錄，使後世可考據。第三，他製定僧尼軌範，垂為中國佛教的定則。他的高才博學，受當時的學者崇敬，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看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所收道安的經序。看《高僧傳》（五）《道安傳》。
四、鳩摩羅什是印度種，生於龜茲，少年博學，名滿西域。呂光破龜茲（383），同他到涼州，住了十八年，姚興征服呂氏，請他到長安（401-402）。他在中國先已住了近二十年，已通漢語，到長安後遂大興譯經事業，指揮門下名僧數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譯出經論三百餘卷。他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譯筆明白曉暢，打破當時的駢麗文體，創出一種樸素流利的語體，不加藻飾，自有真美。他譯的《法華經》《維摩詰經》《思益所問經》《般若經》《金剛經》《遺教經》《禪法要解》《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至今一千五百多年，還是最可讀的名著。他的弟子如僧睿、僧肇等，都成為大師。
看《高僧傳》（二）《鳩摩羅什傳》，又（六至七）道融、僧睿、僧肇等傳。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頁一七一——一八七）。
五、慧遠本是儒生，通儒書及老莊，二十一歲才出家，師事道安。後來他南遊，開辟廬山，成為南方佛教一大中心。他招致外國大師，翻譯經論；又與居士多人創立蓮社，崇事阿彌陀佛，遂開淨土宗派。當時桓玄當國，頗壓迫佛教徒，要使沙門敬禮王者。慧遠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極力主張沙門遁世變俗，應“高尚其跡”。他的人格與聲望為佛教抬高不少的地位。看《高僧傳》（六）《慧遠傳》。
六、中國佛教到羅什、慧遠的時代，根基已立，地位已高，人才已多，經典也已略完備，“輸入時期”至此可算完成了。
佛教在中國的演變
一、道安、鳩摩羅什與慧遠都注重禪法。道安序《道地經》，稱為“應真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他序《安般經注》，稱為“趣道之要經”；又說“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修行經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讀這種說話，可知當時佛教徒中的知識分子所以熱心提倡禪法，正是因為印度的瑜伽禪法從靜坐調息以至於四禪定六神通，最合那個魏晉時代清談虛無而夢想神仙的心理。禪的理論最近於無為無欲，而禪的理想境界又最近於神仙。道安倡之，羅什、慧遠繼續提倡，五世紀初期以後，中國佛教發展的方向遂傾向於禪學的方麵。
看胡適《禪學古史考》及《佛教的禪法）（《文存》三集頁三九五——四四八）。又僧祜《出三藏記集》六至十諸卷中的道安、慧遠、慧觀諸人的經序。
二、戒、定、慧，為佛法三門。戒是守律，定是禪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個曠達頹廢的風氣之中，忽然產出了嚴守戒律的佛教，豈不成了世間奇跡？如慧遠豈不是守律最嚴的和尚？（看《高僧傳》中慧遠及僧徹傳）但他議論佛法，終隻是側重禪（定）、智（慧）二途。智慧即是六波羅密中的“般若波羅密”。那個時代（四世紀五世紀之間），印度佛教正盛行龍樹（Nagargana）一派的空宗，又稱“中道”（madbgamaka）。他們說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這一派的思想含有絕大的破壞性，有解放的功能。從二世紀之末以來，他們的經論（《般若》一係的經，《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等）陸續輸入中國。這種極端的假名論（nominalism），和中國魏晉時代反對名教，崇尚虛無的風氣也最相投。所以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風靡了全中國的思想界。當時所謂“禪智”，所謂“定慧雙修”，其所謂“慧”與“智”，大致隻是這一派的思想。看《般若綱要》，及《中論》等。
三、五世紀前半，出了一個革命和尚，名叫道生（死於434）是慧遠的弟子。又曾從羅什受業。他是絕頂聰明的世家之弟，又肯作深刻的思想，所以能把當時輸入的佛教思想綜合起來，細細考校。他說：“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這是很重要的宣言。這就是說：“時候到了，我們中國人可以跳過這些拘滯的文字，可以自己創造了。經論文字不過是一些達意的符號（象），意義已得著了，那些符號可以丟掉了。”道生於是創造“頓悟成佛論”，說“善不受報”，說“佛無淨土”，說“一闡提人（icchantika，是不信佛法的人）皆得成佛”。這都是革命的教義。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淨土，坐禪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這“頓悟”兩個字的大革命。當時的舊學大攻擊道生的邪說，把他趕出建業，他遂退居虎丘。後來大本《涅槃經》到南京，果然說一闡提人皆有佛性。於是生公的一個主張有了印證，他的“頓悟成佛”論也就有人信仰了。生公的頓悟論是中國思想對印度宗教的第一聲抗議，後來遂開南方“頓宗”的革命宗派。
看《高僧傳》（七）《道生傳》《慧觀傳》，又（八）《曇斌傳》《道猷傳》《法瑗傳》。又胡適《神會和尚遺集》（頁三七——一四一）。
四、但這個時代究竟還是迷信印度的時代，道生的頓悟論的革命成功還得等候三百年。這三百年中，禪學漸漸發達。梁慧皎作《高僧傳》，所收“習禪”者隻有二十一人；唐道宣在貞觀時作《續高僧傳》，中間隻隔一百多年，“習禪”一門已有一百三十三人。但此中習禪的人仍是修習印度傳來的漸修法門。這時代的大師如建立三論宗的吉藏（死於623），如作《大乘義章》的慧遠（死於592），雖然能綜括佛教的教義，作成比較有係統的敘述，但都沒有什麼創見新義。又如建立三階教的信行（540-594），指出人的根機不同，當對根設教，應病下藥，其說在當時雖然哄動一時，三階教流傳二百多年，但細考近年出現的三階教典籍，他們的教義仍隻是印度佛教的皮毛，繁瑣細碎，沒有什麼精采的見解。
看《續高僧傳》習禪一門。看吉藏的《三論玄義》；慧遠的《大乘義章》。
三階教久已無聞，近年敦煌出土的三階典籍散在倫敦、巴黎，日本也發現唐寫本多種。矢吹慶輝博士的《三階教之研究》最詳盡。
五、那名譽最大的天台宗，也隻是當時許多習禪者的一派。天台宗稱龍樹為遠祖，其實不過是當時中國人整理佛教材料的一種運動，開山祖師是智頡，又稱智者（538-597）。天台宗的教義有兩大端，一是判教，一是止觀。“判教”是把那許多佛經依佛的一生分作若幹時代，初時說小乘經，中年說《方等》（Vaipulya，即是“方廣”，即是擴大了的大乘），晚年說《般若》。還有那無處可歸的《華嚴》（Avatamsaka or Budd vatamsaka sutras），隻好說是佛在母胎時上天去說的！這是因為中國人有曆史的習慣，所以感覺那一大堆經典內容的矛盾，又不敢說是後人偽造的，隻好說是佛在不同時代說的。這是晉宋以下許多人的主張，不過天台宗說的更煩瑣，遂成為一種煩瑣神學。其次，“止，觀”本是印度禪法的兩個階段，天台宗用這兩字來包括禪法的全部。“止”是禪定，“觀”是理解；用理解來幫助禪定，用禪定來幫助理解，故名止觀。天台宗解說“止觀”二字便得用幾十萬字，這也成了中國的煩瑣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