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reference_book_ids\":[7267090248675363851,6883409163003628557]}],\"10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0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4,\"start_container_index\":10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0},\"quote_content\":\"《後漢》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1435437093]}],\"9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9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3,\"start_container_index\":9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7},\"quote_content\":\"《藝文類聚》reference_book_ids\":[7234783551122574397,7234783550166273035,7234783550153690167,723478355002786102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四十二章經》的真偽是曾經成為問題的。梁任公先生有《〈四十二章經〉辨偽》一文，說此經撰人應具下列三條件：
（一）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
（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
（三）文學優美者。他說：“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隻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
梁先生引費長房《曆代三寶記》雲：
《舊錄》雲：“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十八章。”
他又引僧祐《出三藏集記》雲：
《四十二章經》，“《舊錄》雲，‘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
梁先生結論雲：
道安與苻堅同時，安既不見此經，則其出固在東晉之中晚矣。
湯錫予先生（用彤）論此事，曾說：
梁氏斷定漢代未有《四十二章經》之翻譯，則似亦不然。蓋桓帝延熹九年，襄楷詣闕上書，內引佛道有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似指《四十二章經》內“樹下一宿”之言。疏謂“天神遺浮屠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而經亦雲“天神獻玉女於佛，佛雲革囊眾穢，爾來何為”。據此則襄楷之疏似引彼經。
然襄疏所引文字樸質，現存之經文辭華茂。梁氏據此，謂非漢人譯經所可辦。則是亦可有說。
蓋《開元錄》，載孫吳支謙亦譯《四十二章經》一卷。並注言“文義允正，辭旨可觀”。則是經乃前後有二譯：一則出於漢桓帝以前，為襄楷所見。一則譯自支謙，想即現存之本。後人誤傳，標為漢譯，故其文筆不似出漢人手也。
東晉道安經錄未列入《四十二章經》，而祐錄著錄者，則亦有其說。蓋《高僧傳》曰，竺法蘭所譯，唯《四十二章經》流行江左。江左為支謙譯經所在地，故僧祐、慧皎均得見之，而道安未至江左，未見支譯，故未著錄。是漢譯此經必在此前已罕見，而僧祐、慧皎之時支譯早誤指為漢譯矣。（《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講義》，頁二——三）（編者按：“遠流本”此處補有胡適按語：“適按，湯君後來定本，已大改動。他不信竺法蘭之說，以為此係後起之說。”）
我相信湯錫予先生之說大致不誤，所以我不懷疑《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也不懷疑現存之本為支謙改譯本。
前天陳援庵先生（垣）給我一封信，說：
大著……信《四十二章經》為漢譯，似太過。樹下一宿，革囊盛穢，本佛家之常談。襄楷所引，未必即出於《四十二章經》。
且襄楷上書，永平詔令，皆言浮屠，未嚐言佛。故袁宏《後漢記》釋曰：“浮屠，佛也。”《後漢書·西域傳》論言“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誌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稱述”。據此則範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因佛之初譯為浮屠或浮圖，猶耶穌之初譯為移鼠或夷數，謨罕默德之初譯為摩訶末或麻霞勿也。今《四十二章經》不言浮屠，或浮圖，而數言佛，豈初譯所應爾耶？
陳先生此書有一小誤。我隻認《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或輯本），襄楷在桓帝延熹九年上書已引用經文兩事了。我並未指定現存的本子即是漢譯本。
《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似無可疑。《牟子理惑論》作於漢末，已說漢明帝“遣使者……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牟子博與支謙略同時（支謙譯經在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西曆222-235），而《理惑論》作於極南方，作者所指《四十二章經》當然是指支謙以前的本子。蘭台石室之說自然是一種不足深信的傳說，但此種傳說也可以表示漢末的人對於此經的崇敬。
至於襄楷上書所說“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兩條，其第二事的文字與今本《四十二章經》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故唐人注此傳即引經文為注。“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樹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陳援庵先生以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談，襄楷所引，未必即出於《四十二章經》”。此二事在後世成為佛家常談，然而在後漢時，似未必已成常談；依我所知，現存漢譯諸經中，除《四十二章經》外，亦無有此二事。故襄楷引此二事，雖未必即是引此經，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經。
陳先生指出後漢人稱佛皆言浮屠，或浮圖，而今本《四十二章經》稱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點。也許襄楷所見的經文裏，佛皆稱浮屠，這是可能的。然而我們檢查現存的一切後漢、三國的譯經，從安世高到支謙，沒有一部經裏不是稱“佛”的；沒有一部經裏佛稱為浮屠的。難道這些譯經都不可信為後漢、三國的譯本嗎？或者，難道這些舊譯本都經過了後世佛教徒的改正，一律標準化了嗎？或者，後漢時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圖、複豆等等舊譯名，而早已逐漸統一，通用“佛”的名稱了嗎？
這三種假定的解釋之中，我傾向於接受第三個解釋。最明顯的證據是漢耒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經”，“佛寺”，“佛家”等名詞，不須解釋了。大概浮屠與浮圖都是初期的譯名。因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稱。但初譯之諸名，浮屠，浮圖，複豆（魚豢《魏略》作複立，《世說注》引作複豆，立是豆之誤），都不如“佛陀”之名。“佛”字古音讀but，譯音最近原音；況且“佛”字可單用，因為佛字已成有音無義之字，最適宜做一個新教之名；而“浮”、“複”等字皆有通行之本義，皆不可單行，“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諸譯名之中，佛陀最合於“適者生存”的條件，其戰勝舊譯決非無故（試比較“基督”、“耶穌”、“天主”等字，其中隻有“耶”字可以作單行的省稱，“基督”、“天主”皆不能省稱。“移鼠”、“夷數”之被淘汰，與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猜想：“佛”之名稱成立於後漢譯經漸多信徒漸眾的時期。安世高與支婁迦讖諸人譯經皆用此名，佛字就成為標準譯名，也成為教中信徒的標準名稱。從此以後，浮屠、浮圖之稱漸漸成為教外人相沿稱呼佛教與佛之名，後來輾轉演變，浮圖等名漸失其本義而變成佛教塔寺之名。
總之，陳先生謂“範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此說實不能成立。第一，現存之後漢譯經無不稱佛，說已見前。第二，《牟子理惑論》亦稱佛，說亦已見前。第三，袁宏《後漢紀》於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條下說：“浮屠者，佛也”，這還可說是晉人的話。但同書延平元年記西域事，引班勇所記身毒國“修浮圖道，不殺伐，弱而畏戰”，其下雲：
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眾內數萬，小國數千，而終不相兼並。
惠棟說，《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此說如果不誤，《東觀記》起於明帝時，成於靈帝時，自是後漢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稱了。第四，《三國誌·劉繇傳》記笮融：
大起浮圖祠……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複其他役，以招致之。……每沿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裏。
此等記載，若是完全孤證，尚可說是陳壽用的新名詞；但證以後漢譯經與《牟子》，我們不能不承認佛之譯名久已成立，故陳壽在魏、晉之間（生蜀漢建興元年，死晉元康七年，223-297）屢用佛字，正是用後漢通用的名詞記後漢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後漢史料。其實範書《西域傳論》隻是說兩漢方誌不記佛道之“精文善法導達之功”，與佛教徒所誇說的“神化”大不相同，為可疑耳。我們不當因此致疑後漢無佛之名詞及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