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到《四十二章經》本題。
梁僧祐《出三藏集記》雲：
《舊錄》雲：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
隋開皇十四年（594）法經的《眾經目錄》列《四十二章經》於“佛滅度後抄錄集”之“西域聖賢抄集分”之下：
四十二章一卷，後漢永平年竺法蘭等譯。
隋開皇十七年（597）費長房《曆代三寶記》著錄此經最詳：
《舊錄》雲：“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一十八章。”道安錄無。出《舊錄》及朱士行《漢錄》。僧祐《出三藏集記》又載。
梁任公先生很懷疑這部《舊錄》，他以為道安以前並無著經錄之人，但他又推定《舊錄》殆即支敏度的《經論都錄》。他說：
考祐錄《阿述達經》，《大六向拜經》兩條下引“舊錄”，長房錄所引文全同，而稱為“支錄”，則凡僧祐所謂“舊錄”，殆即支敏度之《經論都錄》。若吾所推定不謬，則《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實自“支錄”始矣（適按，長房錄明說《舊錄》與朱士行《漢錄》均著錄此經）。支敏度履曆，據《內典錄》雲，“晉成帝時豫章沙門”，其人蓋與道安同時；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則此書（四十二章）或即其時南人所偽撰，故敏度見之而道安未見也。
《舊錄》即是支敏度的《經論都錄》，梁先生的考證似無可疑。支敏度本在長安，晉成帝（326-342）時與康僧淵、康法暢同過江（見《高僧傳》四）。其時道安（死385）尚在少年。支敏度的《都錄》作於道安《經錄》之前，故僧祐稱為《舊錄》。若安錄以前無著經錄之人，則《舊錄》之稱為無意義。道安之錄所以籠罩群錄，全在他首創新例，“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僧祐錄自序中讚安錄之語），並不是因為以前無有經錄。僧祐《續撰失譯雜經錄》自序雲：“尋大法運流，世移六代，撰著群錄，獨有安公。”此可見安錄所以前無古人，在於考訂群錄，而不是因為他以前無著經錄之人。
今考僧祐所引《舊錄》著錄各經年代最晚者為晉成帝時康法邃抄集的《正譬喻經》十卷。成帝以後譯的經，無有引“舊錄”的。這可見《舊錄》確在道安經錄之前。其時北方屢遭大亂，而江左粗安，丹陽一帶本是後漢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後漢譯經較多，或有支敏度見著而道安未見之本，亦不足怪（祐錄多有“安錄先闕”之經，並引安公自序“遭亂錄散，小小錯涉”以自解）。
《舊錄》說此經是“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經目錄列為“抄錄集”。道安不著錄此經，也許是因為此經是“撮要引俗”之作而不是譯經。此可以見安錄之謹嚴，而不足以證明此經為道安所未見。《牟子》所記，可證後漢末年確有此經，僧祐著錄此經，其下雲：
右一部凡一卷，漢孝明帝夢見金人，詔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到西域，始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中。其經今傳於世。
此段全用《牟子理惑論》之文。《舊錄》本明說此經係“撮要引俗”之作，而僧祐過信《理惑論》，故不用《舊錄》之說。費長房始全引《舊錄》之說，使我們知道《舊錄》也是很謹嚴的經錄，其態度謹慎過於僧祐。僧祐經錄自序中也有“孝明感夢，張騫遠使，西於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台”的話；序中又說，“古經現在，莫先於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逾張騫之使”。他這樣尊崇此經，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之說了。
費長房《經錄》於支謙條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經》，注雲：
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大唐內典錄》與《開元錄》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說，“此《別錄》即支敏度之《眾經別錄》，其他經錄無以別名者”。按《大唐內典錄》第九：
東晉沙門支敏度《經論都錄》一卷……又撰《別錄》一部。《眾經別錄》（二卷，未詳作者，言似宋時）上卷三錄：大乘經錄第一，三乘通教錄第二，三乘中大乘錄第三。下卷七錄：小乘經錄第四，篇目闕本錄第五，大小乘不判錄第六，疑經錄第七，律錄第八，數錄第九，論錄第十。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長房所見《別錄》，或是此錄，僧祐似不曾見此錄。
支謙譯經部數，諸經錄各不同：
僧祐錄隻載三十六部。
慧皎的《高僧傳》隻載四十九經。
長房此錄有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
長房自己說：
房廣檢括眾家雜錄，自《四十二章》以下，並是別記所顯雜經，以附今錄。量前傳錄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經，似謙自譯。在後所獲，或正前翻多梵語者。然紀述聞見，意體少同；目錄廣狹，出沒多異。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淵曠，事方聚滴，既博搜見聞，故備列之。而謙譯經典得義，辭旨文雅（皎傳作“曲得聖義，辭旨文雅”。此處“典”是“曲”之訛，又脫“聖”字），甚有碩才。
我們看長房所引“別錄”記支謙《四十二章經》的話，應該注意兩點：
第一，《別錄》明說此是“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可見《別錄》作者實見此經有“小異”的兩個本子：其一他定為後漢譯，其一他定為支謙譯。
第二，《別錄》明說支謙譯本“文義允正，辭句可觀”。這又可見他所認為後漢譯本必是文辭比較樸素簡陋的本子。
湯錫予先生（文引見前）指出《高僧傳》說竺法蘭譯的《四十二章經》流行江左，其實即是支謙譯本，後人誤傳為漢譯。湯先生認現存之本即是支謙本，我很讚同；費長房已疑心他所得的支謙譯經“或正前翻多梵語者”，今本《四十二章》確可當“文義允正，辭句可觀”之讚辭，可定為支謙改譯之本。但依《別錄》所記，似江左確另有舊譯本，無可疑也。
1933年4月3日
附錄一寄陳援庵先生書
援庵先生：
前上短文中，有一段論現存後漢佛經均不稱佛為浮屠、浮圖。我提出三個解釋：（1）此諸經皆非漢譯？（2）皆是漢譯而已經後人改正？（3）後漢佛徒已漸漸一致用“佛”之名？三說之中，我取其第三說，甚盼先生教正。
昨夜點讀《弘明集》，見其第八卷中劉勰《滅惑論》引當時道士所作《三破論》雲：
佛，舊經本雲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名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雲，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為佛圖。本舊經雲“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雲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禕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頁十）
此種議論可證我說的“佛”字所以獨被采用之故，正以浮屠等字皆有通行之別義，而佛字無義，故為最適者之生存。但《三破論》說此等新譯名，皆至羅什時始改定，此似非事實。羅什譯經已在五世紀之初年，豈五世紀以前之諸經皆此時所一一改定者乎？又如“桑門”之名已見漢明帝詔令，豈是羅什以後所改定？又如陳壽死於羅什譯經以前一百餘年（297），劉繇傳中所用“佛”字豈是羅什以後人所改乎？
引此一條，可見浮屠之稱雖久為佛徒所廢棄，而教外人偏要沿用舊名，其中往往含有惡意的詆毀，如《三破論》所說。
先生以為如何？
胡適上，1933年4月5日
附錄二陳援庵先生來書
適之先生撰席：
關於《四十二章經》，《牟子理惑論》，及漢明感夢等問題，近二十年來，中東西學者迭有討論，垣何敢置一詞？前函因大著發現《真誥》與《四十二章經》之關係，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語似過信《四十二章經》，故略陳管見。今來示謂欲為此問題結一總賬，甚盛甚盛。謹將前函未盡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諸家已經論及者，恕不複及。
後漢詔令奏議，皆用“浮屠”，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國誌》裴注引《魏略》天竺國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嚐一用佛。其中兩稱《浮屠經》，亦不稱《佛經》。至陳壽始以佛圖與佛參用（範書《陶謙傳》采《三國·劉繇傳》文，亦浮屠與佛參用）。至袁宏始純用佛，並以佛釋浮屠。至範蔚宗於漢詔議仍用原文，於自述則用佛。
不獨佛一名詞如此。沙門之初譯為桑門，魚豢曆舉桑門之異譯，曰疏問，疏聞（一本作疏間，當有誤衍），晨門，亦不及沙門。是魚豢所見之《浮屠經》，尚未有沙門之譯也。今《四十二章經》數言沙門，亦豈初譯所應爾？
根據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標準：
一、後漢至魏中葉，尚純用浮屠。
二、三國末至晉初，浮屠與佛參用。
三、東晉至宋，則純用佛。
依此標準，遂有以下之斷定：
一、後漢有譯經，可信。後漢有《四十二章經》譯本，亦或可信。現存之《四十二章經》為漢譯，則絕對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為漢譯佚經，可信。襄楷所引為漢譯之《四十二章經》，亦或可信。襄楷所引為即現存之《四十二章經》，則絕對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