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寧大捷，殲敵兩千餘人……”
“潯州大捷，守軍三千餘人無一漏網！”
“龍山大捷，共殲滅元軍四千三百餘人，殺元將翟光！”
“橫州大捷，殲敵近五千，我部正在分散追擊，預計月底前掃平橫州全境!”
祥興三年五月，西征軍在副統製鄒洬的率領下勢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廣南西路地方豪強打得抱頭鼠竄。
一道道捷報接踵而來，被瘟疫折騰得焦頭爛額的大都督府幕僚們興奮得忘記了疲倦，把福建兩廣連成一片，是大夥籌劃已久的布局。完全擁有了沿海三路，大宋就有了相對戰略縱深。再不複一點被突破，就隻能躲入深山，或流亡海上的尷尬局麵。
幾乎所有人都非常高興，除了個別心思非常縝密的參謀外。戰報上的文字看起來固然令人欣喜，可一路打下去，每戰殲敵數目卻越來越多，這明顯不符合常規。所謂廣南西路元軍，絕大部分是地方豪傑的私兵，戰鬥力和士氣都極其低下。仗打到這個分上，他們居然還不肯投降，難道張弘範臨北返前，給他們灌了什麼迷魂湯不成？
答案就擺在文天祥的桌麵上，一份份捷報下，壓著幾份絕密報告。內政部的探子們將最近一段時間軍中發生的事情，如實地記錄了下來。經過劉子俊的加工整理，一切的前因後果，已經呼之欲出。
是軍中幾個高級將領充分利用了士兵們對選舉製度的誤解與不滿，對廣南西路的豪強進行了清洗。或者可以這樣認為，是軍中將領們利用手中職權，在規則允許範圍內，以一種激烈的手段，表達了他們的政治訴求。
幾乎與劉子俊的報告同時送達的，還有鄒洬和蕭鳴哲兩人的信。在信中，二人坦率地陳述了他們對新政即將被人利用的擔憂，並且不約而同的認為，既然丞相府和破虜軍打下了這片地盤，在沒滿足丞相府和軍隊的需求前，地方官員不應該由沒有任何功勞的外人來做。兩年前的選舉是事急從權，而眼下大都府管轄的地域和麵臨的局勢，要比兩年前複雜得多。官職對人們的誘惑，也比兩年前大得多。此時推廣兩年前的選舉方式，不但不合適，而且會造成新光複地區政局不穩定。
鄒認為選舉的弊端主要有兩條，第一，粗糙的選舉辦法，難以保證官員對大都督府的忠誠度，其二，選舉上來的官員，與科舉官員一樣，不能保證他們的辦事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經選舉而上來的官吏們比科舉而造就的官員還少了十年寒窗苦讀，一旦連字都認不全的土財主被選上來，難免成為內外對手的笑柄。
“你們以為打江山就是為了分贓麼!”文天祥用指關節敲打著桌麵，恨恨地想。這次西征，之所以選擇鄒洬擔當主帥，看中地就是他那分寬闊的心胸。本以為有他在軍中坐鎮，諸將們，特別是原江淮軍將領們對廣南土豪的報複不會那麼激烈，誰知道，鄒洬非但沒有起到折衝作用，而且充分利用了江淮軍舊部的報複心理。
在給文天祥的信中，鄒洬絲毫沒隱瞞自己的想法。他在信中說道，自己不懂得丞相大人為什麼堅持那個選舉，主動放權於人。但是，如果丞相大人堅持這樣做，他會絕對與丞相大人保持一致。為了把將來的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他甘願做一個惡人，不接受廣南群豪的輸誠，而是將那些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掃蕩幹淨，交給丞相府一張白紙。
在這張白紙上，丞相大人可以隨意揮灑。新政重百姓而輕豪強，廣南兩路的豪強土地被沒收了，就失去了當豪強的資本。這些人除了進城開作坊或當商人，沒有其他路可選擇。當然，他們還可以選擇投奔北元或抵抗到底，那更省事，大都督府連贖買土地的費用都省下了，可以出資多開幾家工廠，安置更多的流民。
蕭鳴哲的信比較委婉，這個進士出身的儒將先自我請罪，承認是由於自己安排軍隊進城順序有誤，導致了藤州城十幾戶大家族被蘇劉義帶人清算。但他認為，不應該因此就治蘇劉義的罪，因為從那些豪強家中，蘇劉義抄出了足夠的犯罪證據。這些人除了勾結北元，背叛大宋外，還與地方官員狼狽為奸，奪人田產，搶男霸女，無惡不作。憑借他們犯下的那些罪行，也該將他們繩之以法。
至於其他州縣豪強，因為同情藤州豪強們的境遇而奮起反抗的行為，蕭鳴哲這樣解釋。這些豪強本來就不甘心受製於人，自李唐以來，廣南西路就幾乎是世家大姓的獨立王國，朝廷官員來了如同擺設。既然他們選擇這個時間跳出來與破虜軍為敵，不如借勢將他們擠掉。就像拔膿割瘡，短期看來雖然有些疼，卻能為沿海諸路，贏得長久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