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晶瑩的汗珠在陳複宋蒼白的額頭上冒了出來。暖冬的風中，他突然覺得渾身發冷，後背潮哄哄的被風吹成了冰涼的一片。
“這就是丞相大人所說的平等真意麼？”陳複宋拒絕相信。作為大都督府的鐵杆追隨者，在他心中，新政就像出生的嬰兒一樣幹淨。人世間的欺詐、肮髒、巧取豪奪行為絕不應該出現在新政身上。但內心深處，卻又有一個聲音在提醒著他，新政不是善舉，也非惡途，這個新政本無善惡，它隻是一種方式，一種可以讓國家崛起更快速，百姓生活更富足的治政方式，如此而已。
喪失了道德製高點後的他很迷茫，但是，他還是決定把文天祥的命令執行下去。“但願，通過你我之手，大宋崛起之路要少些血腥，多些光彩！”陳複宋這樣想著，身影漸漸消失於冬季的福州街頭。
街頭巷尾，不止陳複宋一個迷茫者。關於南洋商團的正義性的討論及其後來的行為的關注，貫穿了漫長的世紀，甚至慢慢發展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伴著這場論戰，新政和傳統，新學與舊學，約法與祖製，野蠻務實與仁義清高，所有帶有時代烙印的東西，在思想領域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這一點，非但文天祥和杜規等幾個商團的始作俑者沒有預見到，整個大宋的儒林都沒預料到。
“這是個混亂的時代，當大多數人還在為北方局勢未穩，大都督府如此大張旗鼓去懲辦一個不知名的蠻荒小國的舉動是否應該時，一個怪獸，已經悄悄地從新政和約法的蛋殼中探出頭來，張開了長滿獠牙的大口……”幾百年後，一個在華夏國立中央大學做研究西方哲學家在給朋友的信中如是寫到，“如果文天祥先生真的像傳說中擁有一本上帝賜給的天書的話，他應該做得更好，避免這些血腥和肮髒原始積累。很遺憾的是，他沒有做到。在我們西方，同樣也沒有人做到……”
這篇充滿個人感情因素的信在報紙上發表後，頓時成為一派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甚至在地球的另一端引起了場不小的轟動。但一些冷靜的學者，卻對此嗤之以鼻。經過研究，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混亂、迷茫，還有那個時代與約法精神相抵觸的武裝商團，不過是在華夏舊的主流思想即將消亡，新的思潮誕生之初的一種表象。表象下麵的本質是，以陳龍複等人為主導的新派儒學漸漸戰勝舊派儒學，成為新時代的理論基礎！”
這個結論很有說服力，祥興三年福建發生的曆史大事，在後世眼中也的確也表現出了這種端倪。特別是武裝商團誕生，更是突破了傳統儒學的框架，也將華夏幾千年來的外交思維帶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在傳統儒學的指導下，中原王朝對周邊民族的政策可大體歸納為三種模式。第一是吞並，在王朝建立之初，對於受中原文化影響深遠的地區，一定會吞並其於版圖之內，從而達到儒學所提倡的四海一家的理想模式。
第二種模式為羈縻，對距離中原王朝首都過於遠，或者百姓過於“野蠻”的地區適用。中原王朝通過外交或軍事途徑，讓“蠻夷之邦”前來朝拜，進貢。從而達到四夷來朝的儒學標準。但這個方法同常會出現偏差，那些不知道禮儀廉恥為何物的周邊小國往往體會不了中原王朝隻讓你表示恭順，就給很多回賜的“良苦用心”，動輒造反，宣布不服王化。而宣布不服王化後，他們亦沒有太大損失。沉浸在太平盛世假象中的中原王朝往往象征性地懲罰一下，讓小國繼續進貢，但隨著使節回贈的物品會成倍增加。久而久之，叛複無常居然成了一些“蠻夷”小國討要好處的手段。以朝貢為名義的勒索行為，也讓中原王朝大為頭痛。
第三種模式則為輸送，這是大宋的獨創。在大宋自太宗之後與中原周邊的國家戰爭中，無論占了上風還是處於下風，都喜歡以子女玉帛來平息對方的怒氣，順便顯一顯大國風範。以至於北方民族的胃口養得越來越大，直到成為套在大宋脖頸上的絞索。
為幾個商人的損失攻打他國，並派武裝商團隨軍掠奪的外交政策，完全不符合華夏的大國風範。用當時大宋負責外交方麵事務的丞相陳宜中的話來說，“這簡直是侮辱華夏斯文！我中華上國的顏麵何在?我堂堂禮儀之邦，從此之後，就成為強盜之國矣！”
以陳宜中及其支持者的眼光來看，搶掠是違背聖人之道的。持幹戈而舞，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誠感化外夷，才是古人提倡的王道。至於被葛朗國殺死的那幾個海商，他們算什麼，在不過是幾萬海商中的一員，一棵雜草而已。為了達到聖人之世，這幾個海商理所當然要被忽略掉。絕對不能幾個刁民的生命，調動一個國家的全部力量去強出頭！更不應該通過戰爭的手段來謀利，戰爭必須是義戰，不義之戰縱然取得短暫的勝利，最終也得不到好結果。
空蕩蕩的朝堂上，陳宜中的聲音寂寞地回響著。幾個留在皇帝身邊的官員不耐煩地盯著廊柱，仔細研究其上麵陽光移動的速度。
少年皇帝趙昺打了個哈欠，看看眾人，在看看一臉激憤之色的陳宜中，慢吞吞地問道：“眾卿家有什麼看法啊，如果沒人附議陳丞相，朕可就要在與葛朗國的宣戰文告上用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