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媒體將事端“挑起”，公眾的參與熱情便會撲麵而來。與傳統媒體慣用的炒作“伎倆”——記者暗訪、知情人透露相比，民間傳播與交流信息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門，“黑道”與“白道”雙管齊下，人肉搜索、知情人爆料一齊上陣。
瞬間，企業就會陷入輿論的汪洋大海。船小的，未必好調頭，一個浪頭打過來，連周旋的餘地也沒有；船大的，也會遭遇危機，船大，受創麵也大。
“一個新的文明正在我們生活中成形，而到處都有盲目的人企圖壓製它，這個新文明帶來的新的家庭形態，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方式，帶來了新經濟、新政治衝突，形成了不同的意識形態。今天存在著許多新文明的斷片，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把今天的生活步調調整成明日的節奏，其他人卻被未來嚇壞了，他們絕望地轉向過去，企圖重新回到賦予他們生命的垂死世界裏去。”這是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對人們的告誡。
“眾口鑠金”的故事已經從真實的村落擴延到“地球村”。在這個時空與倫理道德邊界逐漸模糊的時代，企業不能以“自閉”的方式釋放他們對信息過度透明的厭惡、抵觸、焦慮以及倦怠，這樣做隻能抑製“輿傷”的愈合。此時，提高輿商，或許是在這個“輿情”沸騰的環境中最為有力的優勢。輿商基因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斷言：“1910年12月，或者說1910年12月前後，人類的性格發生了變化。”
後來的事實證明，伍爾夫在當時貌似石破天驚的妄語，是被現實印證的預言。
“每一代人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企業家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歲月，把中國企業家請了回來，而那些一度消失或根本不存在的無形生產因素也逐漸因為實體的活躍而複活和抽出新的嫩芽，民營企業家新的倫理精神逐漸形成。在當企業家裹挾著強大的商業力量破土而出，並勢不可當時，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激情十足、敢闖敢衝、擅長學習、時常突破市場契約。
然而，一個群體的集體性格，往往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企業家即便有財富開道，也難逃出自己的曆史情境。時代的養分，還不足以讓這個年輕的企業家群體一夜長大。在這個“桑田滄海的巨變，或許隻是一刹那”的社會，企業家群體需不斷蛻變，衍生出更多的生存基因。隨著社會輿論逐漸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外部環境，輿商基因已成為企業家必備的生存智慧。輿商，同企業家的智商、財商、情商一起構成了企業家精神。
輿商，指的是個人及組織（企業、政府等）與社會輿論的博弈能力，其中包括巧妙應對媒體與公眾提問、發表自身觀點、優化企業與社會輿論關係的智慧與能力。從定義看，輿商並不是企業或企業家的專屬智慧，其他組織（如政府）也同樣需具備輿商。
輿商主要分為兩方麵：
第一，個人與組織（企業、政府等）順應當前爆炸式信息社會的特點，學會借力打力，巧妙利用傳統媒體、網絡媒體以及現實空間人們自發的口碑相傳等信息傳播媒介，放大其正麵優勢，提高其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此時，社會輿論充當的是引發個人與組織（企業、政府等）品牌“暈輪效應”的催化劑角色。
從企業家或企業角度來看，他們“借勢造勢”的輿論智慧，幾乎與中國商業同時起步，其發展曆程也是一波三折，“摸著石頭過河”，經曆著不斷地蛻變、轉型與“試錯”。
改革開放初期的輿論借力，偏重於原始的口碑相傳和地毯式轟炸，並附帶一些狡黠的伎倆，充滿了野蠻品性。
1987年，在杭州一個不起眼的街巷裏，47歲的宗慶後獲得了浙江醫藥大學一位教授研製出的一種兒童營養液配方，其原料為桂圓肉、紅棗、山楂和蓮子。隨後，宗慶後的娃哈哈以廣告詞“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紅遍大江南北。到1990年，娃哈哈的銷售額達到1億元。讓宗慶後獲得空前勝利的，並非娃哈哈的原料配方有多麼出其不意，而在於宗慶後排山倒海式的廣告轟炸。那些對娃哈哈沒有興趣的公司，也被宗慶後略施小技俘虜——宗慶後躲在小旅館中，按照當地的黃頁電話簿，給當地的商場、百貨公司和經銷公司打電話，他隻問一個問題——你那裏賣娃哈哈營養液嗎？沒多久，當地的經銷公司就會挖地三尺般尋找這個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公司。
創業初期，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弱，企業強力切入，靠強打硬拚及管理者個人魅力，顯示生猛霸道之氣，餘威所及，皆盡慨然，企業完成從低位到高端的初級蛻變。但草莽終究日暮途窮，市場格局已定，競爭加劇，此種戰略路徑已不能提供動力，企業徘徊原位。
隨著商業環境以及社會輿論環境的不斷成熟，企業家的輿論造勢也逐漸係統化與規範化。而輿論造勢方式也學會討巧，逐漸改變以往密集式的作戰方法，借助“天時，地利，人和”，盡量以最小的輿論成本獲得最大的造勢效果。汶川大地震期間，王老吉被“封殺”即是證明。
不僅是企業的輿論處理能力在進步，政府在輿論應用上也更趨於公開與透明。汶川大地震發生時，中央電視台等權威媒體不約而同把報道汶川大地震災情作為第一要務。不但國內媒體可以自由報道，中國政府同樣歡迎國外媒體的深度報道。媒體和記者被賦予很大的自由，可以對災區的各個角落進行播報，也可以對領導者提出尖銳甚至刻薄的問題。
各大媒體，尤其是中央媒體對災情及救災狀況客觀正確的報道，既保證了公眾對汶川大地震的知情權，也為相關部門做出正確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信息的透明化也讓全國人民看到了一個負責任、敢擔當的人性政府。
第二，個人或組織（企業、政府等）利用輿論，成功化解危機，甚至轉危為機。輿論成為個人或組織（企業、政府等）進行危機管理的“安全閥”。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長的希望，構成了企業起跑的原動力，但精彩的起跑並不等於會有圓滿的句號。有很多企業，在生存與壽命期限中輾轉，意欲締造百年老店的神話、成就基業長青的傳奇。然而，危機，卻成為企業家與企業的成長瓶頸： 發跡於“製度滯後行為”的經濟萌芽期，卻頂著原罪的帽子在法律、製度的空白地帶遊走，原本小心翼翼的擦邊球成了原罪的元凶；他們富可敵國，在富豪榜上閃耀奪目，卻在“大富驕橫，以暴製暴”的富豪法則中栽了跟頭；他們縱橫捭闔，馳騁疆場，卻一腳邁進多元化、並購的陷阱，最終畫地為牢，中了自己的圈套；由於企業家個人的一句不合時宜的話，“禍從口出”，企業家和企業灰頭土臉，陷入社會輿論的集體討伐，使得消費者在產品市場及資本市場上用腳投票；社會輿論中突然出現有關企業家個人或企業的負麵消息，負麵消息被以迅雷之勢轉載……
同樣，政府也麵臨著多重考驗。今天的我們，政治與經濟體製變革經過“摸著石頭過河”的嚐試，開始走向深水區。我們不得不承認，絕大多數變革都不可能是帕累托式改進，會有得利者，也會有失利者，得利與失利的斡旋與博弈，往往滋生種種矛盾與衝突。而且，中國公眾越來越趨向理性，渴望自由與民主。同時，遊離於人力之外的自然災害，會在不經意的時候不期而至。多種因素交織，致使危機以空前迅猛的姿態向社會滲透，考驗著公共服務提供者——政府的危機處理力。
危機處理中有一種減法，100減1等於0。看似荒謬，實則放之四海而皆準：一隻小小的蝴蝶能夠引發大洋彼岸的風暴，一根細細的手指能夠推倒一大片多米諾骨牌，一顆小小的石子可以激起無數漣漪……即使99件事都做得天衣無縫，但有一件事情做錯了，就有可能滿盤皆輸。
輿商固然不能保證個人及組織（企業、政府等）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但當他們麵臨危機時，能否幹淨利索地處理危機，則與輿商息息相關。他們出現危機，公眾與媒體質疑聲不斷。要不要發聲，是堅持沉默是金還是坦誠相見？如果坦誠相見，誰出麵與公眾溝通？溝通的媒介是什麼？是說明真相還是隱瞞真相？如果企業家或政府官員輿商過低，無法在合適的時間、場合將合適的信息披露出去，企業或政府就會陷入更為被動的地位，招致更大的危機。
更何況，有些危機就是由輿論本身引起的。這時，更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尼采說：“一個更富於陽剛之氣的，再度把勇氣視為榮譽的時代急需大批做好準備的、勇於任事的人。他們將是沉默、孤獨、果決、不求聞達、堅持到底的人；他們具有爽朗、忍耐、簡樸、蔑視虛榮的個性。”對於個人或組織（企業、政府等），僅具有這些素質還不夠，他們需要有遊刃有餘的處理社會輿論的智慧，而恰當的高調與適宜的低調，也會轉化為巨大的正向力量。這，就是“輿”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