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才能在南明朝廷裏並不是非常突出，但曆史將他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史之才，相對於堵胤錫、張煌言都遜色不少，並且他的政治敏感性和軍事敏感性都十分欠缺（比如“聯虜平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史可法的忠誠與愛國，這一點甚至得到了敵人的認可。後清朝乾隆皇帝以其忠義，追諡忠正。史可法是左光鬥的學生，方苞曾寫《左忠毅公軼事》，述說史可法與其師左光鬥之間的提攜情感，自是錚錚鐵骨、有血有淚。
繼統之爭，定策失誤
崇禎三皇子不知所蹤，藩王可選福、潞、桂、惠四王。其中福王在倫理和地理遠近上均占優勢。但在東林黨人觀念中立福藩會重翻鄭貴妃舊案，在黨爭中處不利地位，出於私心強烈反對立福。史可法是左光鬥門生自然不願福藩繼統，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商定立桂王。孰曾想福王豈會坐以待斃，不得已求助於武將。既有軍隊支持，馬士英也臨時變卦當機立斷擁立了福王。蒙在鼓裏的史可法還致信馬士英曆數福王不端德行，至此在福王朱由菘眼中他就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麵高傑、黃得功等武將因定策之功而飛黃騰達日益跋扈，為南明滅亡埋下難解的禍根。
其實史可法也想過立距離較近的福王，但此議一出即遭東林人士反對，便作罷。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可法總想處處應付處處妥帖，受製於東林黨輿論，態度遊移。可見其缺乏魄力雄才大略。若是斷然決定擁立福王就不會大權旁落，讓德行欠缺的馬士英和將橫的武將據定策之功，從此黨爭益烈朝政腐敗軍隊難遣。
史出馬入，督師揚州
史可法定策失誤，得不到弘光小皇帝的信任，更有小人隨風轉舵說他“勤王無功”“可殺”，令人心寒。馬士英被皇帝召入內閣成為了煊赫重臣，朝政一時被馬把持，黨爭中東林黨逐漸失勢。同時江北的軍隊仍處於混亂之中，急需重臣督師整頓秩序。此時的史可法主動請纓督師揚州，辭別京城。這一下換位全國反對，無果。
我想這是他自食苦果的無可奈何，定策嚴重失誤，不僅使他失勢，威信大失，更是他心中產生挫敗感和無比的愧疚。試想他一心以匡扶大明為己任，還念念不忘恩師左光鬥對他的厚望和栽培，然而第一步棋就走的如此慘烈，叫他情何以堪？走的時候他表示，為贖不能救先帝之罪，願意效命疆場！何等的悲涼，難忍愧恨煎熬，淒涼離開，繼續著悲劇。
當然並不全是出於自責的衝動，史可法確然看到江北的混亂局勢，要想拱衛朝廷必須做好軍隊整飭，協調好四鎮，使之團結抗敵。為國家大計憂，他自甘離首輔之位，去做委曲求全低聲下氣的協調工作。不管何時，他都是最正的，在他的思維中忠義排在第一位。
孜孜不倦，協調四鎮
四鎮，本是擁立福王的幾個總兵，因為軍隊混亂將之劃為四鎮，掌握了更多權力。更不妙的是，史可法是以一種政治鬥爭失敗者的身份麵對這些本就跋扈自雄的定策功臣們的。武將專權，皇帝都要仰賴她們才登大寶。四鎮之間為爭奪城市資源又劍拔弩張，毫不想團結對外。史可法於是奔波於四鎮之間說教，勸解，動之以情責之以義，終於使他們起碼不會越過自己的防區搞境外掠奪。
史公勞累了。然而效果何如？朝廷把盤剝江南百姓的大量糧稅撥給四鎮，仍舊糧餉不足；軍隊怯於公戰，勇於虐民，不思進取收複失地，坐看黃河流域淪喪於清兵之手。軍費極度膨脹而軍事毫無作為，史可法督師不利。四鎮魚肉地方搜刮軍餉以自用，他看得見；四鎮目中無人心無國家他看得見。但他僅寄希望於四鎮將領的個人品格，對他們道德說教，對於造成這一切的編製體製問題卻不加以解決。因為從一開始他就處於下風，又想籠絡四鎮，此後一味退讓，姿態軟弱，在他的職權內他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指揮不了他們，反而處處受製。
史可法是個中庸的儒生。雖然心念救國，但又沒有硬手腕使武將服帖。對文恬武嬉種種腐敗，他也隻能做到自潔，而不去阻止。不是不想，而是不會不敢不給力。
坐失良機，山東淪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