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可以說是積貧積弱，軍事人才極其匱乏，有的朝代甚至禁止百姓練武鍛煉身體，這樣的國家在外敵入侵麵前怎能不束手無策，難怪中國的北部會崛起一個又一個的少數民族，中國一次又一次的被打敗了。這一切都和以武力建國的秦王朝瞬間滅亡，以武力取勝的項羽最終失敗不無關係，加上皇帝不信任武將，偏愛文臣，特別是那些會耍陰謀詭計的文人，而武將則無法脫穎而出，特別是有優秀軍事才能的人往往被殺頭，中國正是這樣被削弱的。
而這一切，究其根本，還是在於楚漢戰爭中武夫項羽的失敗，正像劉邦所說的：“我寧鬥智，不鬥力。”嗚呼，可貴的軍人精神被戲耍一番，而曆代史家還認為這是劉邦的睿智，為了成功可以不擇手段嗎？這正是中國人說謊，耍無賴，不講誠信的原因，身為當代的中國人，難道不應該反思嗎？
不錯，漢朝確實是劉邦建立的，中國人被稱為漢人，中國話被稱為漢語，字被稱為漢字，劉邦功不可沒，但他對中國人種種劣根性的形成，也有責任。而沒有劉邦，難道中國就不會由項羽建立統一的大帝國了嗎。？
所以說，中國劉姓更名為項姓，其實並不會對中國的兩千年文明史造成任何影響，相反，認識到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取勝的原因和手段，以及對中國兩千年文明史所造成的影響，才是至關重要的。
漢文帝劉恒，作為我國曆史上封建帝王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切最高統治者與剝削者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共同本質。但是，他又有區別於其他封建帝王的一麵，這便是他有生活節儉、勝殘去殺、與民休息和勵精圖治的品格特征，這就是他的個性。如果隻看到前者而忽視後者，或者隻看到後者而忽視前者，甚至無限誇大、拔高後者，都不能準確反映出漢文帝的形象來。
從表麵上看，漢文帝隻是繼承了惠帝、高後時期的黃老思想，推進了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實行了輕徭薄賦的傳統政策，采取了一些重視農業與工商業的措施而已。以致於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既沒有大興土木的建設措施，也沒有驚天動地的興革舉措，還沒有興師動眾的壯烈行為，在他統治的二十餘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靜，連《史記·孝文本紀》與《漢書·文帝紀》載其事跡也十分簡略，有的年份，甚至無事可記，給史書留下了空白年代，從而給漢文帝造成了無所作為的印象。
然而，這並不是漢文帝的真實形象。他提倡的清靜無為政策，為的是防止官吏擾民，藉以保證勞動人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與條件，並不是真正無所作為，更不是毫無興革與建樹。實際上，他的一生都在切切實實地為鏟除亡秦****而努力為之；也在不聲不響地為清除諸呂造成的消極影響而不懈奮鬥；還在為維護與鞏固劉邦開創的政治基業而煞費苦心，更在為不斷實行旨在減輕勞動人民的租稅徭役負擔和恢複與發展社會經濟而采取各種措施。正是通過他二十餘年的不懈努力，才踏踏實實地奠定了西漢前期長期穩定的政治基礎，開創了社會經濟迅速恢複與蓬勃發展的良好基地，實現了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局麵，為景、武二帝時期準備了豐厚的物質條件，也為後世帝王樹立了勤政愛民的典範。
正如司馬遷所雲：“漢興，至孝文四十餘哉，德至盛也”；也如司馬貞所說：“孝文南麵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綈衣率俗，露台罷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時人晁錯說他“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後世史家，也稱頌開創於文帝和繼續於景帝時期的政治、經濟局麵為“文景之治”時期。因此，漢文帝雖無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也無氣勢洶洶的張揚表現，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改革者，正是他寓改革興建於清靜無為口號下的實幹作風，開創了西漢王朝的新局麵。故文帝決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皇帝，更不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皇帝，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改革家，一個西漢王朝的忠實維護者。這就是他的個性特征的集中表現。
漢文帝的上述個性特征，既不是先天賦予的，也不是他個人的愛憎好惡決定的，而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質言之，是西漢初期具體的社會曆史條件鑄造了他的品格特征，決定了他的所作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