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人就是薛仁貴的副將，名將郭孝恪的二兒子，郭待封，也就是給薛仁貴看糧草的那個，那郭待封是名門之後，並且出征前官位甚至和這個農民出身的薛仁貴一樣高，憑什麼當他的副將啊，所以書上就寫了“多違節度”，總違反命令。按照開始的計劃實施，薛仁貴先打到烏海，勝利了，砍死一萬來人。這下一步就完蛋了，郭待封沒聽薛仁貴的，繼續帶著糧草前進，薛仁貴知道這事情以後差不多就預感要完了，他再帶部隊回去接郭待封，在平地上讓敵人的優勢兵力給包圍了，那就徹底完了，他下令讓郭待封快點走，郭待封也沒急行軍。等快到了烏海了，還沒碰上薛仁貴呢，人家吐蕃的20萬軍隊真出來了，郭待封這小子把糧草輜重全丟了。薛仁貴聽到這個，也就知道基本完蛋了。然後吐蕃糾集60萬軍隊和薛仁貴這支7萬人無糧食的軍隊決戰，還是歸於薛仁貴能打啊，才能保下一些軍隊，吐蕃應該也損失很多，否則他完全可以殺了薛仁貴，為什麼不殺呢，他被薛仁貴這種氣勢給震住了，他們想象得到，這次他們利用了唐軍將帥不和的矛盾，取得了勝利，但是如果再來一個薛仁貴，他們就受不了了，可以說後世唐朝再鮮有薛仁貴這樣的人物了。這次戰爭並沒有全軍覆沒，且《舊唐書》上也沒有記載，隻是宋的《新唐書》和《資治通鑒》寫了，但是議和罷兵和全軍覆沒明顯矛盾，舊唐書的記載應該是真的。本來這場戰爭完全可以壓製住吐蕃，估計也不會發生92年之後長安被攻破的慘景了。
任何戰爭的潰敗都有其潰敗的根源，大非川之戰戰敗的根源其實還是源於唐朝的府兵製度的過時，和唐朝的第三代將領的匱乏，至薛仁貴、裴行儉後唐朝第三代將領幾乎斷代了，像後來的張守圭、薛訥、阿史那忠這些將領在薛仁貴死了將近20年才嶄露頭角，大非川之戰前期選將當時成為唐朝最頭痛的問題，以當時的情況看，薛仁貴作為主將的選擇是絕對正確的，關鍵還是在於副將的選擇。郭待封曾參與過滅高句麗之戰，不過是作為李績的副將，當然可以看成朝廷重點培養的對象，實際上在滅高句麗戰役上麵郭待封並無實質的戰績，而大非川之戰將其用為薛仁貴的副將也理所當然的是為了將其栽培。
曾經劉仁軌上表提拔薛仁貴長子薛訥為薛仁貴的副將，不知什麼原因被朝廷否決，以至於薛郭兩人的矛盾顯現出來。薛仁貴是個偉大的軍事戰術家，而郭待封除是郭孝恪的兒子以外，其實就是個草包，一個天才卻由一個草包來做配合，那隻會拖人家後腿。
根據大非川戰前薛仁貴的分析和整個戰役的具體部署，可以看得出，薛仁貴是對整個戰局有著一個相當精確的分析。在薛仁貴出兵的同時，唐以西突厥首領阿史那都真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牽製吐蕃在西域的兵力，與薛仁貴遙相呼應。可見，唐廷為此次征戰下了一番功夫，薛仁貴使“圍魏救趙”之法。同時西域布置的兵力起牽製作用，戰略部署也可謂高明。郭待封首先不聽命令，將糧草輜重帶離防守區域，然後又以樟氣和高原反應為理由將糧草緩慢押運，導致整個戰役的崩盤，其主要責任是無法推卸的。大家都知道，蘇定方滅了西突厥後，安西都護府久疏於戰事，軍隊士兵的戰鬥力也是比較弱的。
本來此戰的失敗就非常具有偶然性，按照薛仁貴的戰前部署，本身就是打敵一個措手不及，試想即使郭待封開始不聽命令，但是如果將糧草及時押運到位，那結果又會是怎樣？那麼薛仁貴將馬上切斷吐蕃與吐穀渾的交通要道，以婆沙羅道為目標即可將整個吐蕃給瓦解掉。吐蕃號稱60萬，而且多在西域四鎮和吐蕃國內，所以這40萬軍不可能全都是吐蕃人，除蘇毗、羊同外，大部分應當是吐穀渾人。邀擊郭待封的20萬軍隊，也當多是吐穀渾軍（也說明吐穀渾國內親吐蕃的占絕對勢力）。這種聯軍的戰鬥力也不會太高，還有那麼多人他有多少糧食來養？薛仁貴在戰爭前期的獲牛羊萬餘，這說明他有意直奔敵軍糧道而去，隻要郭待封能按時將軍需押運到，吐蕃40萬將肯定麵臨滅頂之災。
薛仁貴是整個戰役的負責人，對於戰役的失敗自然逃脫不了幹係。他不是白起，寧做斷頭將，不做辱國將，沒必勝的戰爭他就不去，薛仁貴是完全可以說受命於危難。記得他敗後說了句話：“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說明他早就料到結果了，但他還是要去。原因還是派不出將，將一個安東將軍派到安西去。在這種條件下，換成世界上任何一位將領恐怕誰也應付不了。因為朝廷權臣相鬥彈劾，戰敗罪責完全由薛仁貴承擔，本來死罪，但是高宗念其往日功勞巨大，貶為平民。但是薛仁貴的震懾力在這時候又體現出來了，薛仁貴離開遼東朝鮮以後不久，高句麗立刻發生叛亂，沒辦法，唐廷再次將平民薛仁貴起用平亂，薛仁貴到朝鮮。但是好景不長，後來因為一起殺人案（史料未清晰記載）有牽連，又被貶去象州，到了60多歲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