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後路是沒有的，後麵的武鬆就急轉直下了。離開了官場，直至上梁山，他成為一個純粹的綠林好漢。但都頭生活影響他一生，梁山的武鬆不再有故事了，因為他能力有限，在首領的安排下，他循規蹈矩，上陣刺殺。就是在宋江堅持讓位盧俊義時，武鬆站出來說話，一方麵是“見吳用以目示人”，另一方麵也是對宋江過於信任所至，而非驍勇之態。《水滸》結束時，對武鬆有這樣的交代：武鬆對宋江說道：“小弟今已殘疾，不願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閑道人，十分好了。”武鬆這樣的選擇，與梁山的喪失、眾兄弟兵損將折的結局在其心中造成的悲涼。血濺鴛鴦樓，使武鬆成了一個濫殺無辜的人。在飛雲浦橋頭，“武鬆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衝天”，後路在哪裏？自己向何處去？那一瞬間，武鬆是可憐的悲傷的，他沒有依靠，隻有一雙拳頭，一把刀。要知道，初出茅廬的武鬆並不是這樣，沒有打死人就把自己嚇得流浪，第一次下殺手，打死的是景陽崗大蟲。至於殺西門慶潘金蓮，那是他們罪有應得，如果武鬆不先殺再報，西門慶就可能用金錢來平息，這也反映出武鬆對世事的洞察。到達孟州見到施恩之前，在孫二娘酒店，張青勸他“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去二龍山落草，省得“去牢營中受苦”，武鬆不應，一者並非視人如草芥，二者他還要做個好人，再次體現出道德的約束。就是醉打蔣門神，武鬆也沒有殺心，停留在懲罰上，將跋扈的蔣娘子和酒保丟在酒缸裏，說明他還是個寬容之人。應該能看出，施耐庵在武鬆身上，也強調一個“逼”字，還是醜惡的社會在逼迫武鬆，讓他好人做不得，他不得不殺人，當武鬆隻有殺人這一條路可走時，殺人的標準也就不再像以前那麼精確，而是模糊了，道德的約束也就隨之瓦解了。
鴛鴦樓事件後，在武鬆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絲溫情，他不再尋求做一個社會道德認可的好人。
有超人之誌，無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才，無驚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無其才則不足以展其誌，無其事又不足以應其才用之也。若武鬆者則於此三點，庶幾無遺憾矣。
真能讀武鬆傳者，決不止驚其事，也決不止驚其才，隻覺是一片血誠，一片天真，一片大義。惟其如此，則不知人間有猛虎，不知人間有勁敵，不知人間有奸夫，不知人間有殺人無血之權勢。義所當為，即赴湯蹈火，有所不辭，義所不當為，雖珠光寶氣，避之若浼。天下有此等人，不僅在家能為孝子，在國能為良民，使讀書必為真儒，使學佛必為高僧，使做官必為純吏。嗟夫，奈之何，世不容此人，而驅得於水泊為盜也？故我之於武鬆，始則愛之，繼則敬之，終則昂首問天，浩然長歎以惜之。我非英雄，然惜英雄誰不如我耶？
好客如柴進，無間然矣，然猶不免暫屈之於廊下。隻有宋江燈下看見這表人物，心下歡喜，隻有宋江曰：“結識得這般兄弟也不枉了。”然舉世滔滔，又烏怪武二之終為盜於宋江之部下也。恨水擲筆惘然曰：“我欲哭矣！”
第一回從武鬆景陽岡打虎講起，令人恍若在讀《水滸》，這是“借樹開花”的寫法。此武鬆確實就是那位後來上了梁山的英雄，堪稱中國傳統好男子漢的楷模；他力能克虎，排拒女色，忠厚孝悌，疾惡如仇，行動果斷，敢做敢當。不過，在《金瓶梅》裏，武鬆打虎後與哥哥武大郎相逢的地方變成了清河縣；而在他識破了西門慶與嫂子潘金蓮通奸並鴆殺哥哥的罪行後，奔到獅子街酒樓去找西門慶報仇，急忙中卻把一個李外傳錯當成西門慶打死，因此被捕發配孟州，結果不僅西門慶漏網，潘金蓮與教唆犯王婆也得以苟活多日；這頗有失《水滸》中那武鬆粗中有細的光彩；然而這並不是著書者要惡意地“歪曲”武鬆形象，而實在是為了讓本書的主人公西門慶、潘金蓮得以從容地演出一幕幕俗世的活劇－－直到很久以後，才終於“惡有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