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後，南京軍事委員會複電稱：“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蔣介石也從南昌行營電告張學良：“切請采取不抵抗主義，勿使事態擴大，影響外交解決。”《北平特訊》載，事變第二天，《大公報》記者胡政之趕到協和醫院病房采訪了張學良，張對記者說：“吾已令我部士兵，對日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此事自應由政府負責交涉……仍望國民冷靜隱忍。”
其實張學良的抗日立場還是十分堅決的。事變前夕當他獲知情報後曾致電蔣介石：“為國為家，願身臨前敵，雖戰死疆場，亦無所悔。”但迫於軍令，他不戰而退，成為千夫所指，落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他為此懊悔不已，曾說：“東北丟了，我張漢卿恨不得碰死，以去恥辱！”
日本深知張學良的立場和秉性，對他的存在還是有所顧忌的。他們的拉攏被嚴詞拒絕後，就想辦法搞臭他。熟悉中國曆史文化的日本特務們也知道，在中國要使一個名人名譽掃地，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從其私生活入手，製造緋聞，暗箭傷人。說來也巧，當時正趕上胡蝶去北京拍攝《自由之花》的外景，這部片子講的是小鳳仙和蔡鍔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凱與日本無恥勾結的情節。這引起日本人的忌恨，於是便把胡蝶當做了向張學良抹黑的武器。經過精心策劃，由日本通訊社煽風點火，散布謠言；南京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也借題發揮，為蔣介石和日本開脫罪責。於是《庸報》上出現了題為《張學良的“九·一八”之夜》：“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關東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東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東北軍之最高統帥張學良將軍彼時卻正與紅粉佳人胡蝶共舞於北平六國飯店……”還有的報紙“披露”得越來越具體，說胡蝶與張學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識，進而“過從甚密”，“張贈胡以十萬巨款”雲雲。這些“花邊新聞”是事變發生一個多月後傳出的。
這些緋聞不脛而走，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更加對張學良不滿。時在上海辦事的馬君武也義憤填膺，揮筆寫下了《哀沈陽》詩。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號君武，廣西桂林人，曾留學日本、德國，是我國第一個獲得工科博士學位的著名學者，“南社”著名詩人，曾翻譯拜倫、歌德、席勒的詩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等著作，編撰了我國第一部《德華字典》。早年留學日本時即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曆任總統秘書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廣西省長等職，並在梧州創建了廣西大學。
馬君武發表此詩，據說還與張學良曾發生過“不快之事”有關。那時他在北平創辦私立民國大學時，欲求張給予經費支持，但由於當時東北戰事緊張，且張有恙，故未與馬見麵。後來馬君武寫信給張學良又提出經費要求，張複信說現今軍費已窮於籌措，東北義勇軍尚無力接濟，對民國大學委實愛莫能助。他們之間出現齟齬。
平心而論，馬詩的批判鋒芒雖然沒有指向真正不抵抗的蔣介石而是指向了替罪羊張學良，並且還冤枉了胡蝶，這是由於他不了解內情一時激憤所致，但激蕩詩間的愛國精神和抗日情懷還是異常強烈的，“東師入沈陽”直斥日寇，也說出了中國人民的切齒之痛。不久，當他弄清“不抵抗”的真相後，立即發表了《致蔣介石、汪精衛電》：“國事敗壞至此……日本已占據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麵猙獰如鬼，對外則膽小如鼠……”公開譴責蔣、汪，既表明他積極的抗日立場，也可以看做是對《哀沈陽》一詩的糾正。他已知道在這件事上“內容失真”，冤枉了張學良和胡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