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丁玲的恩怨是否像陳明所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裏不做討論。但從學術規範上來說，要對某人進行批駁，應當在某人健在時進行，給人家一個答辯的機會；否則，人已經死了，死無對證，批駁者也勝之不武。陳明所言不無道理。但且慢，陳明采取的是雙重標準：對沈從文的要求是一種學術規範標準，而對自己則是另一種標準。這，可從陳明對待周揚的態度看出。
丁玲與周揚的恩恩怨怨，更為文壇所關注。陳明晚年維護丁玲形象的重點，就是反複地說周揚與丁玲的關係，反複地批駁周揚的一些說法。不過，如果把陳明從1979年丁玲複出後一直到今天所寫的文章包括這本回憶錄，作一個排列、研究，就會發現這樣一個大致的事實：在1989年，也就是周揚去世之前，陳明的文章中，即使談到丁玲所遭受的磨難，也沒有點到周揚的名字：丁玲在延安審幹中的磨難，那賬是算在“康生”頭上的；丁玲在1955年成為“反黨小集團”的頭目，那賬是算在“作協黨組”頭上的；丁玲一直得不到自己滿意的曆史問題結論，那賬是算在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人”頭上的。但1989年之後，陳明在文章中開始直呼周揚的名字，開始對周揚此前的做法、說法予以批駁。這隻要翻翻彙集陳明1979年以後所寫文章的《我說丁玲》一書（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就不難看出來。最典型的事例是，周揚在1978年答趙浩生的訪問，提到丁玲，並有一個在延安就分兩派——以丁玲為首的“暴露黑暗”和以他為首的“歌頌光明”——的說法。該文1979年就發表在《新文學史料》上，但在事隔十多年後，陳明才在1992年專門寫文章進行批駁。在這本回憶錄中，凡涉及到周揚的地方，更是不放過。
用陳明對沈從文的要求反觀他對周揚的做法，如果說陳明等的就是這種“死無對證”的時機，雖合乎邏輯但畢竟是我的揣測；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這裏，又有必要把我在2年對陳明的“懇求”重複一遍，希望陳明點撥迷津。
順帶補充一則史料。陳明在書中提到，1978年他在北京為丁玲和自己的平反奔波的時候，看到過鄧小平和當時文化部兩位領導人的一個談話，內中提到了丁玲。當時他沒有抄下來，現在書中憑記憶寫道：“鄧小平說，丁玲和我同年，聽說她現在還在寫文章，寫東西，對她應該有個比較寬的結論，這樣比較好。可以不參加外事工作、外事活動。”（第259頁）我在搜集有關丁玲的資料時，在當年作協一位老人家裏看到過鄧小平談話的記錄稿，並特意把這段話抄錄下來。談話時間是1979年8月19日。鄧小平說：
丁玲在長治，現在結論做得鬆了些，她表示感激。丁玲和我同庚，七十四了，現在還準備寫長篇呢！
鄧小平所言對丁玲的“結論做得鬆了些”，是指1978年7月6日，長治老頂山公社黨委根據中央11號文件和山西省委的指示，為她摘掉右派帽子（第255頁）。鄧小平的話，與陳明記憶中的“對她應該有個比較寬的結論”語意顯然不同；況且，鄧小平也沒有說過丁玲不能參加外事工作及活動的話。如同對待毛澤東一樣，對待鄧小平這樣的曆史偉人的話，也應慎之又慎，力求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