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之役淞滬守軍撤退前夜，盛傳稅警總團王賡旅長在上海租界幽會前妻陸小曼，被日軍逮捕並丟失重要軍事地圖，致使守軍不得不退，並致輿論大嘩。關於此事的真相，有多種解釋……
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役，粵係的十九路軍和中央係的第五路軍，在上海與日軍苦苦“膠著”33天後，忽然在一夜之間，匆匆退出淞滬，撤至第二防線（嘉定、黃渡之線）。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麵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麵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見十九路軍1932年3月2日電）然而，民間卻流傳著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認為：因為在南市一帶負責指揮的王賡旅長，急著要到禮查飯店會晤他的前妻陸小曼，而且居然帶著軍用地圖就闖入了“公共租界”，結果被跟蹤而來的日本特務當場活捉。軍用地圖的機密為日軍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雲。
對此，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中亦有提及：“敵增加兵力後，我軍召開軍事會議。王賡以稅警總團旅長身份與會，散會後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當時在會場上散發的）。王當晚跑到租界舞廳跳舞，被日軍偵知，將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第二天，日本報紙吹噓俘虜十九路軍旅長王賡雲雲……當時上海戲劇、文化界曾編排‘王賡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
“王賡獻地圖”和1931年“張學良伴舞失東北”一樣，鬧得滿城風雨。馬君武曾寫《哀沈陽》二首，大大地譏諷了張學良“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無獨有偶，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以“五石”的筆名寫了一首仿吳梅村《圓圓曲》的《後鴛湖曲》，載於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報》，大大譏刺王賡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丟失地圖之事，全詩頗長，最後幾句雲：
一月拒倭方雪恥，忽然退走東南傾。
退兵隻為輿圖失，虛實安能教敵悉。
卻向香巢訪玉人，未防鷹隼攫來疾。
才知女寵原禍水，破國亡家皆由此。
痛哭連城人盡俘，心傷千裏室如毀。
王賡是陸小曼的第一任丈夫，1918年自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後，返國進入北洋政府陸軍部任職。1920年他與陸小曼在北京結婚，當時王賡26歲，陸小曼18歲，才子佳人，令人稱羨。1924年王賡應西點軍校老學長溫應星（中國首位西點軍校畢業生）之召，參加中東鐵路警衛工作，任哈爾濱警察廳廳長。他隻身赴任，把陸小曼留在北京娘家，這不啻給早已和陸小曼相識的徐誌摩一個乘虛而入的機會。徐與陸的戀情，喧囂塵上，王賡自知已無法挽回，於是同意與陸小曼離婚。
失去嬌妻的王賡，在軍旅中也並不得誌。他先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總部參謀長，離開孫後，又成為唐生智部下，但都未能有所作為。1930年，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顧名思義，那本該是一支用於緝私征稅的非正規部隊，但在宋的苦心經營下，卻變成了一支連當時甲級正規軍都無法比擬的精銳部隊。宋子文是留美出身，稅警團領導人當然也要由美國軍校出身的人擔任才夠格。第一任、第四任總團長是溫應星，第二任總團長是王賡，都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
王賡領導的稅警總團在上海，從1930年到1932年年初，都是太平日子，不過操練、巡邏、緝私而已。直至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為了抗拒日本軍人和浪人的橫蠻侵略，在閘北地區跟他們打起來了，守衛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都趕過來支持。在上海的稅警總團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在番號上它被改成了隸屬八十八師的獨立旅，王賡任旅長。
1932年2月27日傍晚，響了一整天的槍炮聲沉寂下來，脫離戰場的王賡騎著一輛摩托車穿過了外白渡橋，進入公共租界。據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日（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王賡隨身帶有守軍戰線配置的輿圖和文件，一並落入了日軍手中。而王賡為何以一個戰地軍官的身份，於戰事尚在進行之時，到非戰地區的公共租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