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件事，後來陸小曼在1961年寫了文章澄清。她說當時外界謠傳她避難於禮查飯店，但其實她因病纏綿床笫，已在四明村臥病好幾個月。關於這件事，是王賡親口告訴她母親的，因她母親一直和王賡感情很好，在他們離婚後，一直有來往。她說王賡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是要找他在西點軍校同班的一個美國同學———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為什麼由他指揮打向日本總司令部的炮，老是因為一點小差錯而不能命中目標。因此此行並非私會陸小曼，“卻向香巢訪玉人”完全是詩人的想象了。陸小曼說：“……因為當時租界上是不能隨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賡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員將他手裏的公事皮包扣留下來，因其中確有不少的要緊文件，不能落在日軍手內。因此，捕房內的中國人就答應將皮包代為保藏。外界流傳的帶了作戰地圖去投日本人這句話，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後沒有幾天，日軍就在金山衛登陸，所以外邊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後不久就由美國領事館向日軍將他要了出來，由中國政府加以監禁、審訊。由於各種的證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證件，才算查清了這件案子，予以釋放。”
筆者偶閱《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見其中亦有口述筆記談道：“在淞滬戰爭的時候，有許多將領，尤其是廣東將領在戰場上打得疲乏的時候，常常溜到租界裏去享受一番，這幾乎是很普遍的現象，他們認為日本軍隊不會在租界裏采取任何激烈行動，王賡便是抱著這種心理的一個人……外麵人說（劫去的）皮包裏有軍事地圖，可是據軍事方麵有關人說，皮包裏隻有一本支票和若幹名單，並無軍事地圖。真相如何，自然我們無法確定，說他去獻地圖是決不會的，假定他要出賣軍事秘密，在當時租界裏有的是門路，決不會做得這樣笨。至於他的行動不檢點，敢於如此的輕舉妄動，真是絕無可恕。”
羅家倫認為王賡到公共租界的動機與陸小曼轉述王賡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據莫雄（時為稅警團總參議，王賡出事後接總團長）在《淞滬抗戰中的稅警團》一文說，王賡此行之前曾與宋子文密談過，可能是肩負某項重大使命，而非如傳言所說是去“跳舞”或與小曼重拾舊歡。莫雄又說，王賡回到總團後，在寢室內清出大堆軍事絕密文件，如我軍作戰方案、比例圖，敵我雙方的兵力配置圖等，悉數交給他“保管使用”，並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國領事館回訪“西點軍校”同學。莫雄問何事？王答“過兩天你會明白”，堅不吐實。由此觀之，陸小曼轉述王賡的說法，並無為親者諱之嫌，是可信的。根據莫雄的說法，則根本是無“圖”可獻。王賡的學長溫應星的兒子溫哈熊將軍在其口述曆史中也說：“王賡在中國近代曆史中也是委屈得很，別人把他說成是帶著地圖投降日本，其實根本沒這回事，但以訛傳訛之後，就好像變成真的了。”
眾口鑠金，當時對“王賡獻地圖”可說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
然而，“退兵隻為輿圖失”嗎？當然不是。我們看3月2日十九路軍為退兵事在南翔發表的通電，說退兵之因有四：瀏河方麵前晚有日軍數千人登陸，當時我方駐於該處之軍隊，其數甚少，寡眾懸殊；日人又用飛機投煙幕彈，使我軍處於煙霧彌漫中，方向無從捉摸，致敵軍得以潛自登岸。該地既為敵軍占領，我軍腹背受敵，在江灣廟行大場等處之軍隊，不得不退，遲則全數犧牲，此不得不退卻者一。我軍左翼被壓迫過甚，敵軍於前日開炮達數千發，飛機不時投彈，我軍軍械不如敵軍，隻能用步槍抵抗，萬難發展，此不得不退卻者二。昆山方麵之橋梁已被日機炸彈炸毀，不能運輸，前後殊難呼應，此不得不退卻者三。我方援軍為數甚少，日方日有軍隊來滬，其兵力已達十萬，以我疲乏之師，敵彼生力之軍，自難取勝，此不得不退卻者四。
麵對強敵，其實“總撤退”早已進入了淞滬守軍將領們的議事日程。此外，徐誌摩好友吳宓並非知兵之士，但他當時亦曾撰文表示“淞滬之役的終於敗退，早已成為定局，絕非區區一張軍用地圖所可旋轉乾坤”，這不失為持平之論。不管王賡是不是真的獻過地圖，都絕不能對淞滬之役的終局產生任何決定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