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才子，一個佳人，然道不同，於是不能偕老，惜哉！
王映霞可謂是鬱達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兩人之間那段以激情始卻以悲劇終的情愛糾葛曾轟動一時，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當年鬱達夫在滬上友人家中初識杭州美女王映霞時，一瞥驚鴻驚為天人，遂展開了強烈、真摯而又執著的攻勢。為贏得王映霞的歡心，鬱達夫寫了無數的情書和情詩，其中一首被時人傳誦一時：“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隻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1928年2月，鬱達夫的熱情終於打動了王映霞，他們也因此成為了那個時代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詩人柳亞子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並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於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麵的原因，鬱、王之間漸生罅隙。後來鬱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愈裂愈深，終至最後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鬱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1940年5月，已與鬱達夫離婚的王映霞準備離開新加坡回國。臨行前一天，王映霞獨自到學校去把兒子鬱飛接出來看了一場電影，告訴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國去了，以後要學會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當時的心情是極為心酸的。不幸婚姻傷害的並不僅僅是雙方當事人，留在孩子心上的陰影也許一生都不會抹去。隨鬱達夫夫婦在新加坡讀書的鬱飛是鬱達夫子女中同父母相處最久、也是最了解那段曆史的一位。1992年，鬱飛到新加坡訪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鬱飛誠懇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位擁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麼聖人，隻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鬱飛在訪談中也不諱言，作為鬱達夫的兒子，眼見父親在個人生活與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誤，心中難免有所感觸，他說：“我一直不想做文人，也許也是因為如此。”
當王映霞起程回國時，鬱達夫說他在南天酒樓為她餞別，並寫了《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以抒心誌，其中一首雲：“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拋白首盟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這首淒婉的離別詩今天讀來依舊令人為之動容，但王映霞卻在其回憶文章中否認了鬱達夫的這個說法：“我離開星洲的時候，他並沒有在南天酒樓為我餞別，也沒有寫過兩首詩。我辦好護照離開的那一天，他照常到報館去上班，隻是派報社同事送來兩百塊錢給我做路費。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沒有，隻有我的女同學和幾個關心我的朋友借給我的路費。”鬱達夫究竟有沒有給王映霞餞別？《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是不是鬱達夫的“憑空之作”？我們不得而知，如今兩位當事人均已過世多年，這個謎團隻有留待後世去研究考證了。
王映霞走後，鬱達夫的心情是極為矛盾複雜的。一方麵他一直認為王映霞確實與許紹棣有不正當關係，他給朋友的信中仍說：“王氏已與弟完全脫離關係，早已於前月返國。此後之生活行動，兩不相涉；我隻在盼望她能好好過，重新做人。若一誤再誤，那就等於我殺伯仁了。”另一方麵，畢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黃浦江邊的一見傾心，西子湖畔的紅袖添香，經常閃現在鬱達夫的腦海裏，他為此感到無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懷念，這從他後來寫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來：“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為哀杜，猶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娘真個幾時歸。”鬱達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動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邊，然而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呢？
王映霞從新加坡到香港後，請朋友分別在香港《星島日報》、重慶《中央日報》和浙江《東南日報》代登《王映霞離婚啟事》：“鬱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已在星洲無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兒子三人，統歸鬱君教養，此後生活行動，各不相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