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王映霞由香港飛往重慶，是年冬，任婦女指導委員會保育院保育員，次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特檢處秘書，隨即到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王映霞在重慶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於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的幫忙，王映霞與戴笠是如何認識的？他們之間又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王映霞與戴笠的結識其實源於鬱達夫。
鬱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鬱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鬱、戴還是前後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係的，這層關係可能是鬱、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鬱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鬱達夫日記中。當時鬱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將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並且還是“又送”，可見鬱、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別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戴笠與鬱達夫雖是同鄉兼同學，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他與鬱達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鬱達夫夫婦移居杭州後，與當時的上流社會有了很多的交往，極喜結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為一個交際明星。與其相識幾十年的汪靜之曾經說過：“王映霞最愛鬱達夫帶她去認識所有的朋友，專門同人家交際。”王映霞自己也說：“（初回杭州），這就很自然地給我招來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來訪者，增添了麻煩和嘈雜。從此，我們這個自以為還算安靜的居處，不安又不靜起來。比如，今天到了一個京劇名角，捧場有我們的份；明天為某人接風或餞行，也有給我們的請帖。什麼人的兒女滿月，父親雙壽，乃到小姨結婚等，非要來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們竟無半日閑暇，更打破了多年我們家中的書香氣氛。我這個寒士之妻，為了應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們來往了起來，由疏而親，由親而密了。所謂‘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正是我們那一時期熱鬧的場麵。同時因為有東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飽嚐了遊山玩水的滋味，遊曆了不少名勝。”王映霞當時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氣質風度皆佳，頗為引人注目。據當年曾去過“風雨茅廬”的日本曆史學家增井經夫回憶：“（王映霞）漂亮得簡直像個電影明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顆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頻頻向我敬酒，說‘增井先生，幹杯’時，就把喝幹了的酒杯倒轉來給我看，確是慣於社交應酬的樣子。又有她那深綠色翡翠耳環和手鐲，在燈光下搖曳閃爍的情景，至今還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來，那個時候大概是鬱先生最幸福的時期吧，一下子就在飯館裏款待十個客人，實在是豪興不淺。”而戴笠其人，據其朋友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這是他私德方麵，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鬱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機接近王映霞。
鬱達夫後來可能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鬱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鬱達夫“移家杭州之後，適戴笠來杭養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厚，而達夫則憚於應酬，因此動南遊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說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讚盛治，深以為幸。”鬱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並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鬱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鬱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鬱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隻能是王映霞，鬱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於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