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珊未曾答應趙太侔求婚時，聞一多也為此著迷，並陷入到不可自拔的境地。相比於徐誌摩對愛情的率真、趙太侔的執著和梁實秋的仰慕，聞一多起初也不乏果敢，把眷屬送回老家。可隨著俞珊與趙太侔關係的逐漸明朗，他隻好把熾熱的一腔情愫化為滾燙的詩句。這就是徐誌摩所言的“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奇跡》。雖然有人考證《奇跡》源於聞一多與方令孺的“一段情”，並從方令孺的《詩一首》和《靈奇》看出她對《奇跡》一詩的“回答”。然而，真相是否如此，還缺乏更有力的證據。1930年夏，方令孺來到青島大學中文係任教，因她的侄子方瑋德（新月社後起之秀）是聞一多的學生，兩人又是上下級關係，都鍾情繆斯，自然會有所交往，產生好感自然難免。然而也僅止而已。聞一多自己有妻小，方令孺又正在鬧婚變，況且她比聞一多還大兩歲（時年33），聞一多不可能為之產生“半啟的金扉中，一個戴著圓光的你”的“奇跡”。他自己在給好友朱湘、饒孟侃的信中，言及方令孺也隻是說：“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瑋德的姑母，能作詩，有東西，隻嫌手腕粗糙點，可是我有辦法，我可以指給她一個門徑。”楊振聲等人在順興樓搞聚會時，聞一多主動推薦方令孺，遂號稱“酒中八仙”。誌同道合，形同哥們，何來“奇跡”可言。那令聞一多魂牽夢繞的佳人十有八九是俞珊。沉醉其中的梁實秋，在日後懷念聞一多的文字裏還無不醋意地寫道：“實際是一多在這個時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並不太嚴重，因為在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金介甫認為，沈從文在《八駿圖》所描寫的八位教授中，“有兩位是影射聞一多和梁實秋（隻是他們的學術專業變動了一下）”。小說中的影射較為明顯，那個穿黃裙子的女子，或許就是暗指俞珊；教授庚，則是指趙太侔。文中的主角達士，無疑有聞一多的影子和沈從文的感悟。聞一多知道這樣的戀情不會有結果，加上好友的規勸（徐誌摩親自前往青島大學“警告過俞珊，要她約束自己”），他放棄了生命中的“奇跡”。
從此觀之，“莎樂美”俞珊的魅力是非凡的，徐誌摩說她差一點把一個大學鬧散，不假。可俞珊的命運又是不幸的，與趙太侔的姻緣，在抗戰勝利後結束。因與江青的關係，她在“文革”中慘遭抄家和剃“陰陽頭”的侮辱，1968年悲憤而死。或許是巧合，同年，趙太侔投海自盡，田漢含冤去世。與之有瓜葛的幾位才子徐誌摩（坐飛機失事）和聞一多（被特務暗殺）也不得善終。隻有梁實秋是個例外，老年時還上演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黃昏戀。
丁玲與沈從文結識於1925年初。沈從文向《京報》投稿與胡也頻相識，丁玲聽胡也頻說沈從文“長得好看”，特意與胡來看望，從而開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剪不斷、理還亂的沈丁恩怨。
因同為湖南老鄉（丁玲出生在安福縣，即現今的臨澧，與鳳凰共傍一條沅水），如今又漂流在京，對故鄉的懷念，很快就拉近了兩人的距離。當時，丁玲獨自住在通豐公寓，正打算報考藝專。在沈從文眼中，丁玲是個“圓臉長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記丁玲》，第32頁），不愛修飾，有一點男人氣質。沈從文與之相識時，胡也頻已經愛上了她。丁玲事業受挫，又時常思念夭亡的弟弟和遠在家鄉的母親，心情抑鬱。不久，她便獨自回鄉看母，胡也頻隨後徒步尾隨而至。當沈從文1925年中秋節再度與他們重逢時，丁玲已經接受了胡也頻的愛。丁玲與胡也頻重返北京後，全靠丁玲母親接濟。因經濟拮據，兩人又年少，時常為一點小事爭吵，沈從文從此充當了和事老和救火隊員的角色。
三位愛好文學的青年，因發表文章屢受屈辱，便萌生了自己掙錢辦一個刊物的想法。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隻好畫餅充饑。後來，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待不下去，兩人又返回湖南。這期間，胡也頻經常將詩稿寄給北京的沈從文，托他轉給漸趨熟悉的《晨報》和《現代評論》發表。由於胡也頻、丁玲的字體和行文方式與沈從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讀者幾乎都誤認為胡也頻、丁玲是沈從文的另一筆名。為此，沈從文、丁玲和魯迅之間還產生了一場嚴重的誤會。1925年4月30日，丁玲因上學無望、處境艱難，向魯迅寫信請教人生的出路問題。魯迅不知丁玲其人，向人打聽，聽孫伏園說，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樣信件，筆跡很像休芸芸的（沈從文曾在周作人編輯的《語絲》上發表過《福生》，周作人自然記得他的字）。魯迅便認定此信是沈從文化名而寫，而他本人又最討厭男人化用女人名字，所以未曾給丁玲回複。這種誤解，導致沈從文在魯迅生前未曾與之謀麵。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彼此在文學上取得成就的欣賞。
1925年徐誌摩主編《晨報副刊》後，沈從文的文章得到了較多的發表機會，他開始在北京文壇嶄露頭角。從1924年12月發表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到1927年年底，沈從文已出版了《鴨子》和《蜜柑》兩個集子，抒寫的主要是他“生命所走過的痕跡”（《致唯剛先生》，《晨報副刊》1925年5月12日）的往事回憶和平生遭遇。（《今寓言》，馮雪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