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何看待沈從文與丁玲的關係，研究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一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會超出朋友的範圍（同上書，第241頁）。其二認為，他們相互愛過。如閔建國就持此種觀點，認為沈從文對丁玲愛得細膩而悲傷。（參見閔建國：《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的婚戀與創作》，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頁）。前者僅僅論證了丁玲不可能喜歡沈從文，因為在她眼中的沈從文一貫“軟弱”“動搖”和“膽小”。沈從文對丁玲的感情如何，未曾涉及。後者僅提出觀點，並未佐證，自然不可信。那麼如何看待沈從文與丁玲的關係呢？或許金介甫的觀點較為公允。他考證沈從文在1926年3月曾為丁玲寫過一首愛情詩《呈小莎》，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隨在你身邊：男人在你跟前默默無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誠一片——在你後邊舉十字架的那個人，默默看著十字架腐朽黴爛。”丁玲在與沈從文初次見麵時也誇他“長相俊美”，但他們之間的關係，至多隻是“沈從文早先對丁玲產生過柏拉圖式的戀情”而已（參見《鳳凰之子：沈從文傳》，第121～168頁）。朋友抑或戀人？似乎二者都不全麵。男女之間除了友情和愛情外，應該還有介乎友情與愛情間的感情，這或許就是今天流行的“第四種感情”。這可以從他們之間的交往，特別是胡也頻死後沈從文的表現得到佐證。
1928年7月，丁玲隱忍著對馮雪峰刻骨銘心的愛，和胡也頻一同從杭州返回上海。胡也頻受昔日熟人彭學沛的邀請，擔任他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編輯。他們仨曾經想創辦自己刊物的夢想終於找到了實現的平台。為此，他們同在上海薩坡賽路204號租房而居，並分別負責刊物的出版發行。1929年1月，由胡也頻負責的《紅黑》雜誌和沈從文、丁玲負責的《人間》月刊正式出版發行。奉行文學“獨立”的辦刊方針，在政治鬥爭和經濟壓迫的雙重擠壓下，是注定行不通的。《人間》《紅黑》分別在出了四期和八期後，就難以為繼。然而，他們文學理想的實踐收獲還是很大的。他們不僅各自在此期間寫了許多作品，如沈從文取材苗族傳說的《龍朱》和《媚金·豹子與那羊》，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麵》，丁玲的《韋護》等，而且還以“二〇四號叢書”和紅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七種小說單行本。
為生計和償還辦刊所欠債務，1929年8月，由徐誌摩推薦，沈從文接受胡適的聘請前往吳淞中國公學任教，胡也頻到濟南中學教書。不久，胡也頻因在濟南從事進步活動被山東省政府通緝，被迫折回上海。接著，胡也頻和丁玲雙雙加入“左聯”，胡也頻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推選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代表。1930年秋，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沈從文經他和徐誌摩介紹，到陳源任院長的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擔任新文學研究與小說習作課程的教學。沈從文1931年寒假回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再度重逢。胡也頻曾勸沈從文和自己一道，從事進步的文學實踐活動。“想得透徹”的沈從文，迷惘於太陽社、創造社與魯迅、茅盾的爭論，不願違背出走湘西，尋求人生“自由”與“獨立”的夙願，始終與左翼文學運動保持距離，這不免使他和胡也頻在信仰上產生裂痕。但沈從文仍然尊重並欽佩胡也頻精神的雄強。1931年1月17日上午，胡也頻來看望沈從文，說房東的兒子死了，他要送一副挽聯，請沈從文為他擬好挽聯的措辭，下午到他那裏去寫。中午，因一個同事約沈從文吃飯，兩人在惠羅公司前暫別，沈從文看到胡也頻穿得單薄，便把自己剛做好的一件海虎絨棉袍給他穿上。分手後，胡也頻去參加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何夢熊主持召開的會議，不幸被叛徒出賣，與會人員全部被國民黨軍警抓捕。
沈從文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頻托人帶來的信，叫他請胡適、蔡元培設法取保。沈從文將消息告訴了丁玲後，便同她一道找到了李達夫婦，經商量，請胡適、徐誌摩寫信給蔡元培，設法放人。接著，沈從文獨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想法，邵力子寫信給上海市長張群，請求斡旋。沈從文返回上海，事情沒得結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中統的陳立夫。無奈胡也頻是軍統抓的，營救行動擱淺，找律師又遭拒。探監的時候，沈從文陪丁玲到龍華監獄看望胡也頻。一切營救都無濟於事，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頻在內的“左聯五烈士”和其他革命誌士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龍華。（《記胡也頻》，沈從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