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為營救好友胡也頻，不僅兩下南京，到處求人，胡也頻犧牲後，他又從徐誌摩處借得路費，冒著風險，以丈夫的名義護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乃至延誤了返校的日期，丟掉了賴以為生的職業。其重情重義的俠義之舉，令人欽佩。失去教職，沈從文隻好留在上海，靠寫作為生。這期間，他應徐誌摩之邀，前往北京，回到昔日他和胡也頻、丁玲相聚的地方。故地重遊，他寫下了緬懷好友胡也頻的紀實散文《記胡也頻》。同年秋天，他應楊振聲之邀，前往青島大學任教。丁玲主編左翼文學刊物《北鬥》時，曾向他約稿，他將《黔小景》寄去，發表在《北鬥》第1卷第3期上。1932年夏，沈從文從青島去蘇州看望張兆和途經上海時，還去看望過丁玲。此時，丁玲已和馮達同居。沈從文認為他們氣質不相符，馮達隻是個“小白臉”，丁玲不以為然，兩人自然無話可說。
半個世紀後，昔日親如兄妹、情似紅顏的一對好友，卻因性格、信仰和文學觀念產生誤解，甚至反目。丁玲在80年代看到沈從文《記丁玲》後，對書中有關胡也頻、魯迅、“左聯”的態度、與馮雪峰的“感情的散步”和馮達的同居甚為反感。出於意氣，她在1980年第3期的《詩刊》上發表《也頻與革命》，稱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峰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紳士”。《記丁玲》是沈從文“編得很拙劣”的“小說”。
丁玲對沈從文的不滿，主要有兩個方麵：其一，是她在30年代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後，沈從文沒有盡朋友（朋友之責未免過分，紅顏之恨尚在情理，筆者注）之誼，到常德去看望她的母親和兒子蔣祖林（參見丁玲：《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丁玲的回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頁）；其二，是沈從文在文中將她寫成一個向往“肉體與情魔”（格雷泰·嘉寶主演的電影名）的女人。沈從文推斷丁玲對他不滿的原因也有二：其一，《記丁玲》及其“續集”對她“舉得不夠高”；其二，書中“不該提及對於現今還活在台灣的一個人（指馮達）的‘懷疑’。”（參見陳漱渝：《幹涸的清泉——丁玲與沈從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期）
然而，作為異性知己，平心而論，當沈從文聽說丁玲被捕後，並沒有袖手旁觀。他半個月之內寫有《丁玲女士被捕》（寫於丁玲失蹤11天的1933年5月25日，發表在當年6月4日的《獨立評論》第52、53期合刊上）和《丁玲女士失蹤》（發表在1933年6月12日的《大公報》上）為丁玲聲援和鳴不平。當誤傳丁玲殉難時，沈從文還專門創作了小說《三個女性》，以寄托對老友的哀思。他在小說中，通過黑鳳、儀青和薄靜的議論，側麵地讚揚了被捕遇害女子孫孟軻（丁玲小說《孟軻》中的主人公，借指丁玲，筆者注。）具有的“革命、吃苦”精神和“樸素”而“不矜持”的品質。不僅如此，沈從文還以紀實性的手法，寫下了他眼中的丁玲和胡也頻的生活、創作和情感的《記丁玲女士》，在1933年10月9日至12月18日的《國聞周報》上連載；1934年9月良友公司出單行本時改名為《記丁玲》。因政治原因，《記丁玲》隻出了全文的前半部，1939年9月，又以《記丁玲續集》續出了後半部分。這固然是為了滿足讀者對知名作家了解的願望，可流露在字裏行間的仍然是他們三人濃濃的情誼。何況，1936年丁玲從監獄出來後，沈從文還專門到南京去探望過她。解放初期，丁玲有過短暫的順境，而沈從文卻因左翼文壇的嚴厲批判而走入人生的低穀，甚至一度陷入“靈魂的迷亂”。丁玲聞訊後，與陳明、何其芳一道去看望他，並以二百萬元相贈，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參見陳漱渝：《人物》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