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結緣，雖然我們性情不同、審美有異，雖然他仍以為我“霸氣”不小，可因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靈，我們的關係卻從作者與編者的友情潤物無聲地流向披肝瀝膽、以誠相見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釗》和《諜海奸雄——土肥原賢二》兩書出版後不久，他拿來了一部厚墩墩的書稿《龍雲、盧漢和蔣介石》，之後，或一年一部或一年兩部又陸續拿出《李宗仁和蔣介石》、《馮玉祥和蔣介石》、《宋美齡和蔣介石》、《汪精衛和蔣介石》、《張學良和蔣介石》。開始，我被他的寫作題材大轉移蒙住了：一個作家怎麼可能自研究寫作共產黨創始人始，僅用半年多的時間就接續跳到蔣介石和那麼多國民黨的重量級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兩部、每部都在三四十萬字以上！他是如何寫出的？這樣的書稿經得起推敲嗎？我不能不在認真審讀的同時提出一個個疑問。他倒並不反感，說他是在“文革”中趁別人忙著打派仗，並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勞改6年中認真研習、陸續寫出的。一位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的畢業生扔掉音樂、研究近現代史不覺可惜嗎？他自幼鍾愛音樂，16歲就進入音樂學院附中，大學畢業後學校又已準備讓他做院長趙渢的秘書，本該在樂壇有所作為，一旦決絕地扔掉音樂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時沒有自由，隻能如此。那又為什麼選擇了蔣介石作為研究對象？因為他的一生幾乎涵蓋了中國現代史的方方麵麵。在他身上還集納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治國平天下的治國之術。這才想以曆史唯物主義史觀，學習太史公“以人為史”的手法，在塑造曆史人物的同時，盡可能真實生動地揭示這段極為複雜的曆史，借以道出這段曆史文化的內涵，以啟悟後人。果然，從成書後的效果看，他的確未負初衷。無論是他筆下的蔣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國民黨大員，都從曆史、文化、謀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畫得鞭辟入裏入木三分，而由他們衍釋出的那段紛繁詭譎的曆史也呈現得條理分明。如在《汪精衛和蔣介石》中，他集中表現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衛擊垮右派元老胡漢民，而後又利用胡漢民逼迫汪精衛拱手讓權、下野出國，最終達到了蔣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國民黨軍政大權的目的；在外交方麵，“九一八”事變前，他對日、美采取等距離外交，事變後才逐步過渡到聯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來，這真是典型的因時而異的遠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齡和蔣介石》中，他濃墨重彩渲染的就是兩個人身上附著的不同文化心理結構，他們有影響有滲透有碰撞，終歸衍釋出種種不同平常夫妻的戲劇來……正是基於他艱苦的研究、別致的視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筆下的蔣介石形象才從表層到深層、從臉譜描畫到文化探究，終於以一個背離曆史進程的縱橫高手的悲劇形象展現在今日的讀者麵前。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正當他的蔣介石係列街談巷議的時候，他筆鋒一轉，又寫起共產黨的重大事件和高層人物來。拿給我的第一部書稿是皇皇73萬字的《毛澤東周恩來與長征》。那時，“非毛”的聲音不絕如縷，幾十年來，長征題材的小說、回憶錄和影視作品也屢見不鮮，他的長征能有什麼新意嗎？我不能不抱著審視的態度認真審讀。我不能不承認，他又一次使我震驚了。不同於任何這類題材作品的是：他既擺脫了空洞抒情高調歌頌的舊套，又拋卻了以個人經曆個人所知的某戰役某人物的回憶描摹，而是將這一壯舉放置於世界大勢兩個陣營角逐的大勢中，以成熟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辨析為指導，既寫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略圖謀與殘虐、第三國際和蘇俄的錯誤幹擾，又寫了國共高層的縱橫謀略及至他們迥然相異的胸襟抱負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長征中，共產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激烈複雜也寫得條分縷析，在不傷黨的偉大團結的主旨下，毛澤東、周恩來的英明偉大、智慧情懷卓然而觀現。其風格的大氣磅礴，其結構的細密相間，其史料的翔實豐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傳文學領域裏不多見的。我預感到，在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書的出版完全會廓清不少是是非非的傳言，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保持毛澤東形象、對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必會有不菲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