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雖說時令剛剛進入六月，可素有“火爐”稱謂的山城重慶已經是很熱很熱的了！
還是重慶南郊避暑勝地黃山那間會客廳，還是一個萬籟俱寂的尋常深夜，蔣介石依然駐步在那幅世界地圖的下邊。與往昔不同的是，他那分外嚴肅的目光忽而盯著緬甸，忽而又移向印度，待到他的目光由非洲、歐洲逐次轉向美國華盛頓的時候，他那本來就沉鬱難看的尊容，就越發沒有一點愉悅之色了！
近一個月以來，緬甸潰敗的電文就像是雪片似的飛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他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是重慶氣溫太高的緣故？還是他那焦躁不安的情緒在起作用？他一身接著一身的汗水出個沒完。說句實在話，他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怎能不關心入緬抗戰的十萬將士的存亡和安危呢！有頃，機要人員送來了入緬將士最新傷亡數字，他迫不及待地卻又是十分沉重地拿起文稿，稍經猶豫，遂又哀痛又悲憤地讀了起來。
第五軍是蔣介石第一個機械化軍，合計有四萬二千將士，曆經同古會戰等役，到克複棠吉前後，總共傷亡七千三百餘人，但是，自所謂曼德勒會戰被迫取消之後，在各自求生的大潰敗撤退中死傷了一萬四千餘人，恰好是戰場傷亡的一倍！二者相加，又正好是第五軍原有人數的一半。換言之，僅第五軍就有二萬一千多名將士的忠骨棄埋於異邦大地啊！然而直到今天，軍長杜聿明所率軍直屬部隊仍未走出緬甸，到達印度，如此還要有多少將士付出寶貴的生命呢？為此，蔣介石首先拆閱了杜聿明發來的最新電報，大意謂：
“緬甸雨天特大，整天傾盆大雨。原來旱季作為交通道路的河溝小渠，此時皆洪水洶湧，既不能徒涉，也無法架橋擺渡。我工兵紮製的無數木筏皆被洪水衝走，有的連人也衝沒。加以原始森林內潮濕特甚，螞蟥、蚊蟲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蟲到處皆是。螞蟥叮咬，破傷風病隨之而來，瘧疾、回歸熱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為流行。一個發高燒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蟥吸血，螞蟻侵蝕，大雨衝洗，數小時內就變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屍骨遍野，慘絕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歸熱，昏迷兩天，不省人事。全體官兵曾因此暫停行軍，等我被救治清醒過來時，已延誤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隊繼續北進，而沿途護理我的常連長卻因受傳染反而不治。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因重傷殉國，團長柳樹人陣亡，第九十六師副師長胡義賓、團長淩則民為掩護主力安全而犧牲。”
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用血肉之軀堆成的畫麵啊！蔣介石看著看著，下意識地把頭垂在了胸前，本能地對這些將士的英靈默默地致哀。他的心酸楚了，他的雙眼模糊了，他的眼前，伴隨著自己首次赴緬視察畫麵的再現，那一個個生龍活虎的士兵形象漸漸又化做了漫山遍野的白骨……待到他再次想起“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因重傷殉國”之後，他近似哭泣地自語：
“戴安瀾，我的好學生……”
戴安瀾率部攻占棠吉後的第二天，迫於命令，率部策應所謂曼德勒會戰而自動放棄了棠吉。當時，“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北進，侵占臘戍、畹町等地，並且侵入中國國境一百多公裏，到達怒江（即薩爾溫江）畔惠通橋，實現了對遠征軍的戰略包圍。羅卓英驚慌失措，急令聚集在曼德勒附近準備會戰的遠征軍各部隊，向北方的八莫、密支那撤退”。
戴安瀾率部轉入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嶺之間，以無比堅強的毅力戰勝困難，同敵人周旋。敵人決心置該師於死地，在廣播中曾揚言：“非消滅第五軍尤其是第二○○師不可。”
五月十八日夜間，該師在即科地區通過細（包）摩（穀）公路時，突然遭到日軍第五十六師團的兩個大隊的伏擊。戴安瀾指揮部隊與敵人進行短兵相接的搏鬥，全師傷亡慘重，他胸部、腹部各中一彈，身負重傷。
戴安瀾從昏迷中蘇醒過來，微微睜開雙眼，用微弱的聲音，艱難地對圍在身邊的部屬說：“大家……不用……管我，趕快……突……突圍出去，這勝……勝過救我啊！”並當眾留言，如果他殉職，由師步兵指揮官兼第五九八團團長鄭庭笈帶領部隊，回到祖國。
全師食糧早已斷絕，官兵以尋求山野菜充饑。一位營長向當地村民尋得一碗粥，送到戴安瀾身邊。他僅僅喝了一口，左顧右盼地望著大家，傷感地說：“我怎麼能夠忍心一個人獨吃呢！”說著，潸然淚下。
戴安瀾的傷口因為沒有藥物、沒有藥棉而無法治療。他疼痛難忍，然而卻保持著堅定的勝利信念，堅持指揮部隊突圍。在彌留之際，他還念及國事，屢次詢問距離雲南的遠近，何時能返回祖國，詢問雙方交戰的情況，還用手指著地圖，示意部隊在茅邦渡河，沿河西岸前進，並勉勵部屬努力殺敵，為國立功。
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師到達茅邦。戴安瀾的傷口因得不到治療，又遭受雨淋日曬，嚴重潰爛。他預感到生時有限，又慶幸全師生還，於是囑咐部屬幫助他整理一下衣冠，扶起他向北瞭望。他嘴裏喃喃地說：“反攻，反攻，祖國萬歲！……”下午五時四十分，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壯烈地以身殉國，時年僅三十八歲。
這時，蔣介石驀地抬起頭，連滿麵的淚痕都未擦一把，近似歇斯底裏地大吼：
“我要厚葬戴安瀾！……”
六月十七日，第二○○師到達雲南騰衝，戴安瀾的遺骸隨部隊回到了祖國。他的靈柩先後經過雲南昆明、貴州安順和貴陽、廣西柳州和桂林，最後運到全州厝葬。靈柩所經各地黨政軍民各界人士隆重迎送和路祭，借以表達對英靈最真摯的追思和悼念。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全州隆重舉行全國性的追悼戴安瀾大會，一萬多人參加，全國各地派代表前往致奠。蔣介石特派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為代表，在追悼大會上致祭。李濟深在悼詞中說：戴故師長為國殉難，其身雖死，精神則永垂宇宙，為中國軍人之模範。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鄧穎超等人撰寫挽聯、挽詞，哀挽戴安瀾以身殉國。其中毛澤東送的挽詩曾轟動一時，現恭錄如下：
海鷗將軍千古
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沙場竟殞命，壯誌也無違。
在此之前，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國民政府頒布命令，批準戴安瀾由陸軍少將追晉為陸軍中將；十二月三十一日頒布命令，批準他的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時入祀省、縣忠烈祠。
美國政府為了獎勵戴安瀾作為盟國友軍的一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的巨大貢獻，於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以總統羅斯福的名義，向戴安瀾頒發了懋績勳章，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位獲得美國勳章的中國軍人。
新中國建立以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追認戴安瀾為革命烈士。
此乃後話，補記如上。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抗戰徹底失敗了！說句公道話，這比起美國珍珠港事件、喪師馬尼拉等戰役而言是不足道哉的；比起英國在香港、新加坡、爪哇等地全軍繳械投降而言則更是小巫見大巫了。但是，由於第一次入緬抗戰錯綜複雜的戰爭背景，這次失敗在中國軍政各界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追究失敗責任的爭論不僅在當時，即使到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也沒有統一的結論。再者，由於中、美、英三國的利益不同，國共兩黨的政見不同，其論述分歧是難以彌合的。綜觀諸家之說，何應欽的分析是較為公正的，道出了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的本質：
“此次入緬作戰，先因同盟國之作戰準備未有具體協定，當敵陷仰光之後，英軍主力移至鐵路以西，鐵路正麵由我應戰，而因時間倉促，未能及時集中，無法發動全力，自始至終，均呈被動之態勢……”
但是，更多的人乃至於今天的學者都把緬戰失敗的責任歸於史迪威將軍。他們看重的不是“此次戰役……指揮方麵，既乏統一之準備，作戰方麵，又乏空軍之掩護，與諜報偵察之組織，以致仍見失利”，而是出於某種政治動機，有意把矛頭指向史迪威將軍。就說受到蔣介石夫婦寵信的陳納德將軍，也因為美軍中的權勢之爭的恩怨公然指責史迪威將軍：
“史迪威在中國軍隊準備攻勢之頃，突將精銳抽出，致為敵所乘，在委員長觀之，直是軍事經驗尚未成熟之表現，委員長自此對史迪威統帥大軍之能力與信任，均生動搖……”
三十年後，親台學者梁敬先生則更是直言：“史迪威措施之失當，尚不止此。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員長曾電史迪威、羅卓英，令其速將主力向密支那與氣馬方麵移動，其時臘戍甫失守，而杜聿明軍長尚能集合三個師，故其局勢並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員長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於曼德勒與士威坡（即斯威堡）之間，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鐵路無法成行，我數萬大軍乃因此困於北緬，遭受饑凍，犧牲逾千。尤可異者，史迪威身為前敵指揮官，當戰事緊張敗衄之時，既未向統帥報告戰情，又擅自棄軍離隊，轉入印度。”
而率部入緬指揮作戰的杜聿明將軍則認為失敗的責任有三：一、中英在戰略上的矛盾；二、中國遷就英美，放棄指揮權；三、中國遠征軍將領的失職。在談到第三條原因的時候，他講了如下這段話：
“中國遠征軍的慘敗，羅卓英和我都有責任，羅卓英的責任更大。尤其是羅卓英對於喬克巴當的行動……更是慘敗的關鍵。他把軍隊的‘生地’……變為‘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敗塗地，喪師辱國。
“我的最大責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與史迪威、羅卓英徹底鬧翻，未能獨斷專行，下令讓第五軍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選遣了一個團到喬克巴當去。對於史迪威的命令，我並不在乎（因為我可以直接向蔣介石請示），而對羅卓英應服從到如何程度，卻未曾得到蔣的指示，心中無底，未敢斷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麵。以後又未料到敵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丟車上山的決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於野人山的慘境。
“至於其他某些將領的無能，如甘麗初逐次使用兵力，對當麵之敵始終不明；陳勉吾放開正麵，回避戰鬥；新編第二十八師、新編第二十九師均係康澤的別動隊改編成師，毫無戰力，一觸即垮等等，也是慘敗的原因。”
蔣介石認為首次入緬抗戰失敗的根子在於戰略。他所指的戰略有兩層意思：其一是中英緬印美等盟國沒有統一指揮核心，各自為戰，一盤散沙，必然敗在有著統一意旨、統一作戰目的的日軍手下；其二是史迪威不顧主客觀條件，一味地強調“倒黴的進攻戰略”。而蔣氏真正得到的教訓是什麼呢？一位美國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
“蔣介石把部隊交給一個外國人指揮時，並沒有想到他自以為最精銳的兩個軍會受重創。他請外國人指揮自己的軍隊意在取悅美國，以便獲得更多的租借物資，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打算假戲真做。”
蔣介石自有高明之處，隨著入緬抗戰的失敗，他“希望盟國拯救中國的幻想化為泡影”，他於沉痛的失敗中感悟到戰爭——尤其是同盟國參戰無一不是首先為了本國的利益。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和美國。
美國人為什麼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才宣布參戰呢？因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受到了損害。羅斯福作為一名大國政治領袖和軍事戰略家，清楚要戰敗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者，必須建立全球性的統一戰線。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背景下，羅斯福為了美國在華的最大利益——鉗製在華的近百萬日軍不能脫身南侵，減輕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等地的軍事壓力，不僅說服丘吉爾“恩賜”給蔣介石一頂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桂冠，而且還破例同意撥給中國五億美元的貸款。
同時，羅斯福為了使美國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盟主——自然他也隨之變成了指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司令，說服美國人把報複日本人放在打敗希特勒之後，同意丘吉爾的“歐洲第一”的戰略。但是，當日本人乘勝擴大在太平洋以及印度支那的戰果的時候，羅斯福又視情況製訂了亞洲戰場“太平洋第一”的戰略，而從未將抗擊日寇近五年的中國戰區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這是受羅斯福的“美國出錢、出武器，由中國人完成鉗製日本人任務”的既定方針所決定的。
也就是在這種戰略格局之下，美國兌現了“出錢、出武器”的允諾，羅斯福才視唯一通往中國的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為事關全局的補給線。因而，他不僅同意中國派遣遠征軍入緬抗戰，而且還讚成史迪威統帥這支和美國利益無直接關係的中國軍隊。史迪威為完成美國交給他的戰略使命，忍辱負重地屈從於亞曆山大將軍，而不顧及中國軍隊的傷亡，也是情理中事。這時——也隻有這時蔣介石才清醒地認識到：
“史迪威遷就乃至於違心地保護英國軍隊，絕不是懼怕亞曆山大將軍，而是在堅定地執行美國的亞洲戰場的特殊使命！”
英國人為什麼開始反對中國出兵緬甸呢？因為它擔心自己在東南亞最大的殖民地被中國染指。可是當新加坡、馬來亞等英屬殖民地和香港相繼陷落，並有近十萬英國皇家部隊當了日本的俘虜之後，老奸巨猾的英相丘吉爾認為隻有借助中國軍隊方可保住緬甸，遂和羅斯福總統達成默契，同意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不久，仰光陷落，駐緬英軍害了“恐日症”，並達到“談日色變”的地步而失去戰鬥力，聰明的亞曆山大將軍利用美、中在緬的各自利益，自然也巧妙地利用了史迪威將軍的弱點，借助中國軍隊掩護已成驚弓之鳥的英國軍隊安全撤退到印度。這都是從大英帝國最大利益出發而為之！也正因如此，丘吉爾首相才代表英國政府對亞曆山大將軍作出如下評價：在緬甸特殊的戰場上打了一個大勝仗（大意）。
但是中國人——尤其是蔣介石是如何對待緬戰的呢？公平地說，自緬甸戰役一開始他的目標就是清楚的，那就是借保衛仰光達到保衛滇緬公路暢通的最高目的。“史迪威到渝之日，仰光已陷日手，中國軍隊入緬之意義已失。向使史迪威不以統帶中國軍隊為急務，則入緬華軍自曼德勒逐漸北移，縮短防區，專護北緬自畹町、八莫而至密支那之交通線，猶是勝莫。縱令此線不能終守，全線退出，亦較戰敗為愈。”但是，那時的蔣介石為顧全大局起見，並未向史迪威明語，隻是曲言相告：“我軍此次入緬作戰，能勝不能敗，第五、第六兩軍為我國軍隊之精銳，苟遭敗挫，不但在緬無反攻之望，即中國全線欲再發動反攻，亦將勢不可能，故此次出師之成就，絕不應視為二三個軍戰爭之效果，其勝敗之機，不獨足以決定全部軍心之振頹，且足以影響全國人民之心理。”並再三叮囑：“堅持華軍作戰須以保衛曼德勒為目標。”但是，蔣介石為取得“指揮中英雙方在緬甸作戰部隊”的大權，難以從各種矛盾雜糅一起的局麵中跳出，相反，卻十分被動地迎合亞曆山大和史迪威的請求，組織“同古會戰，收複仰光”於先，放棄平滿納會戰於後，待到被迫取消曼德勒會戰，緬戰的敗局就無法挽回了。他的教訓是：
“再也不聽美國人的話、受英國人的愚弄了！”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今後處理亞洲戰場——尤其是收複緬甸的戰爭時，要調動美國人和英國人為中國的利益服務。”這就是未來蔣介石指導緬甸戰局的主導思想。自然，這也是蔣氏未來和美國，和英國，尤其是和史迪威的矛盾無法解決的核心原因。
“達令，你又在為緬甸戰役的失敗傷神吧？”
蔣介石聞聲從沉思中醒來，緩緩地轉過身，望著宋美齡微微地搖了搖頭。
“那……你一定又是在望著地圖生史迪威將軍的氣了吧？”
蔣介石淡然一笑，遂又搖了搖頭。
“你是在……”
“生美國人的氣！”蔣介石猝然變色，非常嚴肅地說道，“準確地講，我是在生羅斯福總統的氣！”
“為什麼？”宋美齡愕然了，忙又追問，“難道羅斯福總統對苦難的中國，還有對達令你……”
“都是做給世人看的！”蔣介石真的發怒了，大聲地指責，“在他的良心天平上，中國——還有我蔣某人是無足輕重的。”
“你的根據是什麼呢？”
“還用我講嗎？在全球戰場上歐洲第一，在亞洲戰場上太平洋第一，在所謂的盟國中英國是第一。簡而言之一句話：中國在他羅斯福的心目中永遠是最末一名。”
對此，宋美齡未置可否。
接著，蔣介石轉身望著掛在牆上的那幅世界地圖說：就在緬甸戰場急需空軍支援的時候，羅斯福通過他的參謀總長馬歇爾發電給我，說美國時下沒有支援緬甸的飛機。但是，他們為了報複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並借以提高美國人的士氣，卻動用了十六架最先進的B—25型轟炸機，在可愛的杜利特爾將軍的精密策劃下，於四月十八日在航空母艦“黃蜂號”上起飛，冒險去轟炸日本本土。結果，對日本造成的損失微乎其微，而這些先進的B—25型轟炸機難以回到“黃蜂號”航空母艦上，不得不在夜幕中冒著惡劣的天氣飛臨中國的上空。由於事先沒有和我們打招呼，許多飛機失事，一些駕駛員被迫在黑暗中跳傘，被我國軍民營救。最後，他哀歎一聲，說道：
“夫人不會不知道陳納德將軍對這次行動的評價吧？”
宋美齡自然知道陳納德如下的意見：“杜利特爾出擊的結果是日本人派出一支十萬人的遠征軍，在一支頗具規模的空軍支援下，攫取杜利特爾一行和另一批轟炸機本想利用的機場……在當時三個月的戰役中，日本人將其血腥的矛頭戳進了華東心髒地區二百英裏之深，在二萬平方英裏上大肆蹂躪，破壞著陸機場，殺害任何被懷疑與杜利特爾空襲稍有關係的人。空襲者們所經之村鎮人民均被屠殺，就連孩子也不放過，村鎮被夷為平地。”對此，宋美齡也極有情緒地說道：
“他們的這種短視行為，的確給我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和不幸。”
“更為重要的是，再一次證明了羅斯福不把中國戰場放在眼裏。”蔣介石越說火氣越大，“另外，他不是處處在說要平等對待中國嗎？為什麼他和丘吉爾在美國再次會商不邀請我們參加？這不又恰好證明他說一套做一套嗎？”
宋美齡也因此而憂怨滿腹。最近，她從歐美一些有良心的新聞記者筆下經常讀到這樣的文字：“盟國也沒有平等地對待中國。中國對未能製訂一個以反對殖民統治為內容的、與《大西洋憲章》對等的太平洋憲章而心懷怨恨。他們對美國過分重視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深感不滿，認為這是無視中國的嚴重局勢。丘吉爾六月份第二次訪美期間，盟國召開的所有會議都把中國拒之門外。更有害的是繼續不讓中國參加英美軍火分配委員會。中國徑直提出參加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這樣能自動成為英美軍火分配委員會成員，但被該組織於六月十三日以保密為理由拒絕了。”也可能是這位受美國教育長大的“第一夫人”懂得了“弱國在強國麵前不可言勇”的道理，她就像是受欺侮的小媳婦那樣把這種憂怨存於心底，有意轉移話題：
“達令，史迪威將軍已經到達了陪都重慶，你打算什麼時候召見他？”
也可能是上帝的安排，蔣介石於無意之中看見了日曆牌——今天的日子是六月三日。他有意地問道：
“夫人，還記得你我第一次會見史迪威將軍的日期嗎？”
“這……”宋美齡猶豫片刻，“記得，是三月三日，在緬甸的臘戍。”
“到今天正好是三個月。”蔣介石近似自我嘲諷地說道，“如果我這次於四日召見他，豈不是和上次僅差一天？”
“你的意思是……”
“一、我和史迪威將軍的交往重新開始；二、這次交往是接著上一次開始的。”
史迪威到達印度新德裏以後，胸中已有隨時可以寫成文字的收複緬甸的計劃。但是，依據他在緬甸戰場上的親身經曆，他對中國和英國的軍隊失去了信心。他帶著憤怒的心情向美國陸軍部報告：“對於英軍的行為隻能有一種解釋：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堅守緬甸，他們為了削弱中國的力量故意放棄了緬甸。”他擔心史汀生陸軍部長和馬歇爾參謀總長懷疑他的結論，還使用了這樣一句富有哲理的話為自己辯護：“相信什麼是曆史真相，往往比曆史真相本身更重要。”他的結論是：收複緬甸，必須有美國軍隊參加戰鬥。為此，他於五月二十五日致電陸軍部：“我相信中國在戰略上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國戰區派遣美國部隊無疑是個重大錯誤。”
緬甸失陷，日本對中國完成新的包圍，此時羅斯福的對華戰略是：擔心中國的抵抗意誌將因其與外界的隔絕而窒息，但“歐洲戰場始終占有不可改變的戰略優勢地位。亞洲戰場上的戰略尚未確定。美國迄今隻能設想繼續拖住中國，以中國為基地對日海上航線進行空襲，並在將來使之成為進攻日本的跳板”。
史汀生和馬歇爾把羅斯福新的對華戰略概括成一句大白話：“拖住中國。”具體內容是：“向中國提供足以使之繼續戰鬥的物資。”為了平抑蔣介石和史迪威的憤懣情緒，馬歇爾把駐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交史迪威指揮。然而，史迪威請求派美國軍隊來緬參戰的設想也隨即化為泡影。也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隨史迪威撤退到印度新德裏的參謀人員接二連三提出調動申請。史迪威望著這一份份請調報告感慨良多，可又無法借大罵請調人員而發泄滿腹的積鬱，唯有在日記上寫下這句話：
“主啊，難道他們中間就沒有一個人把戰爭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放在第二位嗎？”
史迪威在得不到美國軍隊支援的情況下，他那已經銘刻在心的誓言——“重整旗鼓，勝利地返回緬甸”，依然沒有動搖過。他的辦法是：整頓中國軍隊。誠如一位美國學者說的那樣：“史迪威明白，改造軍隊的工程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事業，他甚至有可能是在拆自己的台。不過，他相信，以租借物資作為交換條件，是能夠爭取蔣介石同意改造軍隊的，至少可以先從訓練三十個師的計劃開始。”
這是史迪威的一貫想法。時下，在得不到美國軍隊支援的情況下，“為了中國，為了戰爭，也為了他自己”，這恐怕是最佳選擇了。
史迪威為了說服蔣介石同意他整頓中國軍隊的方案，首先製訂了一個可信的收複緬甸的計劃，大意謂：“被日軍占領的緬甸如同一個大楔子從南麵插在西邊的英屬印度和東麵的中國之間。要想將日軍趕出緬甸的叢林地帶，並修建一條盤山公路，就需要英國方麵和中國方麵的合作。”史迪威的任務就是力勸、請求、威嚇以及乞求中英雙方組織戰鬥，立即收複緬甸北部，以打破日本的封鎖。史迪威製訂的緬甸戰役指導方針是：中國部隊從雲南邊境插入緬甸東部，與之配合的英國部隊從印度邊境或海上插入緬甸的南部，第三路從印度北部的阿薩姆邦插入緬甸的西北部。
其次，史迪威用緬戰失敗的教訓證明，蔣介石的軍隊必須改組、整頓。他滿懷希望地相信：委員長一旦了解了緬甸戰役的真實情況，也許會“嚇得決心對軍隊實行真正的整頓”。為此，他在報告中公然提出：“有一大批中國高級軍官應該槍斃。”其中第六軍軍長甘麗初以及兩名師長和一名團長是不殺不足以儆戒其他高級軍官的典型。
史迪威清楚這必然涉及到首次入緬作戰失敗的責任。為此，他“不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技術上的劣勢——空軍、坦克、火炮、機槍、迫擊炮、彈藥以及後勤運輸上的劣勢，而是歸結為緬甸人的敵對情緒，日軍的主動進攻精神……英國人的鐵路運輸組織工作的混亂，糟糕的交通狀況，英軍的失敗主義和不利的戰術態勢”。當然，還指責了中國高級軍官的昏庸和無能。他為了使蔣介石信服，還特地稱道了戴安瀾和孫立人兩位師長。
自然，史迪威手中還有一張王牌：他“監督及辦理（支配）美國援華之軍火、武器及其他器材”。把話說白了，史迪威有權力通過整頓中國軍隊，為蔣介石培訓三十個美式裝備的機械化師。史想當然地認為，這對蔣介石而言是有著不小的誘惑力的。
這時，史迪威患了嚴重的黃疸病，醫生催促他去中國治療。就這樣，他懷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和蔣介石攤牌的決心離開新德裏，飛赴中國的重慶。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預先給他準備好了依山而建的官邸和司令部，從官邸平頂的屋頂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水從北麵穿過巨大的峽穀奔流而下，真是既壯觀又雄偉。使他更為驚詫的是，他剛剛住下，宋美齡就親自打來了電話：“蔣委員長明天中午召見你。”對此，他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我和蔣的會見是喜還是憂呢？……”
十四
史迪威是一位性格倔強的美國軍人。同時，他又是一位討厭政治權術且又過分重感情的末流政治家。再者，他清楚美國對於中國戰區堅持抗戰的分量以及他手中握有的“監督及辦理（支配）美國援華之軍火、武器及其他器材”的王牌，這使他忘記了蔣介石是一國之領袖，而自己是蔣領導下的一位戰區參謀長。因此，他一見蔣介石的麵，就像是背台詞似的大講了一通。待蔣介石“詢以緬戰失敗的原因”，他“開門見山，指名道姓講述了全部情況”，並且有些得意地暗暗挖苦蔣介石，“那情形就如同踢一位老婦人的肚子一樣”。接著，“他就提出了軍隊整編方案”，其要點為：
“合並步兵師，使各部隊滿員，然後把現有武器發給那些能夠作戰的部隊……為數不多，但卻可靠，裝備精良、物資供應充分的師，其價值將超過目前所有師的總和一倍以上……它們的戰鬥力會更強，更容易補給和控製。即使隻靠中國當時的有限資源，中國仍然能夠裝備起一支有力的突擊部隊，並利用這支突擊部隊改變目前的狀況”，“頂住日軍的進攻，直至盟軍發動強大攻勢，贏得戰爭的勝利”。
史迪威或許是深為作陪的宋美齡的風采所懾服，也或許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宋美齡會完全支持他的整軍方案，他把一份用英文書寫的報告當麵呈交宋美齡，並有意用英文說道：
“請夫人過目，如有不成熟的地方請夫人直言。”
宋美齡當場瀏覽一遍，她對這份報告的整體印象不佳。因為史迪威這一套整軍建議，蔣介石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試驗過了，但是，由於中國各地割據的實力派群起反對蔣氏的“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整軍方案，遂引發了震驚中外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因而宋美齡直言說了這樣一句話：
“哎喲，這不就是德國顧問向他（蔣介石）建議的那些東西嘛！”
這對期望值過高的史迪威而言，猶如中國的一句俗話所說的那樣：“用熱臉蛋貼了一個冷屁股。”其感覺真是喪氣極了，他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
今天晤麵，蔣介石自始至終都很少說話，似乎就是帶了兩隻耳朵，耐著性子傾聽史迪威講話。待到宋美齡講完上邊那句話後，他有意避開緬戰和整軍這兩個話題，分外關心地詢問起史迪威的病情，並關切地說道：
“記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的當務之急是養病。怎麼樣？本星期六來黃山一塊度周末好不好？”
史迪威聽了這番話後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可是當他再看看蔣介石的笑靨，又不能否認這就是事實。也就是在打量蔣介石的表情的瞬間，他發現蔣介石那光頭的形狀像是一個“花生米”。這為他給蔣起綽號找到了依據。他沉吟片刻，近似本能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
“他——‘花生米’說這番話的真意是什麼呢？”
蔣介石是靠軍隊起家的三軍統帥，一向看重自己在軍中的尊嚴和權威。黃埔建校近二十年來，他要求部屬——尤其是他的黃埔弟子必須嚴格執行軍中的禮節。事實上也是如此，任何將佐見了他都要被告誡：必須執禮如儀；單獨召見要行軍禮，開會前必須起身立正歡迎。因此，他今天對史迪威這種類似“教師爺”的說教是不會滿意的。另外，蔣氏又是一位信奉東方禮教的政治家，這種禮教的一個內容就是要尊重同仁，即使是十分生氣地指出對方的缺點，也要給對方“留麵子”。然而，今天史迪威的表現卻與此大相徑庭。對此，一位美國學者批評道：“在一個人的麵前，尤其是在一個中國人的麵前，列舉在他領導下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絕不是說服他采取改進措施的最佳方法”；“就說史迪威擅自提出槍斃軍長和師長這樣大的事情吧，除去有越權妄談之嫌外，他忘記了這些人是蔣介石的部屬，這也就太不給蔣委員長麵子了！要知道，中國人——尤其是蔣介石是注重‘打狗也要看主人’的傳統習俗的”。
但是今天，蔣介石卻一反常態，他不僅一忍再忍史迪威的越禮言行，而且還能做到以微笑對怒顏，主動請史迪威來黃山度周末，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簡而言之一句話：蔣氏是遵照“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古訓行事的。
誠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杜利特爾將軍轟炸東京事件，“引起日敵對於浙東衢州機場之爭奪，日敵第十三軍軍長澤日義與第十一軍軍長阿南惟幾正以兩股十餘萬之兵力，侵我浙東贛東，浙贛會戰正在激烈，加以緬戰失敗，國際交通完全鎖閉，人心震動，全局動搖。我委員長正向羅斯福提出空軍援助計劃，希望前線供給能有五百架飛機為標準之空軍，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千噸之空運力，以維中國繼續作戰之局麵”。自然，像這樣大宗的援華物資，必須交由時在美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辦理。如果史迪威能從旁相助，當可玉成。
與此同時，英國首相再度訪問美國，與羅斯福總統討論全球戰略問題。據宋子文報告，丘吉爾出訪的核心是：“下決心阻攔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進行‘不惜犧牲的登陸’”，並敦促實施原由史迪威指揮的進攻北非的“體育家”計劃，當麵請求羅斯福“派遣美軍去埃及——利比亞邊界，援救陷入重圍的英軍”。而羅斯福及其軍事助手們則認為：“體育家”計劃是分散兵力的計劃，它將削弱“波利牙舞”計劃並延長戰爭。羅斯福希望幫助蘇聯人，從全局來看，羅斯福認為：“如果蘇聯人能抵抗到十二月份，退一步也可打保票：我們將贏得勝利；如果他們給打垮了，盟國勝利的機會不到一半。”
蔣介石對這次英美首腦會晤極感不快。除去未邀請他參加討論全球戰略問題的原因外，他們——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未把東南亞尤其是中國戰區列入英美會談的議題。誰能為中國戰區討得一席之地呢？時下唯有由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向他的上司兼好友馬歇爾將軍去爭取。
蔣介石和史迪威在對緬戰失敗的看法上是非常對立的。但是，蔣氏在收複緬甸、加強中國戰區的軍事實力諸方麵卻與史迪威有著共同或近似的看法。再者，他懂得由史迪威出麵向美國呼救，遠比由宋子文通過外交途徑求援要有力得多。所以，他不但理智地做到了以微笑和大度相待怒不可遏的美國參謀長，而且還指示在美的宋子文做史迪威的工作。
蔣介石為了上述整體利益，明令指示不準國內各界批評史迪威在緬戰失敗上的責任，同時，還電告時在美國充任軍事代表團團長的熊式輝和外交部長宋子文，“不必遽與美方或馬歇爾言及，以待美軍部之自悟”。蔣氏致熊、宋二氏原電如下：
前得電，詢我對史迪威之感想，業已另複。中國戰區至今並未有何組織，亦未籌備進行，甚至於維持中國最少限度與其可能方案，亦尚未曾著手。至於空軍之建立與補充，以及空運按月之總量，陸空軍作戰與反攻時期之整個方案，亦皆視為無足輕重，一若中國戰區之成敗存亡，與彼無關痛癢，此人（指史迪威）不重視組織與具體方案，及整個實施計劃，此或因平日未習幕僚長業務之故。緬戰失敗之原因，其咎全在戰略之失敗，而彼乃完全歸罪於我高級將領，且謊報羅卓英逃回保山，其實彼自緬甸退卻之先，我已電令彼與羅卓英先到密支那基地，布置防務，羅卓英因密支那途中碰車出軌，交通阻絕，折回溫藻（即溫薩），而彼竟自赴印度，並擅令我軍入印，事前對我並未有一請示，或直接報告，於情於理，皆出意外，我為保全友邦榮譽計，不願多言，此時對馬歇爾參謀長不必急於答複，將來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在此期間，史迪威利用在重慶官邸養病的特殊機遇，繼續運籌空運中國三十個師至印度的拉姆加爾基地進行整訓。他“不顧蔣氏夫婦的冷遇而樂此不疲的原因，除去個人要雪緬戰失敗之恥外，他還堅信建立一支完整、有戰鬥力、可用的軍隊顯然符合現政府的利益”。另外，他還深信：“有美國站在蔣一邊，支持他，蔣不至於輕易放棄這個千載難遇的良機”；“即使不談軍事，僅從整編能減少在農民中強拉壯丁這一點來說，它對於中國的社會福利也將起重要作用”。因此，他一俟病情有所好轉，就主動地要求晉見蔣介石。
但是，蔣介石這時考慮的中心不是史迪威整訓三十個師的所謂藍伽（即拉姆加爾）計劃，而是趕在羅斯福和丘吉爾再次會晤結束之前，設法通過史迪威、宋子文這兩條不同的渠道爭得更多的美援。因此，蔣介石依舊是耐著性子聽完史迪威的所謂藍伽計劃，之後就直言指出：
“根據中國戰區的實際情況，我正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空軍援助的計劃，希望前線借給五百架飛機為標準之空軍，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百噸之空軍能力。唯有如此，方能維持中國繼續作戰之局麵。我希望史迪威將軍……”
“能利用我的特殊地位，幫著委員長得到這些軍用物資，對吧？”
“對，對……”宋美齡笑顏常駐地望著史迪威，有意奉承地說道，“你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嘛，有責任幫著中國戰區獲得更多的軍援物資。”
“那……我的整訓中國軍隊的藍伽計劃呢？”
蔣介石直言相告：“藍伽計劃固甚重要，而空運之飛機數目與噸位之供給，則尤急切。”最後，他看著焦躁不安的史迪威，複又加重口氣補充道：
“中國軍隊是需要整訓換裝，但作為中國戰區全局而言，卻是要求貴國兌現軍援物資。”
史迪威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火氣了！用他事後寫在日記上的話說：“又是那一套——什麼飛機、坦克、大炮才能贏得戰爭等等。”他忘記了——實際上他也從來沒把蔣介石當做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猝然變色，發怒地說道：
“我再強調一次，就是提供再多的物資裝備，這支軍隊也還是會繼續腐敗下去！”
“你……”
“我的結論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徹底整飭地麵部隊。”
蔣介石何曾受過這樣的頂撞，他氣得渾身微抖，雙目直冒金花，幾乎拍案而起，下令送客。但他還是在“和為貴，忍為高”的古訓教導之下，為了他的最高目的——爭取更多的美援物資，強忍下了這口窩囊氣。
這時，聰明的宋美齡急忙出來打圓場，告訴史迪威：“委員長還得考慮到某些勢力的影響。”接著，她為了緩和氣氛，有意轉移話題：
“你在印度期間，見到英國駐印最高司令長官韋唯爾將軍了嗎？”
“見到了，還談到了打回緬甸的計劃。”
“什麼？”蔣介石猝然冷笑起來，似乎要把方才的怒氣一泄而出，遂又用鄙夷的口吻說道，“沒有中國軍隊的支援，他們想都不敢想！”
雖說蔣介石的話語道出了未來收複緬甸之戰的某些真理，但傲岸不遜的史迪威卻忍受不了蔣介石這充滿鄙視的態度，他有點激動了。或許是史迪威就像許多美國男人那樣，不願意在他尊敬的女士麵前暴露自己的性格弱點，他一見楚楚動人的宋美齡正在朝著他微笑示意，遂又強迫自己把激動的心潮平息下來。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告訴他（蔣介石），對此我心裏當然有數，但他對於站在他一邊並支持他的美國所幹出的小蠢事，會使他失去一生中重大的機遇。”
接著，史迪威“與蔣介石談這談那”：“第五軍將留在印度，我保留指揮權，因為這樣做對中國人便利一些，他們用不著和英國人打交道。杜聿明將留任。”對此，史迪威認為：“他（杜聿明）的麵子保住了，我的臉卻丟了。”
在這種氣氛中，宋美齡知道蔣介石不會真心投入談軍隊整編這等大事，即使是決定了的事也是不作數的。她擔心史迪威和蔣介石再次話不投機而引起爭吵，遂巧妙地宣布這次會晤結束：
“史迪威將軍該休息了，有關藍伽計劃具體實施之事留在下次再議吧。”
這次會晤，蔣、史二人都未給對方留下好的印象。史迪威為了驗證自己對蔣介石的印象準確與否，曾和一位中國將軍進行了如下談話：
“你說蔣介石是否會進攻緬甸？”
“我看史將軍能說服他，其他人是辦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敢告訴他什麼不好的消息。”
“何應欽將軍呢？”
“何雖是軍事委員會的負責人，也不敢告訴大元帥（蔣介石）任何不好的消息。”
“大元帥對戰局是否真的焦慮？”
“他在內心裏是的，但卻裝出一副全局在握的樣子。”
……
史迪威聽後非常失望，他禁不住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北洋政府時代的軍閥和政客的表現。為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中國政府是一個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礎上的機構，掌握在一個無知、專橫、頑固的人手中。它與家族和財團關係密切，一旦與之脫離，這一政府就會輕而易舉地土崩瓦解。麵對危急情況，它除了硬撐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辦法來。即使有必要的愛國之心，占有支配地位、盤根錯節的勢力一個也不會出麵接管和進行內部清洗，更何況沒有這種愛國之心。隻有外來的影響會對中國發生作用——或是被外來侵略打得四分五裂，或是立即形成一些新觀念並馬上加以實施。
至此，史迪威也很自然地聯想到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他的為人和價值的，他沉吟良久，又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段話：
蔣介石是怎樣看待我的呢？我認為他意識到我告訴他的是真實情況，到目前為止他對此不屑一顧。我成為他逃避英國人的便利工具。他認為給我下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參謀長嗎？），他就能夠利用美國的每一件物資和每一支部隊。他知道我對中國懷有友情，並希望我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中國人一邊；我是美國援助的可見標證。
但他在緬甸問題上使我備受欺騙。他從未通過正式官方渠道任命我為總司令。他與杜、林蔚和侯直接聯係，他沒有對俞飛鵬，餘或杜發揮影響。
他對答複我的備忘錄毫不上心，他不肯對中國軍隊進行整頓。
現在的問題是，我下一步該怎麼辦？是袖手旁觀，還是辭職而去？
正當史迪威於養病中獨自揣度蔣介石的時候，蔣卻把注意力轉到正在美國舉行的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會談上來。他指示宋子文要隨時報告情況。
宋子文是國民政府中最富活力的外交幹才。二十餘年以來，他堅持走拒日親美的外交路線，被美國華爾街視做中國親美路線的代表人物。實事求是地說，宋子文在以美抗日——尤其是爭取美援用於抗擊日寇方麵是有著特殊勳勞的。他收到蔣介石的電報以後，自然明白蔣的全部用意，在遵命報告羅斯福和丘吉爾會談的情況同時，還迭電在重慶養病的史迪威，以軟硬兼施的手段逼史迪威就範。對此，美國學者作了如下評述：
中國戰區物資緊張的原因在於“包列羅”行動和蘇聯戰場被放在更優先的地位。然而宋子文卻把這一切都歸咎於史迪威。他打電報給史迪威說：“由於你不打電報支持中國的要求”，陸軍部正“慢慢吞吞地”對待中國的嚴重局勢。他要史迪威認識到自己對美國總統、國務卿、參謀總長及其以下官員所具有的“奇跡般的支配能力”：“你無論提出什麼要求，他們都會支持的。”
丘吉爾於六月十七日飛赴美國，在華盛頓稍事休息之後，就動身到羅斯福總統在紐約州的海德公園住宅進行拜訪，雙方就開辟歐洲第二戰場還是執行“體育家”計劃爭論不休。六月二十日晚，丘吉爾同羅斯福一起乘火車回到華盛頓。第二天，羅斯福在白宮交給丘吉爾一份電報，說非洲的托卜魯克陷於敵手，二萬五千人被俘。丘吉爾聽後震驚得目瞪口呆，一時不知該如何應對。羅斯福對丘吉爾顯而易見的悲痛迅速作出反應，並表示關切，使丘吉爾很感動。羅斯福非常動感情地問道：
“我們能幫你什麼忙？”
馬歇爾將軍望著心情沉重的丘吉爾首相，首先提出派一個美國裝甲師去增援，並立即作出安排，結果表明，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決定。然而，英美主要的軍事行動方向仍未決定。
蔣介石獲悉這一消息之後非常緊張，他認為羅斯福即使不是中了丘吉爾的苦肉計，也會再次屈服於丘吉爾的壓力，除繼續讚同“歐洲第一”的戰略之外，又必然會增加一個“非洲第一”。結果，在滿足英國軍需的前提下，勢必減少對中國戰區的支援。怎麼辦？唯有借助於史迪威的力量，才能保住已經向美國提出的軍援物資。
西方人說：“政治家是實用主義者。”總評蔣介石的一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實用主義者。時下，他為了獲得史迪威將軍的好感，遂一改往昔要人朝拜的禮習，采用禮賢下士的姿態，偕夫人宋美齡主動到史迪威官邸，進行第三次會晤。
史迪威並不了解蔣介石夫婦屈駕訪談的背景和目的，他隻是從自己的視角認為，蔣氏夫婦臉上的笑顏是向他屈服的象征。因此，他準備會談一開始就向對方發動攻勢。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主動提出了方案：
一、穩定計劃，其中包括穩定中國戰區和實施藍伽計劃兩個方麵。對此，蔣介石和史迪威均無異議。
二、反攻計劃，也就是收複緬甸的計劃。隻要美國答應給中國五百架飛機，並每月通過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航線）給中國運送五千噸軍用物資，中國就堅決執行交由史迪威指揮的以收複緬甸為目的的反攻計劃。
接著，史迪威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完全承諾蔣介石所需物資，盡管他也講了通過駝峰航線運輸這些物資的困難。旋即，他又提出了炮兵訓練計劃，這正中蔣介石的下懷，雙方無異議地通過了。
至此，史迪威感到與往日和蔣介石晤談有點不同，但他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蔣介石在談判中常常會突然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是其中的一次。”由此可知，史迪威對蔣介石知之甚淺。同時也足可證明：史迪威不是一個權謀家，未來他敗在大縱橫家蔣介石的手下是必然的。
今天會晤，史迪威自以為勝利了，遂又向視軍權為生命的蔣介石發起進攻：
“為了確保藍伽計劃的實施，我提議留下孫立人將軍負全責。”
“他太年輕了。”蔣介石不想在這些問題上和史迪威糾纏，邊說邊起身，“好吧，我會仔細考慮的。你和夫人繼續談吧，我暫時出去一下。”蔣介石找借口躲了出去。
宋美齡再次審閱史迪威送呈的藍伽計劃，沒有再說一些潑冷水的話。當她聽了史迪威堅拒杜聿明的全部理由之後，並未感到有什麼意外，且十分平和地說道：
“你願意接受羅卓英將軍嗎？”
“可以，如果我負責訓練的話。”
史迪威和宋美齡比較融洽地談了一會兒，不知何故，宋美齡又借故走開，蔣介石回來，史、蔣繼續會談，很快達成了協議：史迪威任司令並負責訓練；羅卓英主管行政和軍紀。
蔣介石為了繼續討好史迪威，又講了如下這段被史迪威稱做“心理課”的話：
“我常常晚上躺在床上，想著他們會做什麼蠢事。然後我寫信告訴他們不要去做這些事情。但他們是如此愚笨，如果你不事先告誡他們，他們還是會做出許多蠢事來。控製他們的奧秘在於你必須想象到他們會做的任何一件錯事，並警告他們不要去做。這正是我勤於寫信的原因。”
作為回報，史迪威再次通報蔣介石：美軍駐印度的第十航空隊歸史迪威指揮，史將有計劃地調往中國戰區，交由陳納德將軍指揮，借以加強中國戰區的空軍力量。
最後，蔣介石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語：
“君之任務，除擬具聯合參謀部組織外，並應盡速擬具中國戰區整個作戰之計劃，尤應特別注意戰事發展中，各階段所需陸軍空軍之實力，及恢複緬甸越南泰國應采何種戰略與戰術及其使用之時期。依我所見，此時期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應保持中國現狀，不任其續被敵人吞占；第二階段應注意反攻，如軍隊應如何訓練，軍備應如何儲藏，發動時期應如何推算等……
“君來華時，正值緬甸作戰，匆遽之間赴緬指揮，對於中國軍事，實隻負一部分之責任。君既為我之參謀長，應將全部軍事作一統籌計劃，勿眼一隅。關於飛機數目及中印空運噸位之事，即係保持中國戰場現狀之所必需，望君特別留意。”
第三次蔣、史會晤應當說是和諧的，史迪威也是比較滿意的。但是，這種和諧的氛圍很快就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樂極生悲”，迅速地朝著新的對抗發展，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羅斯福總統應丘吉爾首相所請，為穩定因德軍名將隆美爾進攻北非而造成的危局，決定調美軍駐印度第十航空隊飛往埃及，轟炸德軍之補給線。也就是在蔣、史第三次會晤的翌日——六月二十五日，美軍駐印之第十航空隊接到調飛命令，即於二十六日將其轟炸機悉數飛往埃及的開羅。直到這時，才飛報時在重慶的史迪威將軍。
史迪威獲悉這一消息之後深感意外，且矛盾到了極點。請看他當天的日記：
咳！布裏爾頓帶著全部重型轟炸機和他所需要的運輸機去了埃及。唉！A—29型飛機將留在喀土穆，用於支援英國人。現在我能對大元帥說什麼呢？我們所有的諾言都沒有兌現，卻喋喋不休地對他說：堅持幹吧，老兄。航空汽油用完了，我們的人正在絞盡腦汁尋找替代辦法。無線電報務員還沒有到，我們的小夥子還是新手。
這意外消息還有更為嚴重的負麵效果：史迪威曾代表羅斯福總統向蔣介石保證，美軍駐印之第十航空隊將用於中國戰區，但就在作出保證的翌日——六月二十五日，航空隊接令全部飛往埃及，這必然會給人造成史迪威欺騙蔣介石的印象。自然，還會加劇時已緩和的蔣、史間的矛盾。
與此同時，蔣介石收到了自美國發來的情報：“正在前往中國途中的一批B—24型重型轟炸機也在蘇丹的喀土穆突然改變航向，前去支援英軍。”這就越發地使蔣介石夫婦感到受了史迪威的愚弄。因此，當史迪威心情沉重地把這些消息通報給蔣介石夫婦之後，蔣氏夫婦衝著史迪威大發雷霆。蔣介石異常嚴厲地責問史迪威：
“羅斯福總統不是保證把第十航空隊派到中國來嗎？為什麼不預先通報我就把飛機調撥走了？種種跡象表明，我不能相信羅斯福總統是掌握情況的！”
史迪威是無權回答蔣介石的責難的。他為了表述自己的情感和看法，當即答說：
“我不僅反對把第十航空隊調往埃及，而且對擅撥中國戰區的軍用器材也十分反對。但木已成舟，無法阻止。”
“史迪威將軍，你是我的參謀長，應該發電回去問明‘是’和‘否’。”接著，蔣介石望著不予回答的史迪威進而斷言，中國受到了歧視，並曆數了受到歧視的事實。最後，他又大聲責問：“我有權要求美國政府作出明確回答：中國戰區還是不是同盟國的一個戰區？”
“我可以代為回答：是！”
史迪威絕沒想到，他這句帶有幾分情緒的答話又引來了更多、更嚴厲的非難。首先，蔣介石嚴正指出：“中國為同盟國之利益，已貢獻其最大之努力，且以最忠誠之態度，盡其應盡之義務。五年抗戰，固為中國求生存，亦為同盟國作奮鬥，倘英美以中國之實力尚有保持之必要，則絕不應一再無視中國之利益……”接著，令史迪威震驚不已的是，他向所尊敬的蔣夫人也怒不可遏地責問：
“為什麼每次英國人吃敗仗，都把中國人的裝備拿去抵擋？如果總是這樣，中國沒必要打下去了。”
史迪威愕然地望著宋美齡，似乎真的有點不認識她了。恰在這時，宋美齡憤怒地站起身來，用最後通牒的口吻，分外鄭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委員長要盟國就中國戰區有無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
史迪威在此咄咄逼人的責問下既無法代為回答，也不想因此和蔣氏夫婦鬧翻，他為了盡快擺脫這尷尬的困境，遂采取“三十六計走為上”的策略，主動地告辭了。
……
十五
史迪威是非常同情中國戰區的處境的。他受著自己這一特殊地位的決定，不僅是真心地反對美國不顧中國的利益支援英國，而且也是真誠地希望中國戰區能從美國多得到一些戰略物資。但是，這次突然事件的爆發搞得他措手不及，難以為補；令他更為氣憤的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竟把全部責任推到他的身上。他於暗自驚呼冤枉的同時，憑著他那顆“熱愛中國的良心”，回到自己的官邸，立即給羅斯福總統發了這則電文：
蔣委員長相信總統確有誠意，而此命令（指調撥第十航空隊之命令）總統或是尚未知情。他覺得盟邦未將中國看作共同做戰之一員，中國五年抗戰，業已盡過最大努力，而盟邦曾否以最善努力相待，則有疑問；如果利比亞危急，中國又何嚐沒有危險？他又說，第十路空軍用於幫助中國作戰，是得過我們保證的，第十路空軍如有調動，中國應該先受通知。現在盟邦似乎對於中國戰場不感興趣，他希望對於此點有一“是”或“否”的答複。蔣夫人亦言親日活動正在發展，他們要問“美國是否願意中國與日本講和”。委員長與夫人對於此事均甚憤怒，他們坦白地要得到“盟邦是否對於中國戰場尚有興趣”的答複。職以為事態如此嚴重，宜請交由深諳此事背景之官員處理。職現派顧魯白立刻飛回美國……以職所知，此事業至極端嚴重階段。
這天——六月二十六日對史迪威而言真可謂是禍不單行！他剛剛給羅斯福總統發完電文，就又收到宋美齡怒聲責問他的電話，告之宋子文自美國打來長途電話。據宋掌握的情況，史迪威的言語不慎，幫助了羅斯福下決定調駐印第十航空隊飛赴埃及。為此，他火氣攻心，第一次和自己敬愛的蔣夫人在電話中吵了起來。請看他當天的日記：
蔣夫人來電話說，宋子文來一長電。現在我成了壞蛋。由於我說過我們不能使用一百架以上的運輸機而破壞了中國的運輸，我說過不需要四引擎轟炸機而破壞了該轟炸機的運送計劃。如果我什麼東西也不要求，陸軍部當然不會運來。總之，我是個狗娘養的。我狠狠地反駁了他們，告訴他們我所要求的物資，並提請他們注意五月到十月期間所指定的優先權和噸位，說明了汽油和機場的困難。
史迪威稍事平靜之後，又不能不慮及由此而引發的所有後果。當他想到一切正直的人經常被政客當猴耍的殘酷現實，遂又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但我卻害怕現在自己被懷疑上了。同時我也害怕陸軍部把我當成替罪羊：“遇到麻煩，就找史迪威算賬。”
史迪威這位自稱坦蕩蕩的君子再也坦蕩不下去了！說句老實話，他並不害怕蔣介石夫婦的怒責，因為他是美國將軍，在出使中國期間不僅有美國做後盾，而且手中還握有製約蔣介石的不少本錢。也許正因為他太看重自己是美國將軍這一點了，他過分地考慮如何使自己置身事外，免為美國陸軍部的替罪羊。最後，他決定派自己的副手顧魯白借回國述職之機，當麵向史汀生、馬歇爾二位了解自己的上司講清這一事件的原委。到這時，過分自信的史迪威如釋重負，有些得意地自語：
“我看‘花生米’將奈我何……”
話再說回來，蔣介石對史迪威本來就既無好感，又少信任，而今美國突然調撥駐印之第十航空隊飛赴埃及，他與宋美齡都開始懷疑史迪威從中做了手腳，戲耍了中國。因而，他那種備受屈辱的民族心理猝然之間走向反麵——一定要對所謂戲耍中國人的史迪威發泄滿腔的憤怒。同時，他為了驗證自己的結論是否正確，給時在美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發了如下這則電文：
刻史迪威來言，空軍第十隊之轟炸機，奉美政府令悉調北非作戰；準備飛印之運輸機，亦調往北非。此意是否羅斯福總統之意，彼有告之否？總統前電所雲之四百六十架飛機，已撥來華，而現到者，據予所知，不及十分之一……史迪威已派副團長顧魯白回美報告……希洽。
無獨有偶，誠如親台學者梁敬先生所言：“委員長責問史迪威之日，亦正是宋子文與美軍部攤牌之時。”對所謂宋子文與美軍部攤牌的緣起與經過，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記述：
“蓋子文因我國要求加增前線飛機與中印空運噸位之事久不獲準，曾經製一緊急空運方案，徑向羅斯福請撥，軍部以史迪威未有表示，百般推托，宋已不耐。某日軍部忽向宋言，運華物資在印堆積甚多，擬自七月份起將在美待運之物資器材暫時停運，宋怒，遂告軍部來人謂，事既如此，我們在此已失效用，當令在美有關機構關閉，所有人員立命回國。軍部因恐決裂，始將停撥之議取消。羅斯福總統聞訊，當晚召見居裏，命其赴渝解釋。居裏先叩宋意，宋答執事此行，殊可不必，中國所需要者，乃實際之行動，而非空言，一年以來，空言多矣，何補於事？即就飛機一事而言：一、“空中堡壘”二十四架，原定赴華，中途應英方之請，改派地中海作戰；二、輕轟炸機六十六架，八個月前已允即撥，因珍珠港之變，減為三十三架，今並此數亦改赴地中海作戰；三、雙馬達之運輸機十七架，前已派好，擔任中印運輸，今亦改赴地中海；四、第十路空軍司令蒲立登（即布裏爾頓）來渝，委員長召見，竟以未奉史迪威命令為詞，規避不應。今第十空軍隊又改派地中海，我以為除非總統已有確切不移之空軍實施方案，執事此行，恐不能收到實益。”
也正是宋子文和美軍部攤牌的這一天——六月二十六日，英國首相丘吉爾不僅勸阻了羅斯福總統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設想，而且還借口隆美爾進攻北非向美國要到了開辟非洲戰場的軍需物資。他——丘吉爾就像是一個本領高超的化緣和尚，背著裝滿東西的缽盂高高興興地打道回府了。
而羅斯福呢，他卻成了一位永遠也滿足不了各種和尚所需的施主。他剛剛送走“本家”——共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尚”丘吉爾，又趕忙研究“東方和尚”蔣介石需要些什麼。他仔細地審閱了史迪威發來的報告，又聽了親信居裏和宋子文談話內容的彙報，頓感問題非常嚴重。在他的腦海屏幕上立刻閃現出這樣的畫麵：日美在太平洋激戰猶酣，中國戰區卻突然烽火猝熄……當他再想到在華的百萬日軍乘虛揮師南下，他禁不住黯然自語：
“一定要拖住蔣介石！……”
羅斯福清楚蔣介石是一位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一切空頭支票對他再也不起作用了。然而，時下原本財大氣粗的美國已經初露捉襟見肘之絀，並經常出現僧多粥少的被動局麵，羅斯福暫時拿不出任何東西滿足蔣介石的所需了。怎麼辦？他思來想去，也隻有向蔣介石解釋的言詞。遂於翌日——六月二十七日給蔣介石發了如下這則電文：
接史迪威轉來尊電，茲向公保證，美國及其同盟國均確信中國為共同作戰之重要分子，並視維護中國戰區為擊敗敵人最切要之步驟。最近軸心兵力在近東迅速推進，突使美國麵對最危急之局勢，若不立予製止，恐中印交通亦將中斷，或受嚴重之騷擾，故曾搜集一切可能力量赴援，以保持我與中國戰區之交通線。美國空軍第十隊之重轟炸機調赴埃及助戰，乃一臨時措施，一俟保衛交通線之空中力量充實之後，該項飛機即當調回，仍交空軍第十隊應用。至A—29式之輕轟炸機，現在卡東（即喀土穆）候命，尚未決定在何戰區使用；至在印之空軍中型轟炸機與驅逐機，自將仍為支援貴軍之用。
羅斯福
蔣介石收到羅斯福的電文後非常失望，他認為羅斯福是在用美好的語言搪塞中國戰區的真正需要。如何才能改變羅斯福的決策——起碼不再為了英國而犧牲中國呢？他陷入了極其矛盾與痛苦的沉思。
宋美齡雖然具有女性所需要的一切，但她就像是曆代女政治家一樣，看重的依然是政治。時下，她還清楚自己的全部價值是蔣介石的夫人，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限和影響，就必須充分調動和利用“蔣介石夫人”這一頭銜。與此同時，還必須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利用自己在美國長大，結交了許多美國朋友等有利條件，迫蔣向自己讓權。而今，她看到蔣介石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境地，遂以智者解惑的角色主動地來到了蔣介石的身邊：
“達令，我以為羅斯福總統開此空頭支票敷衍我們，是壓力不足所致。”
“這我清楚，可我們……”
“還有不小的餘地嘛！”
蔣介石歎而搖首。
“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史迪威爭取到我們這一邊來呢？”
“他……”
“不是沒有可能的！”宋美齡笑了笑，“所謂文武之道，乃一張一弛嘛，我們不能對史迪威把弦繃得這樣緊。”
“我對他嘛，這‘弛’的工作……起碼我是做不來的。”
“那就交由我來做。”宋美齡把話題一轉，“我看，在這節骨眼上……是可以起用陳納德這隻棋子的。”
“好！”蔣介石突然一掃滿麵的愁雲，把右拳重重向左手心上一砸，說道，“用陳納德打史迪威，逼迫史迪威和我們結成統一戰線，夫人，這就叫……”
“以夷治夷。”宋美齡開心地笑了，因為她的計謀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同。接著，她又技高一籌地說道：“等你給史迪威造成兵臨城下的局麵之後……”
“你再登台唱一出紅臉戲！”
……
陳納德和史迪威的矛盾是由諸多因素鑄成的。
首先，陳納德和史迪威這兩個美國將軍均屬於剛烈少柔的性格，而且一個比一個剛愎自用，很難共事，更談不上合得來。再者，史迪威屬於科班出身的正規軍人，且又得到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和陸軍部長史汀生的支持，壓根就瞧不起愛鬧獨立性的小小的退役上尉陳納德。在史迪威的心目中，下屬陳納德隻有服從命令的分兒。然而陳納德自視在美國軍界——尤其是空軍中是一位懷才不遇的奇才，從根本上講，他就沒把史迪威這等正規軍人放在眼裏。另外，陳納德憑借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在中國搞起了一支“飛虎隊”。有意思的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正規軍被日軍打得大敗的時候，陳納德指揮的“飛虎隊”卻接二連三地擊敗日本的空軍，他自己也一舉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名人。因此，他認為自己在蔣介石統治的中國有和史迪威分庭抗禮的本錢。
其次，由於史迪威和陳納德難以調和的性格衝突，導致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日漸加劇，並傷害了私人的感情。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尚未走馬上任，就支持美軍空軍司令阿納德將軍壓製陳納德，起用比斯爾為美國駐中國空軍最高司令長官。接著，阿納德將軍背著陳納德實施了轟炸東京的計劃，在陳納德看來，此舉不僅是愚蠢的冒險，而且還引發了日本軍隊攻擊他在江浙一帶建立的空軍設施。對此，陳納德主觀地認為史迪威是介入其中的——盡管事實並非如此。這加深了陳納德對史迪威的憎恨。尤其是史迪威敗走印度以後，陳納德多次抨擊史迪威指揮的失誤，甚至對史迪威拒不搭乘飛機逃離失敗的前線的壯舉毫不留情地譏評為：
“史迪威將軍身負戰區參謀長之重任，兵敗之後，不急全局善後之紆籌，而作偏裨跋涉之行徑，殊為失職。”
史迪威聽後是相當不悅的，甚至有點耿耿於懷，借用美國學者的話說：“找陳納德在華作戰的碴子。”當他自印度返回重慶中途於昆明逗留期間，聽說陳納德在昆明建了一座妓院，供美國的航空誌願隊享用，同時，他還聽說陳納德在回答美國記者的非難時曾公開答辯說：“我那個妓院使我操心，大兵們總得要有女人，弄不到幹淨的，不幹淨的也可以。”史迪威回到重慶之後，向馬歇爾將軍發去了如下這份密件：
昨有報道稱，昆明建立了一所妓院，供誌願隊享用。一名空軍軍官正在桂林物色妓女。今日我們一架運輸機將十三名婦女弄到昆明。陳納德在昆明，我質問了他，他說他不知道有什麼軍官參與其事。盡管他承認他知道一些中國人在搞這種事。他也曾想為航空誌願隊搞一類似的組織。我已命令督察從阿恰布去那裏，立即進行清查。我擔心陳納德並不懂得航空誌願隊與美軍之間的差別！不幸，此事據說在昆明已是家喻戶曉。有謠傳說，陳納德知悉此事。報界也抓住此事不放，真是一團糟。很遺憾，我不得不向你報告，一俟有新情況，我即告知。
再其次，史迪威和陳納德在抗擊日軍侵略的戰略上起初對立，隨著戰局的發展，遂演變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緬戰失敗以後，陳納德非常自信地認為，隻要他能夠得到所需要的裝備，他就能夠以阻止日本戰爭物資通過南中國海的方式擊敗日本。為此，他寫信給史迪威說，太平洋戰爭的戰略應是：切斷日本海上航線，鼓勵中國地麵部隊向日占區發動進攻，抑製日本在緬甸和印度支那的空軍活動，消除日軍對印度的威脅，保衛通往中國的駝峰航線，“提供軍事援助，發動一次成功的進攻，以此來鼓勵各同盟國”。他說，如果給他五百架作戰飛機和一百架運輸機，再加上“在這個戰區內的指揮全權”，他就能夠達到上述所有目標。
陳納德的理論對蔣介石夫婦很有吸引力。“如果五百架戰鬥機、一百架運輸機加上陳納德的全權指揮就能贏得這場戰爭，就沒有必要去改造軍隊和破壞各種利益集團、各政治派別和戰區司令長官之間危險而又微妙的平衡了。”陳納德的主意也正好適應蔣介石的既定目標，加之空軍作戰不需要中國參與，而且看起來又是那麼簡單易行，“於是誘使美國提供一支有五百架戰鬥機的空軍部隊，和通過駝峰航線保證這支部隊得到作戰所需的一切物資和裝備，就成了蔣介石的不可改變的目標”。
這就是蔣介石夫婦決計“以夷治夷”——以陳納德攻擊史迪威的緣起。
是日，宋美齡請來了視她為“女皇”的陳納德將軍。她親自把剛剛煮好的咖啡雙手送到陳的麵前。從陳的表情可知，這位高傲的美國將軍受寵若驚。接著，宋美齡有意地問：
“陳納德將軍，你是中國戰區美國空軍的負責人，自然知道貴國為什麼把駐印度的第十航空隊調往埃及的原因了？”
這真是哪把壺漏專提哪一把，陳納德一聽火冒三丈，憤慨地答說：
“我本是一個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的上尉，像這樣的大事怎麼會和我商量！”
“事先總會通知你吧？”
“用中國人的話說：我在他們眼裏算個老幾！夫人，我到現在還沒接到正式通知呢！”
“這可能嗎？”宋美齡故作十分吃驚的樣子，“假如果真如此，那你如何實施自己空中打擊日軍的戰略計劃呢？”
“這……首先得問我們美國駐華最高軍事長官史迪威將軍了！”
至此，宋美齡的目的達到了。旋即，她又告訴陳納德，蔣介石為了挽回駐印之第十航空隊調往埃及的損失，同時也是為了支持陳的“空中打擊日軍”的計劃，決定於七月一日召開中國戰區軍事會議，並懇請陳納德將軍屆時出席，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對此，陳納德是心領神會的，當即答說：
“我會帶頭向‘醋壇子喬’開炮的！”
“醋壇子喬”是美國軍界——尤其是在華工作的政府官僚與軍事代表團成員背後對史迪威將軍的稱謂。由此可以獲知史迪威的性格以及在美國同事心中的形象。一般說來，“醋意”較濃的男人心胸偏小且狹隘，加之史迪威還有對政敵不設防的弱點，一旦他受騙或事出所料，就必然引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煩惱，結果，“醋意”就更是要大發。由於受這種特定的性格驅使，史迪威和蔣介石、陳納德的關係就陷入惡性循環，終成勢不兩立。此乃後話。
史迪威處於中美關係猝然緊張的矛盾漩渦中，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找羅卓英等人談話，共商實施藍伽計劃。至於蔣介石夫婦在幕後做了哪些手腳，他是不屑一聞也不屑一問的。待到六月三十日夜晚接到通知，要他於七月一日趕到蔣介石官邸出席軍事會議時，他竟然還天真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花生米’是真的醒悟了嗎？……”
七月一日上午，史迪威準時趕到黃山別墅會議室。他發現蔣介石、宋美齡、陳納德、比斯爾、周至柔、毛邦初等人已經按照座次就座，似乎他一到就可以宣布開會了。他和與會者寒暄過後，直奔留給他的空座位上大方地落座，並詫異地自問：
“為什麼與會人員都是中美雙方的空軍指揮官？……”
這是蔣介石夫婦有意安排的。事後，史迪威憤慨地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一切都已經預謀好了。”首先，蔣介石宣布開會，大講特講了一番空戰在中國戰區的特殊地位，旋即打住，有意巡視了一遍與會者的表情，十分嚴肅地問道：
“毛邦初司令，你需要多少架飛機，才能確保中國戰區的製空權？”
毛邦初，為蔣介石原配夫人毛氏族人。他先後就學於黃埔三期、廣州航校二期、蘇聯第二軍事學校。自蘇聯回國不久，即著手籌建杭州筧橋航校，任第一任校長。抗戰爆發以後，他出任空軍少將總指揮，後協助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協調與蘇聯航空人員和美國航空誌願隊的關係，與日軍進行空戰。而陳納德最初來華出任空軍顧問，也是經由毛邦初牽線促成的。他一聽蔣介石點了他的將，當即起身成立正姿勢，像背軍中條例那樣答道：
“報告校長！需要二百架飛機和每月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蔣介石微微點頭，並示意毛邦初落座。接著，他看了看若無其事地抽著煙鬥且目中無人地傲視天花板的陳納德，換了一種口氣詢問道：
“陳納德將軍，隨著你親手組建的誌願隊的解散，你認為需要有多少架飛機才能確保中國戰區的勝利？”
陳納德緩緩地收回視線，把銜在口中的煙鬥取下，以權威的口氣說道：
“至少三百架飛機，和每月不低於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不知何時，史迪威也叼上他喜愛的大煙鬥，其向上翹起的角度高於陳納德，就連吸煙的節奏也遠比陳納德沉著、有風度。有意思的是，他的這些作為完全是不自覺的，絕不影響他聽每個人的發言。待到陳納德講完之後，他恍然醒悟：“啊！二者相加，不恰好是蔣介石向美國要的五百架飛機嗎？”至此，他明白了蔣介石召開這次軍事會議的目的，遂不無蔑視地笑了。
“好吧，現在由我把你們的所需通知華盛頓。同時，我也請大家放心，宋子文外交部長會通過外交途徑施加壓力的。”蔣介石說罷巡視了一遍與會者的表情，遂又看著有意避開視線的史迪威，以將軍的口氣說道，“我還相信，作為我的參謀長，史迪威將軍也會行動起來，如實地告訴他們這些情況的。”
蔣介石終於完成了迂回、包圍的階段，並把主攻方向引向史迪威。
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同情中國戰區的處境的，他作為戰區參謀長，也向美國的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提出了所需要的飛機數字，不僅和蔣介石提的五百架飛機沒有太大的出入，而且還得到了馬歇爾將軍的允諾，就常理而言，雙方如果坦誠交換意見，一定會皆大歡喜的。但是今天，史迪威卻認為蔣介石召集的軍事會議是變相地對他圍攻，並帶有突然襲擊的味道，這就等於砸了史的“醋壇子”，使他從情感上本能地產生了對立情緒。同時，他還認為這是蔣介石向美國索要軍事物資的最低要求。因此，他有意不作正麵回答。待他搞清了“他們現在需要的是P—51或P—47型飛機，再就是P—38型飛機，如此而已”之後，他才以“教師爺”的口吻說道：
“我提醒諸位，你們完全忽視了彈藥、汽油的有限庫存，沒有這些，飛機就變成了一堆廢鐵。”
史迪威的發言引起了爭論。由於發言者的立場不同，都有意使用冷峻的外交辭令攻擊對方。其中陳納德和史迪威用英語辯論把會議推向高潮，而一些不懂英語的與會者卻隻有傻聽傻看的分兒了！宋美齡和蔣介石交換了個眼色，示意大家安靜，遂嚴厲地對史迪威說了這句史有記載的話：
“我們不想討論此事，怎麼辦到那是你的事。”
“我同意夫人的意見。”蔣介石唯恐史迪威起而反對，忙宣布，“現在休會一刻鍾。”
與會者聞聲相繼起身離席，井然有序地走進了休息室。而原本爭吵激烈的會議室就剩下宋美齡和史迪威兩個人了，史迪威擔心自己在宋美齡麵前辦出蠢事——隨聲允諾對方所求之事，遂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
“史迪威將軍，”宋美齡搶先一步笑著說道，“我們二人單獨用英語談談好嗎？”
史迪威無法脫身了，隻好違心地坐在原處抽著煙鬥聽“皇後夫人”訓導。
宋美齡以東方傳統友誼為手段，向史迪威發動了人情攻擊，很快就彌合了近幾天來的所謂感情鴻溝，旋即又用開玩笑的口吻說道：
“在英國人看來，史迪威將軍是半個中國人，今天，我作為委員長的夫人，則要求史迪威將軍做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人，可以嗎？”
史迪威是很不善外交辭令的，尤其是在他仰慕的女性麵前，作為將軍的雄風會蕩然無存。再者，他對宋美齡的邀談存有戒心，故作愕然狀說道：
“我不明白夫人說這番話的意思。”
“意思是簡單的。你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自應為委員長分憂解愁嘛！”宋美齡說到此處莞爾一笑，“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禍福相依、榮辱與共吧。”
史迪威仍未品出宋美齡的話意，僅是微微地點點頭，以示願繼續受訓教。
“這不僅決定了你和委員長的關係，而且也很自然地要求你急中國戰區之所急。”
接著，宋美齡對史迪威提出了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完全的中國人的標準，用史迪威事後的話說：“我得做一個中國人，當一個根據他們的意願，並經她同意在一切事情上向美國遊說的傀儡。”最後，宋美齡肅然正色，十分鄭重地說了下邊這段話：
“一旦你與大元帥建立起一種良好的關係，我就動身去美國，我們將會看到你成為一個完美的將軍。”
史迪威完全明白了宋美齡邀他談話的真實目的，故做認真的樣子問道：
“我將成為一個怎樣完美的將軍呢？”
“我保證讓你成為一名四星上將。”
這就是史迪威在日記上寫的：“蔣夫人在會議休息時幹了件很糟的事。”史認為“這是企圖對他行賄，以換取他同意中國的各種要求”。對此，他憤慨地在日記上寫了這樣一句話：
“見他們的鬼！”
宋美齡的伎倆失敗之後，蔣介石就采取了圖窮匕首見的策略，取出預先準備好的“手諭一紙”，非常嚴厲地命令道：
“史迪威將軍，這是維持中國戰區之最低三項需要，請你編入作戰計劃之內，俾便與美政府洽商。”
史迪威很不情願地接過這紙手諭，當眾雙手捧讀，全文如下：
一、請美國於八、九月間調陸軍三師到印，協助中國軍隊恢複緬甸交通線；
二、自八月起應經常保持中國戰區第一線飛機五百架；
三、自八月起每月應保持中印空運五千噸之數量。
史迪威剛剛看完全文，蔣介石又十分嚴厲地補充道：
“請轉告貴國政府，如果這些最低要求得不到滿足，我們就被迫取消中國戰區，重新調整中國的立場，並作出其他的安排。”
“委員長的意思是，時下親日活動十分活躍，”宋美齡忙又補充，“為了確保中國戰區抵禦日軍的入侵，最好美國政府寫一讚同中國戰區三項最低要求的信。”
史迪威看完所謂三項最低要求，又聽了蔣介石夫婦咄咄逼人的發言，真是感慨良多啊！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他當時的真情實感：
中國有一位朋友——美國，一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由於我們對意外發生的危機準備不足，中國人就攻擊我們不多做些事情。他們帶著威脅和指責離去，得到了總統和參謀總長的道歉。現在，他們又由於重轟炸機被調往埃及而大發雷霆，提出了“三項最低要求”……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他們卻如此愚蠢，以為我們會答應。另一種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他們將“作出其他安排”。“中國沒有外援無法再打下去”，“親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們試圖嚇唬我們……
蔣夫人想要我轉送關於澄清五百架飛機一項要求的公文，並加上我的推薦，還要我將信件的要點告訴她。
至此，史迪威已經沒有退路了，他也或許被這預謀好的事件激怒了，當即鄭重聲明：
“這是大元帥給總統的最後通牒，超出了我的職權，不能代為轉呈！”
“請問你的職權是什麼？”
“我借此機會再向大元帥闡明我的身份，”史迪威嚴肅地瞪著就要震怒的蔣介石，“一是大元帥的參謀長；二是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其職權超出中國之外；三是戰爭委員會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維護美國的政策；四是負責租借物資事務的總統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維護美國利益的美國軍官。”
……
十六
史迪威一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再是他性格中的“醋意”借此發酵起了作用，使他當眾和蔣介石較起了真兒，把本來就相當激化的矛盾搞得越發尖銳、複雜了！對此，親台學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記評：
但兩日之後，另一風暴忽起。先是中航公司由中國租借法案內得到運輸機多架，委員長命其提出兩架交與航空委員會應用，史迪威拒之。七月二日，蔣夫人在審查五百架飛機計劃席上，請史迪威對於委員長有無處理中國租借物資之權，表示意見，史氏當日具一備忘錄，表示其權限與地位，其內容如下：
一、本人係出席中國任何軍事會議之美國代表……在上述軍事會議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概不使用。
二、本人負責及管理租借器材，並決定移轉其所有權之地點與時間；俟所有權移轉之後，委員長乃有處分此項器材管理之權。本人此種行動，係以總統代表資格執行之。
三、本人參謀長之職責……並不包括獲取器材在內……
四、本人基本地位，為保持美國之利益。
蔣介石看了這份措辭強硬的備忘錄，怒火從胸中猝然點燃。他為了驗證史迪威使華的全部職責範圍，立即調閱了有關中美關係的外交文件，就像是一個學究似的希望從字裏行間找岔子、做文章。多年之後，梁敬先生為其捉刀代筆，寫了如下這段話：
此備忘錄之說明，實甚牽強附會。第一，史迪威之權限，係以一九四二年一月，宋（子文）史（汀生）交換函件為根據。該交換函件中，關於租借器材處理之敘述，與備忘錄不同。交換函件上，史迪威隻有監督管理租借物資之權，而無決定移轉所有權之地點與時間之一項；此項權限，係軍火分配委員會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所自添，而此新添，則未經宋子文之同意。第二，交換函件內之美軍代表，係指出席聯合軍事會議，而此會議，則自始並未成立，故史迪威之美軍代表等於虛設，從而史迪威所雲代表出席軍事會議時，其他地位概不適用一語，不啻對於中國措施有妨害美國利益之暗示。第三，美政府賦予史迪威之任務，為“增高中國作戰之能力”，如不包括獲取租借器材，則中國作戰能力，何由增進？
故此備忘錄措辭之傲睨，猶其餘事。故委員長閱後，立以事件情形電告宋子文，令其轉達美政府。
蔣介石對美策略是建立在以退為進，或曰以所謂友誼換取美國政府的同情，借以獲得更多的美援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在保衛緬甸的戰爭中，不得不違心地讚同史迪威的進攻戰略。最近，中美之間突發的事件給了他一種新的外交啟示：單講“退”是“進”不了的，而且還會給對方造成軟弱可欺的錯覺。為此，他毅然決定冷淡史迪威，進而造成欲要遠離美國的姿態，迫使美國主動采取修好的措施。唯有出現這種局麵，他認為自己再向美國開價才是有分量的。
也就是在這種特殊心理的驅使下，蔣介石第一次萌發了辭退史迪威的念頭。但是他考慮再三，認為時下條件不成熟，且又自負地認為略施小計就可迫使史迪威就範，所以，宋子文來電征詢“是否尚擬留其（史迪威）繼續供職”時，蔣介石複告：“暫時不必表示”，“益也望美政府自動召回之也”。
也就是在史迪威轉呈備忘錄這一天——七月三日，宋美齡也一改溫文爾雅的儀態，再次向史迪威發動了討伐。請看史迪威的日記中有關的記述：
皇後夫人（宋美齡）打電話要我給華盛頓寫報告……她在電話中大發脾氣，開始責罵我。於是我說我願去見她。她讓我一直等到董顯光到來；她把陳珍珠（宋美齡的秘書）叫來，記錄下來我說的每句話。簡直像瘋狂的魔鬼。她抽了一個響鞭，但小醜沒有應聲跑出來。她要把我的所作所為向蔣介石報告。我的立場是：整個事情是個圈套，這不過是澄清三項最低要求中第二項的問題，因此作出評論超出了我的職權範圍，除非我的政府要我這樣做。
史迪威或許是過分敬慕宋美齡的風采，也或許是要在女士麵前保持美國男人傳統的紳士風度，他對宋美齡的越禮行為始終是非常寬容的。就說這次宋美齡怒而點撥他：“作為參謀長，你不是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嗎？”他依然是平心靜氣地與之交談：
“我向她解釋怎樣才能使計劃與運輸線協調起來，經駝峰運輸五千噸物資的必備條件是：三百零四架飛機，二百七十五名機組人員，三千四百名地勤人員，空運線兩端各有五座機場，每個機場能夠容納五十架運輸機。這樣，她才開了一點竅……我告訴她我認為大元帥需要的是一名戰士，而不是一枚橡皮圖章或傳聲筒。我還告訴她，一旦出現缺乏信任的征兆，我想回國去。”
史迪威並不在乎蔣介石對他是熱還是冷，因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權力——尤其是租借物資控製權足以使蔣介石改變態度。但是，他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駐華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慮蔣介石——實際上也是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如果外界傳言中的“寧渝合流”即汪精衛和蔣介石重新握手言好真的變成現實，那他對於自己的祖國乃至於對二戰中的所有同盟國都是失職。另外，他作為一名肩負重責的軍人，更看重的是近百萬侵華日軍的動向。他清楚這樣多的侵華日軍一旦揮師南下，東南亞諸國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就等於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戰的美國海軍、陸軍就要多付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犧牲。因此，他越發地感到把日本軍隊“在中國拖住”的戰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觸摸到蔣介石的真實態度呢？他決定拜訪老朋友——美國駐華大使高斯。
高斯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中國通”，又是一位資深的外交家。加之他性格內向，不輕易說“是”和“不是”，給人一種冷麵判官的印象。他不讚成蔣介石獨裁，更是反對蔣氏的專橫，或許因為他在中國待的時間較長，且對東方治國之術有所研究，他對蔣氏靠軍隊與權謀維持一個腐敗的政權更是深惡痛絕！實事求是地說，美國在製訂對華政策的時候，也包括高斯對蔣氏政權的看法。就說時下史迪威和蔣介石鬧得僵持不下的局麵，也早在高斯的預料之中。所以，他一見來訪的史迪威就坦言相告：
“喬，你的一切麻煩蓋源於《租借法案》。”
所謂《租借法案》，是關於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未正式向德意日宣戰之前，向同法西斯作戰的同盟國借貸或出租武器、彈藥、戰略原材料、糧食和其他物資的法案。英國、蘇聯等國根據這一法案，自美國得到了它們所需要的軍用物資。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歐洲擴大到了亞洲和太平洋，同盟國遂決定設立軍火分配委員會。由於英國和蘇聯等國阻遏，中國無代表參與軍火分配委員會。換言之，中國在獲得美國軍用物資方麵受到歧視。為此，蔣介石給羅斯福發電呼籲：
就最近審察，予深覺須向羅斯福坦白聲明，望羅斯福不致誤會，美國對於中國參加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及軍火分配委員會之態度，是否與待遇其他國家相同？予正日向此間國人為美國辯護，謂羅斯福乃中國最親摯之朋友，故中國亦宜報以最忠實之友誼。予曾許美國軍官統帥中國軍隊，且有時違背自己之見解，以擁護美政府之政策。予之為此，無非欲盡盟邦戰事上共同之貢獻，然英國與蘇聯，則似欠此合作精神，伊等重視一國之私利，遠在於共同之精益。
如果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與物資分配之機構不能擴大，使中國得以參加，則中國在此戰爭中，隻是一種工具而已。
甘地告予謂英美對於東方民族，總未嚐以平等相待。英美迄今不許中國參加C。C。S（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是一例。我們在作戰中所受之遭遇已經如此，則在戰後和平會議上，又當如何？
羅斯福接電審讀，對中國參加軍火分配委員會雖欲允行，但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於四月二十七日向馬歇爾提起此事時，“馬歇爾竟完全婉拒”。不但如此，“該委員會於五月十一日又自定新辦法，指定史迪威為中國租借物資之收受人，予以‘何時分配’及‘交與何處’之特權”。換言之，“中國政府向軍火分配委員會申請之租借器材，必待史迪威製出接受方案與時間，始肯審度”。在蔣介石等看來，“史迪威操此大權，則遇未經其同意之申請，每不製具方案，使我申請或葬送於無形，或停滯於不可究詰”。這就是蔣介石對史迪威由敬而惡的根本所在。
史迪威十分清楚：英國和蘇聯等國租借美國的軍火物資是有獨立支配權的，與中國兩相對照，上述行為是明目張膽地歧視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有氣不敢對美國政府發泄的蔣介石，把史當成出氣筒也是情理中事。想到這些，史迪威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遂又問高斯：
“你說該怎麼辦呢？”
“簡單。”高斯突然以美國人的幽默近似調侃地說道，“你給羅斯福、馬歇爾發電，建議把套在蔣介石頭上的緊箍咒拿掉，讓中國享受和英國、蘇聯同等待遇。”
“不要忘了，閣下是始作俑者之一。”史迪威反以調侃的口吻說道，“一旦拿掉了蔣介石頭上的緊箍咒，他會拿著我們美國的錢、武器去做什麼呢？”
“放心。”高斯清楚史迪威來訪的原因，遂開門見山地說道，“他不會和汪精衛修好，更不會和日本人講和。”
“為什麼？”
“你比我還清楚！如果說汪精衛是因為投靠日本人得以生存的，那麼他蔣某人呢？我認為他一是靠高舉抗日大旗，再是靠巧妙地向我們美國要錢、要武器，方得以維持他的政權的。一旦他丟了這些……”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價值。”
高斯讚同地點了點頭。
“這就更堅定了我的看法：傳說日本使者和南京方麵的代表已到重慶，準備就和平條件進行談判，這完全是蔣某人進行訛詐的陰謀。”
“對！他想從我們美國得到的東西太多了，而與日本人講和，則有百害而無一利。”
“他向我們美國要這樣多的東西幹什麼呢？”
“一是中飽四大家族的私囊，再是積聚軍事力量，等抗戰勝利後和共產黨爭天下。”
史迪威對共產主義並無好感，但由於他在中國的朋友——知名的美國記者埃得加.斯諾、史沫特萊、安娜.魯易絲.史特朗等人和中國共產黨多有接觸，他對中國共產黨人也並無惡感。誠如前文所述，他早在武漢任職期間，就曾禮節性地拜訪過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中共領袖人物，對他們的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為軍人，十分讚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堅持在敵後抗戰，這又和他熟悉的國民黨軍隊形成了鮮明對照。為此，他經常發出這樣天真的自問：“蔣介石為什麼不和共產黨八路軍一塊抗日呢？”今天，當他聽說蔣介石囤積美國的軍火物資，是要“等抗戰勝利後和共產黨爭天下”以後，就萌動了和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謀麵的念頭。可是，他擔心蔣介石會借此攻擊他勾結共產黨人，遂又打消了親訪周恩來的念頭。最後，他決定派自己的心腹戴維斯代行拜會周恩來，聽一聽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看法。
約翰.戴維斯於一九○八年生於四川的嘉定（今四川樂山縣）。四年後舉家遷往成都。其父是美國傳教士，除擔任神職而外，還在華西大學教課。約翰.戴維斯就在這個風景如畫的“天府之國”長大，並在這裏接受小學和中學的教育。後來，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成為司徒雷登的得意門生，不久，返回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並於一九三一年考取駐外外交官。由於他精通漢語，熟悉中國西南諸省的人情民俗，被派往雲南省昆明擔任領事。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他被調往武漢。也就是在這期間，他不僅和史迪威結為好友，還和周恩來等共產黨領袖人物時有交往——當然是為了搜集中國有關諸方麵的情報。珍珠港事件猝發之後，史迪威就任使華要職不久，他又成了史迪威使華班子中的政治顧問。當時，在中國工作的美國人有句玩笑話：“戴維斯是史迪威政府中的國務卿。”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見戴維斯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自然，在史迪威和蔣介石猝起的衝突中，身為“國務卿”的戴維斯也必然貢獻了自己的全部智慧。據美方和中國台灣方麵已公布的史料可知，就在七月一日蔣介石密謀圍攻史迪威那次會議的前兩天——六月二十九日，戴維斯借口去醫院探望生病的周恩來，二人已經進行了一次長談。有關這次晤談的詳情，諸方均未公布，隻有梁敬先生的專著《史迪威事件》一書中有如下扼要的內容：
訪周恩來於醫院，周謂，蔣將與日講和，又雲，如伊得蔣許可，願率兵援緬，並受史迪威指揮。
戴維斯作為美國駐華的戰略情報人員，自然知道蔣介石從未間斷和日本秘密來往，而轟動一時的所謂“桐計劃”——日、蔣、汪三方攜手的“和平計劃”，也難以瞞過政治嗅覺極靈的戴維斯；至於日本通過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師——司徒雷登進行所謂“日中親善”活動，他也必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來此見的——“蔣將與日講和”。但是，蔣介石與日講和之舉是真還是假，甚至是否像中國古之名言所雲：“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由於此行的借口是探視病人周恩來，看來二人未及深談。
史迪威在緬甸吃夠了蔣介石橫加幹涉的苦頭，使他不得不使用“‘花生米’是個卑鄙的人”這種難聽的字眼形容他的上司蔣介石。而今，周恩來竟然主動提出：如“得蔣許可，願率兵援緬，並受史迪威指揮”。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加深了對蔣介石的憎恨。時下，他最關心的是蔣介石下一步的動向，所以，他對戴維斯再三叮囑：
“再訪周恩來先生的時候，主要聽聽他對這方麵的看法和意見。”
周恩來自打西渡勤工儉學歸來，出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開始，和蔣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們二人沒有什麼不解的私怨，有的隻是永遠難以彌合的政治歧見。蔣介石一生，乃至於他的公子蔣經國先生也從不攻擊周恩來的人格和品德，這說明他們二人之間是彼此了解尊重的。另外，周恩來作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僅能從山城重慶這個小舞台觀出全球的政治風雨，而且還能從全球政治風雨中看出蔣介石心路曆程的真正軌跡。對此，美國學者塔思曼根據美國檔案撰寫了如下這段記評：
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人員（戴維斯）為此拜訪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為，根本不存在單獨講和的危險，“抗日已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買賣，因為這樣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來還說，國民黨官員以善於運用外交手腕，撥弄美國的神經而感到自豪，他們在上海與日本人保持聯係，“目的就在於對華盛頓進行恫嚇”。
有意思的是，自視公允的親台學者梁敬先生卻對此視而不錄。他在記錄七月五日戴維斯造訪周恩來的談話內容的時候，僅摘要記了如下這樣一段話：
訪周恩來、宋慶齡，周言：國共關係惡劣，政府以四十四萬一千人之兵力圍困中共，對日不肯積極作戰，保持實力，以備另用。
我們從這段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來講話的用意：提請美國注意，租借給蔣介石的軍火物資並未用在抗日上。相反，蔣從近處著想，政府以四十四萬一千人之兵力圍困中共；蔣從長遠著想，保持實力，以備另用。把話說白了，也就是蔣介石要等抗戰勝利之後，集中全力和中國共產黨爭天下，結論是：
“美國給蔣介石的軍火物資越多，未來中國人民就越飽受內戰之苦。”
戴維斯或許是認為七月五日訪問周恩來談得不夠盡興，也或許是認為有些疑點需要進一步探究，遂於七月十日又三訪周恩來。
聰明的周恩來認為應當讓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決策者知道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情況了，唯有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方是較為公正與全麵的。所以，他向戴維斯作了全麵的介紹。對此，梁敬先生在其專著中作了如下簡記：
訪周恩來，周謂中共（第十八集團軍）現有兵力五十至六十萬人，有槍一百萬杆，在華北、山東及揚子江流域以北，皆自置邊區，如日本攻蘇，中共將請求攻日，並向美英蘇請予軍械。蔣曾告白崇禧：中國政策在保存實力。中國要求先打日本，將使德國戰勝蘇聯，然此正是重慶當權派之希望。
戴維斯如實向史迪威作了彙報，並向史貢獻了自己對蔣的意見。
史迪威在作了周密的調查之後，認定蔣介石如此而為是一種“訛詐”。所以，他籲請高斯大使電告美國政府之後，遂又我行我素地籌劃他的藍伽計劃。
但是，性格倔強的蔣介石不予理睬，致使藍伽計劃無從實施。更使史迪威深感憤慨的是，“自史迪威以備忘錄說明其來華之地位與權限之後，委員長即不複召見”，如“其七月二日、五日關於注意昆明防務之報告，與七月七日、十八日收複緬甸之建議，委員長亦隻交主管機關核複，不予直接批答”。
史迪威哪是受這等氣的美國將領，遂“以訓練中國軍隊進行濡滯為由”，密電馬歇爾將軍，建議與蔣介石攤牌。其電曰：
為尋求此後處理事務得有準繩起見，我提議軍部應請羅斯福總統將下列意旨通告蔣介石，如該意旨經其接受，此後我們任務將有真正之成效……如遭彼拒絕，則亦不至妨及美國對日之戰事，因國民黨不至冒自殺之危險與日本講和也。
我們必須於此際將蔣介石拴住……否則，蔣將永不就範。今假定本年年底攻緬，則下列諸點，必須辦理：
一、總司令須即派定，並須予以組訓與監督補給物資器械之全權；
二、作戰單位必須早日集中雲南，其組織與訓練，亦應立刻開始；
三、總司令須有解除中國軍官職務之權；
四、各部隊師級單位，皆須設置美國教練軍官；
五、未經教練處推薦之中國軍官，皆應解職；
六、陳納德之延譽宣傳，必須停止。
上列諸點如不得蔣之承諾，則吾人應采下列各步驟：
一、調回在華軍事人員；
二、撤出第十路空軍；
三、解散在華軍事教官；
四、停止華軍裝備；
五、所有在印之援華軍械移與美國。
美國軍部相繼收到了蔣介石企圖剝奪史迪威對租借物資控製權的電文，以及史迪威強烈要求和蔣介石攤牌的電文，一並呈羅斯福總統裁奪。“總統指示馬歇爾起草回電，馬歇爾非常清楚，租借物資是史迪威手中的唯一的一張牌。總統在回電時又斷然拒絕分散史迪威的職權，毫不含糊地聲明，史迪威必須首先對美國負責”，並在電文中明確答複蔣介石：“史迪威將軍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來行使職權是不實際的。”羅斯福閱過馬歇爾起草的回電，又提筆在電文上補充道：“任何繼任者，都具有與他相等的權力。”
此電稿由麥克萊次長持示宋子文。
美國學者宣稱：宋子文“在把這封信轉交委員長之前，對其全文和語言都作了修改，而與此同時，馬歇爾卻向史迪威發去了一份原件副本，這樣，史迪威看見的是自己的地位被再次確定，而蔣介石得出的卻是另外一個結論。在這以後的幾個星期裏，他倆一直就爭執不下，互相的不滿不斷加深，直到弄清了真相。蔣介石見到原信內容時，其受侮辱之感是可以想見的。他又演出了一場要取消中國戰區的鬧劇，以示抗議”。
對此，台灣方麵公布的史料卻是這樣寫的：
“子文恐此電傷及中美感情，且信非總統本意，遂持電稿麵謁羅總統，詳告經過。羅斯福乃雲：一、史迪威職權中，代表美國出席在渝國際會議一項，現在並無此類會議，事實上形同虛設。二、嗣後租借法案事，君代表蔣委員長，霍泊金（即霍普金斯）代表我，在華盛頓共同商定，則史迪威事實上即是專任參謀長而已。三、如委員長仍以未妥，則我當更換之；唯幹練之軍官甚難另覓，俟霍泊金、馬歇爾返美（時在英國）時再定。”
明眼人一看即知，羅斯福依然沒有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中國有權自由支配租借物資。因此，親台學者梁敬先生又把責任由史迪威移到美國軍部身上。請看如下評論：
羅斯福當年，實無利用其軍事代表控製援華租借物資之用心，而軍部則有借此控製援華物資之行動。三月二十日所給史迪威在印接受援華物資之命令，使其負有決定援華物資何日交付何地之責任，即將援華物資之接受人，由“中國”易為“美軍代表”。在美軍代表未決定向何地在何時交付以前，此物資之主權仍屬美國，美國可以隨時移撥或退回或拒付，於是前此“不經中國政府同意不得移撥”之迭次諾言，經此單麵規定遂至勾銷。此乃美國軍部職員利用行政技術，變更其總統對華政策之一種手段，此種辦法若不修改，雖百換史迪威，亦複何補？美軍部戰史，謂史迪威受華府命令，不得不執行其分配物資之責任，歸咎於史，實失公平。此言雖辯，然美軍部自始即不應以片麵獨斷之手段製此辦法，致使中國不能獲得平等之待遇，則實咎有攸歸。
羅斯福總統是美國最高的決策人，作為參謀總長的馬歇爾將軍豈敢越權行事，就常理而言，馬歇爾將軍代羅斯福草擬的電文，必經總統閱後簽發，存檔備案。況且，誠如前文所述，羅斯福閱過馬歇爾起草的回電，又提筆在電文上補充道：“任何繼任者，都具有與他相等的權力。”故梁敬先生的上述見解不是缺乏常識，也實屬一廂情願之見。話又說回來，羅斯福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偉大的政治戰略家，他決不讚同史迪威因此而和蔣介石攤牌，進而逼蔣就範的簡單做法。因為他清楚，如此而為，不僅會幹擾亞洲戰場順利發展，而且也有悖於他對戰後中國作為一大強國立於世界的戰略期望。如何解決這一棘手的難題呢？他陷入了思索與籌劃中！
恰在這時，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自稱十分了解中國情勢的居裏先生來到總統官邸，毛遂自薦，願作為總統的私人顧問和代表飛赴重慶，調解中美之間因租借物資管理法出現的矛盾。羅斯福聽後愁顏頓釋，當即批準了居裏的中國之行。
……
十七
勞克林.居裏（一譯為柯裏）是一位個子矮小，但有自負可以彌補身高不足的美國人。他和羅斯福總統私交不錯，對中國事務非常熱心。為此，一九四○年春天，他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過多次會晤。自那以後，他一直在華盛頓主管美國援華租借物資。有意思的是，他不讚成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以中國采取行動為條件。他曾公開對馬歇爾將軍說過這樣一句話：
“考慮到中國必須依靠我們才能不斷得到援助，所以不必擔心將來會發生他們不合作的麻煩。”
居裏此次使華的任務是什麼呢？從他和蔣介石等人未來舉行的會談內容可知，羅斯福總統對他的授權是：
一、印度獨立問題；
二、改善中美、中蘇關係；
三、戰後土地分配與國際政府；
四、中美外交摩擦原因；
五、租借器材所有權轉讓問題；
六、三路反攻日本計劃；
七、美軍部不滿宋子文、美輿論批評中國政治等問題。
蔣介石對勞克林.居裏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特使來華是十分看重的。他根據傳統的縱橫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國經驗認為：勞克林.居裏是羅斯福總統的禦命全權欽差大臣，他即使無權在華處理有關事宜，但他在華所獲得的方方麵麵的情報，也必然成為羅斯福總統對華決策的依據。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齡破格歡迎居裏的到來。但在熱情地擁抱、頻頻地碰杯過後，蔣介石夫婦和居裏都摘掉了微笑的外交麵紗，正襟危坐在會談桌的兩邊，開始了正式會談。
蔣介石是一位十分會抓主要矛盾的大謀略家。他清楚勞克林.居裏使華的使命是多方麵的，但他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中美雙方對於租借物資的權限，而時下解決該項權限問題的核心則又是史迪威的去留。因此，在會談開始之前，他就通過不同的渠道，調動作用各異的“射手”，以史迪威為靶子，相繼射出了密集的明槍和暗箭，妄圖采用先下手為強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於死地。而在正式會談開始之後，他又故作大國領袖的姿態，若無其事地傾聽居裏的發言。
客觀地說，居裏與史迪威在本國內並無多少交往，自然，他對史迪威也不會有明顯的好惡之感。他就像是任何一位美國使華的外交官員那樣，首要的任務是維護美國的利益以及在華美國人的尊嚴。所以會談一開始，他就針對蔣介石對史迪威的責難，鄭重而全麵地作了如下答辯：
“史迪威軍事聲望甚高，為馬歇爾最親信之人員，如無在華必要，馬歇爾可將其調派他處服務。史迪威雙重任務，與其管理租借物資權限，皆曾經宋子文與史汀生所商定，有交換函件可據。宋子文不將史（汀生）宋交換函件報明，又不將羅斯福總統七月三日支持史迪威之電文轉呈委員長，皆非史氏（史迪威）之咎；至史迪威不將委員長五百架飛機之要求，轉向華盛頓申請，又不肯將中航公司飛機兩架，撥歸航空委員會使用，亦皆有其理由。今三星期不蒙召謁，數次上書又不獲答，伊本是急功好動之人，深感鬱悶，對外不免怨望。現似隻有三種補救辦法：一、將其調回美國；二、取消其雙重任務；三、在所擬作戰計劃中，明定其地位與權限。”
居裏這篇答辯書，不僅為史迪威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洗白，同時也以主動進擊的姿態把球踢給了對方。
蔣介石或許是對居裏使華企望太高的緣故，聽了居裏這振振有詞的答辯之後，胸中猝起的怒火燒得他坐立不安。尤其當他聽到居裏責難宋子文越權行事，造成中美關係緊張的那段話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好不自然，唯有暗自大罵宋子文授美國人以柄！但是，他畢竟是一位民族自尊感很強的政治家，懂得在外國人麵前“護短”，因而他有意避開了宋子文使美的功過這一要害問題。接著，他親自披掛上陣，對史迪威展開了全麵的“圍剿”。請看親台學者梁敬先生的有關記述：
“委員長謂：一、史迪威之雙重任務，我不反對，但伊為我之參謀長，總是我之幕僚，而伊對我動輒以總統代表自居，又來函謂伊行使總統代表職務，所有在華其他地位皆不適用，使我不知應以何種身份相待，故寧可少與見麵；二、我認為美國代表團來華任務，應為改進中國陸軍，組織中國空軍，增進中國作戰力量，而伊到後對此皆未注意，伊總以為中國本無空軍，縱得軍事器材亦不能為有效之運用；三、緬甸之役，我命第五、第六兩軍入緬助戰，伊不喜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遂不肯以其統轄之第十路空軍助杜作戰……緬戰失利時，伊與羅卓英不遵我之指示，連向密支那撤退，使我數萬大軍飽受凍餒，死亡逾千；四、伊令殘軍退入印度，事前並未向我請示，其個人於離軍赴印之後，又控報羅卓英棄隊逃往保山；五、伊謂我對前方將領頒發指示，係幹涉伊之職掌，但我之指示……皆曾飭令前線將領，送伊閱看，並無隱加掣肘之意；六、至於申請五百架飛機之事，伊不遵令申請，又不將不能申請之事由，向我報告……總之，我請美國推薦聯軍參謀長，自始即無借是獵取美國物資之意，此點望君報明羅斯福總統。至於史迪威應否調回，則係美政府之事，我決不表示意見。在史迪威身份未表明以前，我覺得不便與之見麵，伊如有商討租借器材之事，可與何應欽等接洽。”
居裏和蔣介石對史迪威問題都亮明了各自的觀點，似難統一。為此，居裏與蔣介石連續進行了七次會談。居裏為折服蔣介石，遂采取了如下三種策略：
一、為史迪威答疑解圍。如“居裏對於史迪威何以不將調軍入印之決定，先向委員長請示，又何以下令調兵入印之後，複自否認，均不能代為答複；而對於史迪威於拒絕五百架飛機申請之後，不將拒絕理由向委員長報告，則認為不合”。
二、聲明史迪威的心是向著中國的。居裏舉例說明“史迪威熱心華事，嚐自動迭向馬歇爾要求派兵三個師來緬助戰，為馬歇爾所斥責。最近伊曾擬出三路攻日計劃，以配合太平洋上之對日攻勢，故如於此際更換史迪威，則中國將有四大不利：（一）延誤三路攻勢計劃之實行；（二）影響中美親睦之外交；（三）繼任新人未必便能勝過舊人；（四）而善後辦法又非俟本人返美麵向各方陳述，不能使美方徹底了解此間之困難。委員長答謂此事本無立即解決之必要。居裏乃提議在過渡期中，準史迪威赴印視察英緬軍隊擔任三路攻日之能力，與中國在印軍隊之教練，委員長許之”。
三、借攻擊宋子文使美，平衡史迪威使華。居裏清楚宋子文於蔣氏政權的作用，更知道宋子文在美國各界的特殊地位，如果蔣丟失宋，就等於失去了一位代他向美國討要軍火物資的外交高手。所以，居裏於會談中再三強調美國軍界要人——尤其是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陸軍部長史汀生對宋子文極為不滿，認為宋是造成中美外交不睦的主要原因，曾要求羅斯福總統致電中國調回宋子文。
蔣介石對於居裏使華的企望無一實現，真是令他失望極了！但是，他作為政治家審時度勢，清楚地知道是到了麵對現實和當機立斷的時候了。為此，他和夫人宋美齡度過數個不眠之夜，共商對策。最後，他們終於清醒地看到了這樣的未來：
一、蔣介石無論向居裏施加多少壓力，美國也不會放棄“管理租借物資權限”。為此而把中美關係鬧僵，受損失最大的還是蔣記政權。
二、史迪威使華的雙重任務——管理租借物資和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也是無法改變的。美國政府可以應蔣介石之請調回史迪威，但誰來繼任史迪威遺留下來的空缺呢？這是美國人的事。待到他們夫婦想到將由馬歇爾、史汀生這些軍界大亨決定新的使華人選時，很自然地會想到這種可能：“說不定新的繼任者還不如史迪威呢！”
三、蔣介石堅持調回史迪威，必然要激化和美國軍部的矛盾。結果，不僅援華的軍火物資受損，而且馬歇爾將軍有可能向羅斯福總統施加壓力，請蔣介石調回宋子文。在蔣氏的棋盤上是史迪威重要，還是宋子文重要？他自然看重的是後者。
這就是製約蔣介石難於在居裏麵前公然與史迪威決裂的原因所在。
史迪威通過來自美國軍部的消息，知道居裏此次使華不會給他帶來福音。但是，他作為一名愛惜自己榮譽的軍人，收複緬甸、雪恥報仇的信念一直在推動著他，使他想在戰敗的廢墟上創造奇跡。同時，他還堅信美國有著巨大的討價還價的威力，能迫使中國同意改革軍隊，克服政治上的障礙，為他在緬甸創造奇跡提供條件。所以，他依然寄希望於居裏的重慶之行能迫使蔣介石讓步，同意他精心籌劃的藍伽計劃。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在居裏和蔣介石會談期間，他再次給蔣介石轉呈了一份備忘錄，為促使蔣氏和自己采取統一行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在他的想象中，蔣介石看在居裏的麵子上也會召見他，即使不能達到和諧如初的效果，起碼也能把業已存在的分歧當麵講個清楚。
在蔣介石看來，有意冷淡史迪威是一種製服史迪威的策略，同時也是加強和居裏談判效果的有力砝碼。所以，他仍舊不會理睬史迪威的會麵請求，甚至居裏對此發出責問時，蔣氏依然故我。這就極大地激怒了史迪威！但他因為見不到蔣介石，連發怒都失去了對象。怎麼辦？他隻好借給妻子寫信發泄滿腹的憤怒：
這是我至今所從事的最枯燥無味的工作。我試圖勸導和說服的人，是一個頑固、無知、滿腦子偏見和自負的暴君……
馬歇爾將軍或許擔心居裏作出違背美國政策的承諾，並進而對史迪威構成壓力，遂在居裏與蔣介石會談期間，給史迪威發來了一通長電。史迪威閱後大喜過望，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的真實心情：
馬歇爾來了長電。蔣介石打電話給宋子文，說我打電報給美軍參謀部拒絕轉讓兩架運輸機。一派胡言。還有，蔣介石不得不向我請求得到已經交付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又是一番謊話……有的雜種總想讓我丟臉。蔣介石說了一大通廢話，什麼我不能有雙重身份，還有我所處的地位能夠對他的命令置之不理。很顯然，他以為他對我這個參謀長發話要五千輛坦克，我就得搞到。羅斯福回敬了他，告訴他根據法律，我是總統的代表，有著與參謀長不同的身份……他指責說我宣稱作為總統代表，我有權監督和控製已經交付中國的租借物資，另一方麵我卻拒絕采購用於打擊共同敵人的彈藥。我的觀點是，作為參謀長，我不能被命令去找物資……宋子文正在那裏向美國政府大肆遊說（正是因為這一緣故，在過去的一周裏他們無視我的存在）。
不久，馬歇爾又來電告知史迪威，羅斯福總統發給蔣介石的支持史迪威的那份電文被宋子文扣發了。史迪威閱後愕然，大罵宋子文是“該死的白癡”。他按照一般正常行事的規則還發出這樣的驚歎：“他（宋子文）不知道會吃苦頭嗎？他會被叫去狠狠地訓斥一頓、丟官免職的。”由此他還得出這樣的結論：“像他這樣級別的官員竟扣留了弗蘭克（羅斯福）給‘花生米’的如此重要的信件，我對自己的失寵就不感到驚訝了！”他深知這件事的重要，主動“找到居裏，把事情詳細地告訴了他”。史的目的是單純的，他認為居裏作為總統私人代表“將向弗蘭克爭取到解除禁令的許可”：“那樣我就一身清白，職權明確了。”
這也就是居裏與蔣介石會談時維護美國利益的政治依據。
史迪威對於居裏為自己“仗義執言”是抱有好感的。但是，他在和居裏第一次晤談時這位總統私人代表就明確告知他，他所希望的美國政府向中國戰區派出美軍參加收複緬甸戰役和蔣介石要求的美國派出三個師的美軍都被否決了，因為這直接違背了“歐洲第一”的戰略。把話說白了，美國在中國戰區的義務是：美國出槍出炮，武裝中國軍隊抗擊日本入侵。自然，居裏不便明講，而向蔣介石解釋的理由又是如此的可笑：“因為運輸量太大。”就這樣，美國政府否決了蔣介石的三項要求之一——美國參戰。
這對蔣介石而言是意料中事，因為他提出這項要求的真實目的，是施壓美國政府，使之向中國提供更多的軍火物資。
但是，這對意在收複緬甸、雪恥報仇的史迪威而言就打擊太大了。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瞧不起英國軍隊，痛恨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指揮官，他把收複緬甸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國軍隊參戰之上。近幾個月來，他不止一次地幻想：他得心應手地指揮美國軍隊挺進東南亞，在緬甸戰場上把日本鬼子打得抱頭鼠竄。他如此幻想的潛台詞是：“緬戰失敗不是我史迪威指揮無能。”時下，他的這一幻想徹底破滅了。接下來，當他重新構想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的時候，剩下的唯有整訓中國軍隊一途了！幾乎是同時，他的腦海屏幕上又閃現出蔣介石的形象。他不得不痛苦地麵對這樣的現實：想在緬甸戰場上雪恥嗎？那就必須和蔣介石這個“暴君”合作。
居裏作為總統私人代表，在和蔣介石例行會談的同時，還和史迪威進行了多次會晤。除去交換中美關係的有關情況而外，他也直言轉述了蔣介石對史迪威的不滿。
史迪威或許是自恃有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的支持，向居裏坦言了他和蔣介石的矛盾。說到激動處，他甚至以極其尖刻的語言指出：“隻要在美援物資問題上對蔣介石的意誌稍微順從一些，並向華盛頓建議接受委員長的武器申請，而不要對美國援華物資的使用過分苛刻”，“我是可以與蔣介石和睦相處的”，“他們還答應向美國總統為我晉升四星上將作努力”。最後，他突然變色，鄭重地說道：
“我是美國的將軍，我不能在任何別的基礎上與他合作。”
誠如前文所述，居裏是反對現行的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的。因此，他聽了史迪威這番慷慨激越的話語感到很不舒服，有時還覺得那樣的刺耳。可是他作為一名在美國政壇混跡有年的政客，又清楚不能無視史迪威對美國的忠誠，而這種對祖國的真誠又是不能指責的。他沉吟良久，嚴肅地問道：
“據說你對委員長的某些言行有失檢點，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你指的是哪方麵的言行。”
“聽說你給委員長起了個外號，叫‘花生米’，可有此事？”
史迪威不會扯謊，有點尷尬地點了點頭。
“聽說你在背後還罵過委員長這樣的話：我們是同一個叫做蔣介石的愚昧無知的人、文盲、狗娘養的農夫結盟。可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史迪威一聽居裏是用質問的口氣和他談話，且又是說些雞蛋裏挑骨頭的小事，頓時火了起來，“我這番話是在背後說的，但它卻說出了蔣介石的本質。”
“但你卻超出了自己的職責！”居裏自視是總統的欽差大臣，肅然厲色，以“教師爺”的口吻訓道，“臨行前，羅斯福總統讓我轉告你和駐華大使高斯，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古國，蔣是領袖，必須以領袖視之。我們在華的軍事和外交人員，既不要幹涉中國內政，也不允許詆毀中國的領袖。”
史迪威和高斯對居裏這次訪華的評價是：他為討好總統羅斯福，想用一種不費力氣的辦法——不惜貶低美國在華工作人員，以平息蔣介石的憤怒。就史迪威的性格而言，他聽了居裏這盛氣淩人的訓導，本來一定會給予無情的還擊的。但是，時下居裏的身份是總統特使，自然是代表總統說話的，所以他這種尖刻的本性又讓位於軍人的服從了。他當時緘默不語，是日夜間寫日記的時候，又在筆下怒斥居裏是個“神經不正常的小人”。
居裏並不知道史迪威複雜的內心活動，從表象上，他認為自己的言行完全懾服了傲岸不遜的史迪威。他本著所謂乘勝追擊的原則又嚴厲地質問道：
“據委員長講，你曾經公開對他說：如果‘委員長同意，我將率領共產黨的隊伍去進行奪回緬甸的戰役’。有這樣的事情嗎？”
“有！不過那是我影射他無意收複緬甸時說的一句玩笑話。”史迪威為了驗證自己是說玩笑話，又補充說道，“他當時也近似開玩笑地回答說：‘那我願服從史迪威將軍的命令。’”
“你理解錯了，當時，委員長可不是在說笑話。”
“那他……”
“是對我們美國的一種抗議，說我們表麵上擁護國民黨，而心裏卻相信共產黨。”
這種解釋，等於又砸了史迪威的“醋壇子”，他當時大講了一通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事實，又說了周恩來曾經允諾把八路軍交由他指揮抗日。最後，他無比憤慨地說道：
“我們美國人的最高宗旨是消滅法西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幫助蔣委員長消滅共產黨和八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