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畢竟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啊！”
“那我們的羅斯福總統還是同盟國的領袖呢，可他不僅公開支持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紅軍抗擊希特勒入侵俄羅斯，而且還通過各種渠道支持東歐地下的共產黨抗擊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僅僅說了句玩笑話……”
“好啦，好啦……”居裏不耐煩地擺了擺手，阻止史迪威借題發揮，“我隻是給你提個醒：不要介入進國共兩黨的紛爭中去。”
“看樣子，你此行是沒有會見駐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務了？”
居裏淡然一笑，遂點了點頭。
“那周恩來先生一定會感到十分遺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識地歎了口氣，用十分惋惜的口吻說道，“我認為閣下此次中國之行不見周恩來，也是一種遺憾。”
周恩來坐鎮重慶，時刻關注著蔣介石和史迪威這一對矛盾的發展。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戰區抗擊日寇侵略的成敗，還直接影響到國共兩黨軍事實力的消長。所以，他對以調解蔣、史矛盾為目的的居裏使華，也必然會給予特別的重視。
誠如前文所述，周恩來十分熟悉蔣介石的治國之策，也清楚蔣介石和史迪威這對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資用於時下的抗戰，還是作為將來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的物質基礎？就這個意義上講，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來對居裏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對居裏公然反對美國有條件援華租借法案更為擔心，如果這位總統特使站在蔣介石一邊，說服美國政府改變這一政策，必將從根本上損害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給戰後打敗國民黨，取得全國的勝利帶來極大的困難。因而，周恩來有責任遏製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的改變。
周恩來作為一位縱觀國際風雲的戰略家，非常清楚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是權宜之計。因為從根本上講美國是反對建立共產主義製度的。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不含中國共產黨的。自然，美國的援華物資也沒有八路軍的份兒。如何改變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呢？周恩來製訂的基本方針是：廣交朋友，加強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為此，他和約翰.戴維斯等一批思想敏銳的美國在華人員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但他也清楚，要真正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還必須設法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人。
基於上述理由，周恩來於七月三十一日約見了戴維斯，坦言：“中國抗戰目的隻在保存實力，供爭取國內優勢之用，除用交換壓迫方法外，租借物資將被囤存，反攻緬甸必須以美國人為統帥。”最後，他又誠懇地表示：
“我希望會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居裏先生，當麵向居裏先生轉述共產黨人對抗戰，對中美關係的意見。”
約翰.戴維斯或許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蔣氏政權了，也或許是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讚成周恩來的上述分析，而且非常同意居裏應該聽一聽中共方麵的意見。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影響羅斯福的對華外交策略。因此，他作為史迪威的“國務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請求，並要史迪威當麵轉告這位總統特使居裏。
但是，這位隻想討羅斯福總統喜歡的居裏，不願冒和蔣介石鬧翻的風險，婉言拒絕了會見周恩來。
周恩來獲悉居裏婉拒會見的消息，深表遺憾。
他為了繼續對居裏做工作，於八月六日請戴維斯函告居裏：“希望美政府加緊控製租借物資，勿被當權派儲作他用，美國宜以征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亞情報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區采訪一切。”
也就是在這次和居裏晤談之後，史迪威接受了“我們到這裏是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思想，從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訪晤周恩來的念頭。
但是，史迪威認為居裏婉拒周恩來除去政治原因而外，還因反對周恩來主張由美國統管對華租借物資大權的意見。果如斯，史迪威認為對自己未來在華工作是十分不利的。為此，他給居裏寫了一份備忘錄，除繼續堅持由“美國為緬甸戰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蔣介石保證，以改革軍事和進行戰鬥作為增加援助的條件”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政權可能把美國當傻瓜捉弄。這個政權敷衍塞責，言而無信，它雖期望盟國勝利，但卻不盡本分的努力去獲取勝利，企圖到戰爭結束時囤積一大批軍火，從而讓自己永存下去。”
對此，居裏並不關心，因為這並不是他此次使華的任務。
曆經居裏的外交折衝，蔣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為達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時間內誰也不可能離開誰。既然如此，他們都很理智地抑製了個人的情感，設法找到重新暫時合作的機緣。或許是蔣介石想留給居裏一個豁達、大度的一國領袖形象，也或許是蔣介石遵從中國的傳統——給客人一個完滿離開中國的麵子，他主動地采納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緬甸的“脫身之計”。但他卻“狡猾地提出兩個參加緬甸戰役的條件，即美軍必須參加海上和地麵戰役，和必須得到空軍的強有力支援”。最後，他又向居裏鄭重地強調：
“中國參戰與否，首先取決於中國認為英國政府是否有意參戰。”
居裏使華的任務，是使劍拔弩張的史迪威和蔣介石坐下來，麵對麵地消除各自內心的憤懣，把暫時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擱置一邊，在反攻緬甸方麵取得統一。因而他一聽蔣介石的口氣，十分聰明地答說：
“可以，可以！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慶期間，委員長和史迪威當麵講清，由我向羅斯福總統彙報。”
就這樣，蔣介石同意再度會晤史迪威。他為了做得自然，把再見史迪威的場合選在歡送居裏的宴會上。
但是這次相見對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興的是再次見到了他所敬重的宋慶齡女士，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孫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捷可愛，文靜自信，細致周到，穿著很得體。”但他對蔣介石依然沒有好感，挖苦地寫道：
蔣介石來晚了，他去做晚禱告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擾他，這是一個新把戲。無論如何，他對禱告是很認真的，不論他是真心的還是做樣子。也許他正通過和他的上帝交談來增強自己的直覺。他嚴重依賴他想象中的心理學知識（中國心理學）。你怎樣感化像他這樣的人？你怎樣了解他的觀點？他可以運用他的“直覺”而置邏輯和理性於不顧……他的頑固是不容爭論的。他已經完全失去了討論的習慣，實際上是因為在他的周圍都是唯唯諾諾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告訴他令人不快的真實情況，因為他會十分惱火。他處於窘迫的困境之中，他能希望的最好情況是保持目前建立在恩威兼施基礎上不令人滿意的勢力均衡。他不向前邁進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以改善中國的地位，這樣，他自己的地位也得不到加強。
史迪威或許是受夠了蔣介石的冷淡之苦，“在謁談中，史迪威麵請委員長準其赴印視察拉姆加爾訓練事宜，並查看英緬軍對於反攻緬甸之準備，委員長允之”。他就像是一隻逃離樊籠的小鳥，於八月四日和居裏同機飛往印度。他為了傾訴此時此刻真實的情感，曾高興地寫信告訴自己的夫人：
“從‘白癡機構’的有毒氣氛中解脫一時。”
但是，蔣介石卻企盼著居裏回到華盛頓後，能給他帶來解除史迪威一切職務的消息。
……
十八
勞克林.居裏隨史迪威飛赴新德裏，對印度進行短暫的考察後，遂乘機飛回美國，向羅斯福總統報告中國之行。
居裏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表現出強烈的美國意識，完全依據羅斯福總統支持史迪威的電文行事。但是，他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卻為“迎合羅斯福的心意”而大談中美關係。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知羅斯福總統：
“我們有著難得的機會對中國乃至亞洲的發展施加深刻影響。據我看來，在軍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員長是完全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的。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對這種支持規定什麼條件或附帶什麼擔心……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完全能夠信賴他按照我們的願望推行一項有力的戰爭政策，並創建一個現代化的和民主的強大國家。”
居裏為了論證自己的中國戰略的正確，他的“分析研究仍然注重促進一個親美國民黨成長的問題。他把這些同關心亞洲其他地方——特別是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聯係起來。在中國期間，居裏聽說甘地因英國人不肯致力於解放印度而同他們不和……許多印度人對於他們認為的美英聯合反對亞洲的民族主義這一點深感憤慨”。他說：這種誤解“危及你（羅斯福）在亞洲的道義上的領導地位，因而也危及美國影響戰後合理而公正地解決亞洲問題的能力”。
是什麼原因導致目前中美外交關係的緊張呢？居裏堅持認為：“過去中美之間的誤會和緊張關係主要是由蔣介石、史迪威、宋子文和陳納德之間個人的紛爭引起的。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改變美國人在中國的活動方式和個人表現得到解決。”換言之，居裏認為“國民黨和它的領袖代表著中國合法的民族主義，這是美國必須加以鼓勵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羅斯福撤換引起摩擦的史迪威將軍，代之以一位願意安撫蔣介石的‘外交’將領——或許就是陳納德。同時，羅斯福最好召回不得人心的高斯大使。居裏建議由約翰.卡特.文森特或歐文.拉鐵摩爾接替高斯的職務，雖然根據他的看法，他們隻是他自己的朋友，並不格外‘親蔣’”。
這就是居裏給羅斯福開的解決中美緊張關係的藥方。
羅斯福與馬歇爾，居裏與史迪威在對華政策上沒有根本的分歧，因為他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強盛的中國在亞洲起主要作用”，隻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設想上卻出入很大。史迪威需要一批立即投入對日作戰的部隊，而羅斯福和居裏則主要考慮中國在戰後亞洲的潛在價值”。另外，白宮中“那些中國的朋友，或出於誠心，或為了牟取私利，積極地為援助中國奔走，他們不斷地向羅斯福發出警告說，援華努力的任何鬆懈都會導致重慶政府的垮台”。其中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在一個政策聲明上寫道：“當代中國就是一位偉大領袖在領導人民進行一場群眾運動，這正是美國所希望的”，蔣介石的“決心、毅力和遠大目光也許是使中國成為戰鬥的盟國的最重要因素”。羅斯福為了最後決策對華政策，再次召見了居裏：
“你認為中美關係緊張的真正症結在什麼地方？”
“對華特殊的租借物資法案。”居裏是很會揣度羅斯福的心理活動的，他斷然說罷，又補充道，“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在援華時附加任何條件。”
“這我清楚。”羅斯福對居裏的表態未置可否，話題一轉又問道，“中美關係緊張的導火線是什麼呢？”
“是史迪威和蔣委員長的不和。”居裏滔滔不絕地向羅斯福報告了史迪威和蔣委員長之間存在的無法調和的矛盾之後，再次建議道，“為了維護中美關係的最高利益，我建議同時撤換史迪威、高斯、宋子文。”
總統是美國最高權力的象征，但是美國的總統——尤其是羅斯福總統隻主管方針大計的籌劃，具體事務均交由主管部門去做。在二戰期間，有關全球戰略設計以及高級指揮官的起用和罷免，主要是由參謀總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方案，由總統簽署執行。因而，馬歇爾將軍和史汀生部長手中的權力是很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福為保持和軍界的和諧關係，很少擅自行使總統大權否決軍界的提案。
但是，今天羅斯福卻把居裏的建議看做是解決令人煩惱的中國問題的一種比較簡便，或者至少是可行的辦法。因此，他以特有的樂觀口吻寫信給居裏說：“我不免感到，整個形勢的好壞主要取決於個人的性格，而不是什麼戰略計劃，更不是中印關係或印度形勢。”他同意“在找到合適的人選之後”，考慮撤換一批人。為此，他十分幹脆地說道：
“我同意召回史迪威將軍，讓惠勒爾將軍代理他的職務。”
“那您就下命令吧！”居裏對羅斯福采納自己的意見感到高興，但他清楚羅斯福平時說話有著很大的隨意性，忙又補充說：
“我想馬歇爾將軍會執行您的命令的。”
“還是你代表我和馬歇爾將軍協商解決這件事為好。”
馬歇爾將軍是堅定地支持史迪威的。“他認為羅斯福的戰後理想必然會使總統趨向於支持陳納德和蔣介石對空軍的幾乎是不可理解的信念。白宮未必有人相信唯獨空軍才能有所作為，可是蔣介石卻拚命想獲得空軍。”“因為中國人和陳納德的願望如出一轍，而羅斯福又想滿足中國人的要求，所有這些情況很好地配合，不需要總統再花力氣或詳加分析了。”因此，他和史汀生部長堅決抵製羅斯福撤換史迪威的動議。另外，馬歇爾等軍界人士對居裏非常反感，尤其在白宮傳出由居裏取代高斯出任駐中國大使的消息以後，都認為居裏是一個可惡的政治小醜。請看馬歇爾對這次談話的記述：
居裏“像一個矮小的侏儒”，鑽進馬歇爾的辦公室，把一條腿墊在屁股底下對馬歇爾說，總統想撤換史迪威。馬歇爾問：
“總統確實想撤換史迪威，是嗎？”
居裏答道：“是的。”
“是不是他叫你來告訴我的？”馬歇爾又問。
居裏點點頭。
“你在中國待了多久？”
“三個星期，先生。”居裏回答。
參謀總長臉色陰沉，沉默不語，居裏隻好離開辦公室。
羅斯福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直接寫信問馬歇爾：“史迪威在中國的情形到底怎樣？很顯然，他與委員長的關係非常緊張，因此我認為，他在其他地方會比在中國更加有用。”馬歇爾和史汀生對他說，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適的人選了。馬歇爾寫道：擔負重新打通緬甸重任的人必須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能夠率領部隊作戰的統帥，而不是一個“隻會與重慶發展和諧關係的”協調者和物資供應者。
羅斯福總統向馬歇爾將軍讓步。而馬歇爾將軍根據“歐洲第一”、“太平洋第一”的戰略原則，同意羅斯福總統的建議：自一九四三年起，將派出一百架運輸機，每月經駝峰向中國空運五千噸物資，另外還將向中國戰區調撥二百六十五架作戰飛機，滿足陳納德將軍的要求。需要說明的是，羅斯福總統不讚成向蔣介石提交換條件，隻是在馬歇爾將軍的要求下，強調改組中國軍隊“對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接著，馬歇爾、史汀生亦同時約宋子文長談，極言緬甸戰場之複雜、中英關係之隔閡，及美國將領率帶中國軍隊完成反攻之必要。“又雲：美國將領中，史迪威最有能力，其性情固屬乖僻，然中印緬戰場之事，亦非柔和之人所能辦，望子文予以合作。子文乃將史汀生堅留史迪威之情形電告委員長，其時撤廢不平等待遇之中美新約，正在華府簽字，中美交誼，方入新紀元，史迪威調任之事遂寢。”
就這樣，史迪威和蔣介石第一回合的較量暫時被平息下去了。
史迪威不愧是一位優秀的指揮員，他飛抵新德裏不久，就很快組建了整訓中國軍隊的司令部，親自視察拉姆加爾訓練基地，在克服了印度政府無休無止的反對和阻撓後，把九千餘名步行到印度的緬甸戰役的幸存者——堪稱是與史迪威同甘共苦的“子弟兵”集中到拉姆加爾，舉行了正式開訓典禮。他站在指揮台上，望著換上新式裝備——一個個精神抖擻的“子弟兵”，似乎已經看到了收複緬甸戰役的勝利曙光。他無比激動地大聲說：
“孩子們！中國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你們經過嚴格的訓練之後，戰鬥力絕不亞於任何國家的軍隊！到那時，我一定能指揮你們打敗狗娘養的日本鬼子！”
拉姆加爾是印度比哈爾邦的一個鎮。“訓練營本係意大利俘虜營所改造，可容二萬人，氣候與衛生環境尚皆適宜。史迪威原擬在此訓練軍官，授以機械課程，俾為回國教練三十師之用，經委員長指示後，決定即將駐印軍隊留此訓練補充，並由租借器械內配給裝備。管理紀律方麵，由中國軍官負責；裝備教練方麵，由美國軍官負責；水電、夥食、營養、醫藥、運輸方麵，由英印軍官負責。基本訓練之期間，定為六星期，期滿由中國軍官根據美軍要求之標準繼續教練，由美軍官在場督練，限一九四三年二月完成之。”
史迪威在拉姆加爾期間，很快發現中美兩國士兵的差異：
“對美國人來說，拉姆加爾就像西伯利亞一樣，比在熱帶叢林作戰好不了多少。拉姆加爾烈日炎炎，塵土飛揚，易生疥瘡，遠離綠色和樂趣。飲食很差，住房擁擠。電影都是老掉牙的。紅十字會辦的漢堡包店和娛樂室不僅沒能減輕美國兵的孤獨和疲憊，反而使他們大失所望。這些中國士兵對機械的理解還隻局限於古時的黃牛拖犁的水平。對他們講解美國器械實在是苦不堪言。對於大部分不理解這一舉動的曆史意義的美國人來說，這似乎是枉費心機的。
“對中國士兵來說，拉姆加爾是塊仙境。他們第一次能夠放開地吃飽肚子。他們每人體重平均增加了二十磅。在射擊場上，他們用實彈進行射擊和開炮訓練。醫院給他們治病，從瘧疾到腳氣。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了津貼。津貼是由指揮官發放的。軍官們預先得到各師的津貼發放名單，然後分發到各下屬部隊，在操場上集合部隊，將現金直接發到士兵本人手中。”
拉姆加爾對史迪威而言是一種觀點，即西方的戰爭技巧沒有一種神秘到不能教會中國人；同時，拉姆加爾對史迪威而言又是一種新的戰爭起點，即在緬甸失敗的中國軍隊經過整訓一定能雪恥，重新收複被日本人占領的緬甸。簡而言之一句話：史迪威把拉姆加爾當成了涅槃之地。當史迪威縝密籌劃所謂“重生”的時候，他發現駐印的第二十二師、第三十八師自緬戰潰敗之後缺額甚多，亟待補充。他於九月三日乘飛機東行，由於天氣的原因，到九月六日才安抵重慶。不久，他滿腔的熱情很快又被國民黨的官僚體製拖得不耐煩起來。對此，西方學者是這樣評述的：
兩種社會形態發生了衝突：職責和權力明確、機械的美國指揮體製與蔣也感到無力改變的中國古老的習慣之間的衝突。蔣介石進行統治，是通過恩威兼施，搞以軍閥對抗軍閥、以將軍對抗將軍的政治平衡，搞地主對付農民、愛國主義應付苦難生活的社會平衡。美國人無論提出什麼要求，蔣介石在字麵上都能全部答應下來，但將這些諾言付諸實施時，他就要徹底檢查他的政府機器和控製機構了。當史迪威再三要求他履行所擔負的義務時，蔣就以抗議侵犯主權為名，拒絕改革其政府機構。美國的要員們飛到中國進行一周至一個月長短不等的訪問。他們無一例外地對蔣的滿口承諾大為滿意，帶著他們得到的允諾盡興而歸。他們認為試著將這些諾言加以落實的史迪威真是與他“尖刻的喬”的綽號名副其實。
為此，缺乏政治修養的史迪威將軍又不耐煩了，他更加憎恨中國這種官僚體製。每當他想到急需整訓中國三十個師的任務時，就情不自禁地萌動這樣一個念頭：“要中國士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將領。”並初擬駐印軍營長以上軍官由美國人擔任。
史迪威的這一動議不僅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反對，也“立即遭到全體中國將士的強烈抵製。因為這損傷了中國軍隊的自尊心，視史迪威所為是在中國建立殖民地式軍隊”。遂又形成了僵持局麵。
史迪威可能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訓，他悄然作罷，再也不提他這種行不通的所謂改造中國軍隊的方案。蔣介石作為回報，令何應欽告知史迪威：同意自九月份起每日由昆明空運四百五十八名軍事人員，補足在拉姆加爾受訓的中國軍隊的缺額。
但是，就在史迪威欲和蔣介石進一步商討增加在拉姆加爾訓練的人數以及製訂反攻緬甸計劃的時候，蔣介石突然離開山城重慶，到外地視察去了。史迪威焦躁不安，再次給他親愛的夫人寫信訴苦：
“花生米”不在城裏，政府機構自然就停止運行了。由一個人喂養一條狗是種可愛的習慣，而由一個人統治的政府則是另一回事了……倘若我最終完成了這一使命，並回到卡梅爾（史迪威的故鄉），我將像一位八十歲的老翁，你就得用手推車推著我到處走了。
史迪威難以適應這種“被人們推來推去”的生活，他就像是在戰場上主張進攻那樣，力圖靠自己的努力主動進取，改變這無所事事的現狀，並對他為之奮鬥的進攻方向——收複緬甸盡量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在這期間，他和老友商震將軍頻繁接觸，共同討論了反攻緬甸的計劃，二人無原則性分歧，談得十分和諧。商震將軍或許是太了解史迪威的個性，也或許是太明白蔣介石的用兵之道，故有意提醒：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和我交談，從某種意義上說，依然屬知己之範疇，而你若想把紙上的東西變成現實……”
“更需要知彼，對吧？”史迪威有點耐不住性子了，遂搶先下了結論。
商震老於世故，深沉地點了點頭。
“可我更需要知道的這個‘彼’——蔣介石，又太難摸清他心裏是在怎樣想的了！”
“你是軍事家嘛，為什麼不可以先進行一下火力偵察呢？”
商震的點撥，對史迪威而言雖無豁然開朗之用，卻令他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他認真地研究了時在山城的軍事將領的情況，最終選中了“火力偵察”的對象劉斐將軍。
劉斐，字為章，於一八九八年生於湖南醴陵縣潭灣村一個農民家庭。其嶽父是著名的民間中醫，曾為桂係“小諸葛”白崇禧治愈惡疾，劉斐遂於一九二○年投軍桂係，開始了軍旅生涯。北伐勝利之後，他以桂係中的智囊、功臣雙重身份被選送日本學習，入陸軍步兵專門學校，結業時因學業成績冠全校之首，被免試擢送陸軍大學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春，劉斐從陸大畢業回國，協助白崇禧訓練民團骨幹，並促成了粵桂聯合反蔣的“兩廣事變”。旋即他又隻身入京，麵蔣力陳，說服蔣介石和平解決“兩廣事變”。抗戰爆發後，他被任命為軍委會一部作戰組中將組長，主管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計劃的製訂和各戰區作戰協調工作，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之時任軍令部次長。實事求是地說，當時中日會戰的計劃多出於劉斐之手。自然，這也是史迪威選中他這個目標對蔣介石進行“火力偵察”的原因。
史迪威對劉斐的印象是十分矛盾的。他稱劉“有閃光的思想，是軍事委員會的二號人物，一個需要理發、蒼白、邋遢的家夥。嚴於律己，非常嚴於律己。他從不出格，總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謀士，總是在沉思，想出一個又一個精確而深邃的觀點。他無所不知。其他人則一無所知”。但是，史迪威並不知道此時此刻的劉斐和中共以及主張抗日的民主人士關係密切，對蔣介石借抗日之名向美國索取軍火物資十分反感。同時，劉斐不僅清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始末，也知道史迪威和蔣介石矛盾的本質。因此，史迪威也很難真的明白劉斐這段史有所記的分析：
一、進攻緬甸隻有在三個條件下方可進行，即：
（一）中國戰線兩邊都很平靜；
（二）中國戰線兩邊都很活躍；
（三）中國戰線上隻有數點活躍。
二、中國目前的目標是：
（一）維持現狀（完全平靜）；
（二）調整布局和建立第二條預備防線；
（三）準備反攻。
三、日本人將向緬甸派遣五至十個師團。英美應在緬甸有五至六個師。中國軍隊的三至五個軍在臘戍地區牽製住兩個日本師團，美英軍對付另外的三至八個日本師團。
四、中國軍隊不能進攻，他們沒有飛機和火炮。如果中方進攻，日方可向中國調入五至十個師團和三百至五百架飛機，以將中國軍隊打敗，那樣就萬事皆休了。
五、當國際形勢有利時，中國將進攻。當日本人在別處被大量牽製住時才會如此。
六、……
七、中國人隻有在有把握取勝時才會進攻。
八、……
九、日本人占領著廣州是一個點，他們已經控製了海，因此我們無法進攻他們；日本人占領著長江是一條線，他們有艦船和飛機，因此我們不能切斷它；日本人占領著華北是一個麵，擴展開來，我們也無法進攻（劉斐有價值的新觀點）。
史迪威越是反複揣摸劉斐這有條有理的宏觀縱論，越是有著一種不祥的預感：蔣介石在短期內不會真心同意反攻緬甸。怎麼辦呢？他的戰略思想隻好暫時又由反攻緬甸轉到藍伽計劃方麵來了。因為他始終堅信：隻要有經過整訓的三十個師，就能確保收複緬甸所需的軍事實力。
這時，史迪威又想起前幾天為爭取幾千兵員所遇到的困難，遂禁不住自問：“我能說服蔣介石交出三十個師讓我整訓嗎？”與此同時，當他想到此舉的結果之後，又暗自大罵蔣介石：“這個目光短淺的小人物，他怎麼就看不到我是在為他整訓三十個師呢！”或許是慢慢地適應了所謂的環境，也或許是逐漸磨煉得失去了一些棱角，他學得乖了起來，暗自罵過娘之後，又開始冷靜地思忖起說服蔣介石的辦法來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對蔣介石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宋美齡。在山城的多數外國人的心目中，蔣介石主內政大計，宋美齡掌外交方針。但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即使是內政大計，宋美齡也得當蔣介石的半個家。另外，史迪威在這時——隻有在這時才欣賞中國的這句俗話：“老婆是枕邊風，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因此，他堅信隻要說服了宋美齡讚成整訓三十個師的目標，蔣介石就不會再和他的藍伽計劃為難了。幾經思索和準備，他使出了歐美男士向女人——向心中的“皇後”獻殷勤的全部本事，先討得宋美齡的歡心，然後才向這位“中國皇後”娓娓傾訴為什麼要整訓三十個師。此法果然奏效，據史迪威的日記所記：“她對拉姆加爾的訓練印象頗深。”史迪威也不失時機地擴大戰果，當即對宋美齡說：
“夫人對此有什麼指示嗎？”
“我們必須再派九千人去那兒。”
史迪威一聽為之一振，暗自說了一句：“謝天謝地！”他為了鞏固這來之不易的戰果，又采用近似激將的口吻問道：
“委員長一定會同意這樣的計劃吧？”
“會的！”宋美齡大包大攬地說道，“委員長一回到重慶，我就告訴他這件事。”
史迪威對自己的行為十分滿意，並稱頌宋美齡：“她頗有膽識。”自然，他將宋美齡的慷慨許諾完全歸功於自己的策略：“你必須要贏得她的信任。”
史迪威從情感深處非常討厭蔣介石，壓根就不想和他共事，可是上帝又是這樣無情地開史迪威的玩笑：他必須和討厭的蔣介石共事，有時候他還必須施用某些他所鄙視的手段甚至賠上笑臉討得蔣介石的“令箭”，方能行事。如果說他向宋美齡“獻媚”是心甘情願的，那他給蔣介石一個笑臉都很不情願。每當他和蔣介石打交道甚至討價還價的時候，他總想靠手中的法寶——租借物資管理權懾服蔣介石。半年以來，無數次教訓告訴他：蔣介石雖然想得到更多的美援物資，可決不想通過向他史迪威俯首稱臣的辦法達到目的。相反，蔣氏一旦發現了史迪威手中這張王牌的妙用，遂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通過各種外交渠道，采用軟硬兼施的策略，想把他史迪威轟回美國去。史迪威每每想到這些令他憤怒的往事，就斷了向蔣介石屈尊求教的念頭。今天，他剛剛想到可否采取類似向宋美齡獻媚取悅的策略和蔣介石談話，便下意識地漠然一笑，又近似鄙夷地哼了一聲，暗自說道：
“取悅‘花生米’？笑話，我還沒有下賤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當史迪威稍許從情感的漩渦中跳出之後，又想到了中國的一句名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遂又歎而搖首，暗自說：“是啊！在這個世界上，盡如人意的事情是沒有的。”當他的情感波濤完全平息之後，他又進而認識到，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中的人——無論是政敵還是朋友都是在相互製約中造就事業的。為此，他才又理智地尋思一種辦法，能讓蔣介石同意讓他整訓三十個師。
蔣介石作為政治家，是非常愛聽歌功頌德的讚歌的，毫不誇張地說，其程度絕不亞於皇帝愛聽三呼萬歲、萬萬歲的聲音；蔣介石作為軍事家，又是非常講求軍事實力的，很少作軍事冒險，正因如此，他打敗了一個又一個地方實力派，並建立了蔣記軍事獨裁政權。有鑒於此，史迪威一改往日口頭彙報或紙上談兵的慣例，決定用藍伽計劃已取得的成果向蔣介石證明：在印度拉姆加爾經過整訓的部隊麵貌煥然一新，提高了戰鬥力。為此，他衝洗放大了在拉姆加爾訓練中國部隊的照片，請蔣介石審閱和提意見。
蔣介石終於回到了山城重慶，是出於外交禮節？還是宋美齡從旁起了作用？他決定於九月二十一日在官邸與史迪威共進晚餐。開宴前的活動是特意安排的：與宴者陪同蔣介石看史迪威準備好的那些照片。其效果大出史迪威的所料，這些照片打動了蔣介石。對此，史迪威有些激動地寫了下邊這段話：
當開始討論計劃時，我們隻花了十分鍾加以修改，有關印度訓練的事情都通過了。給拉姆加爾增派部隊——同意。
我們也可挑選自己的人。
史迪威就像是經曆了“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擾，突然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真是既高興激動又無限感慨啊！是日深夜，他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段話：
事情的規律就是如此——你幾個星期憂心忡忡，到處爭鬥，突然之間，一切全都明朗化了。打動蔣介石的是那些照片，這真是個絕妙的主意——他可以真實地看到事情的進展情況。顯然，他對這一點感到很滿意。小傻蛋，他怎麼會不滿意呢？我們在拚命幫助他，而他批準一下倒顯得好像作出了巨大讓步似的。這種態度也有其作用。人們在受到阻撓和無休止的欺騙之後，一得到批準就感到大大鬆了一口氣，使你幾乎要對你正不由自主地設法幫助的那個家夥十分感激了。
在蔣介石看來，史迪威在印度訓練中國部隊，是得到美械裝備的最簡便的途徑。換言之，也就是國民黨一不用花錢請外國軍事教練，二不用購買現代化武器，就使國民黨部隊——主要是蔣記嫡係部隊現代化，像這樣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另外，蔣介石還認為在暫時轟不走史迪威的前提下，讚成藍伽計劃是討好美國人最簡便的方法，所以他同意了史迪威的全部請求。然而，對於未來如何使用這些經過整訓的部隊，蔣介石的心裏卻有著另外一本賬。他為了加強這種友善氣氛，又關心地問史迪威：
“運送這樣多軍隊的工具解決了嗎？”
“解決了。”史迪威邊說邊取出一份與中航公司簽署的合同交給蔣介石，“根據合同，雙方共同投資，各自承運。請委員長批準。”
“很好，很好。”蔣介石當場閱畢，遂在合同的右上角簽上“同意”二字。
“關於反攻緬甸的計劃……”
“不急，不急……”蔣介石示意不必說下去了，“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就要到達山城了，等我和貴國的總統特使會談之後再議也不遲。”
到這時，史迪威才恍然大悟：羅斯福總統派出的環球親善大使溫德爾.威爾基就要到達中國訪問了。他幾乎是本能地自問：
“溫德爾.威爾基的來訪是吉還是凶呢？”
……
十九
溫德爾.威爾基是美國政壇上一大怪傑，生於一八九二年，律師出身。他崛起政壇，不循常軌，卻得到許多美國人的欣賞與支持。一九四○年，“他成為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與競選第三次連任的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大搶總統寶座。當時威爾基聲勢極大，大到他自信甚至不必做競選活動就可進入白宮的程度。在競選過程中，他甚至極誠實、極有風度地不諱言他讚同對手羅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與外交政策，這樣增他人聲勢，滅自己威風的幹法，可真千古罕見。最後，他得了兩千兩百萬票，僅以五百萬票少數差距，敗給羅斯福”。
威爾基“為人豪俠熱誠，他本是民主黨員，在一九三○年中，改屬共和黨。早在他做民主黨人時，羅斯福就非常喜歡他，說要請他做國務卿。後來他雖成了羅斯福政敵，但羅斯福對他的好感不減。羅斯福說自己決不忽視曾有兩千兩百多萬美國人支持的這位優秀政治家，因此，委請威爾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飛訪世界各地”。
羅斯福總統派出溫德爾.威爾基作環球親善訪問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帶去美國給同盟國的關懷，借堅定同盟國戰勝法西斯的決心而樹立美國霸主的地位，順理成章的是羅斯福也就成了未來戰勝國中至高無上的世界領袖了；再是同盟國中或是同盟國間的確存在著矛盾和分歧，通過威爾基的訪問——並滿足同盟國的某些所需，進而縮小與緩和這種矛盾和分歧。像這樣艱難的外交任務，唯有由資望甚高卻又不是政府閣僚的政治家擔任才是最合適不過的。這是因為民間人士的言行是有彈性的，即使發生某些爭議，羅斯福也可進退有據。除去上述原因外，羅斯福還深知威爾基在國際關係中所鼓吹的“天下一家”的理論，與自己的外交政策相近似，選擇威爾基代表自己完成上麵兩大任務是最佳抉擇。就這樣，威爾基於八月二十六日搭乘一架四引擎轟炸機出訪，並於五個星期之後飛抵山城重慶。
蔣介石準備以盛大的國賓禮儀歡迎威爾基的到來。他認為“威爾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國前總統尤利塞斯.格蘭特訪華以來到中國訪問的美國最高級官員”。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對威爾基感興趣的一個更實際的理由是，他們預計威爾基很可能成為下屆美國總統。威爾基體格魁梧，精力充沛，躊躇滿誌，仍舊沉浸在贏得名望和權力的競選的興奮之中。中國人準備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總目標是爭取美國增加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近期目標是促使美國向中國投入更多的空軍力量。”也正是出於這一戰略目標的需要，蔣介石還試圖利用威爾基訪華這一有利的時機，轟走史迪威，而繼任者最好是堅定支持蔣介石夫婦的陳納德將軍。
蔣介石——或者說中國曆代的統治者、大小政府官員都善於駕馭外國人。把話說穿了，從上到下都是弄虛作假欺騙“洋鬼子”的行家。為此，蔣介石下令大搞裝飾門麵的活動：重慶市警察拆毀了市內貧民窟，把肮髒齷齪的乞丐趕出門外；禁止破爛小店在訪問期間開門營業；街道上到處是彩旗和歡迎標語；學校兒童們排列成隊，搖旗歡呼；當局命令市民到警察局購買中國和美國的國旗。威爾基並不是沒注意到眼前的景象是一次有組織的表演。但是，作為一個心地善良、寬宏大量的客人，他還是被“作為中國力量的源泉的人民身上的純樸和激情所展示出來的動人場麵”感動了。就是在這種不可名狀的良好感覺中，威爾基開始了他的訪問。
與此同時，蔣介石下令借威爾基訪華大造輿論，對美國公眾施加影響。為此，威爾基的“訪問日程裏安排著各種宴會、歡迎儀式、會見、午餐會，訪問學校、工廠、女童子軍和軍火倉庫等等。他不是下榻在美國大使館，而是住在中國政府的國賓館。美國大使高斯對此極為惱怒”。在高斯看來，“他們這樣安排是為了確保威爾基隻能耳聞目睹中國人想要他耳聞目睹的東西”。而史迪威則認為：蔣介石是為了把威爾基與“美國人的汙染隔絕開來”，其目的是為了在威爾基“酒足飯飽，筋疲力盡，全身器官麻木遲鈍時，向他灌輸適當的理論”。
就說陪同威爾基的政客官員吧，也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精心挑選的。一位是受過美國教育、巧舌如簧的董顯光，另一位是中國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後者雖然不懂英語，但威爾基給他下了如下評語：“我所知道的最討好人喜愛的性格……無時不看見他露出一副可能露出的最友好的微笑。”而這種微笑使威爾基感到，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人民熱情好客，處處都有美國的朋友”。
蔣介石下令山城各界人民傾城而出，擁上街頭，歡迎威爾基的到來。展現在初到山城重慶的威爾基眼前的是：“男女成人和兒童，長須的紳士，有的戴著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學生，抱著孩子的母親，衣著有的講究，有的襤褸——在我們車子緩緩駛向下榻的賓館途中十一英裏的道上，擠得人山人海。他們在嘉陵江的對岸恭候著，在重慶所有的山坡上……站在那裏，笑，歡呼著，揮動著小小的紙製的美國和中國的國旗。”這一切人為的——必然是虛假的現象，使威爾基竟然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在我所注視的麵孔上，沒有一點人為的或虛構的成分，他們看我是美國的一個代表以及友誼和即將到來的援助的一個具體希望的代表。那是一個群眾善意的表現，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單純力量的動人表現，這個力量也就是中國民族最偉大的富源。
按照中國傳統的外交禮儀，蔣介石親自出場，主持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儀式，並發表了《歡迎美國總統代表威爾基氏致詞》。他使用了幾乎是讚頌基督的言詞讚美威爾基：
吾人從威爾基先生之言論中，深知其對於日寇所久蓄擾亂世界之野心與中國艱苦抗戰之價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對於吾國抗戰建國之理想，有精到之認識，而其領導美國社會致力援華運動之熱誠與成就，更使我立國精神共同之中美兩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聯係。威爾基先生此來將親見日寇五年餘來在中國殘暴破壞之遺跡，將親見我中國軍民堅忍不拔始終樂觀之信心與決心，將親見我中國在如何艱難狀態中，努力充實戰鬥力量，與複興建設工作，將親見中國軍民，如何為實現共同目標爭取共同勝利而奮鬥，並將使吾國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於戰時工作一致努力之實況，而益加奮勉。
接著，蔣介石為展現中國軍隊的強大，在一個四周都是西式建築的大型閱兵場上，為威爾基舉行閱兵儀式。“參加檢閱的權貴們衣著華貴，衛兵和警察都戴著白手套，受檢部隊排著整齊的方隊，邁著不太標準的德軍正步，從檢閱台前通過，鋼盔閃閃，槍尖如林。在方隊的後麵是坦克、裝甲車和打著三角旗的騎兵部隊。這是一支專供閱兵用的部隊。貴賓還觀看了成都軍校數千名學員表演的激動人心的軍事演習。他們把槍高高舉過頭頂，涉水渡過一條湍急的河流。然後他們冒著硝煙炮火，穿過層層鐵絲網，爬上一座山。”而威爾基竟然僅僅從這些做給他看的表演中，得出了如下結論：
中國舉國上下，團結奮戰，領導他們的是一批訓練有素驍勇善戰的將領；中國軍隊是一個由懂得為誰而戰和如何作戰的將士組成的有力的戰鬥集體。
漂亮的表麵文章做完了，接下來就是“單兵教練”式的會談。蔣介石趁熱打鐵，以自己所謂的軍事之長縱論亞洲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中國在這片東方古老的土地上單獨抗擊日軍侵略長達五年多的戰略作用，以及對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特殊貢獻。這給威爾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事後，他著文寫道：“蔣介石穿著中國長袍，顯得莊重而又有學者風度”，“這位中國領袖的形象比傳說中還要高大”。
蔣介石在扼要地追述了緬戰失敗的教訓之後，遂又談起未來中國戰區抗擊日軍侵略應以空軍打擊為主，以陸軍反擊為輔的戰略原則。他信誓旦旦地保證：“本人相信，在華空軍盡早進攻實屬可行。”蔣氏兜售完陳納德的空中打擊理論之後，突然把話鋒一轉，其矛頭自然地對準了史迪威，毫不留情麵地攻擊史迪威堅持不懈地強調地麵行動，“是一個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老朽，一個妨礙以空戰製勝、在泥淖中費力前進的老頑固”。最後，他鄭重說道：
“這也就是我和史迪威將軍的分歧。而這一分歧的緣起，蓋源於貴國軍界保守和先進兩大派係在中國戰區的反應。我隻不過是支持先進派而已！”
威爾基在受命出訪的前夕，就知道了史迪威和蔣介石鬧得很僵，且又把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乃至於總統羅斯福都牽扯進去，隻是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主導著美國參戰的主攻方向，使得美國決定政策的軍政兩界的要人未能采取斷然措施。不言而喻，威爾基此行是負有調查或調解這一矛盾的使命的。威爾基聽了蔣介石這錚錚有聲的介紹和論證之後，得出的結論比勞克林.居裏還明確：史迪威的戰略思想阻礙著中國戰區反法西斯戰爭順利進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資深權重的馬歇爾將軍和史汀生部長的形象從他的腦海中浮現，迫使他不敢貿然答應蔣介石些什麼。他沉吟片刻，非常策略地說道：
“委員長閣下，您可否把方才講的戰略思想說得再詳細些呢？我回到美國，一定如實地向羅斯福總統報告。”
“我看，由駐華的美國將領講這些問題，不更客觀一些嗎？”宋美齡示意蔣介石住口，微笑著代為答說。
這時的威爾基早已被宋美齡雍容華貴的儀態和風采折服了，他情不自禁地問道：
“夫人說得在理，但不知夫人講的是哪一位駐華的美軍將領？”
“陳納德將軍。”
威爾基和陳納德雖同屬共和黨人，但並無政壇相識的淵源，隻是由於“飛虎隊”的威名播揚於海內外，威爾基始注意到這一夜之間成為英雄的陳納德將軍。威爾基一踏上中國的大地，就發現到處都在傳揚陳納德的英雄事跡，“陳納德在中國竟成了家喻戶曉和受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再者，他在美國就聽說軍政兩界對陳納德褒貶不一——陳納德在贏得了政界同情的同時，卻失掉了軍界的支持。他決定當一個仲裁者——起碼可以為羅斯福總統最後仲裁提供有力的佐證。為此，他通過美國駐華使館單獨約見陳納德。
陳納德和史迪威的分歧點主要是軍事方麵的。由於陳納德率領美國航空誌願隊，以不滿一百架飛機，在半年多時間內作戰百餘次，取得了擊落敵機二百九十九架的輝煌戰績，使他越發堅信“空軍製勝”的理論。他認為“取得了空中優勢，就等於阻止了日軍在地麵的行動”，並由此得出如下結論：
隻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型戰鬥機、三十架中型和十二架重型轟炸機，並且不斷得到補充，始終保持在這個水平上……就可以在六個月至多不超過一年的時間內，叫日本垮台。
史迪威則認為：空中力量應該是克敵製勝的武器，但絕不是打敗日本的根本條件。收複緬甸，把上百萬日本軍隊從中國大地上趕走，主要是靠陸軍來完成。僅就後勤保障一項，沒有陸路或海路通道，單憑空軍運輸也是難以完成的。就說飛機場吧，也必須有強大的陸軍來保衛它。因此，史迪威乃至於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和空軍司令阿納德將軍均反對陳納德“空軍製勝”的理論。
誠如前文所述，蔣介石支持陳納德與反對史迪威是密不可分的。對此，一位史學家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蔣介石希望打通滇緬公路以獲取更多的租借物資，但他不願為之付出太大的代價，更不願讓一個外國人染指他視為生命的軍隊。因此，史迪威的計劃無法得到他的首肯和支持。與此相反，陳納德的空戰計劃隻提出美國空軍攻擊日軍的任務，而不要求中國軍隊承擔什麼重任，這就容易得到蔣的好感和讚同。同時，蔣介石也確實相信美國空軍能有效地打擊日軍，加快對日戰爭的進程，給中國戰場帶來轉機，從而減少中國軍隊的犧牲。在戰爭中，任何一方，即使在盟國之間也總是希望盡可能減少自己的損失，蔣介石當然不會例外。因此，出於依靠盟國打敗日本以保存自己實力的總的戰略考慮，蔣介石十分讚賞並積極支持陳納德的空戰計劃，並以此作為反對和替代史迪威作戰計劃的王牌。
這樣一來，在中國戰區就形成了蔣介石聯合陳納德反對史迪威的格局。而蔣介石依據“以夷製夷”的策略，許給陳納德的籌碼是使他取代史迪威的位置。結果，陳納德為了登上美國在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的寶座，不僅要設法擊敗對手史迪威，而且還要忠誠於中國的恩人蔣介石。
但是，按照美國軍界的規定，陳納德未經史迪威的批準是不能與威爾基正式見麵的。“使陳納德驚奇的是，盡管他感到史迪威對他沒有好感，但史迪威還是批準他與威爾基會晤。史迪威告訴他，他可以與威爾基暢所欲言，甚至可以陪威爾基去重慶郊外的白市驛機場走走。在機場上，陳納德威風凜凜地站在一排P—40型戰鬥機前，機頭都畫上了鯊魚的圖案。史迪威讓他們兩人在陳納德的辦公室裏單獨會晤了兩個小時。”
誠如陳納德的一位好友所說，“陳納德從來都不是一個注意按指揮係統申述的人，即使在昔日的陸軍航空隊時也是如此。他認為，隻要打贏戰爭的目的正當，什麼手段都可使用”。陳納德利用威爾基召見的良機，詳細地論證了他的“空軍製勝”理論。同時，他直言不諱地“對通過駝峰運輸的物資姍姍來遲，對他認為的史迪威和比斯爾（已出任駐印的第十航空隊司令）力求壓製在中國的空戰深感不滿”。當然，他也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全麵攻擊了史迪威將軍。他甚至舉出緬戰失利後史迪威拒絕乘坐飛機離開戰場，被部屬譏為“飛毛腿喬”的例子，作為史迪威不懂空軍的有力證據。
先入為主，是造成偏聽偏信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威爾基早已從蔣介石夫婦那裏接受了對史迪威的論評，因而就更容易聽信陳納德將軍的“空軍製勝”理論。他畢竟僅僅是總統的私人代表，無權代表羅斯福支持陳納德和反對史迪威，但既然他心存當仲裁者的本意，就決定要為這種“改變”盡力。他說道：
“你可以直接致函羅斯福總統嘛，我負責把信轉交給總統。”
陳納德認為實踐自己“空軍製勝”理論的良機到了，遂於當夜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長信。誠如美國史家所評說的那樣，這封信“說得再差，也是經典之作”。為使讀者全麵了解這場爭論的情況，現將這篇“經典之作”摘其要點如下：
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的特使
溫.威爾基先生：
您告訴我您是美國總統在軍、政方麵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彙報一下在華與日本人進行軍事作戰的情況，我謹遵您所囑，彙報如下：
一、日本會在中國被打敗。
二、日本會被這樣一支小小的空軍打敗，它在其他戰區會被認為是可笑的。
三、我深信，隻要我有全權指揮這樣一支空軍，我就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萬萬名美國軍人和海員的生命，而美國將付出的代價很小。
四、我對我所說的是有信心的，這不是帶著個人考慮說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於下列事實：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我一直堅信日本會對美發動戰爭，我將自己軍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華用於研究這一問題；我任中國空軍的非官方顧問已有五年之久，同時，我以此身份，對日作戰也有五年之久……
五、我到中國……得到了蔣委員長和中國高層領導人的信任。如果說我有了他們的信任，這是因為我（一）已是一位常勝將軍；（二）我從不對中國人說假話，我從不許諾去幹那種我力不能及的事。
六、我現在深信，隻要我擁有作為一個美國駐華軍事指揮官的全部權力，我不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國人變成美國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這種友誼，使中國世世代代成為美國一個大的、友好的貿易市場。
七、軍事任務本來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現在它被那些不靈活的、不合理的軍事組織和不懂如何在中國進行空戰的人複雜化了。
……
十三、然而，為了完成這一目標，應給我充分的作戰自由，讓我能直接與蔣委員長和中國部隊打交道。我知道蔣委員長也希望我這樣做。要是我在於航空誌願隊工作期間後退一步，我就不會作出那麼有信心的聲明了……
假如我有權隻向蔣委員長報告一切，我想在中國進行陸空聯合作戰。
十四、我重申，這一計劃將使中國的地麵部隊作戰順利，而且肯定會使麥克阿瑟順利前進，並會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軍的作戰。而且，還會在戰後使中國成為我們持久的友邦。
美國準將陳納德
與陳納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史迪威卻受到了威爾基的冷遇。
史迪威自認為是美國在華最高軍事長官，總統私人代表威爾基理應首先找他了解情況。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威爾基根本就沒有召見他的意思。當有人告誡他說“蔣介石打算在指揮問題上玩弄卑鄙的詭計”時，他又產生把基本事實當麵告訴給威爾基的想法。“但威爾基疲勞過度，昏昏欲睡，似乎什麼都聽不進去。”第二天，史迪威又去見他，但“仍無結果。他沒有提一個問題，完全聽信了蔣介石夫婦的話”。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他建議我也為他們說幾句好話。見他的鬼去吧”；威爾基“不是太疲勞了，就是對我不感興趣。實際上他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問，幾乎是有意這樣做的”。
史迪威不悅地看著威爾基接受蔣介石有意作出的虛偽宣傳，一直也想不出讓這位總統特使認識中國真實情況的辦法。就在軍政部在軍人俱樂部為威爾基舉行的一個有委員長出席的雞尾酒會上，何應欽似有準備地提議：
“總統特使閣下，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可以到西安附近的黃河前線看看。”
史迪威對這一帶非常熟悉，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曾在這裏幫著馮玉祥修過公路。另外，近來他還不斷地聽說，“在此駐紮的胡宗南所部不僅全力封鎖陝北的紅軍（即八路軍），而且還和隔河對峙的日軍相安無事，大做軍火買賣”。因此，史迪威認為這倒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遂大聲附和地說了這段話：
“威爾基先生當然應該去看一看，絕不應該錯失良機。那裏是中國最大的市場。日本人和中國人在那裏交換他們各自需要從對方那兒得到的一切商品。”
史迪威的言行是失禮的，這是他的性格使然。
史迪威這位“中國通”畢竟是美國人，而且是一位遠離中國現實的高高在上的美國將軍，他不可能對蔣介石的一切弄虛作假了如指掌。就說他口中的“中國最大的市場”吧，那裏還有專門開辟的“供來訪客人由人陪著去參觀”的所謂“日占區邊緣的前線地區”，哄騙像威爾基這樣的美國人還不容易嗎？為此，蔣介石淡然一笑，不露聲色地說道：
“威爾基先生的確應該去看看中國最大的市場。為了確保閣下的安全，我決定委派犬子緯國陪同前往。”
威爾基已經從史迪威和蔣介石的話音中聽出了某些門道，遂笑著說道：
“好！我一定去看看中國這個最大的市場。”
威爾基在蔣緯國的陪同下飛往西安，然後“又乘火車和四輪大車，沿著當年史迪威和馮玉祥的部隊一同走過的道路到達黃河岸邊”，按計劃視察了前線。“借助望遠鏡能直接看見日軍大炮的炮管還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所謂前線視察結束之後，威爾基對蔣緯國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個前線不僅僅是一個隻供參觀的地方。”
聰明的蔣緯國清楚這句評價實際上是對史迪威將軍言行的批評。這位曾在希特勒屬下學習裝甲兵知識的青年人知道美國人特有的嗜好：喜歡收集一切戰利品。他在回程中，懷抱著日軍騎兵軍刀和幾瓶上等法國酒走進威爾基的包廂，恭敬地說道：
“威爾基先生，這是我英雄的突擊隊送給您的戰利品。”
威爾基一見興奮不已。或許是為了他回國寫文章用吧，他驚奇地問道：
“他們是怎樣從日本軍人那裏繳獲來的？”
“突擊隊在夜裏渡過河去，回來時，總是帶著這樣或那樣的戰利品，包括俘虜和敵人的軍事計劃。”
威爾基這個毫無軍事常識的人就不會想一想：幾個突擊隊員乘著夜色泅渡到黃河的對岸，靠什麼去抓獲敵人的俘虜？又靠什麼把這些俘虜運到黃河的這邊？蔣介石就是以此拙劣的辦法騙過了這位美國總統派出的欽差大臣。更為可笑的是，威爾基回國之後又用手中的筆為蔣介石作了轟轟烈烈的宣傳。
威爾基的中國之行是愜意而愉快的。但是，他也在山城重慶演出了一段極富喜劇效果的“涉外戀”插曲。由於他傾心的對象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女士，蔣介石也憤而演出了一場“捉奸記”。當時中美兩國上層人士將此事作為談資笑料廣為播揚，後人也紛紛著書予以評說。台灣專和蔣氏家族過不去的李敖先生寫有專文《蔣介石捉奸記》公開行世，筆者的拙作《宋美齡和蔣介石》也作了客觀的述評。為使讀者對這段曆史花絮有個概略而公正的了解，筆者把當年隨同威爾基使華的美國出版大亨、《展望》雜誌創辦人邁可.考爾斯寫的《感情上的密切聯係》一文摘抄如下：
有一晚在重慶，委員長為我們設了個盛大的招待會。在一些歡迎的致詞之後，委員長、夫人和威爾基形成了一個接待組。大約一小時後，正當我與賓客打成一片時，一位中國副官告訴我，溫德爾找我。
我找到威爾基，他小聲告訴我，他和夫人將在幾分鍾之後消失，我將代替他的位子，盡最大的努力為他們作掩護。當然，十分鍾之後，他們離開了。
我像站崗似的釘在委員長旁邊，每當我感到他的注意力開始遊蕩時，就立刻慌亂地提出一連串有關中國的問題。如此這般一小時後，他突然拍掌傳喚副手，準備離開。我隨後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溫德爾和夫人去了哪裏，我開始擔心。晚餐過後不久，中庭傳來一陣巨大的嘈雜聲，委員長盛怒狂奔而入。伴隨他的三名隨身侍衛，每人都帶了支自動步槍，委員長壓抑住他的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禮。
“威爾基在哪兒？”禮儀結束後他問。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爾基在哪兒？”他再次詢問。
“我向你保證，委員長，他不在這裏，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裏。”
我和侍衛們尾隨其後，委員長穿遍了整棟房子。他檢查每個房間，探頭床底，遍開櫥櫃。最後，他對兩個人的確不在屋裏的事實感到滿意後，一個道別的字都沒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見到溫德爾站在一排射擊手前的幻影。由於無法入眠，我起身獨飲，預想著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
威爾基就要結束在中國的訪問了，他帶著成年人的激情，傾倒在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的魅力之下。“他想出了一個能夠使他們之間的交誼持續下去的令人興奮的主意，提議夫人對美國進行一次友好訪問。威爾基非常真誠地相信，夫人訪美能夠達到雙重目的：‘對我的美國同胞理解亞洲問題有著極大的重要意義’；夫人以‘她的智慧，循循善誘的天賦，高尚的品格……以她的才能和魅力，豁達和同情心，雍容的儀態和火一般的堅定信念……一定會成為最理想的外交使節……我們將以超出尋常的注意力傾聽她的聲音’。”
誠如一位美國史學家所評論的那樣：“威爾基為自己的這一建議激動得熱血沸騰。他在與夫人最後一次會晤中不停地請求她一定要在‘明天’就和他同機飛往美國。”同時，他還忘乎所以地對宋美齡說了這樣的話：
“我會盡力勸說羅斯福撥給夫人要求得到的全部飛機。”
蔣介石不懂英語，無法知道威爾基和宋美齡在說些什麼。但是，可能是前有“捉奸記”插曲的緣故，他對威爾基和宋美齡用英語交談且又眉來眼去、頻頻傳情的場麵感到別扭和不快，礙於外交禮儀——更重要的是需要大批的美援及租借物資，他隻好把這男子漢所難以容忍的醋意和怒火暫壓在心底。會晤一結束，他把威爾基剛剛送出門口，就又轉過身來，竟然對侍從下了這樣一道命令：
“把窗戶統統打開，把這個外國人身上的氣味都放出去！”
……
二十
溫德爾.威爾基離去之後，最大的受益者蔣介石對史迪威采取了敷衍塞責的態度，因為他相信羅斯福總統會對史迪威作出新的安排。
史迪威對威爾基中國之行的表現是很不滿意的，可他這位蹩腳的政治家決不會想到幕後有那樣多的政治交易——多數是對準他的。因此，威爾基在山城重慶攪起的“旋風”尚未散去，他就又投入到藍伽計劃和反攻緬甸的策劃中去了。他根據緬甸錐形地形的特點，認為收複緬甸必須從北和西兩翼出擊。西麵的部隊由藍伽計劃訓練完成，代號為X部隊；北麵的部隊應由雲南昆明等地在設立的整訓三十個師的基地培訓完成，代號為Y部隊。如果再加上駐印英軍和第十航空隊的空中支援，收複緬甸指日可待。
史迪威的軍事計劃是一廂情願的，因為他忘記了任何重大的軍事行動都受著政治製約。而像收複緬甸這樣極為特殊的戰役，還要受著中美英乃至於緬甸和印度不同利益的製約。因此，他很快就應了孔明的一句名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這時，史迪威的“國務卿”約翰.戴維斯回國述職之後又返回了山城，並給他帶回了令人沮喪的報告：“這個戰區完蛋了。他們不再向這裏提供援助……居裏看上去似乎想要掐斷我的喉嚨，中緬印戰區已沒有多大希望，‘主要戰略方向在其他地方’。參謀總長（馬歇爾）說，派不出地麵部隊。”就常理而言，出任這樣一個不受重視且又時時有可能被人排擠的戰區指揮長官，史迪威有理由混天度日，過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清閑舒服還又不用負任何責任的日子。但是，這不符合史迪威的軍人性格，他不願等待命運的安排，喜歡向命運挑戰，因為他堅信靠自己的努力會幹出一番事業來的。他幾經痛苦的思索和抉擇，毅然決定不顧來自美國和重慶的各種幹擾，繼續請見蔣介石，協商反攻緬甸的大計。
然而就在史迪威準備請見蔣介石的當天，即溫德爾.威爾基離去的翌日——十月九日的晚上，他收到了設在印度的司令部副參謀長費裏斯的報告，告訴他在拉姆加爾受訓的中國軍隊遇到了英國人的幹擾。為此，他非常氣憤地寫下了這段日記：
令人沮喪。阿奇（韋唯爾）同意（中國增兵），但總督已把此事提交倫敦。“國內政府有最後決定權。”哈特利說。因此，他們必定要抱怨此事。給喬治（馬歇爾）發去急電，求援。否則，它將毀掉我們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國人，危害未來的所有合作，毀掉這一機會。自我們在這裏幹了些事之後我們有了一些權力，可他們對此會予以注意嗎？不——英國人的策略是，“不能要那些肮髒的中國佬”；長期政策：害怕中印合作，害怕單獨行動。除此還能有什麼。
無論如何，蔣介石會發脾氣，也許要退出整個行動。如果他這麼做，我們就白幹了。或許喬治能拯救此事。
在蔣介石看來，英國人的所作所為是必然的，沒有什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英國人出於敗落的宗主國的特殊心理，是絕對不讚成中國軍隊進駐要求獨立的印度境內的。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英國人從根本上講不讚成中國軍隊解放緬甸。而中國——以蔣介石為首的政權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願意犧牲中國的軍隊為“英國佬”解放緬甸，因為在中國的國土上駐有近百萬的日本軍隊啊！有意思的是美國——主要是史迪威中英兩國都不熱心的藍伽計劃和緬甸戰場在日夜焦慮。時下，英國人反對在印度拉姆加爾整訓中國軍隊，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在變相地告誡中國：不要派軍隊染指緬甸。聰明的蔣介石不僅不會借此挑起中英之間的衝突，而且還將其視為給史迪威出難題的一個天賜良機。他一反常態，非常痛快地批準了由商震主持製訂的向緬甸實施進攻的計劃，並將中國預計派出的部隊由十到十五個師改為十五到二十個師。不知實情的史迪威樂觀地認為：“看來不錯。”蔣介石卻加重語氣對史迪威說：
“請記住，這份作戰計劃是建立在美國和英國派出足夠的艦艇和航空母艦，並在孟加拉灣獲得製海權和製空權基礎之上的。再者，英國人還必須保證在仰光實施兩棲登陸。”
“這我清楚，而且我和委員長的意見是一致的。”史迪威連忙答說。
“英國人阻止中國部隊在拉姆加爾整訓是沒有道理的，我也充分相信貴國是有辦法改變他們這種做法的。”
“是的，一定會有的。”
“我已經批準了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能否執行，就看英國人的態度了。”
“我一定說服他們同意。”
“為了方便你的工作，我授予你在印度之全權，務必嚴守軍紀。”
史迪威知道此次印度之行的艱難，認為靠他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改變“英國佬”的態度的。他就像豎起脖子上的羽毛、準備決鬥的公雞那樣勃然大怒：“這麼說他們決心要拆台囉！立即給喬治（馬歇爾）發十萬火急的電報，請他幫忙。”他希望馬歇爾以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的身份改變英國人的立場。接著，他打點行囊，帶著自己的參謀班子飛往印度，和老對頭——“獨眼將軍”韋唯爾進行舌戰。
英國人突然反對把中國人運到印度進行整訓是有原因的。從曆史根源上看，中國和印度——尤其是印度深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統治之苦。英國要推行防止中印合作的長遠政策，就“必須阻止中印兩國人民——尤其是兩國軍隊的接觸”。在史迪威看來，英國“防止中印合作的長遠政策”的本質是隻關心大英帝國的利益；而蔣介石的所作所為表明，他隻關心中國自身的生存。簡而言之一句話：英國和中國關心的都不是如何取得勝利，“而是怎樣在戰後獲得更多的利益，或至少保持現有的利益”。另外，聖雄甘地和尼赫魯在印度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民族獨立運動，強烈要求大英帝國還印度人民以自由，英國為保全自己在印度的利益，除去下令逮捕聖雄甘地等領袖人物而外，再就是封鎖來自世界各國的支持印度獨立的消息。基於中印兩國的曆史淵源，以及蔣介石訪問印度時作出的支持聖雄甘地的姿態，英國駐印總督遂給內閣寫信，由帝國作出決定：阻止中國軍隊以整訓為名進入印度。
自然，老奸巨猾的“獨眼將軍”韋唯爾決不會道出大英帝國的難言苦衷，而是當麵向史迪威提出了各種困難：“鐵路運輸已經飽和，每天運送軍隊的數額不能超過二百名；機動車和畜力車數量有限，如用於運輸中國部隊，將影響印軍運輸。”最後，他竟然向史迪威發出這樣的質問：
“請史迪威將軍告訴我，還有多少中國軍隊要來？他們為什麼要來？”
史迪威聽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震愕不已地發出這樣的自問：“為什麼？我的天哪！……”但是，當他稍許平靜下來再一想：“他們不想讓中國軍隊參加收複緬甸的戰役，這是問題的實質。”當他再一“看獨眼將軍”韋唯爾那毫無表情的臉，遂憤慨地說了這句話：
“中國軍隊來印度整訓，是為了協助我們盟國收複緬甸。”
“謝謝。”韋唯爾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漠然地答道，“這需要帝國政府作出決定。”
史迪威非常氣憤地回到了自己的住處，頓感身處異國，一片淒涼。他無處訴說這滿腹的憤懣，唯有像往日那樣打開日記本，記下這一天難以宣泄的悲愴情緒：
五點三十分同費裏斯一道去見韋唯爾。這個那個地一通大叫大喊，他明確說我們的拉姆加爾訓練計劃不受歡迎。全是困難——鐵路、公路、航運、用水、食品、運輸，等等，將妨礙印度軍隊的進展安排。如果我們用了卡車，那就會減少他的運輸量……在此之前他一直不了解這一情況，也沒有人提出請求，這個數字尚不能確切肯定。實際上，這使他心煩意亂。
好吧，見這個該死的老傻瓜的鬼。我們剛剛查出這一問題。他們不想讓中國軍隊參與回緬甸，問題就在於此……令人失望的會麵。
翌日——十月十八日，史迪威收到了馬歇爾將軍的來信，告知他已經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英國方麵的將軍商妥，為史迪威在印度整訓中國軍隊提供一切方便，不久，這一決定就會由英國政府通知駐印總督和韋唯爾將軍。史迪威激動地看了好幾遍，頗有些得意地自語：
“否極泰來！終於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樂觀局麵。”
就常人而言，沒有必要再找韋唯爾將軍繼續談這件事了，因為這位“獨眼將軍”在沒有接到英國政府通知之前，是肯定不會改變立場的。可是史迪威不屬於這種常人之列，他希望再看看這個“老傻瓜”韋唯爾是如何表演和轉變觀點的，借用中國的話說：“有意取笑和看韋唯爾將軍的熱鬧。”所以，他秘而不宣馬歇爾將軍的來信內容，以十分的真誠繼續說服這位“獨眼將軍”改變立場，支持在印度拉姆加爾整訓中國軍隊。
誠如史迪威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韋唯爾這個“英國佬對藍伽計劃怒氣十足”。日記寫道：他明確說不歡迎中國人。沒有住處，無法運輸，沒有物資……昨天缺一萬一千輛卡車，現在變成了三萬三千輛。印度軍隊有一百四十萬人，他對我們提的任何事情都離不開他的部隊。總的態度是拒絕中國人，但他想讓我們的空軍服從他的指揮”；“他們對印度有一點中國人都惱火得不行”；“還是老一套，像過去關閉緬甸公路、拒絕軍隊一樣。他們似乎沒吸收教訓”。
十月十九日，英國駐印度總督和韋唯爾將軍收到了英國政府的指令，立即會見史迪威將軍，態度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此史迪威寫道：“現在他們每天可以運送四百人，而且還能搞到一些牲畜，還有卡車。他們將在需多給我們一個防區，他們將為我們提供補給品。”但是，作為交換條件，“他（韋唯爾）堅持要指揮拉姆加爾的部隊”。更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韋唯爾將軍竟然提出想指揮美國駐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史迪威當即答說：
“我早已收到我國政府的訓令，第十航空部隊隸屬美軍係列，其他盟國無權指揮。至於韋唯爾將軍指揮在印整訓的中國軍隊一事，也須請示蔣委員長後再定。”
史迪威作為一名美國將軍，原本是不相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軍事是為政治服務”這一學說的，然而他通過和蔣介石，和韋唯爾，乃至於和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勞克林.居裏、溫德爾.威爾基等打交道，首次認識到大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這一論斷是何等的正確啊！
接著，史迪威又和韋唯爾商談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首先，他提交了自己製訂的反攻緬甸軍事方略，供雙方討論。
韋唯爾仔細地審閱了這份反攻緬甸軍事方略之後，為難地提出：目下北非戰局，尚未分曉，英國海空軍能否南調，孟加拉灣能否有製海製空之權，皆不可知，不能遽議收複仰光。“伊本有‘英軍收緬甸’私案，但其目標不在仰光而在阿恰布，如阿恰布得手，則可收複上緬甸，沿欽敦江東進，為下一度收複全緬之前驅。”
明眼人一看即知，韋唯爾之策“旨在保衛印度，而非打通中緬，自與史迪威目的不同”。雙方爭論甚烈，依然沒有結果。韋唯爾“仍謂緬南收複需要海軍助力，而海軍助力不可必得，不如先收複北緬。於是史迪威收複全緬案，與韋唯爾之收複北緬案乃同時審議”。結果，史迪威飛返重慶，並於十一月三日會見“委員長於黃山，報告在印商談結果如下”：
一、收複緬甸之開始日期，定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左右。
二、使用兵力為英軍一師、印緬軍六師，共七師。其中三師自英帕爾經卡兒瓦沿欽敦江流域奪棠沙、斯威堡、孟尼瓦，另一師占阿恰布向東進展，其餘三師為後備軍。
三、中國軍隊若幹師，自雲南出擊臘戍，奪曼德勒，經羅列姆占羅衣考，此部隊須於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準備齊全。
四、在印之中國軍隊，以雷多為根據地，經胡岡穀地與孟拱，奪取密支那，與英軍在棠沙會師。
五、因航空母艦未能確定，故孟加拉灣方麵，能否握有製海製空之權，尚待再商。
六、雷多方麵，須建築道路、兵房、堆棧、修理工廠，及足容三千人之醫院，並須儲備四十五日之糧食、三個月之彈藥。
蔣介石聽後表情凝重，一言不發。史迪威誤以為中國方麵有困難，或者這位蔣委員長又節外生枝，甚至是撂挑子不幹了，遂“叩問雲南方麵中國可用之兵力，與準備完成之可能日期”。蔣介石鄭重告之：
“中國擔任之兵力，除駐印兩師外，並可再派一師，參加拉姆加爾訓練，為後備軍。雲南方麵，預定出兵十五師，可於二月以前準備完成。但此次緬甸作戰之中心問題，在英國能否在孟加拉灣握有製海製空權，以阻止仰光方麵敵軍之增援。如海空實力不能充分準備，則我不願令派一兵一卒參加此次戰役，因吾人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敗。”
史迪威清楚蔣介石的方略是：“堅持南北緬水陸同時夾攻之戰略，自始不變。”“然英國人收複緬甸，本自有其時期與方略……英國寧願以自力收複緬甸之一部，而不願以中國之兵力收複緬甸之全部。”怎麼辦？史迪威再次陷入進退維穀之中，遂發出這樣的喟歎：
“引導兩個國家一致對付日本絕非易事！”
史迪威為了完成所謂的中緬印戰區的戰鬥任務，同時也是為了一雪緬戰失敗的恥辱，隻好忍辱負重，甘願身受中英兩國的夾板氣，再次奔波於重慶、新德裏之間，竭力說服蔣介石和韋唯爾同意他的收複全緬甸的戰略計劃。但是，這位“尖刻的喬”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愛以形象的比喻發牢騷。請看他說的這段牢騷話。
“活見鬼，我成了一名聽差了，我跑到重慶拉拉委員長的袖子，告訴他最好南下向薩爾溫江進攻，因為英國人正計劃從南麵攻入緬甸……如果英國人單獨占領了緬甸，中國人可就無地自容了。接著，我又飛到印度，拉拉阿奇（韋唯爾）的袖子說，委員長正準備南下薩爾溫江，你們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動，如果中國部隊真的大膽地揮師南下，而你們卻仍按兵不動，你們英國人沒有盡到白人的義務，往後的日子可難過了。”
在這期間，史迪威誠如他的一位朋友說的那樣，“像蟋蟀那樣到處跳……什麼事都要管”。就在他往返重慶、新德裏“扯袖子”的過程中，他還擠時間經常到拉姆加爾訓練基地，和負責訓練的孫立人、廖耀湘共同製訂計劃，“視察駕駛員訓練隊、軍樂隊、醫院和靶場。史迪威為自己能再次從事訓練部隊的工作感到十分愉快”。
史迪威利用重大節日之慶典——尤其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儀式，“站在中國國旗下，向中國部隊發表演說。他用漢語向士兵們講述中國曆史故事，給他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為使講演更加富有色彩，恰當地引用了中國典故。在說到效忠國家時，他列舉了宋朝大將嶽飛抗擊入侵金兵的例子。他還講了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不忘失敗的恥辱的故事。他告訴部隊，他代表的是蔣介石。他們必須英勇戰鬥，否則他就有負重托，無顏見使他獲得榮譽的委員長。他提醒中國士兵們應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有所貢獻。他叫他們不必為武器和裝備擔心，他會親自保證部隊得到與日軍同樣精良的裝備”。他看著這些在拉姆加爾訓練的可愛的孩子們，真是打心裏高興極了。為此，他曾寫信告訴自己的妻子：
我們給中國軍隊開辦的訓練學校十分氣派。學生們學得很快。他們吃得很好，醫療上得到關心，教學也有實效，他們還拿到了軍餉，可以看電影、進行田徑鍛煉，等等。他們喜歡這些；你知道，中國軍隊從未受到過如此的待遇。他們會是好樣的。
總之，史迪威的“議事表中滿滿地排著兵站、交通管製、醫療衛生、通訊與工程保障，以及從蚊帳到榴彈炮等各類問題。在過去幾個月中，美國參謀人員已經和中國作戰處共同確定了一個齊裝滿員的整編團所需的人員和裝備的詳細數字，以及每種裝備占租借物資的確切比率”。據計算，必須每月經由駝峰空運四千三百噸物資，方可滿足在雲南整訓的Y軍三十個師的需要。
結果，由於占用陳納德將軍的裝運燃料油的貨艙容積，因而遭到自以為獲得總統特使威爾基支持的陳納德的反對。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陳納德依舊是一個不守紀律、愛虛榮的部下，他從未把他看成是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所以，當史迪威收到陳納德的抗議書後，冷漠地笑了笑，拿起筆就在抗議書上批了這段文字：
陳納德總是像鴨子那樣咯咯地叫個不停，真礙人手腳。他對比斯爾仍然耿耿於懷。我要他住嘴。執行命令。
另外，史迪威似乎生來就和政客、官僚、喝兵血的高級將官無法共事。就在他往返穿梭“扯袖子”和監督整訓部隊的過程中，他和他的中國副手羅卓英鬧翻了。原因是極其簡單的：按照國民黨的軍隊傳統，軍餉交由主管首長分發，而分管這件事的最高長官羅卓英不思改進，按照以往的規矩辦理。不久，史迪威聽說羅卓英及其屬下克扣士兵的軍餉，他怒不可遏地質問羅卓英，並擅自決定改變以往的規矩，要當麵把軍餉發到每一個士兵的手裏。這樣一來，士兵高興了，羅卓英等就丟了麵子，由此和史迪威產生矛盾，甚至怠工。史迪威整理了羅卓英的十大罪狀，控告到了蔣介石那裏，並強烈要求撤換羅卓英。
蔣介石雖然也是一位剛愎自用的軍事家，但他決不像史迪威那樣沒有城府，把心存的大小事都掛在臉上，把一切心裏的話都放在嘴上。有時，他為了達到某一政治目的，還違心地賠著笑臉說相反的話，直到他認識到應該“揭鍋”的時候，方才翻臉、攤牌，甚至搞突然襲擊，置對手於死地。再者，為了某種所謂最大的利益，他也可以隨意地放棄局部的利益，或采用變通的手法彌補有意失去的局部利益。這就是蔣介石口中的“韜光養晦”。
史迪威並不完全了解蔣介石自中國傳統中承繼下來的這套治國之策和用人之道，他從不認為蔣介石“棄卒保車”甚至“遣卒保車”是一種對付他乃至於美國政府的手段。相反，他卻認為這是自己堅持原則的結果，有時還視為正義戰勝邪惡的必然。這就是史迪威和蔣介石的真正區別，這也決定了史迪威無論由誰支持，最終必然敗在蔣介石的手下。
史迪威提出了撤換羅卓英的要求，以為還會像當年排除杜聿明那樣難，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當即允諾。更令史迪威震驚的是，他久已想獲得師團幹部的任命和裁撤權，這次蔣介石也欣然同意了。為此，他激動地寫下了這則日記：
報告與韋唯爾開過的會議情況。一係列的驚訝。一、我可以隨時撤羅的職。蔣介石對此作了重複。二、在做準備工作時我可以對長官部下命令。三、蔣介石將在雲南一側部署十五個師，這還不包括印度支那邊境上的防禦力量，對緬甸的進攻準備工作將於二月十五日前完成。四、他將為此配備盡可能多的炮兵部隊。五、夫人建議我來挑選作戰的師團和任命指揮將領……蔣介石同意。六、我來指揮中國駐印軍。……七、聯合指揮。我的建議——蔣介石指揮。不，他不願意。那麼他能否接受和派我以參謀長身份代替？不可，我告訴他們韋唯爾不會接受。哦，蔣介石說，組成一個參謀部——一個英國佬、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把我放在前邊。不可，還是因為韋唯爾。我說，如果斯利姆來指揮英國佬就妙極了。
“花生米”說，“海空控製權一定要有保證”，否則他就不行動。
總算有了些進展，如果他們的想法同所說的一樣。好極了。這是我們向前邁出的最大的一步。
史迪威並不知道這“前進”的背後還有更大的陰謀。他竟然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是剛剛回國述職的宋子文在起作用？還是“我列出的必備之事是否嚇壞了他們？在這一點上他們顯然已談論過，因此才建議撤下羅（卓英），代之以一個軍銜略低但更多地懂得現代武器的人”。
史迪威是起綽號的能手，但唯一沒有享受此“殊榮”的是宋子文。僅從這一點上看，史迪威對宋子文的印象不壞。尤其是宋子文回國述職給他帶來的兩件禮品——手表和打火機令他格外喜愛。但令他感到更為舒服、順耳的卻是宋子文的這段話：
“我為什麼送給您這樣兩件小禮品呢？因將軍心中最珍貴的東西是時間，我希望您能戴著這塊表爭分奪秒收複緬甸；將軍畢竟臨近花甲之年，指揮打仗累了的時候，用我送的打火機點燃雪茄吸上幾口，解解乏。”
就在史迪威和宋子文愉快相見不久，他的小兒子約瑟夫.W.史迪威和女婿歐內斯特.伊斯特布魯克上校來到了他的身邊供職。這對身在異國迭遭創傷的史迪威將軍而言，無疑是一種精神上最大的慰藉。
與此同時，史迪威收到了馬歇爾將軍等人發自美國的密件，告訴他蔣介石及陳納德等人四處告狀，不把他趕回美國誓不罷休。令他憤慨的是，不僅陳納德通過威爾基向羅斯福總統告了他的狀，而且蔣介石夫婦還利用私人關係，策動駐華使館海軍武官麥克休上校進一步向美國軍部施加壓力，要求召回史迪威。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麥克休原為語言教官，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蔣介石的顧問端納的好友和高爾夫球友。那時，他每周總有三四次去蔣公館吃午飯。作為“宮廷圈子”裏的人物，他也成了美國大使的耳目。當時任駐武官的史迪威對此極為憤慨，並和麥克休結怨。
到了現在，“蔣介石夫婦又把麥克休請到家裏吃飯，向他強調用陳納德取代史迪威對盟國的好處”。為此，麥克休給美國海軍部長寫了一封信，強調“史迪威堅持奪回緬甸是出於他在緬甸慘敗以後所產生的個人野心。它分散了力量，妨礙按陳納德的計劃充分發揮空軍的作用”。他認為“隻要撤換史迪威和比斯爾，解散他們龐大的參謀機構，尤其是把權力移交給陳納德”，就能鼓舞委員長，“使這個戰區的局勢得到根本的改變”。
海軍部長諾克斯把麥克休的報告轉送陸軍部長史汀生，史汀生又將它轉給馬歇爾。“馬歇爾讀後怒不可遏。當他聽說麥克休又把這套理論講給在新德裏的韋唯爾聽後，更是火冒三丈。馬歇爾認為，麥克休插手，對美國在中緬印戰區作出的戰爭努力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他氣憤地要求海軍部不許當時正在回國途中的麥克休再去中國任職。”
但是，對於麥克休的告狀信，羅斯福總統是很有興趣的。這是因為“羅斯福早有調史迪威去其他地方的打算，所以他很願意屈從於中國方麵為陳納德施加的壓力，接受集中使用空中力量的建議”。這自然遭到了陸軍部長和參謀總長的堅決反對。軍界認為：“重新打通滇緬公路十分必要。這與使用空軍力量非但沒有衝突，而且是對空軍的支持。為了滿足中國戰場陸空軍部隊的作戰需要，必須建立一條可靠的補給線。”因為“即使空運司令部能夠完成運輸所有必要物資的任務，但隻要日軍仍然占領著北緬，這條空運線以及位於阿薩姆的終點站就始終處於敵人的威脅之下，要保證安全，就必須開進緬甸。要把作戰物資送到中國地麵部隊手中，就要開辟陸上通道，作為空中運輸線的補充。作戰處明確說，‘隻有通過戰鬥奪回緬甸’，上述目的才能達到”。
這場爭論的核心是中國戰區的戰略問題，其表象則是史迪威的去留。可是令史迪威本人寬慰的是：“對於陳納德要求獲得最高指揮權的願望。陸軍部從未認真予以考慮過。”在軍界看來，“陳納德通過‘外交渠道’直接乞求於總統，並繼續動員其親信進行院外活動，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使他在陸軍部聲名狼藉”。尤其是史迪威聽說，馬歇爾將軍對陳納德致羅斯福總統的信的評價是：“隻不過是一派胡言，戰略倒不錯，就是毫無意義。”這使得史迪威那憤懣不平的情緒得以緩解。同時，他還認為自己立於眾敵攻擊之中是一種驕傲的本錢。
也就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氛圍和戰略態勢下，在溫德爾.威爾基的安排下，宋美齡於十一月十八日赴美訪問，史迪威去九龍坡為“白雪公主”——史為宋美齡起的綽號——送行。他望著那架遠遠飛去的專機，遂禁不住又發出這樣的自問：
“羅斯福總統會聽‘白雪公主’的嗎？……”
二十一
宋美齡出訪美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宋美齡安抵美國不久，羅斯福總統的夫人專程去紐約的醫院看望她。羅斯福總統的夫人發現她是那麼的“弱小和嬌嫩”，以至這位美國“第一夫人”“油然生出了想要幫助她並把她當做自己女兒的願望”。事實也正是如此，宋美齡及其隨行人員很快由紐約遷到華盛頓落腳，並作為最高貴的國賓住進了白宮。
羅斯福總統很早就聽說宋美齡的魅力了。當他第一次會見宋美齡的時候，就“改變了讓被會見者坐在自己身旁沙發上的慣例，在麵前擺了一張牌桌，在桌的另一邊放上一把椅子。他對女兒解釋說，這樣安排是因為他不想與客人靠得太近”。久而久之，隨著了解的加深，總統發現宋美齡身上有一種“堅如鋼鐵般的意誌，這與總統夫人所描述的可愛而又溫柔的形象並不完全一致。一天晚上，賓主共進晚餐時，羅斯福就約翰.L.劉易斯發起的礦工罷工事件問蔣夫人，她的政府在抗戰時遇到這種情況，會采取什麼對策？蔣夫人用一個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了一個殺頭的姿勢，總統仰頭大笑，同時朝著桌子對麵的夫人說道：‘埃莉諾，你瞧見了嗎？’”。
羅斯福總統的隱喻是：在美國長大的宋美齡壓根就不懂得什麼叫人權和民主。
但是，羅斯福總統忘記了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是可以改變人的本性的。隻要把宋美齡和蔣介石聯姻前後的言行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她早已判若兩人。同時，也會從宋美齡思想變化的軌跡中發現東方文化潛移默化的力量。
話又說回來，宋美齡以她特有的風采，的確贏得了羅斯福總統的歡心。
宋美齡在訪美期間，頻頻拋頭露麵於社交界和政界，激起了一片片讚美和歡迎之聲。正如威爾基曾經預言的那樣，美國人正以“超過對其他任何人的注意力”傾聽她的聲音。當二月十八日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她在聽眾中掀起了陣陣狂熱。一位評論員曾這樣寫道：“真了不起啊，我從來沒有經曆過如此動人的場麵。蔣夫人幾乎使得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那天，宋美齡“身著妖豔的黑色旗袍，體態嬌小苗條，神情自若，一口標準的英語優雅而又動聽”。她使國會覺得是在聽“世界上的一位偉人演講”。據一位也被宋美齡迷住而且對當時的情形很了解的記者報道說，“議員們全部被夫人的風采、嫵媚和才華‘吸引了……驚愕了……繚亂了’。在議員們全場起立，熱烈鼓掌達四分鍾之久以後，蔣夫人開始了演講，她的主題是：戰勝日本比戰勝德國更為重要，美國應該讓她的人民去中國戰鬥，而不應該在太平洋花費那麼多的力量”。當她說到，經過五年半的抗戰，中國人民相信，“與其忍辱接受失敗，不如光榮地冒失敗之險，去爭取勝利”時，歡呼的掌聲達到了高潮。
另外，宋美齡以她非凡的外交手段和演講天才，“在美國人心目中激發起想要表示友誼的強烈願望。人們覺得，她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普遍願望的象征”。對此，《華盛頓郵報》載文說道：“她所想要的，都是為了地球上的全人類。”
但是，宋美齡在幕後的活動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自從她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乘坐陸軍部提供的飛機在美國降落起，她就開始嚐試勸說美國改變戰略。她在與趕來迎接她的總統政治顧問——霍普金斯談話時，就閉口不提歐洲和太平洋戰爭，隻是大談特談美國“在中國大陸上的所作所為”。她毫不掩飾她“對史迪威的厭惡，和對陳納德的無比欽佩”。她告訴霍普金斯，史迪威“不了解中國人民，是史迪威逼著蔣介石把中國最精銳的一個師投入緬甸，以致後來該師全軍覆滅。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就是在拜會羅斯福總統的時候，宋美齡也當仁不讓地抨擊了史迪威在華工作中的所謂失誤，同時也直言不諱地稱道了陳納德所領導的“飛虎隊”的曆史功績。另外，她為了改變軍界支持史迪威的現狀，按羅斯福總統的話說，“個個都是她企圖‘勾引’的對象”。請看如下史實：
參聯會主席萊希海軍將軍就曾被邀請來到她在白宮的套間。萊希後來回憶說，他“一直未能弄清楚，那次邀請的目的到底是什麼”。陸軍部長史汀生發現她是“一位極有魅力，又非常迷人的小夫人”：她竟然“說我的手很漂亮”。但是史汀生又告誡也受到邀請的陸軍部長助理麥克洛伊，要嚴加提防她所說的話。蔣夫人纏著所有來訪的人，要求為空運司令部增撥飛機。由於她糾纏不休，以至……新型C—46飛機還沒來得及完成全部性能試驗，羅斯福就下令立即交付中國使用。這種飛機在喜馬拉雅山地區惡劣的氣候條件下所暴露出來的構造上的問題，使許多飛行員喪了命。
宋美齡出訪美國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重要使命，那就是通過她的外交手段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讓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四強——美英蘇中——之一，把蔣介石捧上“國際領袖”的寶座。自然，她作為蔣介石的夫人也就一躍成為四大“國際領袖”之一的夫人。
聰明的宋美齡完全清楚羅斯福總統的對華構想，也清楚在史迪威使華之前聯合國宣言草案簽署的時候，中國就被列為四大強國之一。隻是由於丘吉爾首相的堅決反對，羅斯福總統才把名列第二的中國改排在第四位。為此，宋美齡和蔣介石是非常感激羅斯福的。
宋美齡清楚，近一年以來，除了要使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結構中的四大強國之一以外，羅斯福的主要目標還有：“目前，繼續讓中國參戰，將來和美國結成盟國。”他認為，“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會像中國那麼有可能成為戰後麻煩的根源。為了給中國未來的穩定奠定基礎，羅斯福製訂了四項原則……第一，中國必須與蘇聯達成一項協議，防止蘇聯在戰後幹涉中國；第二，中國必須收回被日本和其他國家侵占的領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國民黨政府，把它看成能夠統一中國的唯一政權；最後，美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必須以中美兩國的密切工作關係為基礎來製訂”。事實上，“羅斯福已經朝著使中國獲得國際上的平等地位邁出了重要一步。美國經過談判廢除了美中不平等條約和所有保留的治外法權、特權及租界。同時他還敦促英國也采取同樣的做法，不過香港除外”。據來自外交部的消息，羅斯福總統已經說服丘吉爾首相，決定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美英分別與中國簽署協議。
由於羅斯福總統的努力，美英“正式廢除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從此結束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主權長達一個世紀的侵犯”，蔣介石歡呼這一事件是“中國曆史上的新篇章”，使一個獨立的中國享有“與英國和美國完全平等的地位”。這也給宋美齡造成了一種幻覺：從此，中國就以完全平等的地位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務了！
但是，事實就像是紙中的火，很快就把這種假象燒掉了。
據可靠的消息，就在美英分別簽署廢除不平等條約協議的第三天，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將相會於北非摩洛哥之卡薩布蘭卡，舉行世人矚目的卡薩布蘭卡會議。蘇聯的斯大林是否與會？未定；中國的蔣介石是否在受邀之列？不得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宋美齡如果能說服羅斯福總統邀請蔣介石出席，不僅會提高蔣介石的國際地位，而且還會提升中國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地位。
不久，宋美齡又獲悉：斯大林拒絕赴會，原因是“蘇聯在斯大林格勒發動決定性的攻勢”，他“一天也不可能離開”。而中國，根本就未在被邀之列。
這極大地激怒了好大喜功的蔣介石，同時也使宋美齡看清了所謂平等的虛偽。按照往昔的經驗推理，蔣氏夫婦認為一定又是自視不凡的丘吉爾在“搗鬼”。事有湊巧，在卡薩布蘭卡會議召開的前夕，中國和英國在收複緬甸的問題上發生了衝突，致使史迪威和蔣介石的矛盾再次尖銳起來。
就在宋美齡籌謀讓蔣介石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期間，蔣介石依據他的韜光養晦的策略，借收斂和史迪威的矛盾以取悅羅斯福總統，希望羅氏能再為之撐腰、說話。從而開始了被史迪威稱為“與‘花生米’同甘共苦”的階段。
在這期間，“史迪威大權在握，意興勃勃”，為收複緬甸調兵遣將：“十月、十一月之間，各地參戰部隊，紛紛向滇西方麵秘密開動，陳誠由鄂調滇督師，宋希濂守滇西，鄭洞國任駐印軍軍長。史迪威不滿意之高級將領，如羅卓英、俞飛鵬、杜聿明等，皆已另調他職。”史迪威遂於十二月二日電告馬歇爾：“中國方麵業已盡如美方之意見，美方亟應履行援助之諾言。”蓋其時“史迪威方為中國戰場向美提出驅逐機兩隊、中型轟炸機一隊之要求，且欲將中印每月空運之三千五百噸加至一萬噸”。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政治嗅覺極其不靈敏的史迪威寫信告訴他的妻子：“‘花生米’那幫人越來越友好，我甚至覺得他們令人起敬，當然你明白我是什麼意思。他們開始考慮也許我們有些道理。幾個月前的討厭家夥改變了主意，現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如果我祖父那邊的人（指美國人）能全心全意地合作，那就隻有好處。”其中，他對傳說中接替羅卓英的陳誠印象最佳：“陳看來是個討人喜歡的家夥”，“向他詢問官兵的訓練情況和作戰能力，證實了我的觀點：下級軍官，好的；師長們素質不穩定，全部需要進行進攻的訓練”。
簡而言之，在盲目樂觀的史迪威看來，隻要“我們能夠在韋唯爾屁股底下點上一把不滅的火”，翌年春季收複緬甸的戰役就正式打響了！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他還未來得及在韋唯爾屁股底下點上一把收複緬甸的火，“印度傳來不祥的兆頭。英國人在考慮有限的戰線，他們的目標簡直是個笑話——阿拉幹山、欽邦山和加列瓦。然後他們將騷擾日本人的交通線。這個將軍（韋唯爾）什麼都不懂，因此提出了孟加拉灣的問題。英國皇家海軍也不可能有所作為。總的看來，他們想去北緬幹一下，翌年秋天之前等在那兒，然後再真正地打過去”。
史迪威的運氣或許又應了中國這句格言：“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接著，他又收到了馬歇爾將軍無法滿足緬甸戰役所需要的軍火物資的電報。他閱後雷霆大發：
“上帝！這就是我們要進行一次戰役所得到的支援。我不清楚他們給非洲運去了什麼。我能用預期得到的這些東西安撫住中國人嗎？這是為了‘支援中國軍隊’，我真他媽說不清，他們也許會嘲笑我，也許還會默不做聲。”
接下來，又是老調重彈，中英雙方為著各自的利益，又以收複緬甸的進軍路線為名目展開了無聲的彼此掣肘。史料記載：
華軍路線，不從英坊（即英帕爾）出發，改由（即胡岡）河穀（即孟拱）河穀入緬。此路菁叢蔽天，蚊蚋遍地，蛇虺出沒，山嶺崎嶇，行軍已大艱難，而英坊地理環境較為平坦，韋唯爾特留為英軍入緬之用。尤其要者，作戰目的不在奪取仰光，而在占領密支那。奪取仰光，事關中國海上通路，中國自可不惜動用三個餘萬之大軍，一與搏戰；奪取密支那，與國際通路並無直接關聯，中國應否以如許兵力冒此艱險，宜有考量。而史迪威誌切一報前歲緬甸失敗之辱，竟不顧及，又此路進軍，補給方麵亦甚有困難……十一月十九日英美參謀人員在新德裏開會時，英方明告，謂在此情形之下，唯有將收複仰光與收複北緬兩案同予暫緩，改用英方明春占取阿恰布之計劃，因其時北非盟軍登陸，蘇德戰爭亦於盟軍有利，地中海之英國艦隻當有移調印度洋之可能。在馬歇爾全力支持之下，史迪威雖能獲得雷多築路器材與工程人員之優先權，而英國對於收複仰光方案，則仍不願如期實行。
為什麼會相繼出現這樣“倒黴”的事情呢？史迪威隻好對著世界地圖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的態勢，他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盟軍於十一月八日在北非登陸後，曆經一係列混亂局麵，到目前為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北非戰役將延長，這就排除了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前在中緬印戰區采取大規模行動的可能。在太平洋，美國在保衛瓜達卡納爾島的戰鬥中損失了兩艘航空母艦，使美太平洋艦隊隻剩下最後一艘航空母艦。在大西洋，船隻損失嚴重，尤其是摩爾曼斯克航線，平均每四十艘就要損失十三艘。當各戰場都要求加強力量的時候，盟國就很難同意向戰略和作戰目標都有爭議的中緬印戰區調撥其他戰區亟需的物資了。”
自然，英國舉棋不定的做法也反映出盟軍在北非作戰並不十分順利。
史迪威這時的心情壞到了極點，他用“糞堆裏的哭聲”這樣的比喻自嘲，幾乎是憤怒地向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子發牢騷：“有時候我的腦子剛鬆快一下，心想‘好家夥，進展不錯’！恰恰就在這時，我們自己的人又把一車大糞倒到了我身上，外帶著扔進來的一顆手榴彈。”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紀念日到了，史迪威作為一位高級的美國將領，那種雪恥、複仇、教訓日本人的特殊心理是可想而知的。正當他暗自咒罵自己在軍界的好友及靠山——馬歇爾將軍忘記緬甸慘敗的時候，他意外地收到了馬歇爾的電報通知。大意謂：“由於重新打通緬甸運輸線可以加強從中國出擊的空中力量，美國決定增加對緬甸戰役的支援。你的要求已放在僅次於艾森豪威爾指揮下的北非戰場的優先地位。為表示美國對緬甸的重視，支援項目中還增加了六千名美國勤務部隊，執行築路及其他任務。”史迪威閱此電文愁雲頓逝，笑著自語：
“喬治就是喬治！……”
正當史迪威暗自高興“進展不錯”之際，“獨眼將軍”韋唯爾又把“一車大糞”倒在了史迪威的身上——也就是在可堪紀念的十二月七日這一天，韋唯爾發來了電報，提議取消進攻北緬的計劃。這猶如晴天霹靂，驚得史迪威幾乎失去了知覺，因為他清楚這標誌著緬甸戰役被扼殺。
史迪威深知韋唯爾代表英國作出這一決定的分量，他為使此事不在山城引起軒然大波，自然也是為了他這幾個月的心血不至付諸東流，決定在向蔣介石封鎖消息的同時，立即飛往印度新德裏會晤韋唯爾將軍，再次去幹他最討厭的工作——“扯袖子”。
韋唯爾是一位典型的英國將軍，他喜歡擺排場、講資曆，同時還有著英國人那特有的在所謂紳士風度掩蓋下的虛榮心。由於東南亞所有英國的殖民地——尤其是緬甸都是在他親自指揮下丟給日本人的，他不由得擔心：如果史迪威真的帶著中國軍隊收複了英國的失地，世界的輿論將會如何評價英國的皇家軍隊？又會怎樣看待他這位資深位尊的“獨眼將軍”？未來英國人再如何統治這些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所以，他除去站在英國立場上行事而外，從情感上說，他也是堅持反對中國軍隊入緬參戰的。
韋唯爾和史迪威在近一年的軍政折衝中，都逐漸地摸清了蔣介石的真實用意——一切為了重新打通國際通道滇緬公路。因此，攻克連接國際通道的仰光是中國參戰的最高目的。另外，鑒於前次入緬參戰失敗的教訓，在重新部署收複緬甸戰役的時候，中國要求參戰盟國必須有製空權和製海權，而且還要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否則，中國是不會出兵參戰的。為此，狡猾的韋唯爾把球踢給了史迪威：
“現在一切都十分困難——尤其是後勤上的困難，無法在雨季向士兵提供補給。可是日本人呢，他們在緬甸有內陸公路網……”
“我們可以利用製空權切斷他們的內陸公路網嘛！”史迪威不容韋唯爾把話講完，就堅決地說。
“可我國皇家空軍都用於北非戰場了！”
“我設法請求美國提供，解決緬甸戰場上的製空權。”史迪威開始有點火氣了，“關鍵是貴國必須派出強大的海軍艦隊在仰光登陸，與中國軍隊形成南北夾攻之勢。”
“我已接到帝國政府的通知：皇家海軍全部用在歐洲戰場，根本無暇東顧印度洋上的製海權。”
史迪威清楚地知道，這樣一來就真的取消了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如何才能改變“英國佬”的決定呢？他一時想不出充足的理由，遂陷入了蹙眉凝思之中。
韋唯爾自以為得計——迫史迪威動搖了收複緬甸的決心，又繼續大擺困難：
“中國在印度拉姆加爾整訓的X軍，在雲南訓練的Y軍，會有多大的戰鬥力呢？”
韋唯爾的這番話語，等於在質疑史迪威整訓中國軍隊的計劃，因此史迪威用尖刻的口吻回答說：
“請韋唯爾將軍不必為此擔心，隻要貴國按原定計劃出七個師，我們就一定能收複緬甸。”
“很抱歉，”韋唯爾下意識地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由於北非戰場吃緊，我國不得不把許諾的七個師減為三個師。”
對此，史迪威還能說什麼呢？他唯有暗自大罵：“英國佬，真不是東西！……”
韋唯爾望著憤而不語的史迪威，遂又以勝利者的口氣說道：
“我國希望把一九四三年春季收複緬甸的計劃，改到秋季十一月份。到那時，我們可以同時派出二十二個師進攻南緬和馬來亞。”
就這樣，史迪威結束了和韋唯爾的第一次會晤，懷著愴然的心情回到自己設在新德裏的司令部。未等他征詢參謀人員對收複緬甸戰役的意見，參謀部就變成了牢騷的集中地。用史迪威的話說：“極其悲觀，故意設置障礙。提供物資援助，但歪曲鐵路、公路的運輸能力等等。”
史迪威不願聽這些泄氣的話，他氣衝衝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接通了重慶何應欽的長途電話，希望能從何氏那裏得到一點令人欣慰的消息。然而使他悲哀的是，何應欽對他說，“時間短促，無法將部隊重新組織和集結起來。典型的策略——有意拖延，然後將缺乏時間作為借口”。史迪威沒好氣地掛上電話，自言自語地罵道：
“狗娘養的！似乎收複緬甸是為了我史迪威！……”
但是，史迪威是一位決不向困難屈服的美國將軍，他和“獨眼將軍”韋唯爾反複協商，又達成了主要以史迪威讓步為前提的新的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他為了再向中方做“扯袖子”的工作，遂將和韋唯爾會商的結果以備忘錄的形式函告何應欽、宋子文。其文略謂如下：
一、英軍將以第十四師進占阿恰布，利用該處之飛機場為轟炸緬南日軍飛機場之根據地，此一師將在雨季以前堅守阿恰布；
二、以第十七及第二十三兩師由英坊分狄定姆與卡廉姆嶽兩路南進，集中於卡兒瓦，南攻帕克庫，另分一部由塔木攻西蕩，在雨季內堅守更的宛河（即欽敦江）；
三、據英海軍上將蘇馬維爾稱，因無航空母艦與巡洋艦，伊不能保證孟加拉灣之製海權；
四、此攻勢之作用，在牽製日軍不使增援緬北，如中國向保山出兵與拉姆加爾到密支那之華軍，夾擊日敵，則帕克庫之英軍亦可北進。
與此同時，史迪威預感到這一妥協作戰計劃前途難卜，遂求助於馬歇爾將軍，以給英國和中國施加壓力，促使這一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順利實施。
很快，史迪威的備忘錄轉到了蔣介石的手裏。也就是在這時候，蔣氏依然未收到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正式邀請，就常識而言，蔣氏被冷落的大局已定。他在這種難以平衡的心理狀態之下，自然對英美——尤其是英國首相丘吉爾越發充滿敵意。加之，史迪威呈轉的這份備忘錄與原計劃相去甚遠，他遂以“察見英方之變卦與美國無意出兵”為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如下電文密告羅斯福總統：
去歲丘吉爾首相在華盛頓太平洋作戰會議席上，曾向各代表保證英國將於印度雨季告終以前，集中戰鬥艦八艘、航空母艦三艘（附以通常應備之軍艦）於印度洋，以參加克服緬甸戰事……中國據此保證極力籌備，今據史迪威將軍自印度攜回消息，謂英海軍上將蘇馬維爾曾與明言，英國海軍並無戰鬥艦、航空母艦及巡洋艦在孟加拉灣作戰之準備。……
兩月以前，韋唯爾將軍亦曾麵見史迪威，謂將以英印軍七師參加收複緬甸之戰，但最近又麵告史迪威謂，英軍隻能動員三師作有限度之作戰計劃，其目標以阿恰布與更的宛河線為限。中國應用之軍隊皆已準備就緒，唯如英國不能踐其諾言，致使吾人反攻緬甸計劃無形打消，則實遺憾。
敬以至誠，請閣下敦促英方以充分之陸海空力量，負起共同收複緬甸之責任，中國軍隊與人民經過五年半軍事與經濟之消耗，實不能在緬冒第二次失敗之危險。
對此，史迪威一無所知。
也就是在這期間，史迪威見到了一位小人物——美國租借物資管理委員會駐重慶代表艾爾索普。
艾爾索普是羅斯福總統的親戚，也是一位被時人稱做“可以影響總統”的華盛頓著名專欄作家。一九四一年，他在來華出任陳納德的新聞發布副官的時候，就把陳納德奉為崇拜的偶像。幾個月後，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捕獲，在坐了一段監獄之後，被遣返美國。他在留居美國期間，一麵利用他手中那支生花的筆，借報紙這塊陣地拚力鼓吹飛機是製勝的決定性武器以及這一理論的創造者陳納德，一麵利用和羅斯福的特殊關係遊說白宮的實力人物霍普金斯，並通過霍普金斯當上了美國租借物資管理委員會駐重慶代表，借此向史迪威發難。對此，美國的史學家作了如下評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艾爾索普）離開美國去中國赴任前，羅斯福寫信給艾爾索普，希望能夠與艾爾索普一同去中國見見陳納德，或請陳納德來華盛頓見他。總統對私人使節的報告很感興趣，而不太相信官方渠道提供的情報，艾爾索普正好能夠滿足總統的這種偏好。艾爾索普筆鋒犀利，容易激動，往往剛對形勢有一點表麵了解，便作出武斷的結論，而且聽起來似乎還很有見地。據霍普金斯的傳記作者說，霍普金斯“無疑受到”艾爾索普寄來的大量信件的“影響”。
艾爾索普的報告危言聳聽。他還沒有到中國，就已在與返美飛行員談話的基礎上，有聲有色地向霍普金斯報告說，美國空軍在中國的處境是“民族的悲劇……國家的醜聞……是對美國總統、軍隊和國家聲譽的嚴重損害”。他請求在兩個月內召他回國，當麵報告情況。他一到重慶，就拜會了史迪威……
艾爾索普建議撤換史迪威這個“傲慢、狹隘、守舊的常規步兵”，說他不但無知，而且還嚴重低估了空中力量的作用，他的地麵戰役“隻能以一種對我們所有人來說近似災難的結局而告終”。他說史迪威以屈尊俯就的傲慢態度對待中國人。史迪威的訓練計劃被曲解為“用美國人取代中國人在戰場上進行指揮”。……艾爾索普的結論是，由於史迪威壓製空軍的作戰努力，並明白表示隻要馬歇爾繼續擔任參謀總長，他就決不放棄對美援物資的控製，因此史迪威必須被調離。
對此，史迪威則更是一無所知。
史迪威終於送走了令他厭惡的一九四二年。正當他暗自思忖一九四三年是吉還是凶的時候，馬歇爾將軍就在新年伊始給他發來了一件密電，告知他蔣介石於去歲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電羅斯福內容，以及羅斯福對蔣介石的答複——“強調重新建立陸上補給線的必要性，敦促蔣在他以總統的身份與丘吉爾磋商以前不要作出消極的決定”。對此，史迪威的結論是：
“羅斯福總統是讚成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的，正因如此，他才決定以總統的身份與丘吉爾磋商，並要求蔣介石不要作出消極的決定。”因此，史的心情是激動的。
另外，負責卡薩布蘭卡會議具體文件草擬工作的馬歇爾將軍，知道羅斯福總統將代表美國向英國施加壓力，因此，他在密電中命令史迪威必須設法盡快開始進攻。為此，史迪威懷著更加激越的心情迎接一九四三年。他“向宋子文發出一份又一份備忘錄，從中國自身利益、未來戰略、取消緬甸戰役可能促使美國取消對華援助等方麵勸說中國”。史迪威強烈暗示，如果中國不參加行動，他的政府一定會就“中國目前的形勢，它的人員、組織和政策情況是否還值得美國繼續向該地區投入人力和物力提出疑問”。
就在史迪威一廂情願地籌劃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的時候，蔣介石正式獲知不能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他以極大的憤怒於一月八日正式通知羅斯福總統：
“中國拒絕發動春季收複緬甸的戰役！”
二十二
重慶的冬天是濕冷濕冷的，對於來自美國的史迪威將軍而言，“這種可惡的氣候令人消沉，簡直無法形容”。再加上重慶大霧蔽日，一個月難得見上一次明亮的太陽，就越發加深了史迪威將軍悲寒與懷鄉的情感。
史迪威由於不適應這種濕冷多霧的氣候受了涼，加之春季進攻緬甸的計劃眼見著泡了湯，使得他的情緒非常不好，經常一個人關在辦公室裏生悶氣，或自言自語地罵娘。
宋子文知道了這些情況，他或許是有意排解史迪威內心的積鬱和憤懣，邀史迪威共進晚餐。在史迪威看來，這餐“中國飯菜妙極了”！但宋子文“卻堅持說僅僅是便飯而已”。接著，主菜上席了！“這道菜是炸的，外焦裏嫩，環形，拇指上戴的戒指般大小。”宋子文一看史迪威有點愕然的樣子，忙介紹道：
“這是廚師的絕活兒，他對此十分驕傲，請品嚐。”
史迪威拾眼一看，站在旁邊的廚師就像是唱完堂會的演員那樣，在躬身等待主人給予語言和物質的獎勵。他會意地點了點頭，旋即用筷子揀起一個外焦裏嫩的環形“戒指”送往嘴裏，就像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在品評佳肴。他終於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遂豎起大拇指，禁不住連聲讚曰：
“好！妙極了，真可謂是妙不可言。”
廚師很有禮貌地道了聲“謝謝”，轉身走進廚房去做更拿手的萊了。
“TV，”史迪威按照美國人的叫法親昵地稱呼宋子文，隨手又揀起一個外焦裏嫩的環形“戒指”，在餐桌中央晃了晃，“如此美妙的佳肴是用什麼原料做成的？”
“肚子。”宋子文淡淡地答說。
“肚子？”史迪威驚愕地重複道。
“對。”宋子文微微點了點頭，“你是知道的，就是腸子，豬大腸的末端。”
“換句話說，這道菜叫炸豬腸子、燒烤括約肌，對嗎？”
“對。”
“好啊！我現在在咬豬屁股。”
宋子文聽後禁不住笑了，而且笑得幾乎到了噴飯的程度。
但是，史迪威卻未跟著笑。他竟然多愁善感地聯想到了自己在華的現狀，遂又自我嘲諷地說了這句話：
“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咬一口臭東西，而後我就成了一名完全合格的飲食專家。”
“請吃感恩節大鵝。”宋子文為了轉換氣氛，指著一道新上的菜熱情地招呼著。
史迪威聞聽一怔，方知今天是感恩節：“天啊！我怎麼連感恩節都忘了呢！”接著，他再仔細一看擺在餐桌中央的大鵝——“它的頭和脖頸堅挺著，仰成一個自鳴得意的角度，它的兩眼中閃著驚奇的神色，嘴裏吐出一隻燈泡。做飯的人從鵝的咽喉處捅出一隻手電筒，產生出一種新奇、優雅的效果”。他看著這巧奪天工的造型，似乎感到仍有不完美之處，有點遺憾地問道：
“這隻大鵝怎麼沒有一隻尾燈呢？”
“可能是廚師個人的好惡吧。”宋子文看著史迪威那認真的表情，隨口解釋道。
“但我希望在下一個大節日時能見到一盞。”
這就是史迪威的性格。
史迪威的情緒就像是重慶隆冬的天氣那樣越來越不好。到了一月八日的時候，他學著中國人的樣子希望“八”字能給他帶來吉祥的消息。但是，當他再一看日曆，又發現八日是星期五，一種不祥的預感又打心底冒出——在西方人看來，星期五是最不吉利的日子。他下意識地擺了擺頭，似乎是在說：
“為什麼偏偏在八號是星期五呢？……”
有頃，宋子文打來了電話，請史迪威的助手多恩將軍去他的官邸，說是有緊急的要事當麵相告。這又引起了史迪威的警覺，他暗自詫異地自問：
“TV有緊急的要事相告，為什麼不找我呢？……”
宋子文是一位十分注重禮儀的外交家，他深知史迪威這位美國將軍的性格，更清楚史迪威和蔣介石的矛盾，因此擔心把蔣介石致羅斯福總統聲明中國拒絕參加春季收複緬甸戰役的電文直接轉給史迪威，會惹得史當場發作，搞得雙方都下不了台。他反複權衡利弊，終於想到了多恩將軍。
但是，這並沒有改變或減輕史迪威的憤怒。他閱罷這則電文之後，提筆在日記上寫下了六個大字：黑色的星期五。而且還在每一個字的下邊塗了黑點，以示醒目。接著，他懷著對蔣介石無比憤恨的心情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段燃著怒火的話：
“花生米”說他不會去打仗。“日本人將垂死抵抗，他們已有足夠的準備時間。我們的供應線狀況不佳，英國人的力量不夠充足。我們冒著失敗的危險，在緬甸遭受失敗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聯合的海陸行動是必要的。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時間開展空中攻勢，我管保其結果與所投入的力量相比要合算得多。”等等，等等。
當然，到秋天日本人是不會打的，他們頂不了太多時間了。我們的供應線已將完善，英國人也將有“足夠”的力量了，但這並不能保證他那時就比現在更願意幹點什麼。
史迪威就像往常那樣，很快就從對蔣介石憤怒的情緒中解脫出來，思索著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對英國佬來說，這是一個多好的機會啊，正是他們所要得到的，現在他們可以撒手了。中國人也可以撒手了，讓他媽的美國人去幹去打吧。陳納德哇裏哇啦的胡扯使我陷入了困境。他一直在說個不停，現在他們會讓他放手幹了。除非我們強硬起來並在眼下就把大元帥束縛住，否則他將會永遠失去控製。”同時，史迪威還認為：“如果我們使得陸軍部足夠強硬，並以退出相威脅——卡住物資，存起來，運走——我們也許還能有所收獲，從而使這一變更得到補償。但如果他們不夠強硬，我們今後也就捏在‘花生米’的手心裏了。”
史迪威想過了這些之後，很快又恢複了他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決心。雖然“他看出蔣介石正全力扶持陳納德，但是他也明顯感到，有陸軍部的支持，他要比陳納德強得多”。他對宋子文抱有不小的幻想，認為有“TV的真誠幫助和中國軍隊內部人士的支持，就是‘花生米’也不是完全不可控製的”。他堅持認為，中國如能不斷得到美國的援助，一定會重新討好美國。他可以利用這種形勢，繼續推行他整頓軍隊和訓練三十個師的計劃。他還天真地認為，向蔣介石發一份最後通牒，也許會起作用，於是便草擬了一份——“如果喬治同意的話，就由華盛頓發給中國”，但不要請示總統。
一月十日，馬歇爾將軍把羅斯福回複蔣介石的電文轉給了史迪威——“你為什麼不等一等？我告訴過你我即將與丘吉爾協商。看在老天的分上，忍耐一下”。在史迪威看來，這步死棋有緩。接著，他又通過自己的助手多恩將軍向宋子文轉達了“對‘花生米’開的一係列條件”。宋子文為了穩住史迪威或有意調解史和蔣的矛盾，除去代蔣介石說好話——蔣開始注意到了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的必要性，還有意地安慰說：
“我幾乎每天都對委員長說史迪威將軍是不懈地支持中國軍隊的唯一一名美國人。”
天真的史迪威聽後有著一種甜甜的感覺，但是，他並未看到宋子文說這番話的背後是在堅定地支持蔣介石。這就是史迪威的悲劇性格所在。
也就是在這則馬歇爾將軍發來的密電中，史迪威首次獲悉：卡薩布蘭卡會議於十四日召開。他審時度勢，認為“現在是‘暫緩’前進的間隙”。可是每當他想到自己近來的遭遇，真是感慨萬千；當他再一瞻念自己未來的前途，又頓覺不寒而栗。他無法用普通的語言向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子表述這五味俱全的心情，隻好給留在美國的孩子們寫了如下三節詩：
爸爸已然傾全力，
鏟盡所有——
他是一個大傻瓜，
代人受過挨責罵，
被人逼得遭敲詐。
爸爸現已力不從心，
禍從天降厄運降臨，
他受人蒙騙，
他們狠狠鞭打他，
他們弄虛作假。
爸爸又痛又瘸，
再不複從前一般，
因此猛拉一下傻瓜蛋，
弄來個替補的，
讓他來應付局麵。
卡薩布蘭卡會議已經進行到第三天了，史迪威依然沒有收到一點消息，他無限憤然地離開自己的臥室，大步向司令部走去。他剛剛走到司令部門口，就受到了多恩將軍的迎接。他放眼望去，“發現參謀人員神情莊重，列隊站在屋中央”。他尚未反應過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的另一位部屬伯金上校就走上前來和他握手，然後鄭重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