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您站在這裏。”
“怎麼回事？是執行槍決？”自稱“受害者”的史迪威嘟嘟噥噥地說道。
伯金上校宣讀了一份嘉獎令，大意謂：史迪威在去年四月緬甸棠吉戰役中“親臨一個中國師的先頭部隊，身先士卒，以個人的榜樣”鼓舞部隊重新振作起來，一舉攻克棠吉等戰略要地。
“誰編造了這麼多廢話？”史迪威聽後局促不安地自語。
“立正！”小史迪威用嘶啞的聲音喊著口令，然後為老史迪威佩戴上一枚嶄新的優異服務十字勳章。
史迪威對此次受勳毫不動容，或許是由於作為軍人的最高目標未能實現而心緒不好的原因，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全都是胡扯，為一件區區小事大做文章。我完全不應受獎，這實在令人尷尬，好在隨著時光的消逝，這種表情是很快就會被人遺忘的。
這就是史迪威的可愛之處。
是誰突然想起來為史迪威授勳的呢？是馬歇爾將軍。
馬歇爾將軍最清楚史迪威將軍這七個多月是怎樣走過來的：為了打通滇緬公路，一雪緬戰失敗之恥，他不僅要忍受“英國佬”的滑頭和厭戰，還要和蔣介石無窮無盡地講價錢。更使他難以容忍的是陳納德將軍和蔣介石結盟，欲奪取他的指揮大權。他已經記不得在中國和英國之間“扯過多少次袖子”，才促成這次春季收複緬甸的作戰計劃。但由於“英國佬”為了自身的利益再耍滑頭，從而導致蔣介石於一月八日斷然拒絕參加春季收複緬甸的戰役。這對史迪威而言，真是猶如當頭挨了一悶棍，使得以尖刻著稱的史迪威就像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作為美國參謀總長的馬歇爾將軍，唯有授予一枚優異服務十字勳章，方可慰藉這位遠在中國戰區的老友的心。
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為什麼要召開卡薩布蘭卡會議呢？簡而言之，因為“歐洲戰場的主動權已經轉到盟國一邊”。其時，“隆美爾敗於阿列盟，蘇聯反攻於斯大林格勒，突尼斯登陸在望，西西裏戰略待商，對德戰勝既呈曙光，英美當局始轉其注意力於東亞”。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再次提出了立即收複緬甸，包括實施“兩棲登陸，占領仰光”的代號為“安納吉姆”的戰役計劃。
在美國看來，發動“安納吉姆”戰役是在中國建立空軍基地，轟炸日本工業設施和海上運輸線的先決條件。同時，美國還認為“重新打通進入中國的通道，並推動中國軍隊對日本采取行動，還可能迫使日軍在其帝國的主要據點上處於守勢。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這樣比用美國人在東西南太平洋潮濕的海島森林中進行曠日持久、逐山逐地、代價高昂的戰鬥要理想得多”。這是因為日軍抵抗異常激烈，用馬歇爾將軍的話說：美國“已經經不起另一次巴丹戰役了”，迫使在華日軍處於守勢，就能“減少我們在太平洋地區遇到的危險，使我們能進攻德國”。
為此，美國海軍總司令金上將“盱衡戰情，乃於會議中發言，指出中國戰場應受重視之理由”。文獻中對此發言有如下記載：
“在歐洲戰場上，蘇聯因地理之位置與兵源之雄厚，受到吾人之重視。在太平洋戰場上，中國具有同一因素，吾人豈可不予以同一之重視？吾人基本政策在以必要之武器，交與人力充沛之中蘇，使其為盟邦共同作戰。”
馬歇爾將軍自始就支持史迪威收複緬甸的戰略構想。同時，他也清楚英國人反對實施收複緬甸戰役的理由。他在會上幾乎是用“訛詐”的口吻說了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吾人重視打通滇緬路，並非全為提高中國士氣打擊日本海上運輸力著想，吾人目的在配合歐亞非各地作戰……若收複緬甸之案不立實施，則美國或將有被迫退出歐洲之日。”
英國的將軍們並不怕“訛詐”，因為他們清楚，“美國遺憾地撤銷其在歐洲戰場承擔義務”的決心必須由羅斯福總統來下。同時，他們還堅信自己的首相丘吉爾能把羅斯福總統死死拴在歐洲戰場上，因此，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訛詐”手段還擊道：
“抽調登陸艦艇奪取仰光，必然會削弱英國用於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的作戰力量。”
結論是：英國不想參加——起碼不想立即參加“安納吉姆”計劃。
美國的海軍總司令金上將當即嚴詞駁斥了英國方麵的意見，並嚴肅指出：“用於進攻仰光的登陸艦艇可以從美國太平洋艦隊抽調。”最後，他以質詢的口吻問道：
“還有什麼困難嗎？都當麵提出來，由我們共同解決。”
英國的將軍們被金上將大刀闊斧處理問題的方法鎮住了，一時不知該如何作答。一如往常的聯席會議那樣，英美兩國軍界高級將領在作戰方案上無論是意見統一，還是有分歧，最終都得交由兩國最高的決策者——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協調分歧，作出決定。因此，他們通過的方案往往可以說是基本上雙方都認可的折中方案。這就是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區別所在。誠如史家所記載的那樣，“反攻緬甸案，經兩氏（羅斯福和丘吉爾）呼籲後，乃得下列三點之決定”：
一、備攻日期，暫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為目標；
二、反攻日期，俟一九四三年夏間決定（其日期應在七月以前）；
三、如英海軍艦隻與登陸艇有所欠缺，美國允設法撥補。
羅斯福總統作為一位大政治家，自然知道蔣介石猝然宣布拒絕參加收複緬甸戰役的根本所在：卡薩布蘭卡會議“號稱討論攻日策略，而中國並未被邀；揚言加強援華，而中國軍運優先次序，猶居最末”。然而，羅斯福總統就像所有尚存良心的政治家那樣，也必須考慮各國國力強弱，並依此製訂其外交和軍事方略。所以，他不得不屈服於丘吉爾的壓力，違心地不邀請蔣介石出席卡薩布蘭卡會議。但是，主要由誰——或者說由史迪威將軍指揮哪國部隊參加“安納吉姆”戰役呢？羅斯福總統當然清楚隻能是中國——也就是經史迪威整訓過的X軍和Y軍。這就要求他和丘吉爾首相必須向蔣介石作出姿態，或曰給蔣介石一個台階下，方可結成實施“安納吉姆”計劃的同盟。因而他對丘吉爾首相建議：
“我想向中國派遣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向蔣委員長通報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決定。”
這種外交策略對丘吉爾而言，可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當即表態：
“好哇！我決定派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英國代表約翰.迪爾元帥參加代表團。”
羅斯福總統在派遣代表團美方成員的時候可費了些心思。他知道在華的美軍將領中存在著空中戰略和地麵戰略之爭，加之他在蔣介石和陳納德等人的影響下，實際上接受了用空軍作戰時間最短、代價最小的理論，因此，他決定提議渴望“盡早轟炸日本”的阿納德將軍作為空中戰略的支持者去中國。
馬歇爾將軍自然明白羅斯福總統這一提議的良苦用心，但他始終認為“駝峰空中運輸線是不能與道路運輸線相比的”。遂決定提議美軍後勤司令部司令布裏恩.薩默維爾將軍代表陸軍部，作為空中戰略的反對派進入代表團。
就這樣組成了英美高級軍事代表團，前往中國與蔣介石磋商參戰事宜。
阿納德將軍不僅是一位渴望“盡早轟炸日本”的空軍司令，也是一位堅定的美國利益主義者。因此，他支持史迪威反對“獨眼將軍”韋唯爾。他看了韋唯爾原本製訂的收複緬甸的戰役計劃以後，認為這根本不是什麼計劃，而是“寫得很漂亮的幾頁文字，隻是說明戰役為什麼不能成功”。他認為對於馬歇爾將軍的好友——史迪威將軍來說，和這樣的將軍共商軍情大事真是不堪其苦，這還是首次有人給予史迪威以極大的同情。
韋唯爾將軍看了由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的有關“安納吉姆”計劃的決定，認為是英國的意見占了上風；史迪威將軍閱後則非常生氣，因為這等於宣布春季收複緬甸的計劃作廢，使他在韋唯爾和蔣介石麵前丟了臉。但是，他深知自己是軍人，而服從命令又是軍人的天職。他把個人的榮辱存於心底，又積極參與討論，最後更得要點五項如下：
一、作戰期間，預定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
二、陸軍以占領曼德勒為目標，其兵力為：雲南遠征軍十一師，向臘戍前進；駐印華軍兩師，向雷多前進；卡兒瓦印度軍三師，向英坊沿更的宛河前進。
三、海軍封鎖仰光。
四、奪取阿恰布與南穆裏島。
五、十二月陸軍出戰，一九四四年一月占領仰光。
會議中，“阿納德、薩默維爾等即席聲稱反攻緬甸案之決定，實另含有一更大之戰略，即務使阿納德空軍能從中國直接攻擊日本及其運輸線，牽製敵人支援，省去太平洋逐島作戰之艱苦。又謂緬戰所需之器材，所以能得到優先之次序者，即因其含此戰略之故”。
史迪威隨高級軍事代表團自新德裏飛往重慶，晉見他瞧不起的“小人物”蔣介石，沿途他向阿納德將軍等人講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他指出：在現今的中國，“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導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英勇鬥爭’作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製派係爭鬥，繼續壓迫民眾。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貴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而我們則處於這樣一種位置：隻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並讚美其掛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士’——‘花生米’。天啊”！
阿納德將軍很早就聽說了關於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的一些傳說，但像史迪威將軍說得這樣詳細和具體則是第一次，因而他懷著極大的興趣想快點見到這位蔣委員長。他一到重慶，就在史迪威的陪同下趕往重慶南郊黃山別墅參加會議。或許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在起作用，僅僅談了空軍後勤供應問題，他就發現除陳納德的理論很不現實外，這位蔣委員長也“不願意遵從邏輯或理性”。很快，他又發現一談到應修建機場和燃料供應時，蔣介石和陳納德總是“揮揮手，一帶而過。他們不懂得，也不願意過問後勤問題”。
阿納德將軍作為空軍司令，很自然地傾向於空中打擊並強調其重要性，但是，羅斯福總統並不知道阿納德司令曆來瞧不起以“飛虎隊”而聞名於世的陳納德將軍。再者，由於陳納德強調空中戰略卻忽視了後勤保障，使得阿納德將軍很快倒戈支持史迪威。
蔣介石作為意欲角逐世界級大國領袖位置的政治家，非常清楚羅斯福和丘吉爾聯合派此高級軍事代表團的目的——對他未能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政治慰藉。同時，他也認為這是自己挺直了腰杆做人，決不仰承他人鼻息，執行獨立的外交和軍事路線的結果。由此，他驗證了黑社會中流行的這句俗話——“欺侮軟的硬的怕”是具有一定的真理價值的。他審讀了英美高級軍事代表團帶來的“安納吉姆”計劃之後，隨即又以更加強硬的態度理直氣壯地向美國提出新的三項要求：
一、為陳納德成立一個獨立的航空司令部；
二、每月經駝峰運送一萬噸物資；
三、在十一月之前——“安納吉姆”計劃實施之前向中國提供五百架作戰飛機。
這實在大出英美高級軍事代表團的所料，而且也超越了該代表團的授權範圍，在阿納德與史迪威看來完全是得寸進尺的訛詐。而這次商討“安納吉姆”計劃的會議，完全變成了討價還價的交易。蔣介石在講完所謂原因之一——“中國沒有自己的空軍，因而需要陳納德的特遣部隊保衛重慶”之後，又義正詞嚴地向代表團發出了最後通牒：
“告訴你們總統，除非我的三個條件都得到滿足，否則，我不能打這個仗，他也別指望我派中國部隊參加這次戰役。”
阿納德“決不會把這種話帶給總統”，也不理睬蔣介石發出的最後通牒，繼續會談——一個答應增加空軍運量，一個希望增加得更多。會越開越乏味。
史迪威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這次會議談論的所有問題都將交由他落實和兌現。或許是他真的太想指揮“安納吉姆”戰役了，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追問蔣介石：
“如果條件中包括有海軍的支持，委員長是否會於秋季發動攻勢？”
蔣介石一聽這責備他的口氣，猝然怒火升騰，他“發瘋般地”說出這句話：“我難道沒說過要打仗嗎？”旋即又通過翻譯宋子文給史迪威來了個難堪。
經過反複的討價還價，會議最終作出這樣的決定：美、英、中三方於二月九日在加爾各答舉行具體實施“安納吉姆”計劃的會談。中方參加會談的是何應欽和宋子文，英國代表是迪爾和韋唯爾，美方代表是阿納德、薩默維爾、比斯爾和史迪威。
阿納德將軍一行飛離重慶之後，蔣介石唯恐阿納德等人不如實地向羅斯福總統反映他的要求，遂於二月七日寫信給羅斯福，重申了他的新三項要求以及參加“安納吉姆”戰役的保證：
“中國軍隊將在預定時間做好準備，去完成指定任務。”
中美英軍政最高級幕僚於二月九日集會於印度的加爾各答，台灣公布的史料中記載此次會議的經過與結果如下：
韋唯爾主席。何應欽首先說明，此次戰爭中國將以十師主力由滇西向密支那、八莫進攻……藍伽訓練之中國軍隊則由胡康河穀密支那攻擊，如獲勝則向曼德勒前進，出戰期間當在本年十月底。
韋唯爾報告英國使用三師兵力計四萬五千人，由更的宛河進入曼德勒城與中國軍隊會師，另以一師為預備隊，此外準備印度軍五師進攻下緬甸，故全部軍隊為九師，兩師為英軍，餘為英印混合軍。
中國代表重言此次作戰海軍至感必要，倘無海軍，成功將不可能，與會人員皆無異議。會議中對於空軍準備必須充分，機場修建必須加速，中印空運必須每月增加一萬噸各點，皆得到一致之同意。
史迪威非常高興，因為他的客人——阿納德將軍等人都認識了“中國的政府機器”和他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蔣介石與何應欽。臨行前，阿納德對史迪威說：“你應該得到一個桂冠。”他後來又寫信給史迪威說：
“親愛的喬，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幹的……不論是在什麼時候，隻要你需要我的幫助，盡管吩咐。”
按照史迪威的邏輯推論：既然阿納德將軍獲知了中國現狀以及蔣介石的真實情況後可以支持他，那麼羅斯福總統也理應如此啊！他在二月九日極不策略地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措辭尖刻的信控告蔣介石，並鄭重指出：“對華援助，必須采取以此易彼之交換手段”；對蔣致羅斯福之電文，“必須表示嚴厲之聲”。
事有湊巧，也就是在這節骨眼上，艾爾索普帶著一份如何解決中緬印戰區存在問題的建議回到華盛頓，交給了霍普金斯。“他的建議慷慨激昂，貌似有理，長達二十一頁，其要點是，由於批準進行緬甸戰役”，美國“將要采取‘自以為是、危險、其結果極其可疑’的地麵行動，而放棄一次‘光輝、能夠輕易取勝的空戰良機’”。而造成這一戰略錯誤的主謀是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必須被調離。
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相繼送到了總統辦公桌上，羅斯福閱罷黯然自語：
“是到了我下定決心的時候了！”
二十三
艾爾索普的建議極大地影響了羅斯福總統的決策。
羅斯福仔細地分析、研究了東南亞和緬甸的態勢，他同意丘吉爾的這一觀點：“重新征服緬甸，就像是用牙齒一根一根地用力拔豪豬刺。”既然如此，為什麼一定要立即收複緬甸呢？加之，“安納吉姆”計劃和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準備工作互相衝突，按照既定的“歐洲第一”的戰略原則，所謂的“安納吉姆”計劃應當暫時放棄。接下來，就應讓陳納德承擔對日本的主要軍事行動，使他卓有成效地利用空中優勢發揮作用。因此，羅斯福認為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是在短時期內立即顯示出美國在中國戰區的作戰活動的最簡便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挽回美國因許諾把主要力量用來對付德國，而無法在亞洲投入更多力量的局麵”。
史迪威控告蔣介石的信，愈加促使羅斯福總統放棄軍事戰略的需要，而從政治的角度來解決中國問題。
誠如前文所述，羅斯福關心的是戰後的中國應享有大國地位，防止蘇聯填補東亞因日本失敗而留下的真空，為此，他不能不考慮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蔣介石對陳納德的支持。同時，他很自然地認為史迪威堅持整訓中國軍隊和收複緬甸是直接違背了蔣介石的意誌的。而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違背了統治者的意誌，軍隊的改革就不會成功；不改變軍隊賴以產生的社會，就無法改造軍隊”。此外，“花生米”這種稱呼，對同樣是統治者的羅斯福來說十分刺耳。“羅斯福認為蔣介石應享有與自己相同的尊嚴，尤其是他處境困難，所以更應該受到尊敬。”
幾經考慮，羅斯福總統於三月八日作出了支持蔣介石和陳納德的三項決議：
一、成立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以陳納德為司令，獨立行使指揮權；
二、逐漸增加陳納德空軍之實力，使之達到飛機五百架之數額；
三、在設備許可情形之下，中印空運數量，每月應增至一萬噸。
誠如美國史學家所論述的那樣，“總統的這項決定，和他處理複雜的戰爭事務的許多其他決定一樣，都是折中產物”。羅斯福為了照顧陸軍部的意見，命令陳納德領導的第十四航空隊仍要受史迪威領導。他為了闡明自己為什麼要否決陸軍部的意見，給馬歇爾將軍寫了這封影響很大的信：
承轉來史迪威二月九日來函副本……予深覺史迪威所提對待蔣委員長之辦法，大有錯誤。蔣是中國人，豈可以所擬之辦法相待。史迪威謂蔣“性情躁急”，不易應付，縱然不錯，而伊（史迪威）所擬使用“更嚴厲聲口”之方法，則大誤也。吾人須知蔣委員長幾曆艱辛，始進為四萬萬人之領袖，此四萬萬人中，有各種領導人物、軍人、教育家、科學家、衛生家、技術家，在各省或中央方麵，各事奮鬥，冀出頭地，此乃一二百年來易得到之事業，而蔣委員長於短期中竟得之。蔣委員長自有其保持優越地位之必要，此點如爾我處伊環境，亦必相同。他是一位行政首長而兼大元帥，豈可用對待摩洛哥酋長之辦法，向其作嚴厲之聲口或要挾……
史迪威函中，對於一九四三年空軍行動之事，一字不提，此可見其思想，隻限於緬甸一隅，與訓練中國軍隊之一事。
我雖然希望緬甸作戰，但我仍信一九四三年內陳納德作戰之軍略價值，我甚願隨時督催，使其實現……我雖知蔣委員長與史迪威間，關係業有改善，但我仍望陳納德與中國人之間，關於空軍作戰之正當接觸，不受別人障礙。
美華關係至為重要，我望閣下告誡史迪威與陳納德，伊等宜知其代表美國之任務，比在他處都有意義，伊等於軍事責任之外，尚有外交責任，我深望伊等能為一良好之大使……
羅斯福總統的決定以及致馬歇爾將軍的信函，標誌著美軍陸軍部在中國戰區戰略思想的受挫。
作為參謀總長的馬歇爾將軍必須執行總統命令。同時，他認為自己有義務向羅斯福總統闡明空軍對地麵部隊存在著的依賴性：“一旦我們的空中作戰行動給日本造成損失。他們就會向我們發動地麵進攻，而保衛機場的任務就必然落到中國軍隊肩上。”事實上，一年前美國空軍突然轟炸日本，隨之而來的後果是，浙江等地的空軍基地已被日軍地麵部隊摧毀，至今仍未修複。另外，馬歇爾將軍為了證明陸軍部支持的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戰略思想正確，又向羅斯福總統鄭重指出：
“中國陸軍日前作戰能力低下的狀況必須徹底改變，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利用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潛力。因此，改變現狀，必須是美國派往這一戰區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標。”
羅斯福總統認為馬歇爾將軍的政策目標，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條件，強迫蔣介石和中國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行事，這是他絕對不能認同的。他終於下達了總統令：
以陳納德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隊於三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陳納德同時擢升為少將。
陸軍部接到總統命令後，自然會有著各種議論。很快，大家的意見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來，因為陳納德的晉升必然會降低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地位。采取一項什麼樣的補救措施給予平衡呢？總參謀部作戰處終於想出了辦法：授予史迪威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
馬歇爾將軍同意作戰處的提議，他認為如此一來，“就能做到萬全，使中國相信，史迪威將軍完全受到美國的信任”，是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主要決策人”。另外，他還認為如此而為可以慰藉自己對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戰處的請示報告上大筆一揮：
“三月十六日授予史迪威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並呈報總統備案。”
羅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當然懂得勳章隻是完成一種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曰工具。作為參謀總長馬歇爾而言，需要借此撫慰失意的部屬史迪威將軍；作為總統羅斯福而言，他決不讚成因撫慰史迪威而削弱蔣介石在獲得三項優待後對美國產生的信賴。他站在大國總統的立場上更需要的是蔣介石對美國或者說對他羅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決授予史迪威這枚榮譽軍團勳章的同時，又決定把這枚榮譽軍團勳章授予蔣介石，而史迪威所獲得的唯一的榮譽權力，是代表美國總統為蔣介石授勳。
馬歇爾將軍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戰略家，但他絕不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戰略家。由此也可證明：馬歇爾隻能充任美國最優秀的參謀總長，而無法企及像羅斯福這樣富有雄才大略的總統。我們可以想見，馬歇爾收到羅斯福改變受勳人的命令之後，一定會有各種情潮在心湖中湧動。但是，他清楚自己是一名軍人，從未把這種個人的情潮化做語言和文字傳於後世。他隻遵命將羅斯福總統致他信函的副本轉寄史迪威，“誡其勿再阻抑陳納德或觸怒委員長”，並囑史迪威代表美國總統為蔣介石授勳。
陳納德勝利了，他認為這是自己空中戰略的勝利，是支持他的白宮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爾索普從旁相助的結果。他戴上金光閃閃的少將軍銜，躊躇滿誌地組建第十四航空隊，為了他的空中戰略的更輝煌的未來謀劃著。
蔣介石勝利了，他認為這是自己和史迪威以及美國陸軍部反複較量而取得的勝利，是“中國的朋友”霍普金斯、摩根索等人從旁相助的結果，也是夫人宋美齡訪美大獲全勝的象征。需要說明的是，他並不感激羅斯福總統的“施舍”，因為他認為這是自己采用強硬外交手段逼迫羅斯福總統節節敗退的勝利成果。為此，他暗自下定決心：以勝利者的姿態，按照既定的方針大步前進！
史迪威失敗了——起碼是暫時失敗了！他麵對晉升為少將的陳納德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總統為什麼會支持他的空中戰略呢？難道我的所作所為全都錯了嗎？”當他再想到將由自己把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戴在蔣介石的胸前的時候，他幾乎是憤怒地自語：
“‘花生米’有什麼功德可以佩戴這枚勳章呢！”
三月十九日——史迪威六十大壽的日子到了！在這極有人生紀念意義的日子裏，他麵對重慶早來的春天，不能不想到自己吉凶難卜的前途。他向誰發泄這滿腹的憂怨呢？還是像往日那樣寫在日記上嗎？他微微地搖了搖頭；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寫信嗎？這必然會給與他相敬如賓的忠誠妻子帶來不必要的擔心……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給夫人寫一首詠歎春天的詩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迎接著浪漫重慶的春天，
我步行在她美麗的林蔭之中。
在月夜裏，在午日下，
我吮吸著鮮花的芬芳。
（不要提爛泥、雪漿、臭屎，
它們覆蓋住了大街小巷。
或是山上飄下的泔腳臭味，
或是山穀中豬玀的氣息。）
日出日落，草坪上騰起霧氣，
各種花朵色彩奇異。
茉莉含苞欲放，大蘭花吐出芳香，
空氣中充滿春天的魅力。
（遍地垃圾在溝中腐爛，
裝垃圾的馬車散播著汙染。
糟的東西臭氣熏天，
混雜的味道令人難忍。）
我在芬芳的重慶迎來春天，
混合著美景和惡臭，
有花有鳥，有灑落的大糞，
還有羅圈腿的四川姑娘。
帶我回到那邊我最喜愛的海岸，
讓我逃出這惡臭的陰溝，
我深陷在——中，但我正在退出，
我將永遠不再鏟糞。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史迪威寫詩的語言依然是那樣的尖刻——把腐敗的國民政府和正在自鳴得意的蔣介石比做大糞。我們由這首詩的結尾仍可窺視到他彼時灰暗的心境——“帶我回到那邊我最喜愛的海岸，讓我逃出這惡臭的陰溝”。他由羅斯福致馬歇爾的信中感到：“我正在退出，我將永遠不再鏟糞。”總之，被挫折和失意困擾的史迪威將軍，的確是做好了打道回府的準備。
但是，殘酷的現實卻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不允許史迪威“回到那邊……喜愛的海岸”，他必須繼續留在中國戰區“鏟糞”。
既然如此，史迪威根據馬歇爾的指示精神——“誡其勿再阻抑陳納德或觸怒委員長”，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整訓中國軍隊和修雷多公路（後來被叫做史迪威公路）兩個方麵。史迪威的想法是：我幫助中國整訓軍隊，蔣介石起碼不會反對吧？我幫助中國新修一條自印度到雲南的國際公路，把更多的軍火物資輸送到中國，蔣介石總應該是歡迎的吧？……
蔣介石曆經與史迪威一年多的較量，終於悟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所謂史迪威問題，絕不是孤立的史迪威一個人，而是代表了美國——起碼是軍界一派人對中國戰區的看法。因此，隻能利用美國決策者的矛盾，采用“以夷製夷”並軟硬兼施的謀略，迫使看重中國戰區戰略地位的羅斯福總統作出裁決。為此，他一改過去的做法，采取了決不和史迪威發生正麵衝突的手段，有時還做出言聽計從的樣子，有意主動緩解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
史迪威對陳誠印象不錯，又聽說他在軍中與何應欽相對立，遂學著中國“以夷製夷”的策略，提名陳誠接替羅卓英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兼昆明Y軍總司令。蔣介石不顧何應欽的反對，立即同意了史迪威的提名，這給史迪威以良好的印象。
但是，史迪威並不完全知道蔣介石同意走這步棋的真實用意——利用親信陳誠控製中國參加整訓的軍隊。由於國情和地位不同，史迪威始終不甚理解蔣介石為什麼視軍權如命。然而自小就知道“有槍便是草頭王”的蔣介石最怕的就是軍權旁落。當然，他對史迪威這位美國將軍也同樣不放心，生怕蔣記軍隊通過美式整訓，變成史迪威的私有財產，由他發號施令。怎麼辦呢？由陳誠代為監督史迪威整訓軍隊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再者，雲南是地方實力派、滇係領袖龍雲的地盤。長年以來，雲南百姓“隻知龍老主席，不知蔣委員長”。中央數度想派軍隊進駐雲南，均被龍雲以種種理由堅拒。而今由盟軍提出在雲南訓練三十師Y軍，就等於向龍雲的地盤派遣了遠遠多於滇軍的中央軍，為他日解決龍雲打下了伏筆。而由陳誠坐鎮雲南也是再理想不過。同時，為了安撫杜聿明，蔣介石任命杜為昆明防守總司令，為兩年半後解決龍雲伏下了一名大將。
簡而言之，任命陳誠之舉是一石數鳥，蔣介石自然會欣然同意。
由誰取代羅卓英在印度實施藍伽計劃呢？蔣介石確實費了不少心思。最初，他屬意得意門生邱清泉，但徐庭瑤、杜聿明等人認為邱氏脾氣暴躁，恐與史迪威鬧翻，影響美援。他幾經遴選，遂改調另外一位得意門生——第八軍軍長鄭洞國將軍繼任。蔣介石為示重視其職，破例先請弟子鄭洞國吃飯，然後才鄭重其事地下達命令：
“我們準備委派你去印度，擔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你的想法如何？”
鄭洞國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將軍，他於深覺榮幸之中又感到惶恐：“帶兵打仗我有些經驗，但要搞外交，在國外獨立與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遂以“恐有負校長厚望”為由婉辭。
蔣介石為了使鄭洞國未來在印度控製住參加整訓的中國軍隊，以信任的口吻講了如下這段深深打動鄭洞國的話：
“你去那裏是會有困難的，同外國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戰需要盟國幫助，必須有人擔負這個任務，我反複考慮過，覺得你去是合適的。你身為革命軍人，在國家艱難時刻，要以大局為重。”
鄭洞國當即答曰：“報告校長，我願意去印度。今後當遵循校長訓導，以黃埔精神為宗旨，克服一切困難，努力完成任務。”
就這樣，蔣介石於不聲不響之中完成了對中國參加整訓部隊軍權的控製。
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決計整訓中國軍隊的目的是收複緬甸，是為了雪恥。他做夢也不曾想過奪蔣介石的軍權。另外，緬戰失敗的教訓使他越發堅信：“中國的士兵是好的，軍官則是無能的。”換言之，他認為，經過整訓的中國士兵，在美軍指揮官的指揮下定能擊敗日軍。結果，“要中國士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將領”的思想再次抬頭，遂導致史迪威和參加整訓的中國軍官產生對立，他絕大多數軍官的堅決抵製。
蔣介石獲悉這一消息之後，認為史迪威是在把中國軍隊打造成像緬甸、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式軍隊，因而也理所當然地表示反對。尤其是蔣介石聽說史迪威“擬將駐印軍營長以上的軍官換由美國人擔任，並且先由美國調來三百多名軍官，準備接替中國軍官的職務”以後，他直接的反應是：經過史迪威整訓過的中國軍隊已經由姓蔣改為姓美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等於由美國變相地接管他賴以生存的軍隊。所以，蔣介石不僅要行使權力阻止史迪威達到目的，而且蔣、史之間剛剛緩和的矛盾再次尖銳起來。對此，史學家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使蔣惱怒的道理很簡單：中國所需要的畢竟是軍火。讓軍火運進來，中國人最清楚在中國漫長的前線上如何以及在何處使用它們。史迪威卻堅持要把現代化武器的使用不僅當成一個技術知識問題，還要作為一個紀律、訓練和軍隊建設問題。這就與蔣的想法迎頭相撞。史迪威覺得，要把美國的戰爭工具嫁接到中國軍隊和政府的古代信條上來並贏得一場現代戰爭，那是不可能的。
再者，羅斯福總統決定成立第十四航空隊，晉升陳納德為少將司令的一個目的是，通過所謂的組織手段，緩解史迪威和陳納德的矛盾。在常人的心目中也是這樣認識的：“史迪威專負訓練裝備中國軍隊之責任，陳納德專負打擊日敵運輸之任務……兩人業務各有專屬，宜無摩擦。”但是，由於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資的大權，而且根據總統命令，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隸屬史迪威領導，結果史、陳之間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更尖銳了。孰是孰非，各執一詞，就連中外史學界也無統一的見解。
同情史迪威的史學家說：
“蔣的抱怨不僅越來越多，而且對這一戰略越來越沒有遠見。為什麼要打通緬甸？為什麼等著陸路交通？為何不督促美國人加倍再加倍地擴大跨越駝峰的空運係統，大批地供應中國軍隊以準備一次往後推延許多時日的攻勢？為何不讓美國人大量補充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使其對日本人的海岸據點進行直接、連續的攻擊？……”
鬥爭逐漸縮小到了對空運物資的分配上。全球戰略中的中緬印戰區是個“乞丐戰區”，史迪威艱難地向華盛頓要求更多的物資以加強它。而在戰區內，他卻被每一個下屬指揮官斥為“吝嗇鬼”。他要把經過駝峰空運來的貨物分成三份，盡力去滿足Y軍、陳納德的空軍和中國人的總參謀部。
另一邊，“蔣介石在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少將身上找到了誌同道合的影子，他們的戰略思想和對貨物分配的想法完全一致”。
擁護陳納德的史學家說：
“史、陳摩擦之來源，為中印間之空運噸位。中印空運為裝備遠征軍器材，與第十四隊空軍運送汽油零件所同需要，故其噸位分配之多寡，與優先運輸之次中，皆史、陳所同爭取。陳納德晉授少將，主持第十四隊空軍之日（三月十一日），馬歇爾即誡迪威，對於納德空軍補給，宜於優待。其時中印空運，每月隻有四千噸，馬歇爾提議月給陳納德一千五百噸，史迪威參謀長韋洛，則擬將中國空軍之噸數，包括於第十四航空隊一千五百噸之內，而史迪威核定三月份之空運分配額時，納德（包括中國空軍在內）所得，僅一千噸，實際運行僅六百噸（或說八百噸）。納德指此為迪威存心克扣蓄意排擠之事證。納德執行任務，必須印度阿薩姆省之機場，與華東各基地之供應站，兩事皆迪威部下韋洛所主管。納德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來，迭有建議方案，皆未為史迪威所采納。其一月至三月半兩個半月間所得之空運器材，雖在羅斯福丘吉爾日夕屬望之下，亦僅及一千三百噸（每月平均僅及五百噸）。一切任務，無由達成。”
對於這類指責，史迪威在四月十八日的日記中作了如下辯解：
隨後來的命令讓陳納德得到四千噸中的一千五百噸。他又得以成立了一單獨的空軍後勤指揮部。而後他根據阿納德（代表總統）的命令控製了空軍訓練指揮部，隻讓格倫（陳納德的參謀長）給了我一個口頭通知！
自稱公允的史學家則評說：
“行動自由並沒有解決陳納德的問題。總統曾命令給予他獲得物資的優先權，但總統沒有明確如何使他得到這種優先權以至他還是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史迪威繼續控製經駝峰空運的物資。由於他依然負有為各方一致同意的緬甸戰役整訓Y軍的任務，所以他仍舊把八分之三的物資分給空軍，八分之五的物資留給地麵部隊及其他目的。”
從上述史學家評述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透過對經由駝峰空運來的租借物資進行分配的表麵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本質，依然是在中國戰區應當執行史迪威的地麵戰略還是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之爭。這其中並不排斥決策者的個人感情在起作用。而這種戰略性的歧見，是不可能長期共存的。就在獲悉日軍再次溯長江向華中的湖南、湖北兩省發動突然進攻的消息之後，這兩種不同的戰略主張遂又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有意思的是，衝突的焦點卻是租借物資的分配。
蔣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他認為當今四川之作用依然像當年孔明所想的那樣：“東拒雙夔門，北扼秦川，南慰彝蠻（龍雲等少數民族實力派）。”為此，他學著當年孔明的樣兒，委派最為忠誠的弟子胡宗南親率數十萬精銳之師坐鎮西安，不僅可以抗禦日寇西犯黃河，而且也能限製陝北八路軍向巴蜀一帶滲透和發展。時下，南邊有陳誠坐鎮昆明整訓三十個步兵師，再輔以昆明防守總司令杜聿明無形的威懾，與印、緬毗鄰的雲南可保無虞。但是，靠什麼堅守出入四川的必經通道三峽和雙夔門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處再現當年劉備敗走白帝城的慘劇，靠什麼遏製住溯江入川的日軍呢？他思之良久，覺得唯有靠強大的空軍。因此，他強烈要求加強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這就又必然導致空軍優先分配租借物資的問題。
何應欽縱觀中國戰區的全局，認定此次日軍溯江進攻兩湖的第一個戰略目標是宜昌，最終目的是占領重慶，或者說迫使局促山城的國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寧渝合流”，使滯留神州的百萬日軍揮師南下，與美軍在太平洋諸島進行決戰。因此，何氏除讚同蔣介石用空軍扼守通往重慶的天然屏障三峽之外，還要求緊急調撥陸軍把日軍阻止在宜昌以東。為此，他提出暫停組織實施收複緬甸進而打通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的戰略計劃，把在雲南參加整訓的Y軍急調入川，保衛山城重慶。
史迪威聽後大驚失色，他近似本能地感到：如果何應欽的這一計劃實施，雲南整訓三十個師的計劃必然推遲；如果蔣介石的計劃實施——強烈要求加強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X軍、Y軍的整訓都會因空軍優先分配租借物資而受到影響。所以，他堅決地反對蔣介石與何應欽的提議，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
“這正是日本人希望達到的目的，部署在雲南的部隊開始使他們不安了。”
像往日那樣，蔣介石解決與史迪威分歧的辦法是開會。結果是，這兩位性格執拗的人越開會分歧越大。請看史迪威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寫的這段話：
與委員長舉行了一次糟糕的會議……蔣介石不斷地發出嘲笑和抱怨……談反攻和“士氣處於低潮”，他看上去十分恐慌。
蔣介石在日軍就要發動的進攻麵前的確是慌了手腳，他認為必須讓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空中攻勢，才能確保山城重慶的安全。依據他以往的經驗，沒有得到羅斯福總統的認可，史迪威是不會改變基本立場的。換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爭論所謂戰略的問題。然而麵對日軍就要大舉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盡快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幫助呢？這成了蔣介石的一塊心病。
用句中國的迷信話說是“天意難違”，羅斯福總統竟然主動地給蔣介石創造了一個機會：盟國的兩大巨頭——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將於五月份在美國會晤，召開代號為“三叉戟”的會議。出乎蔣介石所料的是，中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將應邀出席。
二十四
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之後，英國和美國在歐亞兩大戰場使用的軍事力量方麵出現了分歧。
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底以來，英國人明顯地感到“美國人將在攻入西西裏的‘哈斯基’戰役之後，有意把對意大利的打擊超過空中攻擊，此外，他們還有放棄‘歐洲第一’轉而幫助中國的傾向”。同時，英國首相丘吉爾“希望乘西西裏的勝利去進攻意大利，或在東地中海發動攻擊”，當他獲悉羅斯福總統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以後，遂又堅決要求取消在緬甸共同發動所謂的“安納吉姆”戰役。
但是，羅斯福總統基於美國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特殊利益，希望修訂“安納吉姆”計劃，而不是放棄它。他也無意在英國了解“突尼斯的戰事”並確信將實施“哈斯基”計劃之後，對攻占西西裏後的行動計劃作出承諾，所以他拒絕了丘吉爾首相提出的立即會談的建議。
不久，盟國部隊在北非突尼斯已經穩操勝券，老奸巨猾的丘吉爾認識到“務必”談妥“哈斯基”計劃及其後的發展和“安納吉姆”計劃的未來。此外，他還希望把“若幹其他火急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果這些帶有戰略性的“嚴重的分歧沒有談清楚，不加調整，將在夏秋之間導致重大的困難，並且削弱我們的行動。我們必須先行克服這些困難”。
羅斯福總統接受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的提議——必須“暗示英國人，如果他們堅持沒有把握的歐洲行動路線，美國就愈益把重點擺在太平洋”。在亞洲方麵，他們將警告英國不要輕視支援中國抗日的努力：“‘安納吉姆’計劃應予實施並貫徹到成功結束。”如果因英國反對而使這個計劃無法執行，那麼美國就要擴大和加強太平洋的行動以支援中國。羅斯福遂同意丘吉爾所請：在美國華盛頓會晤。自然，“三叉戟”的會議代號依然出自博學多識的丘吉爾。
羅斯福清楚“三叉戟”會議中很重要的一個議題是中國。而在所謂中國的問題上他和丘吉爾存在著根本性的對立。
羅斯福總統出於全球政治大局考慮，更加堅定地認為“必須使中國同其他大國合作解決世界問題”，“堅持要接納中國作為四大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國”，使其在戰後保衛和平的組織中“作出一切重大的決策和發揮警察的權力”。這是因為他希望戰後“利用中國作為對蘇聯平衡的力量”：“在任何同蘇聯的嚴重的政策衝突中，中國無疑將站在我們一邊。”這就是羅斯福不顧國內馬歇爾、史汀生等軍界實力派的反對，而堅定支持蔣介石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他和丘吉爾之間的根本分歧之一。
丘吉爾是大英帝國的戰時首相，他堅定不移地站在老殖民主義者的立場上，不但不把“重慶政府看做代表一個世界大國”，而且還認定美國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完全是在“糾集力量以結束英國海外帝國”。因此丘吉爾多次表示：“把中國說成同英國、美國或蘇聯同等的世界大國是完全不真實的。”另外，丘吉爾還擔心羅斯福私自邀請蔣介石與會，在行前發表的所有演說中都拒絕提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對此，羅斯福是心領神會的。為了在即將召開的“三叉戟”會議上不至形成美、中聯合對峙英國的被動局麵，他再次違心地拒絕邀請蔣介石參加“三叉戟”會議。作為補嚐，他同意中國派遣外交部長宋子文參加會議，陳述中國在亞洲戰場上的作用，以及對發動“安納吉姆”戰役的意見。
這時，蔣介石並不完全了解羅斯福總統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認為宋子文得以參加“三叉戟”會議，是他執行強硬外交路線的勝利。換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複較量的結果。
是年四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羅斯福所允維持空軍前線五百架飛機之許諾，恐難實踐，乃向蔣委員長建議，請電羅斯福召納德麵陳”。蔣介石不但知道陳納德唯自己馬首是瞻，還清楚陳氏在美國白宮有實力很強的政治家為後盾，如果能促成陳納德奉命回國，當麵向羅斯福總統麵陳所請，真可謂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為此，他向羅斯福發去專電，在力陳中國戰區之艱難後，請總統召回陳納德當麵詳陳。
羅斯福收到蔣介石的電文之後，也感到很有必要直接聽取陳納德關於空中戰略的意見，這對“三叉戟”會議討論“安納吉姆”計劃是會有幫助的。再者，受到“三叉戟”會議冷淡的蔣介石，並未作出像卡薩布蘭卡會議召開前夕的憤怒決策——斷然拒絕參加收複緬甸的戰役，滿足蔣的這一合理要求也是應該的。因此，羅斯福欣然同意召陳納德回國述職。
馬歇爾將軍獲悉這一消息之後大吃一驚，因為這等於陳納德力主的空中戰略將在“三叉戟”會議上得到確認。他於焦急之中電告史迪威密商對策。
史迪威收電後有點震怒。他或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一改過去我行我素的軍人作風，說：感激“喬治（馬歇爾）給我提了個醒，我建議他召我、比斯爾和陳納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聯合第十航空隊司令比斯爾將軍和陳納德“金殿麵君”，一決雌雄。
馬歇爾同意史迪威的建議，當即請示羅斯福——“宜請總統以商討反攻緬甸案為由”，召史迪威和比斯爾回國述職。為促羅斯福早下決心，他又告之：“約陳納德而忽視史迪威，將予人‘以陳代史’之揣測。”
羅斯福當然明白馬歇爾將軍這一建議的真實用心，但他作為一國總統，決不會因史、陳不睦而傷及馬歇爾這樣資深超群的參謀總長。另外，馬歇爾的陳請理由無疑也是正確的，因為在戰略方麵是不能憑借個人的好惡而厚此薄彼的。羅斯福認為同時聽聽空中戰略和地麵戰略的異同、長短，不僅有利於他在亞洲戰場下最後決心，而且還會為他與丘吉爾決策二戰大局提供有力的佐證。所以，他同意史迪威和陳納德同時回國述職。但他卻大筆一揮，砍掉了和史迪威結盟的第十航空隊司令比斯爾將軍的名字。
馬歇爾隻能同意羅斯福總統的決定。但是為了增加史迪威的籌碼，或者說是為了彌補史迪威作為政治家的短處，他又電告史迪威：一定帶上比斯爾的一名參謀回國。
“三叉戟”會議尚未召開，美國軍政決策層中已經分成截然對立的兩大派係：陳納德空中戰略派，支持者有霍普金斯、摩根索、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希；史迪威地麵戰略派，支持者有馬歇爾、史汀生、阿納德。而總統羅斯福則是空中戰略派的。從上述名單可知：政界是空中戰略派的後台老板，軍界則是地麵戰略派的強大後盾。
蔣介石作為一名縱橫家，清楚美國這對立的兩大派分歧的核心是支持還是否定他的蔣記政權。他坐鎮重慶，使出全身的權謀解數，遙控大洋彼岸華盛頓這場“金殿麵君”的好戲——因勢利導導演成“援陳打史”，進而為中國爭取更多的軍火援助。為此，他精心安排了如下這幾步棋：
一、“三叉戟”會議正式開幕之前，蔣介石密電時在美國訪問的夫人宋美齡於五月三日再度晉見羅斯福總統，進一步密切和鞏固“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宋美齡不負夫望，以她雍容華貴的外交風采再次打動了羅斯福總統，使他向全世界公開宣布：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和目標上比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更接近我們美國人——有同一的偉大理想。”這不僅有力地回擊了英國首相丘吉爾對中國的藐視，而且從戰略上支持了陳納德。
二、電告先期抵美的宋子文：務必堅定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霍普金斯支持空中戰略的立場。因為蔣介石知道霍普金斯作為政治顧問在總統羅斯福決策中所起的作用。宋子文於這類事情堪稱是行家裏手，況且他與霍普金斯還有著良好的私誼呢！請看他造訪霍普金斯後留下的這段史料：
宋子文先告霍泊金，略謂蔣委員長經過詳慎考慮，認為在盟邦對於中國戰區軍事活動沉寂情形之下，唯有即向日敵發動空軍積極攻勢，始足振蕩士氣，建議將中印五、六、七三個月空運噸位，悉撥為運送空軍汽油零件，及其他器材之用，秋後，再行回複。
同時，宋子文又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整理成一份備忘錄，呈羅斯福總統：
蔣委員長經縝密考慮，認為所有戰時資源，暫須全部致力於空中攻擊之準備，故擬以五、六、七三個月空運噸位，全部供運汽油及飛機器材之用，使有效的空中攻擊早見事實。七月以後，空運貨物，除少數空軍補充材料外，再運陸軍所需器材。以美國生產力如許之巨，上述飛機與其器材，數量並不甚大，當無困難。蔣委員長並囑予聲明，敵人如以地麵部隊攫我飛行基地，中國陸軍力可應付。
三、陳納德這位美軍中的“造反派”更不是省油的燈。首先，他隱滿了同機者史迪威自己回國述職的真實目的——遊說羅斯福總統等人支持他的空中戰略；接著，他通過好友艾爾索普左右美國的新聞媒體，借廣為播揚陳納德在華的業績支持空中戰略；最後，他精心炮製了如下這份文件，並請馬歇爾和史汀生轉呈羅斯福總統：
（一）第十四航空隊擬自本年七月份起，以兩個月之期間，爭取製空地位，八月以後，將分三期展開攻勢，以摧毀日本之運輸線與本土。第一期：使用B—25以揚子江下遊至海南島海防各區域為目標……第二期：使用B—24以華東——滬寧——漢口三角地帶為目標；第三期：使用P—40等以日本本土為目標。所需之飛機為P—40七十五架（新式），B—25四十八架，B—24三十五架，P—51七十五架，另給偵察機數架。補給方麵，七至九月，月需四千七百噸，九月以後，月需七千一百二十九噸。
（二）日敵或能向華東進攻，但其攻勢，不能比今春洞庭湖之戰更烈。如真有大戰，日本必將減少中國境外之壓力。
（三）日本或將在中國沿岸各埠及台灣作戰，但經第十四隊空軍轟炸後，日本將退保揚子江下遊。
（四）擬在六個月內炸毀日本船舶六十萬噸。
（五）史迪威方案中之雷多路，建築工程甚為浩大，而通路時間，將在一九四五年，恐難應太平洋作戰之用。
四、所有問題都要解決在“三叉戟”會議召開之前。為此，蔣介石要求在美的宋子文、宋美齡、陳納德要保持密切聯係，共同應變和商決方針大計。
誠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一位蹩腳的政治家，這就決定了他非常鄙視那些鼠偷狗盜的事情。再者，他自視是美國在華的正式代表，所作所為光明正大，即便是和屬下陳納德回國對簿公堂，也不應失堂堂君子之風——或曰大將軍的風範。另外，他是一位鐵杆共和黨人，對民主黨選出的總統羅斯福素無好感。加之這一年以來，他認為羅斯福支持甚至是偏袒陳納德，這就越發地傷害了他那極強的軍人自尊感，每當他想到羅斯福要陳納德回國麵陳空中戰略的時候，遂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種難以名狀的鄙夷之感。為此，他寫下了這份備忘錄待呈總統：
一、切實明告委員長，中國必須明了美國軍事援華之本意，在使用中國人力，故中國軍隊必須接受美國之訓練；
二、第二批三十師之訓練計劃，宜即同意接受；
三、中英兩國，均須擔任收複緬甸之約束；
四、現下中印空運之分配方案（八分之三歸空軍，八分之五歸其他用途），不予變更；
五、中美軍事接洽之途徑，應仍循現有之軌道，不必另立其他係統（指第十四航空隊獨立指揮而言）；
六、駐印華軍及雲南遠征軍，均應準備出戰；
七、擬具配合太平洋作戰戰略。
史迪威最大的長處是不搞陰謀詭計，堂而皇之地做人。但是，他還是有著這樣的性格弱點：從不防備別人會在暗處算計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拜訪馬歇爾的時候，這位參謀總長出於私情，把陳納德轉給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交他過目，他非但沒想到馬歇爾此舉的目的是希望他做到知己知彼，更有針對性地闡述自己的地麵戰略，相反，他卻十分真誠地指出了陳納德備忘錄中的不足，並且還說了如下這段話：
此中有一點缺點，即日敵受大量空軍轟炸之後，必以地麵部隊追尋空軍之基地。中國軍隊，既無大炮，又乏坦克，如何能守？其結果必至喪失機場，危及大局。中國基地固係轟炸日本所必要，但轟炸之早晚，實係裝備中國之遲速，我加速訓練裝備中國新軍者以此。
史迪威此舉已遠超中國軍史上的笑談——“不鼓不成列”矣！
如果再聯係陳納德有意隱瞞史迪威自己回國述職的真實目的之舉，除說明史迪威不善用謀略對付同事和部屬而外，也足以證明史、陳之爭的勝負早已定矣！
由於羅斯福總統早就屬意於陳納德，所以陳納德先於史迪威得到召見。對此，親台學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記述：
納德先謁，明言中國軍民情緒低落，為抗戰以來所未有，非有空中攻勢，難期振奮。羅斯福雲：史迪威反對此事，而軍部讚助之，軍事策略，我向交軍部辦理，今如反駁，須有理由。因與陳研討反駁之辦法，談話時間，至一時半之久。陳納德謁後告人雲：一切要求，總統皆已答應，總統於聆我轟炸一百萬噸日敵船舶之計劃後，拍案稱快。
上述事實證明：羅斯福支持空中戰略的腹案已經成熟，召見史迪威隻不過是走形式而已。史料記載：
史迪威於五月二日（一說四月三十日）入見羅斯福，首陳中國因未能得到大量物資，表示失望；次謂如物資不至，中國軍隊或投降日本；三謂印滇訓練計劃均已開始，所需器材，均賴中印空運，如中印噸位，三個月內均歸空軍使用，則藍伽與雲南方麵所訓練之中國新軍，將不能參加明年一月之反攻；四稱中國似已忘卻其供應人力之義務……若此趨勢不予遏止，將來使用中國基地打擊日本之工作，將悉為美國人。
也可能是出於對羅斯福抱有很深的個人成見的原因，“史迪威未能有力地向羅斯福陳述他的論點”。更使陪同晉見總統的馬歇爾將軍不解的是，史迪威自始至終隻是弓著背，低著頭，“嘟嘟噥噥地說了些中國不抗戰的話”。羅斯福本來對史迪威就印象不佳，再一對比史迪威和陳納德的精神麵貌，甚感詫異地問道：
“史迪威，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很好！”史迪威說罷把頭一昂，遂大步離開了總統官邸。
“喬治，”羅斯福很有情緒地難為馬歇爾，“難道不應讓一個病人去休息嗎？”
“這位‘病人’的體力比白宮中任何兩個人加在一起的體力還要強。”馬歇爾也頗有情緒地回答說。
馬歇爾對史迪威的表現感到懊惱和失望，他不明白以語言尖刻著稱的“醋壇子喬”為何會有如此下乘的表演，要知道這是決定兩種戰略方案命運的關鍵時刻啊！他不得不帶著責備的口吻質問了史迪威。出乎他所料的是，這位倔強的部屬卻說道：
“你難道讓我在總統麵前貶低陳納德嗎？我……無論如何辦不到！”
啊！這就是史迪威堂而皇之的理由：決不在總統麵前貶低攻擊自己的對手。換言之，他認為在總統麵前慷慨陳詞，為自己的戰略思想辯白是自我標榜，違背了他做人的信條。這是史迪威的性格使然也是史迪威在所謂嚴肅的政治鬥爭中落敗的性格因素。
相比之下，陳納德在總統麵前不僅會為爭寵奪勢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華，而且還會利用所有的手段抬高自己在中國戰區的地位。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在圍繞著他的政治對手史迪威大做其文章。這也是陳納德的性格使然，同時也是陳納德能和蔣介石聯袂共事的性格基礎。
馬歇爾作為總統的戰略顧問有著鮮明的兩重性：說到交朋友，他認為史迪威是可愛的；說到作為政治盟友，陳納德確是一把好手。但是，當馬歇爾將評判標準從所謂人的政治品位還原到做人應遵從的人格操守的時候，他是那樣厭惡陳納德的所作所為，又是如此喜愛史迪威的潔身自好。甚至對史迪威在羅斯福麵前的拙劣表現，他也似乎不無惋惜地原諒了。
史迪威深知自己的性格弱點：不但缺乏對他所鄙夷的論點隨機應變的能力，而且往往因太相信真理的力量而對政敵的論點輕蔑地不置一詞。加之他堅定地認為地麵戰略是符合中國戰區實際的，無需作長篇大論的辯白和解釋，終於使他鑄成了曆史的大錯，而且也辜負了馬歇爾將軍的希望。他幾次想開口坦誠自己的過錯，都因他那孤傲的個性作祟而沒有說出口來。
是日晚上，史迪威和前來探望的妻子威妮一起，在馬歇爾等人的陪同下應邀出席陸軍部長史汀生家的晚宴，他沒有了在羅斯福總統麵前的拘謹，毫不費力氣地向史汀生全麵陳述自己的觀點。為了幫助史迪威說明自己，同時也是為了闡明陸軍部的觀點，史汀生打電話給羅斯福說，他“非常欽佩史迪威，他願意就總統對史迪威的明顯懷疑向總統作出解釋”。史汀生打完電話之後又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回顧了他在挑選史迪威去中國時懷有的責任感之後，又充滿信心地寫道：
“我們是非常了解他，才把這場戰爭中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他的……幾天來，他使我相信，他是我所認識的唯一能夠順利完成這項重要任務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在製訂全球戰略計劃的時候，主要依靠戰略顧問馬歇爾和政治顧問霍普金斯二人。實事求是地說，在“三叉戟”會議召開之前，馬歇爾將軍和霍普金斯“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著互相尊重的態度”。但是，現在“他們關於對華政策的爭執已經發展到兩人互不理睬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就不得不行使手中的權力了——以總統的名義發布對華政策命令。他為了緩和與自己的戰略顧問馬歇爾將軍的關係，再一次找來馬歇爾懇談對華政策。
馬歇爾將軍是一位堅持原則的軍事家，尤其是經他之手作出的帶有全局性的戰略決定，那是很難再改變的。可是在對華政策方麵，他忽視了羅斯福總統從政治視角處理中國問題的戰略思考，過多地強調了美國——盟國在中國戰區承擔的義務及可行的戰略計劃，遂陷入了和總統的對立。另外，馬歇爾將羅斯福私收陳納德越過陸軍部向總統轉呈信函，以及私自利用自己的親戚艾爾索普支持陳納德，都視為不正當的行為。由此，從感情上和羅斯福產生了隔膜。因此，他向羅斯福複述了地麵戰略的必要性以後，又毫不留情麵地對陳納德和艾爾索普發起了嚴厲的攻擊。對此，美國的史學家作了如下論評：
正如他對羅斯福所說的，雖然陳納德“也許是個戰術天才”，但他對後勤事務一無所知。此外，陳納德“多年來一直是由中國政府發給薪金，處於委員長的不利影響之下”。馬歇爾鄙視陳納德的陰險狡詐，當麵對他說對他缺乏信任。戰後，這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和軍隊的曆史學家一談起陳納德就拍桌子。馬歇爾尤其討厭艾爾索普，他知道艾爾索普曾竭力勸說宋子文使中國撤出緬甸戰役，為此，艾爾索普自然受到了馬歇爾最嚴厲的斥責。
羅斯福最後的努力失敗了，他隻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縮小反攻緬甸的計劃，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是為總統決定，約有下列四點：
一、自七月一日起，中印空運加至七千噸，其中四千七百噸應交陳納德空軍使用，其次之兩千噸供應陸軍，其餘之三百噸，亦歸空軍；
二、自九月一日起，每月中印空運，應加至一萬噸，阿薩姆機場，已飭韋洛將軍督率修築，如期完成；
三、五、六兩月之中印空運，除每月以五百噸供應陸軍外，其餘少數分配空軍；
四、反攻緬甸計劃，決定年底會同英國實行。
縮小反攻緬甸計劃始於四月底決定，馬歇爾將軍也是投了讚成票的。“當時公議，反攻緬甸之案如付取消，亞洲戰局將見嚴重，而全力攻緬，供應歐洲之物資，又將不給，兩全之法，唯有縮小緬戰範圍，先從緬北開始，如果得手，則太平洋戰略既可配合，滇緬路交通亦可打通，英國無登陸艇缺乏之顧慮，中國有加強國際空運之利益，同時陳納德之空戰計劃與史迪威之整軍計劃，在增強中印空運噸量之下，亦可兼顧。作戰司認此方案，或是兼顧各方之統籌辦法，並謂照此估計，雷多路陸運，加上中印空運，中國每月當可得到兩萬噸物資器材之接濟。”
但是，而今羅斯福決定“縮小反攻緬甸計劃”的內涵發生了質變，由兼顧“陳納德之空戰計劃與史迪威之整軍計劃”變為支持陳納德的空中戰略，實質上等於否決了馬歇爾支持的史迪威的地麵戰略。這就必然“惹怒了馬歇爾”。此後，“馬歇爾在與總統打交道時，便盡量持正式和公事公辦的態度。當羅斯福說笑話，其他人被逗得大笑時，他仍然板著麵孔。他這樣做是有意避免在他和羅斯福之間出現親昵關係，以表明他們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陸軍部正式承擔的義務，而不是‘煙嘴一揮’就能推翻的”。
馬歇爾並不讚成羅斯福的決定，但他作為參謀總長又必須執行總統的命令。為此，他於翌日寫信給史迪威：
昨日我與總統討論中國問題，他認為陳納德之空軍作戰計劃，久被遺忘，今宜從速實行；雲南華軍之物資，亦宜照運。
總統在政治上必須支持委員長。空軍轟炸方案，對於振導中國士氣，亦至有效用。至於反攻緬甸之計劃，總統意可縮小，隻占領曼德勒為止。總統謂經此縮小之後，便與陳納德空戰計劃，無所窒礙。
史迪威獲悉羅斯福總統這一決定之後，他的直接反應是：這是建立在“對蔣介石的品質、意圖、權勢及能力完全錯誤的判斷之上”的。史迪威心想蔣夫人“已經弄得羅斯福分不清是非了”：蔣介石政府是“一幕獨角戲。國民黨是他的工具，蔣夫人是他的門麵，愚蠢的美國宣傳機器是他的杠杆。而我們全都是他的玩偶”。
史迪威已經浪費一次和羅斯福對話的機會了！同時，他還有超乎於一般人的自知之明：像他這樣一個小小的陸軍中將在白宮決策圈中是無立錐之地的，誰也不會再聽他的辯解，事實上他也無需為自己進行這種表白似的辯解。但他畢竟是一位喜怒哀樂分明的軍人，他依然需要發泄內心積鬱的憤懣。麵對這不可逆轉的大局，他唯有在日記上傾吐無奈：
連續的退讓證明，蔣介石認為隻要喊上幾聲我們就會向他投降。情況正是這樣。要我們到達華盛頓之前，羅斯福已經決定要在中國嚐試一下空中努力。這正中英國人的下懷，他們根本不想為了緬甸打仗。如果能哄騙我們在對日作戰中首當其衝的話，他們為什麼要為了中國而戰呢？不管怎樣，他們將在締結和約的談判桌上把緬甸拿回來。
除我之外，沒人對建立一支地麵力量的枯燥工作感興趣。陳納德保證在六個月內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那為何不讓他幹一下試試？這可是通往勝利的捷徑啊。
我的觀點是中國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我們再也等不起另一年了；雲南省是必不可丟的，必須建立起一支力量保衛它，如果日本人占領了雲南，重新奪回緬甸也就失去了意義……我還說，第一個基本的步驟是使地麵力量足以占領和占據空軍基地，以及打開外部世界通往中國的交通線。遭到否決……而最近幾個月內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空中攻勢。
“三叉戟”會議尚未開始，馬歇爾、史汀生、阿納德、史迪威等力主的地麵戰略就遭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否決，這無疑在他們每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對堅決主張收複緬甸並想借此雪恥的史迪威而言，則更是晦氣之極！因為他深信丘吉爾和宋子文會在“三叉戟”會議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完全取消卡薩布蘭卡會議作出的收複緬甸的承諾。因此，他不想參加這種會議，最好是能早一天回到他的整訓基地——印度的拉姆加爾，聽那些可愛的中國士兵親切地叫他“喬大叔”的聲音。
就在“三叉戟”會議召開的前夕，馬歇爾將軍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蔣介石不同意縮小反攻緬甸的計劃，強烈要求履行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決定，南北夾擊，收複緬甸。”史迪威因此被打入五裏霧中，搞不清蔣介石的葫蘆裏到底裝的是什麼藥。馬歇爾告之：
“據蔣電文稱，倘僅占取緬北至曼德勒為止，不特無補中國戰場，且徒犧牲兵士，中國決不再蹈去歲覆轍。”
史迪威聽後微微地搖了搖頭，他清楚這不是蔣介石的真實意圖。
“我認為蔣介石擔心如取消收複緬甸的計劃，我們美國會減少對中國的軍火援助。”馬歇爾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說道。
“所以，”史迪威下了結論，“蔣介石在取得空中戰略的勝利之後，又想把拒絕收複緬甸的責任推給我們美國。”
“對！”馬歇爾近似命令地說道，“所以，你要打起精神，為盡快發動緬甸攻勢而全力參加‘三叉戟’會議！”
……
二十五
蔣介石此舉的目的完全被馬歇爾將軍所猜中：在美國兌現了空中支援的前提下，唯有把推遲“安納吉姆”戰役的責任推給美國，才能保住蔣介石“言必行，行必果”的領袖形象。與此同時，他還可以利用英美在“安納吉姆”計劃上的分歧，進一步與美國結成同盟，在“三叉戟”會議上壓一壓丘吉爾所代表的大英帝國的所謂霸氣。
“三叉戟”會議實際上有兩個議題：一是協調英美在歐洲戰場上的步伐，再是重新確認“安納吉姆”計劃。羅斯福和丘吉爾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統一了歐洲戰場的步伐，之後，他們及其與會的高級助手又進入了第二個議題的爭吵。
丘吉爾自始至終都不願意履行英國在“安納吉姆”計劃中應承擔的義務，他對他的參謀長們坦率承認：“到沼澤叢林裏去同日本人作戰就像到水裏去鬥鯊魚。”他讚成把鯊魚拖上岸後用斧頭劈死的辦法。然而，在會談中他就不那麼坦率了。他說：“在緬甸作戰的種種困難是很明顯的。”叢林中無法使用現代化武器，雨季嚴重限製作戰時期，海軍無能為力。他還指出，即使“安納吉姆”戰役獲得成功，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也不能使滇緬公路重新開放，即便到重新開放時，最大的運輸量也隻是每月二萬噸……他提出了繞過緬甸，進攻蘇門答臘北部尖端和馬來亞中部的行動的可能性，在講話結束時重申了把仗打到日本本土去的決心。
史迪威在獲悉英國希望放棄整個“安納吉姆”計劃以後，憤然斷言：“這將使中國人感到被遺棄，並對英國人產生疑慮。”丘吉爾就此宣稱，他不會“為了安慰中國人而做蠢事”，不會“毫無目的地以代價巨大的行動來打仗”。為此，史迪威曾兩次插話駁斥丘吉爾，想讓與會者重視自己的意見。羅斯福或許是出於外交禮貌——美國的中將不能當麵批駁英國首相，遂兩次不讓史迪威發表意見，致使史迪威說出“我的意見不可能受到重視了”之後，又氣憤地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不可避免的結論是丘吉爾操縱了羅斯福。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對英國人來說容易的辦法、一條捷徑。不管代價如何，決不能把注意力從歐洲大陸移開。英國佬對發生在太平洋上的戰爭不感興趣。由於爭取了總統，他們可以過些舒服日子了。
由此可見，史迪威絕不是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另外，他也不會想到與會的陳納德詳細記錄了與會者的發言，並密報給未曾出席軍事會議的宋子文：
一、羅斯福請丘吉爾發表對緬甸作戰意見，丘答：英國甚願援華，但為實際起見，不願因感情衝動而作出無謂犧牲。
二、韋唯爾報告，印緬地勢交通，異常困難，本年不能克複緬甸。
三、英海軍司令報告，仰光或可占領，但因日本有轟炸之基地，須準備甚大之犧牲，不免可惜。
四、史迪威發言：中國人對於任何英國人之計劃，都有懷疑。中國現無反攻力量，日本如果進攻，滇桂皆不可保，但如有機械裝備之三十個師，再準備第二批三十個師，自可反攻緬甸。中印空中運量有限，不能於供應裝備三十個師之外，同時兼顧空軍器材之輸送。
五、羅斯福問，蔣委員長能否於接受陸軍整訓計劃後，放棄空軍增強之計劃。史迪威答：“不知。”
六、羅斯福以問陳納德，陳納德答：“離渝時，委員長曾囑轉告總統，速將海軍參加作戰早付決定，又請加撥美軍三師參戰，則其意向已甚明了。”
七、羅斯福問空軍副司令，能否增加中印空運噸位，以應陸空軍兩方之需要。副司令答：每月空運噸量增至一萬噸，以應兩方需要，並無困難，但印度機場不佳，係一問題。
八、羅斯福問韋唯爾兵力如何。韋答：反攻阿恰布出擊清水河，由阿薩姆南下，皆不過佯攻或威脅敵人而已。
五月十七日，“三叉戟”會議再度開會，宋子文代表蔣介石與會，當麵和丘吉爾發生對抗。宋不辱使命，當即作了“最有聲色之奮鬥”發言，現摘錄如下：
自敵人占領緬甸後，中國國際通道完全被鎖，因此未能獲得軍火之援助與物資之接濟；國內經濟衰落，通貨惡性膨脹。最近敵人複改變以前侵略方法，利用傀儡煽惑人心，一麵以全力進犯晉豫鄂湘，企圖威脅重慶。凡此事實，當為在座諸公所洞悉。中國處此危境，並無意外要求，隻請同盟國實踐諾言，履行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北非卡港之決議而已。此為鄙人代表蔣委員長奉告諸公之要旨。
北非卡港，關於中國事項之決議有二，請分別言之：
一、增強空軍攻擊。攻擊目標，為在華日軍之交通線與日本本土，但因空運不足供應增加之空軍，故此決議迄今未獲實行……但今在其陪都感受到敵人威脅之際，美空軍助我陸軍作戰，助我轟敵之交通線，遂見迫切之需要，故蔣委員長提議，欲將六、七、八三個月之中印空運，少數撥歸美空軍供應之用，使陳納德之計劃，得以實現。
二、決定反攻緬甸。卡港決議之內容，係以中英美海陸空軍聯合作戰奪取仰光，收複緬甸，打通滇緬路線……英美政府已向世界正式聲明，將於本年收複緬甸，故今日如果尚有放棄收複緬甸，或隻攻北緬之計劃，則中國人民將責英美背信違約，而無使用武力逼使日本投降之決議。……
史迪威批評委員長無一定之戰略，諸君應知蔣委員長與世界有名軍事家合作，並非初次……均曾服從過委員長之指示，如謂吾人遵從委員長指示為錯誤，則世界上之錯誤，將不限於吾人。
蔣委員長負有中國戰區安危之責任，吾儕不應對其決定有所懷疑，如有懷疑，吾人須自忖能否擔起中國戰區安危之責任。
開始，史迪威聽著宋子文的發言深感痛快，似在為收複緬甸案慷慨陳言，但隨著宋子文的發言推展，方知是在為陳納德的空中戰略竭力辯護。最後，大出史迪威所料的是，宋子文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對他發動攻擊，等於在英美兩國元首的麵前揭他的短，因而觸發了“醋壇子喬”的“醋意”，使他當場極不策略地又攻擊了蔣介石的為政與用兵之道。
史迪威如此不懂政治策略必然獲罪於羅斯福總統。對此，霍普金斯曾對宋子文說過如下這段話：
“經過此番爭執，史迪威當知總統如何敬重蔣委員長，伊雖有史汀生馬歇爾之後盾，仍不能稍稱總統之意誌。回任之後，當不敢如前之驕縱，萬一再生糾紛，蔣委員長一電相告，即可更調。”
事實也是如此，羅斯福更調史迪威的決心又堅定了一層。
話再說回來，羅斯福麵對中、英在緬甸問題上的嚴重對立，也隻能一手安撫宋子文，一手和丘吉爾繼續討價還價。好在宋子文深諳蔣介石力主收複緬甸的本意，也未再堅持中方的意見。幾經私下雙邊磋商，終由美國參謀團提議，一致通過了“三叉戟”會議第二二○號文件——《擊敗日本方案》：
一、盡先集中可用物資於阿薩姆、緬甸區域，以建立（及增強）通達中國之地麵設備，期於秋初達到每月一萬噸之運輸量，同時擴大阿薩姆航空設備，使達到下列目的：（一）加緊對日空戰；（二）增強（維持）美國駐華空軍；（三）支持對華空軍補給物資。
二、積極準備自雷多、英坊入緬及自雲南入緬之中國軍隊作戰計劃，以打通滇緬路為目標。
三、水陸夾擊阿恰布與南穆裏島。
四、打擊日軍在緬之交通線。
史迪威在華盛頓期間挨過了他人生旅途中最悲哀的時刻，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他開心：“得意的時候，我想起了自己的另一麵。”其中，最令史迪威開心的是下麵幾件事情：
一、丘吉爾為了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在羅斯福總統的推動下，同意在華盛頓會晤時在美國訪問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但是宋美齡“有點傲慢地”拒絕了這一邀請，堅持丘吉爾應去她當時居留的紐約“朝拜”她。“為了維護大同盟國的團結”，丘吉爾提議同她在紐約到華盛頓的中途會晤，如果她也有此心願的話。但是，蔣夫人認為這種提議“很滑稽”。二人終未相見會晤。
史迪威獲此消息之後，除去對宋美齡表示敬意之外，也禁不住開心道：
“英國佬也有今天啊！……”
二、丘吉爾畢竟是一位心胸豁達的大政治家，他沒有記恨——甚至都不曾記得史迪威曾和他發生過爭論。韋唯爾的失敗情緒和印度司令部的懶散狀態是“三叉戟”會議的議題之一，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曾經坦率地提請丘吉爾注意這一問題。那麼丘吉爾從何處才能了解到真實情況呢？他想到了有爭議的美國將軍史迪威，主動邀請史迪威到英國大使館會晤，用丘吉爾的話說：“就是為了認識一下。”
對於丘吉爾這次意外約見史迪威，陸軍部長史汀生是知情的。他為了避免上次史迪威晉謁羅斯福總統的悲劇重演，同時，“為了使史迪威說話有力，和消除他對丘吉爾的恐懼心理”，曾對史迪威進行了一定的指導。“在會談中，史迪威感到，丘吉爾是帶著同情心聽他談話的，所以暢所欲言。由於他對情況非常了解，所以給傾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史迪威感到驚異的是，丘吉爾完全同意他關於印度戰區缺乏活力的意見，而且實際上早已決定撤換韋唯爾和他手下的高級指揮人員了。這是丘吉爾‘十分尊敬和欣賞史迪威將軍’的開始。”
同時，史迪威通過這次會見丘吉爾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欲達到目的，繞開最高領導人是不行的，和最高領導人頂牛隻會遭到失敗。
三、史迪威發現美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隻是被宋美齡動人的講演、艾爾索普等人的片麵宣傳誤導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把中國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遂通過他的“國務卿”戴維斯安排，參加了《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尤金.邁耶專門為他舉行的一個有七八名著名記者陪同的宴會。“宴會之後，又來了二十多位聽講的客人。麵對一群專心聆聽的聽眾，史迪威口若懸河。他在坦率地論述了他所麵臨的形勢之後，又請戴維斯從政治方麵對形勢作了說明。大約從這次宴會以後，報上開始出現關於中國的意見不同的報道。”
通過這件事，史迪威開始認識到了新聞媒體的作用。為此，他回到中國以後“幾次派戴維斯回國，繼續對關於中國情況的報道加以引導”。
陳納德在“三叉戟”會議上的形象，與史迪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自始至終頭上罩著傳奇英雄的光環，耳邊回響著風格迥異的讚美聲。“陳納德離美前夕，羅斯福特約長談，許其直接上書報告軍事。”此舉堪稱是給光彩照人的陳納德錦上添花，使其同僚發出這樣的喟歎：
“陳納德打贏了這一仗，但他還未徹底打贏同史迪威和馬歇爾的仗。”
史迪威曆經“三叉戟”會議之後，深知自己在華地位大大地削弱了。但不知“是出於責任感，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或者兩者兼有，他從沒有表示過他曾考慮不回中國”。他的基本想法是：集中全力整訓中國軍隊，待陳納德的空中戰略失敗之後，他再率部收複緬甸。換言之，他真的不想再和蔣介石、陳納德爭個你長我短了！
史迪威回到中國以後，很快發現加大駝峰運輸量是以雷多公路建設受到損失為代價的。因為大量的推土機、卡車、平路機、鐵鍁以及人力都被調撥過來修建阿薩姆機場。想要給留在築路段上的人員運輸補給品的一切努力都因雨季而受阻。不久，“各種各樣的困難清楚地表明，公路和駝峰空運線加在一起，既不足以保證運輸線本身的需要，又不能為中國擴大空中作戰行動運送足夠的油料。運送一噸物資到中國竟需要消耗一噸汽油”！更令史迪威頭疼的是，隨著美國軍人的增加和租借物資的增多，各種意想不到的矛盾突現出來。請看如下史實：
在中國的美國人享受不到他們喝慣了的啤酒和軍中消費合作社會出售的商品……他們對周圍的貧困和肮髒感到厭惡，他們挨蟲咬，受痢疾和各種腸道病的折磨，無法適應中國的嚴酷生活……他們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看成是墮落的、無能的、不可靠的、雙料混蛋的、能把你偷盡搶光的、毫無救藥的懶懶散散的“狗雜種”……普通中國人都覺得美國人愚蠢放蕩、粗野、可憎可鄙，常是凶殘而墮落的。據美國大使館的報告，上層的中國人對休假的美軍的流氓作風，對第十四航空隊人員的“粗魯無禮”、“語言粗野”、“儀表邋遢”、“聲名狼藉”等“深感震驚”。
租借物資一次又一次地促使雙方互相憎惡和產生嫌隙。在昆明的黑市上，租借物資從藥品到半噸卡車，樣樣都可買到……在中緬印戰區，美國人撈起油水來手伸得毫不比別人短。美國空軍、陸軍、紅十字會和文職人員走私黃金、磺胺藥物、外幣、香煙、口香糖和軍中消費合作社的供應物資等……其中最出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隊的“鮑德爾羅事件”。這個地方本來是用來從中國南方迷人的城市桂林和從印度越過駝峰偷運少女的，後來也成了走私的中心。這件事一報告上去，史迪威就不得不采取正式行動了……結果證明此事與陳納德有關——不僅僅是知道而已。這樣，就更進一步造成了他們彼此的惡感。
而這種惡感不但加劇了史迪威和陳納德的個人矛盾，而且通過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了華盛頓，促使白宮決策圈中的矛盾也隨之更加激化。
史迪威是一個疾惡如仇的人，他不想以失敗者的姿態去征詢蔣介石如何落實“三叉戟”會議一致通過的第二二○號文件。蔣介石也是一個認定“一山難容二虎”，並矢誌要去對手而後快的獨裁者。尤其當他獲悉羅斯福總統有意更調史迪威之後，就更不把這位美國派來的參謀長放在眼裏。另外，在玩弄權謀方麵，史迪威和蔣介石相較永遠是個失敗者。蔣介石非常清楚史迪威時下的“安然待命”是一種無聲抗議的姿態，隻要稍許從旁點上一把火，史迪威還會暴躁起來，而且一定還會做出越禮的事情。到那時，再狀告給華盛頓，史迪威就會吃不了兜著走了！因此，蔣介石也有意閉口不談“三叉戟”會議通過的第二二○號文件。
史迪威果真中計了！開始，他認為羅斯福支持陳納德削弱了他的影響，使蔣介石更加堅定了“既不打也不改”的政策。“我們受到了冷遇，被人瞧不起，受到阻撓，受到反對和欺騙……”但是，當他等了兩周之後，發現連何應欽這等人物都不知道“三叉戟”會議的決定，就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盛怒之下，試圖將Y軍的武器調撥到抗日前線湖北去用。這不僅觸怒了蔣介石，連他欣賞的將軍陳誠也拒絕執行他的命令，一時弄得他下不了台。為此，他給馬歇爾發電報訴苦，“痛苦地論證了美國政府未能利用租借物資管理法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而犯下的錯誤”。也或許是史迪威在遭受數次打擊之後，對蔣介石和中國現狀的認識更加深刻了，他已經看出“租借物資的討價還價作用還算不上能夠改變中國製度性質的魔杖”，“要改造這樣一個製度就必須首先把它砸爛”。
馬歇爾將軍是史迪威在華政策的後盾，但他作為總統戰略顧問、美軍參謀總長又不能違拗羅斯福在“三叉戟”會議上作出的決定，內心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麵對這樣的政治局麵，他唯一的選擇就是設法調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使得史迪威免遭厄運。為此，他想到了早已作出決定但仍未授予蔣介石的那枚榮譽軍團勳章。他認為由史迪威給蔣介石授勳，會對外界造成蔣、史已經修複裂痕的效果。為防蔣、史節外生枝，他遂以命令通知：
“史迪威於七月七日（中國全麵抗戰六周年紀念日）代表美國政府為蔣介石委員長授勳。”
史迪威並不領馬歇爾的情，他依然提出“相當天真的反對意見，說蔣介石沒資格得榮譽軍團勳章”。而蔣介石呢，“大概是對要從史迪威手上接受勳章感到不愉快，建議由信使給他授勳。史迪威回過頭來認為蔣提出這個要求是對美國能夠授予一個外國人的最高榮譽的侮辱”。幸好馬歇爾將軍有先見之明，以命令迫使蔣、史二人收回己見，授勳儀式按計劃於七月七日舉行了。但是，在這種氣氛下授勳非但起不到磨合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的效果，相反卻走向了授勳目的的反麵。請看史學家如下的評述：
授勳儀式按計劃於七月七日舉行了，並且由一些攝影機拍攝下來，作永久的紀念。兩位主角臉上都是冷冰冰的，毫無表情，史迪威用漢語向這位“自由旗手”宣讀榮譽狀以表彰他的“崇高的鼓舞人心的成就”，然後就站在一臂遠的距離上把勳章別在蔣介石胸前。蔣介石兩眼凝視著遠方。蔣夫人臉上帶著慈祥的表情在旁邊觀看，她身穿無袖印花衫，顯得時髦而又漂亮，隻是她從來都穿的蝴蝶結開口鞋顯得不那麼入時。
“‘花生米’遲到了半小時……他身邊所有的人都驚呆了……當我提起他的上衣把軍功勳章別上去時，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害怕我要殺了他一樣。”史迪威後來寫道。
蔣介石是最善於玩弄授勳這一套把戲的人，知道美國人為他授勳的真實意圖。他為了給羅斯福總統點麵子——或曰不枉費這番苦心，於七月十二日簽署了同意參加緬甸戰役的文本和命令。
史迪威並不清楚蔣介石如此而為的目的。在他的心目中，隻要同意收複緬甸就一切都好。所以他把七月十二日稱為大喜的日子，為表示此時此刻喜悅的心情，按照他的習慣又在“大喜之日”四個字下麵畫了四個黑點，接著，他又得意洋洋地寫道：
經曆了一年不間斷的鬥爭之後，我們終於約束住了他。他以書麵形式對進攻緬甸作出了承諾。我們不得不克服了怎樣的腐敗、陰謀、阻礙、拖延、欺騙、仇恨、嫉妒和詭計啊。這樣一個汙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神聖的主啊，我差點就要山窮水盡了。
在此前後，丘吉爾首相借明升暗降的手段，調充滿失敗情緒的韋唯爾任駐印度總督，由英國駐北非第八軍前任軍長克勞德.奧金萊克將軍接任印度戰區司令。這對史迪威而言無疑又是一個喜訊——他想當然地認為奧金萊克將軍一定比韋唯爾更富朝氣，並會同意收複緬甸的戰役。很快他又失望了，因為他發現丘吉爾隻不過做了一件“換湯不換藥”的事罷了。
隨著歐洲戰局的急驟發展，丘吉爾和羅斯福於八月初相聚加拿大的魁北克，史稱魁北克會議。會上除解決盟國在北法登陸等事之外，自然又議到了中國戰區以及緬甸、東南亞諸國的軍事態勢。英美兩國依然是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美國認為：“欲迫日本投降必須攻入日本本土；欲攻日本本土，必須利用中國之基地與人力；欲利用中國基地與人力，則必須打開中國國際通道，充實中國之軍備。中國軍隊之未來價值至大，中國現局之崩潰堪虞，且吾人既以在華空軍轟擊日本之船舶，則其勢必引起日本對華之反擊，是中國戰局，因吾人之鼓吹反攻而加危。加危之後，若不速予援手，則日本將在中國大陸發動大攻勢，或奪取美國在緬之機場，或切斷中印之空運，抽出其在緬之軍隊，出擾於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有一於此，美國必至被迫無暇再顧歐洲對德之戰事，故水陸夾攻收回全緬之戰，非關亞洲之一隅，實係歐洲與太平洋之全局。”
英國人除關心歐洲及其本土的利益而外，依然堅持：“英國以為中國並非戰時必不可缺之夥伴，中國戰後之強盛，或即大英帝國遠東厄運之開始，維持中國戰場雖亦不惡，但若因此便須大耗英國之物資與兵力，則似感不值。”
另外，誠如戴維斯為史迪威所作的分析那樣，英國想恢複它的一等強國的地位的話，重新獲取他們在東南亞的權益是極其重要的。可是，美國在印度和緬甸的存在使英國很難堪，但又不得不忍耐，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合夥關係，然後再在這個關係中取得領導地位……使美國順從他們的政策和行動”。為此，英國提出建立獨立於印度戰區和中國戰區之外的東南亞司令部，並得到了羅斯福的認同。就這樣，在魁北克會議上一致同意任命漂亮英俊、富有騎士風度、使人愉快的英國海軍中將路易斯.蒙巴頓勳爵為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而史迪威任東南亞盟軍最高副司令，同時保留其他職務。
魁北克會議結束之後，蔣介石收到了這則由羅斯福、丘吉爾聯銜的電文：
為緬甸軍事行動活躍起見，決在印度統帥部之外，另設一統帥部，以海軍中將路易.蒙巴頓勳爵為統帥，直接受C。C。S。之指揮，作下列之軍事行動：
一、從速建立通華空運路線；
二、增加阿薩姆交通路線之運輸力，使其達到每月二十萬噸之程度；
三、在未來幹燥季節中實施出擊，其目的為奪取上緬甸，以增加空運之數量；
四、軍事行動路線將由阿薩姆經過雷多及英坊進攻，同時雲南出兵聯係，在各軍進展以前，均將發動長距離剽劫隊，即溫蓋特今春所用之突擊戰術；
五、為使緬北戰事克收成效起見，海陸兩棲攻擊正在準備，其地點應俟蒙巴頓到印考核後再定，吾人已采取步驟保障我方海軍在該區之優勢，切斷敵人入仰光之海上交通。
蔣介石早就聽說，羅斯福總統為實現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秩序的第四塊基石，建議在當年晚些時候同蔣介石舉行一次會談。而這又恰恰是蔣介石所企盼的。遺憾的是魁北克會議又未邀他出席，使其自尊心再次受到刺激。蔣氏閱罷上述電文，當即複電，把緬戰的責任推給了英國：“下緬甸之海岸線與其交通要點，若不確實占領，則敵軍接濟仰光之路線將難切斷，而上緬甸之戰爭，亦將無法完成。”
史迪威閱此來往電文，已知收複緬甸之役又推遲，心中甚是不悅。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可以說是稀裏糊塗地參與了蔣、孔、宋三大家族內部的奪權之爭，險些被蔣介石打發回美國去。為使讀者清楚這場鮮為人知的“宮廷政變”的起因，容筆者扼要地簡介蔣、孔、宋三大家族的恩怨曆史：
蔣介石是靠黃埔起家的。但是，蔣家王朝的大廈卻是由蔣、孔、宋三根頂天立地的朝柱撐起來的。而始作俑者是宋氏家族的大小姐——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
當年，蔣介石率北伐軍抵達南京、上海之後，極想承襲孫中山先生留下來的革命遺產，登上所謂“九五之尊”的寶座，達到此目的最簡便的方法之一就是和宋家小妹宋美齡聯姻，由此即搖身一變為孫中山的連襟。同時，還可把有“財神爺”之稱的孔祥熙拉入蔣氏王朝，充任挑大梁的角色。為此，他請求宋靄齡當紅娘。
宋靄齡既是宋家的大小姐，又是孔家的內掌櫃，而一旦宋家小妹宋美齡和蔣介石聯姻，她不僅會給孔、宋兩家爭來“開國元勳”的金交椅，自己也會成為蔣家王朝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當代“老佛爺”。因此，她積極為之奔走，並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段迫其全家——除宋慶齡以外全都讚成這樁婚事。
蔣、宋聯姻之後，宋子文因走親美路線和蔣介石、孔祥熙執行美、日等距離外交路線發生衝突。加之宋子文反對采用軍事手段解決共產黨和紅軍，拒絕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撥發軍費，遂遭到了蔣介石的貶謫，其財政部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而孔、宋兩家交惡即由此始。
西安事變爆發之後，宋子文以為東山再起的時機到了，除隱喻攻擊何應欽是親日大將而外，並以私人身份飛赴西安，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蔣介石因懷疑宋子文有親共傾向而有恩不報，反把行政院的大權交給了孔祥熙，這又加劇了宋、蔣，宋、孔之間的矛盾。
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結果，導致了抗戰全麵爆發，待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蔣介石決計走親美路線，並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長。之後，宋子文主要是利用和白宮的特殊關係，為蔣介石爭取更多的美援。宋在“三叉戟”會議上演出力責丘吉爾的好戲之後，遂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升為中國政壇的明星。這必然危及到了他的宿敵孔祥熙的地位。締造蔣家王朝的女中豪傑宋靄齡權衡利弊，為維護孔家的利益站在了弟弟宋子文的對立麵。
恰在這時，宋美齡訪美歸來，獲悉兄長宋子文利用各種關係，巧立各種名目，把大宗援華物資竊為己有，而這又使得視財如命的孔祥熙垂涎欲滴，在設法保住自己權位的同時，要從宋子文的口中奪過援華物資這塊肥肉。就這樣，在宋靄齡的導演下，宋美齡和她結成了反對宋子文的聯盟。
在宋美齡看來，援華物資不僅是宋子文的撈錢財源，而且也是他政治上的最大籌碼。他從美國撈得更多的援華物資的同時，也為自己撈得了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政治資本。為了達到這名利雙收的目的，宋子文必須搬掉控製援華物資分配權的史迪威。這就使得宋家兩姐妹想到了和史迪威結盟，共同反對宋子文。
事有湊巧，宋子文突然回到了山城重慶，除當麵向蔣介石報告中國的電訊密碼已被日軍破譯之外，還表功說，他已經和羅斯福總統談過史迪威的問題，總統是讚成調離史迪威的，隻是因馬歇爾作梗未能如願。
宋家兩姐妹感到必須公開和史迪威結盟了，遂於九月十三日打電話給史迪威，請史來委員長官邸做客。也就是自這天起，史迪威幾乎成了宋氏兩姐妹手中的玩偶，並參與了蔣家王朝的一次未遂政變……
二十六
史迪威步出自己的官邸，驅車沿著山坡小路走了不足千米，看見一處豪華的公館，他禁不住暗自說：“剛剛從美國回來的TV，一定還在公館裏處理外交事務吧？”轉眼之間，轎車沿著緩緩的山路爬上了山岡，停在了一座戒備森嚴的公館大門前，這兒就是蔣介石的官邸。史迪威步出轎車，驀然抬頭，看見幾百米之外一個和緩山脊另一邊的那座公館，遂又情不自禁地暗自說：“我應該去看看孫夫人……”
史迪威在侍從的陪同下走進蔣介石的官邸，沒想到宋美齡偕“大阿姊”宋靄齡笑容可掬地恭候在客廳門前，分外熱情地把史迪威迎進了客廳。分賓主落座之後，宋美齡笑著說：
“今天是私人聚會，就我和大阿姊兩人，很想聽聽將軍在中國工作的難處。”
史迪威甚感詫異，因為他在這一年多單槍匹馬的苦鬥中，從來沒有得到過應有的榮譽，更沒有獲得過女人——尤其是身貴位尊的宋氏姐妹的關心。今天猝然享受此殊榮，真是有點受寵若驚了！他轉念一想，可能是宋美齡在訪美期間知道了馬歇爾等軍界權威對自己的評價，或者是剛剛自美回到重慶的宋子文對他們說了最好支持他一下的話。因此，他坦誠地講了對中國軍政人員的不滿，以及在整訓中國軍隊和收複緬甸等問題上遭到的無理的掣肘。最後，他氣憤地說道：
“戴笠自作聰明，在我的官邸安插他們的人，隨意翻閱我的文件，幾次被我抓到。”
“還有這等事？”宋美齡故做震驚的樣子，“你為什麼不來找我呢？”
“是啊，”宋靄齡得體地敲著邊鼓，“這等區區小事，隻要小妹一開口就全都解決了。”
史迪威雖然尚不清楚宋氏姐妹約見他的政治目的，但他感到了這姐妹二人對自己沒有敵意，而且對抗擊日寇入侵、收複緬甸的“準備工作的狀態很警覺，急於做些事情”。於是，史迪威為了“滿足她們了解情況的願望，回顧了經曆的所有的磨難”，旋即又無比憤慨地“告訴了她們軍隊目前狀態的真相，她們十分震驚。又講了障礙與拖延，以及誰要對此負責”等等。總而言之，他滔滔不絕，第一次獲得了一吐為快的感覺。
“難道就沒有補救辦法了嗎？”宋靄齡有些焦急地問道。
“補救？”史迪威習慣地聳了聳肩膀，近似開玩笑地說道，“除非請蔣夫人出山，接任何應欽的軍政部長。”
“這是問題的實質。”宋美齡和宋靄齡交換了個眼色，鄭重地說道，“不過，下次再議這件事情。”
史迪威的直覺是宋美齡“渴望行動”。由於這次會麵是未遂“宮廷政變”的序幕——且台灣的所謂“國史專家”又避而不談此事，因而很有必要把史迪威於當天記的日記抄錄如下：
她（宋美齡）對姐姐（宋靄齡）說應挪到城裏，好在她家見麵，有人打報告說我是反華的。姐姐說她不知道我如何會有堅持的耐心。我們訂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們是認真的，也許我們能取得一些進展。
史迪威清楚地知道宋氏兩姐妹和他結盟的性質——況且還“訂了攻守同盟”。或許是史迪威也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從這天——九月十三日始，他在日記中稱宋美齡為“梅”，稱宋靄齡為“埃拉”。他在日記中六次扼要地記述了他和宋氏兩姐妹的談話內容：
午飯與梅（宋美齡）開會。她扮演了一個非常好的角色，而且對采取行動十分認真。她渴望行動，希望她是個男人。她憎惡何應欽和他的那幫人。對她講了我同他打交道的經曆。他顯然對她一笑了之，因為她是女人，她對此十分憤怒：“天啊，我不懂那個老傻瓜為什麼不幹正事。”“他們就像一群把頭紮進沙子裏而屁股仍然朝天的鴕鳥。我多想拿根大棒趕走他們！”“他們怎麼就認識不到事情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把一切放到一邊，把精力集中在軍隊上。”“如果我們打了敗仗，政治和青年運動又有什麼用處？”（九月十八日）
晚十點動身去孔家。有梅和埃拉（宋靄齡）。她們對“花生米”做了工作。埃拉今天下午讓他吃了苦頭，告訴他說那幫家夥一直在說我的假話，解釋了參謀長的問題和我署名“美國陸軍中將”的原因。她們使何接受了桂林這個地方。梅稱他為“那個說不出口的”。何很惱火。梅今天在政協的會議上作了演說，對挑剔別人幹事的人進行了痛責。
“不要挑刺兒。”“你要知道錯誤是怎麼犯下的。”“不要出於嫉妒而指責別人。”她的眼睛直視著何。她喜歡這樣。她們兩人都說何得走開，但我不知道她們將如何做到這一點。
梅和埃拉已發誓成為同謀，講話很坦率。她們確信我是幹事的，她們將去“踢皮球”。“花生米”一向坐在寶座上任我們爭鬥。他怕采取行動……這是唯一的解釋。（九月二十日）
去大元帥家見埃拉和梅，討論了我備忘錄中的指揮等問題，去掉了我以物資進行的威脅……她們認為它非常合理、正確，將使“花生米”同意這個備忘錄。實際上她們已經開始行動了。
我越來越相信，這兩名貴夫人，一、被宋子文告知要支持美國的努力；二、她們使這個家族而非“花生米”認識到了局勢的嚴重性。“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牆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麼權力，他的家人了解這一點。如果他能使別人服從他，為什麼還會有與龍雲的胡鬧以及部隊調遣和補充兵員的惡作劇呢？何應欽在我看來像是個啃咬基礎的老鼠，“花生米”也許私下裏有些怕他。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複無常和怪誕。梅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你得在適當的時候引起他注意，他得出結論時不大考慮證據，“他們”在對他說我的各種壞話。（九月二十五日）
見埃拉和梅……她們都接受要有一位新軍政部長的觀點。她們極其厭惡“那個說不出口的”（何應欽）。把握他的唯一辦法是對他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一個自負到了極點的搗蛋鬼。她們全都讚成我的改革：減少部隊數目，重新組織，訓練和提高效率。
梅透露說她與“花生米”過日子十分痛苦：沒有別人對他講真話，於是她隻得不斷地向他講述不合他意的消息。和這個愛發脾氣的小畜生一起生活，眼見一切事情被搞得亂七八糟，不可能是件輕鬆的事。（九月二十八日）
與此同時，宋氏兩姐妹還告知史迪威，他身邊的中國高級將領，包括他最欣賞的陳誠在內都在蔣介石麵前指控了他許多罪名。例如：給蔣介石簽署備忘錄時的簽名是“美國陸軍中將”，而不是“大元帥的參謀長”；“不許中國軍官罵英國人，調動了一支部隊都未通知師長，還說要趕快行動，否則他們就別想吃上飯”；“把俞飛鵬稱做‘那個土匪’”等等。使史迪威感到欣慰的是，宋氏兩姐妹不僅在蔣介石麵前代他作了解釋，而且還告訴他和蔣介石打交道的一個秘訣：
“埃拉說，你得觀察‘花生米’，好在他情緒高時逮住他。顯然，這是個技術性極強的活兒。但她們將在這方麵努力。”
隨著事態的發展，史迪威不止一次地發出這樣的自問：“梅和埃拉的目標究竟是誰呢？難道就是想通過我搞掉軍政部長何應欽嗎？……”他沒有結論。但是，當“越來越多關於他的罪名曝了光”的時候，他又本能地自問：“誰是真正的謠言製造者呢？真正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史迪威做夢也不曾想到她們的目標是宋子文。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一直認為宋氏兩姐妹如此而為是“被宋子文告知要支持美國的努力”。就是他最欣賞的、中國最年輕有為的將軍孫立人有意為難他的時候，他也不曾想到宋子文是孫立人真正的恩人，沒有宋的支持，孫如何敢反對他呢？由此可知史迪威的政治嗅覺是何等的遲鈍！
史迪威在與宋氏兩姐妹結盟之後，遂產生了一種憧憬式的自我滿足，並帶著這種憧憬式的自我滿足飛赴印度和蒙巴頓晤談。僅僅一個星期後——史迪威於十月五日回到重慶，他立即發現自己成了眾矢之的。剛剛到達重慶的薩默維爾將軍正式通知史迪威：“大元帥說你必須解除職務，原因是你失去了部隊的信任。”同時還轉告了宋子文的意見——“史迪威同中國軍隊的關係極壞，他被任命為東南亞司令部副司令將會產生災難性的、無可挽回的後果。”並鄭重地聲明：
“羅斯福總統已經同意召回你。”
史迪威聽後怔住了，就在這瞬間他想了許多：“也許是如果沒有我，再不會有誰督促著打這場戰役。英國佬和‘花生米’都不想幹，因此一切都將使他們滿意。也許隻是疑心，東方式的妒忌心，偏聽謊言和認為不該讓一名外國人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也許他是害怕事情發展下去，會破壞他賴以維持控製的平庸平衡。”但是，他仍然沒有想到頗具英美紳士派頭的宋子文為了奪孔門大權並進而攝取更大的權力，把他當做了犧牲品。他於茫茫然中心灰意冷地寫下了這句話：
“二十個月的鬥爭就此結束。”
史迪威在其後的兩天中完全沉浸於個人失敗的抑鬱中，因為他深信自己的使命已經結束了，餘下的事情就是打點行囊，辦移交手續，灰溜溜地告別山城重慶。
恰在這時，蒙巴頓飛到了重慶，立即趕到史迪威的住處，一見麵就開門見山地說了這句話：
“如果你還想要你的職務，我去替你要回來。”
史迪威不相信蒙巴頓有此回天之力，他遵照中國“好自為之”的訓導從門口向屋裏退了一步，有點誠惶誠恐地說了這句話：
“不要讓別人看見你同我握手，這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蒙巴頓是英王的表兄弟，有著高貴的血統。而今，他是盟軍東南亞戰區的最高司令，有著和蔣介石的中國戰區總司令同級的職銜，這使他越發地自傲自信起來。他趨前緊緊擁抱了史迪威：
“放心，我一定為你把職務要回來。”
蒙巴頓告別史迪威之後，並沒有直接去拜會蔣介石，更沒有為史迪威說情，而是通過薩默維爾將軍向蔣介石傳話：“如果指揮中國部隊近兩年之久的人被調走，將無法執行使用這些部隊的計劃。”
蔣介石自然明白蒙巴頓這番話的寓意：調走史迪威是不能被接受的，否則未來盟國在緬甸以及東南亞的戰役中蔣介石的軍隊將被拒絕參加。如此，中國等於被排除在盟國之外，蔣介石想當世界級領袖的美夢也隨之化為泡影。得失相較，蔣介石難下決心，遂陷入了進退維穀之中。
也就是在這當口，向以軟磨硬泡抵製史迪威戰略計劃的軍政部長何應欽看出了這次突然“驅史”的本質：親美的宋子文欲取孔祥熙而代之。果如斯，他這個以親日出名的軍政部長必將讓位於親蔣名將陳誠，逐漸削弱終至丟失他在軍界坐第二把交椅的權位和勢力。為此，他一反常態為史迪威說好話，堅決反對在此時此刻調走史迪威。
自然，調走史迪威的最大受害者是四大家族中的孔門。古話說得好：在王冠麵前是沒有親兄熱弟之分的。孔祥熙為確保自己手中的權力以及他時時覬覦的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資大權，從而向蔣介石施加影響，請求他收回成命。同時，積極策動奪取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資大權的宋靄齡一見禍起蕭牆，遂又通過小妹宋美齡向蔣介石攤牌：宋子文讚成搞掉史迪威的真正動機是想控製租借物資。“隻要他能……搞到美援，他的影響就大。但是史迪威堅持要把緬甸戰役變成現實，這樣就會消耗掉供應物資，從而威脅到他的地位。”另外，在當代美國人的眼中，宋子文是當代中國的明治，他“希望建立起一個權力基礎，並從這個基礎出發把他的妹夫（蔣介石）排斥掉，消除政府的反動成分，建立起一個能領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政府”。最後，宋美齡十分動情地說：
“達令！TV是我的兄長，但我堅決反對他想攝取最高權力的野心。”
宋靄齡在幕後導演、宋美齡在台前表演的這幕戲劇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這是因為她們姐妹說到了蔣介石最為關注的要害——政權。是借逼走史迪威捧紅宋子文？還是借故暫時留下史迪威冷淡宋子文？毫無疑問，蔣介石想的一定是後者。然而如何轉彎變向才不失所謂的“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呢？他“使自己陷入如此難堪的處境”。
宋靄齡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傑，她完全猜透了蔣介石此情此景中的難堪心境；更為了不起的是，她又輕而易舉地導演了一幕請蔣介石下台階的好戲。對此，史迪威一無所知，卻客觀地在日記中作了如下的記述：
梅在八點打來電話。埃拉也在她那裏。她們是一對戰士，不錯，埃拉說仍有個轉敗為勝的機會。我不願介入，平靜地對她們說我不想待在不受歡迎的地方。她們開口談起“中國”和職責等來，要我大度一些，堅持一下。埃拉說如果我們闖過了這件事，我的地位就會比以前更為穩固。“你的星正在升起。”她們想代我去見蔣，對他說我隻有一個目標即中國的利益，假如我犯了錯誤，那也是由於誤解而非有意，我準備好了要充分合作。我猶豫了好大一會兒時間，但她們竭力堅持，我最終點了頭。梅說，那我們馬上就去做。“花生米”改變了立場，演起了戲，竭力顯得態度和解。他說了兩點：一、我應明白總司令和參謀長的職責；二、我應避免任何優越感。這全是廢話，但我有禮貌地恭聽著。蔣介石說，在此條件下我們可以和諧地再次繼續工作。
現在，為什麼埃拉如此確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呢？今天下午，她指責了“花生米”，他掉頭走出了房間。一個極大的汙辱，但她還是等著，他又回來了。她和梅兩人極力為我說話。也許如同她們所說的那樣，她們使他轉了一半，等著我來完成另一半。也許“花生米”終於意識到了事情會張揚出去，從而改變了想法，隻把這作為煙霧。一種部分地挽回他麵子的好辦法，盡管也已不可救藥地失去了許多，這會使他對錯誤消息的報告者們大發雷霆。“他們”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被擊敗了。正像埃拉所說，他們已把我們壓製到最後一道塹壕，而我們則打了一個漂亮的反擊。她說我將比以前更加有力。如果我邁出一步，埃拉肯定一切會好起來的。似乎已經這樣安排好了。
不管怎麼說，這個亂子結束了，下一個也許即將來臨。梅說，他們結婚後人們都以為她會在一年內和“花生米”離異。埃拉和梅都一再說，她們已把家族的珍寶押在了我身上，她們會繼續支持我。在整個亂子的過程中，我覺得十分輕鬆——沒有遺憾，也沒有自責。一種令人愉快的感覺。
至此，史迪威終於漸漸地走出了五裏霧中，知道了真正想搞倒他的是宋子文，並在日記中繼續記下了他所知道的這次“宮廷政變”的一些內幕：
有種感覺。子文？他是麻煩的製造者嗎？如果羅斯福持有我在攪亂關係的想法，他又是從哪兒得來的呢？答案：隻能從子文那裏得來。那麼說子文想讓我被解職。為什麼？因為我在同蔣夫人一道工作，而她支持大元帥，這會妨礙他的抱負。
也許因此埃拉和梅不願告訴我，那麼為什麼她們又警告我注意陳誠、子文的為人？為什麼她們想樹立孔的形象？我將觀察這一切是否能得到證實。（十月十八日）
好，好，是子文。他在新德裏對薩默維爾說事情正在取得成功。他與大元帥一同進行了謀劃，梅和埃拉聽說了此事。馬上就是一場戰鬥。埃拉昨天終於告訴我，我不了解事情的另一半，但最終也許會知道的。說她隻得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國的利益之間作出選擇。對我說了許多她們對我的估價，遺憾我們未能在一年前聚到一起，提出了對付陳納德的好建議：拔下他的牙，讓他無從抱怨，讓他不能對大元帥哭叫。她說我們已完全製止了“花生米”並讓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她認為這是一大勝利。她說我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將來不會再有進一步的進攻……對此很肯定，因此我想子文是挨了一下猛擊。（九月二十一日）
對於上述這次未遂“宮廷政變”，史學家至今仍未有統一的定見。但筆者認為如下評論是比較公允的：
“她們（宋靄齡和宋美齡）站在史迪威一邊的介入也許是由於對參與重大政治生活的渴望，也許是由於仍不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許是出於對盟國合作事業的最真誠奉獻。不論她們行動如何，她們對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得到了成功，而且發生在一個最為合適的時刻——蔣已決心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職務並已通知了蒙巴頓和美國政府。”
風雨過後是晴天。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出現了空前和諧的氣氛。從此，史迪威成了蔣介石家的座上客，宋美齡按照中國人的稱謂習慣親切地叫他“喬大叔”，蔣介石對會見史迪威感到十分滿意，“不僅是愉快，甚至是幸福”，使得受寵若驚的史迪威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天啊！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次聯誼會，還是他發了瘋？”
這時的蔣介石比任何時候都清醒，因為他需要史迪威的直接幫助。
也就是在這期間，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為是否承認中國為大國發生了爭論。“盡管蘇聯人固執地反對，美國還是堅持並最終使中國成為四強宣言的簽署國之一……這樣，蔣介石終於被公認可以與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平起平坐。當他出現在開羅的時候，他的地位方為世界所矚目。他之所以對史迪威變得如此親昵，是因為他需要史迪威在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麵前，承擔起軍事策劃和後勤保障的重任，這一任務是中國參謀部所不能勝任的。”因此，蔣介石首次禮賢下士地對史迪威發出熱情的邀請：
“你是我的參謀長，一定要陪我出席即將召開的開羅會議。”
史迪威是一個不計前嫌，又從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美國正統軍人。加之，羅斯福的私人使者帕特裏.赫爾利準將來到重慶，在安排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的最後細節的同時，告訴了他許多他感興趣的事情，尤其是說在美國，人們把史迪威譽為“中國的救星”。因此，史迪威視赫爾利是“吹來的一陣清風，真正的美國人”，簡而言之，非常高興。
蔣介石獲悉斯大林借口蘇聯未對日宣戰，不讚成在開羅召開四強會議，他認為這是斯大林有意蔑視自己，不想和自己會見的理由。“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要求羅斯福在會見斯大林之前必須先會見他。結果是這樣安排的：在開羅與蔣介石會晤之後，羅斯福和丘吉爾一起前往緊靠蘇聯邊界的伊朗首都德黑蘭與斯大林進行會晤。”至此，蔣介石認為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在開羅會議上拿出來的對緬作戰計劃。思之良久，他隻好移樽就教，請史迪威捉刀代筆。
從某種意義上說，開羅會議是魁北克會議討論亞洲戰場作戰計劃的繼續。因此，以往的中、美、英三國之間的戰略分歧，也必然帶到開羅會議上來。所不同的是，羅斯福和丘吉爾第一次和蔣介石麵對麵地打交道，從而領略了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手段和政治策略。
開羅會議會址設在華麗的米納大廈飯店裏，與會者可以依窗憑吊雄偉的金字塔。在人類最古老的文化大地上討論現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取向，這本身就是現實對曆史最好的承襲以及最富有文明的折射，因而也必然會引起時人與後人更為凝重的沉思。
在羅斯福的眼裏，蔣介石是他見到過的“第一個真正的東方人”，跟他所認識的受西方教育的東方人迥然不同；在丘吉爾的眼裏，蔣介石是一位“鎮靜、深沉和性格幹練”的領導人；在蔣介石的眼裏，羅斯福是友好的恩賜菩薩，丘吉爾則是大英帝國的化身。他們三人盡管在會議中有著屢次的分與合，但誰也沒有把屁股坐在其他國土上。實事求是地說，他們都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
羅斯福依然是開羅會議的主角，他“決心要使中國人覺得這次會議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從而為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打下基礎，並幫助調解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可能會影響戰後的世界秩序”。另外，他認為“讓中國繼續戰鬥下來，拖住日本軍隊”，是“一大目標”。因此，他不顧美軍將軍——尤其是馬歇爾和史迪威等人的反對，並以強烈的反殖民主義觀念和丘吉爾討價還價，終於通過了如下《開羅宣言》：
三國軍事方麵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的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諸方麵加諸敵人。此項壓力已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製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日本亦將被逐出於其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國轉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
我三大盟國抱定上述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家目標一致，將堅持進行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長期作戰。
《開羅宣言》是羅斯福的勝利，也是蔣介石的勝利。但是，在羅斯福和蔣介石的會談中，“大連和其他俄國租借地，香港及其與英國的關係，以及共產黨的問題”等等，因涉及到英國和蘇聯，都議而未決，甚至連會議記錄都未留下來。這說明了羅斯福的“聰明”——決不因滿足中國利益而獲罪於其他盟國。
如果說《開羅宣言》是羅斯福和蔣介石在政治上取得的“巨大的勝利”，那麼在軍事上美國又和英國結盟，共同取得了遏製蔣介石“從盟國那裏獲取更多的物資，爭取得到收複失地的合法權利”等的勝利。換言之，蔣介石在軍事上未達到預期的目的，幾乎是空手而歸。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急速地朝著對盟國有利的方向轉化了！
隨著太平洋戰場的順利進展，美國人控製的島嶼和航空母艦的數量增多，有可能取代中國大陸成為攻克日本本土的基地。“如果這樣，未來戰役的時間就會縮短，進程也就會加快。”此外，隨著歐洲戰場的結束，盟國還可以利用蘇聯的空軍基地向日本本土發動攻擊。簡而言之，中國在實現太平洋戰略目標中的重要地位降低了，蔣介石再打出原來的牌，聲稱：“總統（羅斯福）對我什麼都不能拒絕，我要他幹什麼，他就得幹什麼”，勢必觸犯美國將軍們的自尊心，使其與英國將軍一道反對蔣介石在軍事上——尤其是收複緬甸的戰略意圖。
開羅會議期間，總共討論了三天軍事問題，由於史迪威代蔣介石所擬中國提案和蒙巴頓起草的緬戰方案相去甚遠，中、美、英三方軍事人員始無結果，後經三巨頭反複折衝，對蒙巴頓案作下列六點決議：
一、因C。C。S。無法覓得五百三十五架運輸機，無法攻占曼德勒，故蒙巴頓在第一次高峰會議上所提之方案，應予以接受；
二、蔣主席“明年三月在緬發動水陸雙棲戰事”之意見，應予留意……
三、孟加拉海灣，應於三月調配適當海艦力量，以便利作戰及製海權；
四、東南亞戰區司令部，得挪用中印空運噸位，但每月不得超過一千一百噸……
五、雷多方麵之華軍，受該區該方麵司令官指揮，但進至加邁後，應歸史迪威指揮；
六、一九四四年十月，雨季停止，吾人擬再重取攻勢，但距時尚遠，無由決定細目。
開羅會議之後，英美軍界以及史學家對蔣介石頗多譏諷和貶責。綜其所言，一是說蔣介石胃口太大，再是說蔣介石於軍事之道一竅不通。公平而論，為什麼丘吉爾“重歐輕亞”——尤其是在開羅會議上為使“霸王”計劃順利實施，迫使羅斯福暫緩收複緬甸計劃就不受指責呢？再者，既然美國在亞洲戰場上的既定方針是美國出錢、出軍火，中國出人，蔣介石強調軍援一定要到位又有什麼不對呢？由此可見，國弱受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史迪威親耳聽到了英美將領對蔣介石不友好的評語，也目睹了羅斯福和丘吉爾對蔣介石的真實態度，他為自己未來在中國戰區的地位著想，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感恩節的下午，在馬歇爾的陪同下覲見羅斯福。他向總統陳述了要求派美國軍隊前往中國和由美國人指揮中國戰場的理由。他希望自己擁有人事權、行政權、對美國軍隊的指揮權、對中美聯合部隊的指揮權，保留對已經增加了一個軍的X軍的指揮權。由於羅斯福怕由此而引出新的政治問題，遂采取顧左右而言他的辦法拒絕作正麵答複，這給史迪威的印象是：
“羅斯福對此不感興趣。”
開羅會議之後，中國擠入世界四強，蔣介石也圓了當世界巨頭的夢，遂偕夫人宋美齡帶著勝利和遺憾告別了開羅。但是，史迪威卻禁不住暗自說：
“我將如何與他共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