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轉直下(1 / 3)

二十七

德黑蘭會議,是以斯大林取代蔣介石的另一次三巨頭的會議。他們的中心議題是未來歐洲戰場的發展以及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劃分。斯大林出於蘇聯衛國戰爭的自身利益,要求英美執行代號為“霸王”的法國北部登陸計劃,也就是震驚世界的諾曼底登陸;丘吉爾站在大英帝國的立場要推遲開辟第二戰場,並盡量把戰線從英吉利海峽南移到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美國想盡快結束歐洲戰役,並希望蘇聯揮師東指,共同消滅日軍。為此,羅斯福極力支持蘇聯,要求英國按期執行“霸王”計劃。結果,英國在美國和蘇聯的壓迫下被迫同意接受“霸王”計劃。斯大林為答謝羅斯福的合作,允諾德國投降之後,蘇聯紅軍對日宣戰。

聰明的丘吉爾決不同意西麵作戰,遂借口執行“霸王”計劃而拒絕執行開羅會議所決定的旨在收複緬甸的“海盜”計劃。這樣,德黑蘭會議結束之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又不得不回到埃及,重新召開第二次開羅會議。由於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返回中國,這次開羅會議就變成兩大巨頭的會議。一如所料,旨在收複緬甸的“海盜”計劃遂成了激烈爭吵的焦點。美方代表堅決反對取消這一計劃,否認這一計劃會阻礙“霸王”計劃。同時,他們認為如果不實施這一計劃,“委員長就不會調出Y軍,緬甸戰役也就會因此而失敗。馬歇爾和金擔心,一旦緬甸戰役停止,日本人就能更有力量抵抗美軍在太平洋的進攻……羅斯福認為,他對蔣介石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蔣介石在離開開羅時,對盟軍將要進行一次兩棲作戰行動這一點深信不疑,盡管他自己並不打算參加這一行動。但丘吉爾還是強硬地拒絕答應參加這一行動。在他看來,‘海盜’計劃所需的人力和物資完全可以被用到更有價值的地方。這時,蒙巴頓已經將這次行動所需要的人數提高到五萬,這一舉動使丘吉爾的看法有了更充分的依據……這場爭論激烈地持續了三天”。據說,在這次會議之前和之後的所有會議上,美國人的建議從未受到過如此“強烈的反對”。

按照例行的會議程序,軍人——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將軍們得不出統一的結論的時候,就把矛盾上交給羅斯福和丘吉爾,由兩大巨頭協商解決。

丘吉爾作為戰略家,非常清楚羅斯福心中的戰略中心在歐洲,而支持中國的真實目的是在“中國大陸上拖住日本人”,策應美國太平洋戰場的順利推進。換言之,他認為羅斯福決不會把收複緬甸的“海盜”計劃和在諾曼底登陸的“霸王”計劃並列,更不會因自己推遲執行“海盜”計劃而拒絕出兵參加“霸王”計劃。因此,他胸有成竹地與羅斯福辯論:德黑蘭會議規定的歐洲作戰計劃沒有留下足夠的登陸手段以進行孟加拉灣的戰爭即“海盜”計劃;斯大林既然保證要參加對日作戰,那就沒有必要爭取中國的基地;為了確保中國堅持抗戰,“拖住日本人”,可“繼續飛越駝峰以空運軍用物資,將足以使中國保持作戰能力,並在斯大林萬一不能履行其諾言時仍保留使用中國基地的選擇餘地”,這是兩全其美之策。

羅斯福對丘吉爾的戰略意圖了如指掌:他希望通過日本乞降歸還緬甸,決不願意由中國和美國參戰收複這塊失地。再者,羅斯福也明白“海盜”計劃是建立在英國願意派出陸軍與海軍進行兩棲作戰基礎之上的,時下,丘吉爾拒絕派出海軍艦隻在孟加拉灣發起進攻,這就等於自動宣布“海盜”計劃無法進行。在此情況之下,如美軍堅持派出艦隻取代英國皇家海軍在南緬登陸,不僅會削弱太平洋戰場的實力,而且還勢必影響和英國的關係。兩相比較,美國隻能為了英國的利益食言而獲罪於中國。為此,羅斯福於十二月五日給丘吉爾發了一個簡短的電報:“‘海盜’計劃已取消。”

食言是政治家的大忌,況且羅斯福在蔣介石夫婦心目中的地位至高至尊。因此,羅斯福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另外,羅斯福一手操縱和努力,把中國抬上四大強國之一的地位,而短短幾天之後,又由他自己采取行動背棄對蔣介石的承諾,這不但會加深中國對西方國家的不信任之感,還會使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越發地藐視中國。所以,羅斯福難免不陷入道義上的自我譴責之中。

但是,政治家無一不是最大的功利主義者,在所謂道義和功利之間發生矛盾的時候,無一不是棄道義而取功利。因此,羅斯福很快擺脫了道義譴責的困擾,給蔣介石發了這則電文:

經過斯大林元帥會商後,我們將於明年晚春在歐洲有一大戰,可望能在明年夏末結束對德戰爭。但因是之故,遂使吾人不能供應足量登陸艦於孟加拉灣,實行兩棲作戰,以支持Tarzen之戰略。在此情形之下,閣下是否仍照原定Tarzen計劃進行作戰,或將Tarzen計劃延至明年十一月,庶大規模之兩棲作戰可以實現,至於越峰運輸之陸空軍供應,則在集中努力之中。

十二月七日羅斯福

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對羅斯福、丘吉爾、馬歇爾等人來說猶如家常便飯,而這些盟國的領袖人物也視決議更改為常事。可是對史迪威而言,這則變成了朝令夕改、令人眼花繚亂的兒戲。他曾經試圖以文學家的視角,看待自己在這兩會期間所扮演的角色——“水手外交官”。他說到自己的感受:等於是“把一名水手突然拋入這一階層,尤其在他是一名軍隊的水手時,事情會使他十分茫然無措。眾所周知的常識是,軍官的思路狹隘而刻板,他隻對戰爭感興趣,這將使他得以晉升和受到嘉獎;他隻受過極其有限的教育,對美好的生活不會享受。他一出現時就處於不利的境地,每個人都急切地期望著再來致命一擊,將他送回屬於他的地方去。即使在戰爭期間,假定軍事對於形勢具有首要意義時,他也很難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因為他或許會對神聖的外交特權進行攻擊。人們忘記了的事實是,他出現在此並非因為他想如此,而是他被命令如此”。

同時,史迪威認為:“玩國際政治很像玩撲克牌。為了有利可圖,在一大堆參賽者中你隻需要有一個喜歡上當受騙的傻瓜就行了,特別是他要有足夠多的現鈔,而且對人們關於他具有競賽氣質的暗示十分敏感。最好是讓他覺得,人們允許他坐下來是個恩惠——要讓這點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中。其他的玩者就可過上一個快樂的夜晚了。他可以很容易地被人勸誘著在桌上下賭注——他在麵前放上真錢,而忘了帶皮夾子的其他人則在小紙條上打欠條,互相傳來傳去。他們完全相信這些紙條終會在壁爐裏找到歸宿。當這個傻瓜決定要回家去睡覺時,你甚至可以十分有禮貌地表示反對,有教養地流露出一種受到傷害的感覺。

“我的國際政治遊戲入門課是在東方上的,頭一次因淹沒而引起的休克十分嚴重,但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反複地被淹沒產生了使人麻木的效應。我到過中國、日本……的一些地方,但我一直是在樓廳的後座上看戲。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走到幕後,親眼見到了一些沒有著裝、沒上油彩的明星們,我還撞上了許多從前麵看不見的事情。”

史迪威作為一名高級指揮官,他所熱愛的是打敗敵人的戰場,他經常聽到的是與敵人激戰的槍聲,而留在他記憶中的卻是大戰後的硝煙和屍體。他自然與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如此排場的迎送儀式、豐盛宴會乃至於那些身穿禮服的男女與會者虛偽的談笑格格不入。尤其當他想到德黑蘭會議把開羅會議當做祭品犧牲掉的時候,這格格不入的情感猝然之間化做了憎恨和藐視。他情不自禁地吟了這樣一首詩作:

號角劃破長空,

聽,號聲多麼嘹亮。

士兵聞聲驚醒,

國王走在路上。

前麵跑著副官,

忙於打掃國王的座椅。

憲兵揮舞木棒,

高叫注意,休要失禮於國王。

虔誠肅靜,民眾敬禮,

傾聽著國王氣蓋山河的聲音。

他邁步在前,手握主杖,

侍從左右,緊隨身旁。

國王揮手如同蒼鷹俯視大地,

臣民肅然起敬,無聲坐下。

天哪,

想想在那晴朗的陽光裏,

度過那麼美好的時光,

我能否期望那般顯赫,

像傻瓜一樣。

馬歇爾是一位冷酷的兼具政治和軍事素質的戰略家,在這些方麵不怕冒犯、頂撞像羅斯福這樣了不起的大人物。同時,他又是一位很講朋友之道——尤其是不願讓部屬為難的溫情主義者。他十分了解史迪威的軍事指揮才幹——如果不是被派往中國戰區遭受這數不清的磨難,他一定會像艾森豪威爾將軍那樣名揚北非戰場,甚至還有可能被任命為盟國在歐洲戰場上的指揮官!而今晚,這位一心撲在戰場上的將軍又被剝奪了指揮旨在收複緬甸的“海盜”行動的機會,命運驅使他再次去幹他所不擅長的外交折衝,並繼續和蔣介石這樣典型的東方謀略家共事,真是太強其所難了!另外,第二次開羅會議再次使史迪威成為受害者——僅兩手空空地回到重慶這一點就使他無法向蔣介石交差。為此,馬歇爾感到愧疚和不安。最後,他主動提出把史迪威調往另一個戰區,在那裏,“會有供他指揮的美國軍隊和供他發揮才能的廣闊天地”。

史迪威真誠地感謝馬歇爾的良苦用心,但他卻謝絕了馬歇爾相救的好意。這是因為“自從他離開緬甸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了決心要重新回去”。或許是他從昔日和蔣介石打交道的教訓中感悟到了什麼,他主動提出行前拜會羅斯福,想從總統那裏了解取消“海盜”計劃是否反映了政策上的變化,在這種形勢下應如何與蔣介石打交道。

馬歇爾非常欣賞史迪威的決定,自然也滿足了史的要求。是馬歇爾有意安排?還是出於史迪威的要求?羅斯福在召見史迪威的時候馬歇爾沒有出席。陪同接見的除去總統政治顧問霍普金斯之外,還有史迪威的“國務卿”約翰.戴維斯。或許是這次總統召見所談內容重要的緣故,他把會談記錄抄在了自己的日記上。現摘抄有關段落如下:

羅斯福:哎,喬,你對這個壞消息怎麼想?

史迪威: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糟糕。

羅斯福:我們走進了一條死胡同。我像騾子般地堅持了四天,但沒有用處。開會也沒用。英國人就是不願投諸行動,我無法使他們同意我的看法。

史迪威:我想知道這對我們對華政策有什麼影響。

羅斯福:好吧。如今我們同中國已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我把這種感情的一大部分歸功於傳教士們。你知道,我與中國有曆史淵源關係,我祖父在一八二九年時就去了那裏,汕頭和廣州,甚至去過漢口。他同當時的每一個美國人一樣懷有雄心,他成了百萬富翁,回國之後他把錢投在了西部的鐵路上。不出八年他失去了所有的錢。哈!哈!哈!隨後,他於一八五六年又一次去了,在內戰期間一直待在那裏,而且再一次成了百萬富翁。這一次他把錢投在了煤礦上,直到他死後兩年煤礦才開始贏利。

史迪威: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是提高中國的地位。

羅斯福:對,對。提高她的地位。這次大戰之後他們將需要我們的巨大幫助,他們將會需要貸款。蔣夫人和大元帥眼下想要十億美元的貸款,但我告訴他們這很難獲得國會的通過。嗯,我不是一個財政專家……你以為蔣能維持多長時間?

史迪威:局勢很嚴重,日本人再來一次五月份的那種進攻就會把他推翻。

羅斯福:好吧,那麼我們就該找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繼續幹下去。

史迪威:他們也許正在找我們。

羅斯福:是的,他們會來找我們的。他們確實喜歡我們,這話隻限於我們幾人之間,他們不喜歡英國人。你看,我們同英國人在那裏的目的不同。譬如說,香港。我倒是有個讓香港成為自由港的打算:向所有國家貿易開放——對全世界!但先讓我們在那兒升起中國旗,蔣緊接著就會作出一個友好的姿態,讓它成為自由港。這就是處理這件事的方法……我直截了當地問過蔣,是否他想要印度支那,他說:“決不!”就是這麼個詞——“決不”。

史迪威:蔣很難對他的人民解釋——盟國不願打開緬甸。

羅斯福:是的,是的。但如果我們不投入這一行動……我們就可以把更多貨物運入中國……你們可要記住,你們都是大使!哈!哈!哈!是的,先生,你們都是我的大使。

……

羅斯福的談話雖然是高屋建瓴,卻依然是有點漫無邊際。對史迪威而言,他隻是感到羅斯福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並產生了“找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繼續幹下去”的念頭。但是,關於他回到重慶後和蔣介石打交道的具體政策——也就是現階段美國對華政策是什麼,他仍然未能從羅斯福的談話中悟出幾條來。行前,他隻好求教於馬歇爾。

馬歇爾從美國自身利益出發,為加速推動太平洋戰場的順利進展,依然要求中國在緬甸予以策應。換言之,雖然盟軍收複緬甸的“海盜”計劃取消了,但仍舊需要中國派出X軍和Y軍發動緬北戰役,把日軍死死地拖在中國和東南亞。所以,馬歇爾心情有些沉重地對史迪威說道:

“要下定決心推動蔣委員長發起緬北戰役。”

馬歇爾的指示精神正中史迪威的下懷。在史迪威的心目中,旨在收複緬甸的“海盜”計劃是最高司令蒙巴頓建功立業的戰機,而緬北戰役從某種意義上說才是他史迪威真正的用武之地。當然,他也清楚蔣介石的基本戰略思想:沒有英國的海軍艦隻在南緬登陸,他是決不肯把X軍和Y軍單獨用於緬北戰役的。為此,他有些為難地說道:

“蔣委員長不同意發起緬北戰役怎麼辦?”

“要利用一切條件推動他!”馬歇爾加重口氣說,“我幫你推動他,同時,我還要說服總統推動他。”

史迪威帶著這一令人厭煩的問題回到了重慶,“在沒有比他個性力量更大的推動力的情況下督促蔣(介石)進攻緬甸”。

蔣介石曆經開羅會議,更加明確地感到英國人——尤其是英國首相不願意或不情願盡力幫助中國,並從中悟到了英國人如此而為的真諦:“中國一旦在戰後取得亞洲和世界強國的地位,就將對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利益造成威脅和損害。他們固然不希望中國在戰爭中被打垮,但也不希望中國通過戰爭而強大起來,最好的辦法是維持現有的局麵,使中國永遠處在貧窮、軟弱、分裂的狀態中。這實際上也是戰時英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思想。”有鑒於此,蔣介石認為英國人不僅在開羅會議上再三阻撓發動旨在打通滇緬國際交通線的反攻緬甸的戰役,而且在今後也會按此既定方針行事。總之,他越發地看清了這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極端自私和狡猾的麵貌。

蔣介石對和史迪威的關係不睦,向來視禍根在美國軍界,尤其是歸罪於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在開羅會議期間,針對蔣介石要求獲得更多軍火物資一事,馬歇爾將軍曾當麵給以嚴厲反駁:“現在讓我明說吧,你們在談論你們在這件事情上的‘權利’,我卻認為這些是美國的飛機、美國的人員、美國的物資。我不明白你們憑什麼要說我們不能做這做那。”這就更加深了蔣介石對美國軍界的惡感。蔣氏告別開羅的前夕,夫人宋美齡又通過內部關係獲悉,美國軍界有人主張中國“陸軍應該發動政變,掌握權力”。這就必然促使蔣氏對美國軍界的惡感變為理智中的防範了。也就是在偕夫人宋美齡於歸途中逗留印度,視察、檢閱部分駐印軍隊時,蔣介石立竿見影地給了美國人一點顏色看看。對此,鄭洞國將軍作了如下記述:

他們夫婦及隨行人員一到達營地,美方人員就一再邀請他們下榻於總指揮部內,但蔣氏卻堅持要住在我的軍部裏。此舉頗使美國人有些尷尬,也使我很為難,因為軍部的營房都很簡陋,實在找不到像樣的房子供他們休息。正巧我的妻子剛剛從國內來探望我,倉促間隻好將我們的臥房騰出來,稍加布置,臨時充做蔣先生夫婦的下榻處。從這樁小事中可以看出,當時蔣先生與美國人的關係,是很微妙的。

蔣介石在回到山城重慶之後,就像所有政治家那樣作個積極籌劃所謂的“海盜”計劃的姿態,給正在德黑蘭舉行會議的三巨頭——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看。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第二次開羅會議竟然否決了“海盜”計劃。他當時的直接反應是,這是英國人的主意,但再一看電文是羅斯福發給他的,故又禁不住發出這樣的自問:“美國人為什麼會同意取消‘海盜’計劃呢?”

蔣介石是一位講求實力政策的政治戰略家。在他處理和戰時盟國的關係時,或與盟國協同作戰,或向盟國索取戰略物資,均視“中國戰區之戰略地位”而定。而“構成中國戰場之戰略地位,因素有二:一曰人力,二曰地形。前者指中國作戰之可用兵源,後者指中國接近日敵之空軍基地,然兩者皆與英美全麵戰略有關。當英美全麵戰略需要中國人力地形之貢獻時,中國戰場價值便高;當英美全麵戰略不需要中國人力地形之貢獻時,中國戰場價值便落。價值高,中國之要求,能為盟邦所看重;價值落,中國之要求,便為盟邦所冷落。此乃國際政治交易之常態”。

第二次開羅會議中盟國為何會有戰略變故呢?蔣介石不會相信羅斯福來電的解釋,他很自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構成中國戰場之戰略地位”的因素發生了變異,也就是說,“中國戰場之價值逐漸跌落”。他幾經沉思與比較,又很快找到了“跌落之原因有二:一為美海軍長程航空母艦之誕生,二為B—29式遠程轟炸機之出世。因有長程航空母艦之武器,美國遂享有中太平洋之製空製海權;因有B—29式遠程轟炸機,美國遂在中太平洋島上取得直接轟炸日本本土之便利。前者發生海軍封鎖日本之威力,後者發生空軍摧毀日本重工業之生產,兩者皆可不需大量之陸軍與鄰近日本之基地,於是中國人力地形對於美國全麵戰略之貢獻,即亦驟見銳減”。

麵對中國戰區於美國太平洋戰區之貢獻驟見銳減之態勢,蔣介石又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結論:“美國重視中國戰場,中國對美國有求必應之原因在此;美國冷待中國戰場,中國有求必駁之原因亦在此!”因此,蔣介石時下考慮的中心是:在美國同意取消“海盜”計劃的前提下,如何還能從美國獲得更多的軍援物資。

恰在這時,史迪威回到了重慶,並向蔣介石傳達了美國的意見:要中國遠征軍單獨發動緬北戰役。

蔣介石非常敏感,立刻明白了美國的戰略意圖:把策應太平洋戰場的任務交給中國。他作為中國最高的當權者,決不會為藐視中國的大英帝國收複緬甸失地,同樣,他也不會單純地為策應美國的太平洋戰場而犧牲中國將士,耗盡中國的財力。但,他又因此而獲得了名正言順地向美國索取軍火物資的借口:在沒有英國人參加的前提下發動緬北戰役,美國就必須給中國更多的軍援物資。他依據“敵變我變”的原則,相應地調整了往昔直言支援的策略,隻字不提軍援物資,隻是斷然拒絕中國遠征軍在緬北采取軍事行動,迫使美國主動地把軍援物資送到中國來。

這就必然又和史迪威發生嚴重的對立。

也就是在這期間,蔣介石為支撐中國戰區要求得到十億美元的貸款遭到了美國的拒絕。財政部長摩根索在一份“措辭坦率”的備忘錄中建議“美國在拒絕提供貸款的同時,向中國人作詳細的解釋,告訴他們,中國現在需要的是食品、物資、機器和軍火彈藥,其數量之大決定了隻能由陸路和海路運進。他認為,為了打開後勤供應的大門,中國人自己應該投入戰鬥”。

蔣介石把美國斷然拒絕十億美元貸款的舉動,依然歸結為中國戰區之戰略地位的下降。或許是他因此對用拒絕發動緬北戰役的策略製約美國能否有效沒有把握——說不定會把中美關係搞得更複雜化,他的脾氣也隨之變得喜怒無常起來。不知其故的史迪威被弄得有點莫名其妙,在日記中作了如下記述:

中國陸軍大學畢業典禮。在“花生米”登上講壇時樂隊指揮數著1——2——3,不幸的是樂隊在數到2時就奏起了音樂。“花生米”怒氣衝衝地讓樂隊停止演奏,對樂隊指揮一陣大罵:“要麼開始就奏樂,要麼從3開始。別從2開始!”後來,一個發言人從褲兜裏掏出了講稿,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對他一陣大罵,對他說:在外國你可以往褲兜裏放手帕但不能放講稿,講稿應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裏。再後來,有個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絆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應該被槍斃……槍斃,用他最高的調門重複地喊著。

史迪威在玩弄權謀方麵永遠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他認為自己無法勸說蔣介石讚同發動緬北戰役,主要原因是美國——實質是羅斯福的對華政策無法降伏蔣介石,從而使美國在這場比賽中永遠處於被動的局麵。他根據自己的經驗與教訓寫了如下這段檢討——或曰為美國今後的對華政策開了一個藥方:

“我們對於這一比賽的基本概念是錯誤的。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我們有競賽的本能,我們希望在半途中與人相會,握手相慶。但我們忘記了一個事實: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我們對騙子們有著極大的誘惑力。我們總是忘掉過去的經曆,天真地希望下一次事情的結果會好一些。在實際情況下,比賽對於我們來說是十分艱難的,除非我們準備好了與所有來者分享我們的財富。略多一點現實主義便是我們需要的良藥。”

史迪威曾兩次和蔣介石長談,均未說服他所厭惡的“花生米”發動緬北戰役。相反,蔣介石卻拿出羅斯福發給他的電文,以“或將Tarzen計劃延至明年十一月,庶大規模之兩棲作戰可以實現”相駁,搞得史迪威難以回擊。事出無奈,他隻好求助於宋靄齡和宋美齡,希望這兩位昔日的結盟者從旁相助。

但是,史迪威日記雲:“見梅和埃拉,她們已近乎精神崩潰。”他感到震愕,因為他並不曉得這時蔣、宋、孔三大家族的權勢之爭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蔣介石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之前,為削弱宋子文的權勢,免去了嫡係將領陳誠的中國遠征軍司令之職,調賦閑有年的衛立煌繼任,當他在開羅期間聽說美國軍界希望中國陸軍發動兵變,掌握權力之後,就暗自下定決心清查親美的將領。他回到山城重慶之後,戴笠密報陸軍中的少壯派有發動兵變的異動,這就更增加了蔣介石的疑心,他當即下令逮捕了二百餘名少壯派軍官,並秘密處以死刑。雖說外界當時尚不完全清楚這宗如今已成為千古之謎的事件,但宋氏兩姐妹已有所聞。她們認為這是宋子文搞的反撲,是借蔣介石之手爭奪孔門的大權。因此,宋氏兩姐妹最擔心和史迪威結盟抑製宋子文權勢增長的事暴露,故提心吊膽看著蔣介石的臉色行事。這就是史迪威在日記中寫的“梅急得發瘋……我看得出她情緒低落”的真正原因。

蔣介石在玩政治牌的時候,是敢於下最大的賭注的,哪怕是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作為對美國拒絕提供十億美元貸款的回答,他又提出了驚人的新要求:美國應該以官方彙率來支付根據開羅會議製訂的B—29型飛機轟炸計劃在成都修建飛機場所需的款項,假如美國覺得無法做到這一點……中國政府“將無力滿足美國駐華部隊提出的各項要求……也就無法為軍事用途而拿出錢和物,當然也就無力承擔軍用建設項目”。

“我的天哪,花五千萬金幣修飛機場,還要被他們敲去五千萬金幣的竹杠。”這就是史迪威對蔣介石新要求的直接反應。對此,史迪威不得不把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如下的話告訴宋美齡:

“這些人可真他媽是一幫無賴,我不會到國會給他們要一個銅子!”

宋美齡感到問題嚴重,她“不能入睡……夜裏祈求了他(蔣介石)……作了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最後,史迪威和宋靄齡、宋美齡商量出了辦法——請羅斯福給蔣發份如下的電報:

“期望你給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就像英國人給予艾森豪威爾的那樣。”

是宋美齡有意而為?還是蔣介石為向美國索取軍援物資而作出的一種姿態?就是在史迪威和宋家兩姐妹商量出這一辦法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九日,蔣介石有所動作,用史迪威的話說:

“有史以來頭一次,大元帥授予我指揮使用部隊(中國駐印軍)的全權。沒有繩索——他說沒有幹預,那是我的部隊。給了我解除任何一名軍官職務的全權。提醒我不要為了英國人的利益犧牲這支部隊。”

……

二十八

史迪威來到中國之後,盡管在上層政治圈中生活了近兩年的時間,但他還是喜歡熟悉的軍營生活,尤其喜愛和最基層的士兵在一起,每每聽到那親切的“喬大叔”或“三星連長”的叫法,直到他心湖的最深處都會泛起愉悅的漣漪。

史迪威自願深入到軍隊最基層的組織,不僅是在堅持美國最有名的軍事家潘興元帥的治軍方針,還因為他認為隻有他親自出馬,受蔣介石遙控和節製的中國軍隊才會發起進攻,他構想中的重回緬甸的戰役才能取得勝利。唯有如此,他才能一雪緬甸戰役失敗的恥辱。

史迪威或許是和蔣介石打交道打出了經驗和教訓,他擔心蔣介石當麵授給他的X軍和Y軍指揮權是句空話,將依然拒絕他在旱季發起以奪取密支那為中心的緬北戰役。為此,他密電馬歇爾將軍,懇請羅斯福總統親自發電給蔣介石,迫其同意史迪威調X軍和Y軍入緬參戰。

誠如前文所述,發動緬北戰役策應太平洋戰場是美國既定的戰略方針,因此馬歇爾將軍欣然應允,先後五次代羅斯福總統草擬電文,迫蔣氏同意中國遠征軍入緬,在史迪威的親自指揮下發起緬北戰役。

不久,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批準了蒙巴頓和史迪威——主要是史迪威擬訂的代號為“首都”的作戰計劃。按此計劃,Y軍越過薩爾溫江,在東麵與敵人作戰;英軍第四軍前進至欽敦江,在西麵與日本人交戰。這樣就可以控製住緬甸北部,防止日本人幹擾史迪威部隊的行動。與此同時,史迪威所部像一把尖刀直插緬北地區,作為開辟中印公路的先頭部隊。

史迪威的作戰計劃十分簡單明了:“我們必須鑽過一個老鼠洞,而這個洞要靠我們邊走邊挖。”這個老鼠洞是連成一串的三個穀地:“先是胡岡穀地,這個穀地的尾部有一座山嶺;然後是孟拱穀地,從這裏可以通往南北鐵路幹線;在鐵路另一側是寬闊的伊洛瓦底河穀,這裏是緬甸的中部走廊。”“密支那是日軍在緬甸最北部的重要基地和空軍機場,有鐵路和河流與外部相連,在孟拱下遊四十英裏處。從這裏要向南修建一條公路與舊滇緬公路相連。計劃中預定北方作戰司令部的部隊將要經過的道路上屹立著一座又一座高山,叢林密布,荊棘遍地。部隊在這種地方行軍有時速度慢得一小時隻能走上一英裏。可以說,這裏是世界上最難打仗的地帶之一。”

此次緬北戰役,敵我力量對比有了質的改變。盟軍除地麵部隊人數和裝備占有明顯優勢之外,還掌握了製空權。組建不久的第十四航空隊不但掌握了空中作戰的優勢,而且還可以依靠空運進行增援、撤退和使地麵部隊更好地機動。因此,史迪威等一到緬北前線就在信賓洋設立了司令部,為指揮第一階段戰役,遂和孫立人等中國將領共同擬訂了作戰計劃。

史料記載:“十二月二十四日,進攻開始,清晨六時三十分,史迪威離開司令部向前沿陣地走去,在崎嶇的山路上步行了兩個小時後,他到達了前線指揮所。在那裏他觀察了整整一天。猛烈的炮火打破了寧靜,宣告著進攻的開始,密集的炮彈在進攻部隊前方三十碼處組成了一張火網。在經過令人焦急的五分鍾猶豫之後,中國人的陣地上響起了軍號,步兵發起了攻擊。”曆經一個星期的血與火的戰鬥,中國軍隊取得了勝利。

史迪威親臨前線,與士兵們同住一處的行動給中國軍官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離開信賓洋和後來設立的基地司令部,待在他設在樹林的一小片空地上的戰鬥司令部裏。“有時住在一個竹棚裏,有時住在帳篷裏。住所下麵就是個地下掩蔽部。一個粗板箱成了他的辦公桌,兩張柳條編成的椅子是室內僅有的奢侈品,似乎隻有它們才能表明主人的地位。他有時睡在帆布床上,有時則在兩棵樹上拉一個吊床睡覺。修麵和洗臉的用具是一個鋼盔,吃飯時與其他人一起排隊,從一個大飯桶裏盛起與普通士兵一樣的飯菜。”但是,每當看到這些不到二十歲的中國士兵頭戴繳獲的日本鋼盔或手舞戰利品日本指揮刀的時候,他就情不自禁地發出咯咯的笑聲。

但是,史迪威的笑顏未駐幾日,麻煩就又找上門來。首先,蔣介石看到緬北戰役順利推進,認為勢必引起日軍的反撲,在英軍近似隔岸觀火的參戰態勢下,輕易地把Y軍全部調往緬甸風險太大。另外,在蔣介石的心目中,緬北戰役是中國出人,美國出錢、出槍,為英國人打仗。因此,他故伎重演,借機向美國索要軍援物資,如不滿足他的要求,史迪威急需的Y軍是不會調往緬甸前線的。

其次,英國人是決不希望史迪威在緬北打勝仗的,更不願意由中國軍隊收複緬甸。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蒙巴頓迫於美國的壓力,不得不同意在緬北向日軍發動進攻,但在他的心目中,盟軍——實際上主要是中國遠征軍一定敗北。為此,他命令參戰的英軍隻作象征性的攻擊姿態,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在緬北角逐的中日軍隊兩敗俱傷。他為未來推卸責任起見,將戰役全權交由史迪威組織實施。然而令他驚愕的是戰爭向著他預測的相反的方向急驟發展,使他不得不考慮如何把勝利的桂冠戴在英國人的頭上。他斷然下令:史迪威接受英國將軍喬治.吉法德爵士的指揮。

吉法德將軍是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地麵部隊司令,其地位與英軍第十四集團軍司令——就是一年前表示願意接受史迪威指揮的英軍軍長斯利姆將軍相等。要一位東南亞盟軍最高副司令接受一位地麵部隊司令的指揮是違反軍官等級的,也是為美國人——尤其是史迪威將軍所不能接受的。為了確保緬北戰役的順利發展,史迪威不得不離開火熱的戰場飛往印度新德裏,找蒙巴頓理順指揮係統。

斯利姆是英國軍隊中一位富有進攻意識的將軍,而且比蒙巴頓、吉法德等英軍將領更為了解史迪威的軍人個性。為使蒙巴頓對史迪威有個了解,他講了如下這段話:

“在我的心目中有兩個史迪威:一個是與人單獨交談時的史迪威。一個是出現在公眾麵前時的史迪威,這個史迪威便顯出了‘尖刻的喬’的神態。他具有在一般人身上所不常見的勇氣。他的決心常常具有很強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又總是被他集聚在某個特定的方向……無疑,他是東南亞戰區中最有特色的人物,我喜歡他。”

蒙巴頓是英國皇室的至親,生來就有著所謂的高貴血統。他是盟軍東南亞戰區最高司令,但想的隻是如何維護大英帝國戰後在緬甸的權益。他不把斯利姆將軍的委婉勸阻放在心上,近似粗暴地說了這句話:

“我是東南亞盟軍的最高司令,無論是誰,都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但是,史迪威就不聽這個邪,敢於頂撞自大高傲的蒙巴頓。他的理由是簡單的:“既然我是東南亞盟軍最高副司令,那麼我的級別應該高於吉法德將軍。另外,我還是中緬印戰區美國軍隊的司令官,不經美國總統批準,我不能擅自接受吉法德將軍的指揮。”再者,史迪威還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在緬北戰役中指揮的部隊是中國遠征軍,沒有征得蔣介石的同意,他也不能把中國遠征軍交給吉法德將軍指揮。總而言之,巧言善辯的蒙巴頓越是想說服史迪威服從他的命令,史迪威的態度越是堅決,並且把他的每一個頭銜當成一麵盾牌,巧妙地應付著蒙巴頓,搞得這位英國將軍無可奈何。對此,斯利姆將軍事後說了這樣一句話:

“史迪威真是固執極了!這正是他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麵。”

史迪威如此而為的本意是為了維護自己最高副司令的麵子嗎?否!他清楚蒙巴頓此舉的真實用意,他也無意和英國人爭一頂勝利者的桂冠。他不接受這種安排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瞧不起英國軍隊,更瞧不起這位吉法德將軍。他聽說吉法德能得到現在的職位,是因為“他這種人可以確保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不發生任何戰鬥”。這就使史迪威很自然地聯想到,蒙巴頓的真實目的是讓吉法德千方百計地阻撓他的作戰行動,因而他斷然拒絕接受吉法德的指揮。

馬歇爾將軍對史迪威有一句十分中肯的評語:“史迪威是史迪威自己最大的敵人。”他既缺乏大政治家所擁有的韜晦之策,也沒有大的軍事戰略家所具備的嚴酷、冷峻以及自控能力。所以,他遇事非常不冷靜,點火就著。再者,他從不掩飾對失敗的英國人和某些國民黨將領的藐視,這就勢必導致他和盟軍中多數合作者關係緊張。可是他也有一個最大長處:隻要有仗打——尤其是能打勝仗,他就會向所有他瞧不起的人讓步。這次,他和蒙巴頓進行激烈爭論的時候,心裏依然想著緬北戰場的勝利局麵——很快就能推進到孟拱穀地中部的加邁,而從加邁到密支那隻有一半的路程了!他認為隻要蒙巴頓不阻撓他拿下加邁,奪取密支那的勝利就會變為可能。另外,在他的心目中斯利姆是英軍中有所作為的將軍,為此,他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建議:

“在我的部隊到達加邁之前的這段時間裏,我打算接受斯利姆將軍的指揮。”

“你……”這實在是太出蒙巴頓的所料了,他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

“我可以在一個下士的手下打仗,隻要他能讓我上戰場就行。”史迪威坦然地答說。

蒙巴頓依舊難以理解史迪威作出的決定,直到他收到馬歇爾如下這份電報才有所感悟:

假如你能作深入一點的了解的話,你就會發現,他隻是想毫不拖延地辦成一些事情……對於任何一個旨在向敵人發起進攻的建議和作戰行動,他都會貢獻出極大的精力和勇氣,發揮出無窮的智慧和想象力。他的頭腦幾乎比我們所有的將軍都要清醒。他的軍事素質和理解能力都相當高。他的缺點是對於一些人的保守觀念和行動緩慢缺乏耐心——在當前緊急的形勢下,這真是個可愛極了的缺點。

史迪威怒氣衝衝地告別了印度新德裏,飛回緬北戰場指揮中國遠征軍沿著孟拱穀地向南推進的時候,又聽說蒙巴頓和蔣介石出於不同的目的采取了同一行動:終止緬北戰役。他於盛怒之下急忙派人飛回新德裏和重慶了解情況,采取對策,以確保緬北戰役的順利進行和發展。

蒙巴頓完全承繼了大英帝國在遠東戰場上的立場,那就是通過日本投降,達到不戰而取回緬甸這塊殖民地的目的。因此,他尋找各種借口,想方設法地阻撓史迪威率領中國遠征軍收回緬甸。就在史迪威離去不久,他借口蔣介石拒絕派出Y軍,聲言中印雷多公路的修建和史迪威計劃在雨季之前重新控製緬北地區的努力必須停止,改在東南亞司令部所轄範圍內,重新實施以馬來亞、蘇門答臘和香港為目標的海上戰略,而這份經過修正的“公理”戰役計劃竟然得到了美國將領魏德邁的支持。

魏德邁是一位深受陸軍部信任的中年將軍。早年,他作為參謀部中的佼佼者被派往中國,在駐紮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團服務三年,對中國諸方麵的情況有所了解。之後,他又被派到德國軍事學院學習,“他那持重的風度不亞於德國參謀部裏任何最優秀的軍官”。東南亞司令部成立後,他奉派在蒙巴頓的手下供職。他不僅清楚蔣介石對緬北戰役的立場,也知道蒙巴頓難於啟齒的想法,幾經權衡,他決定公然反對史迪威發動緬北戰役。他的理由是,“史迪威是在無謂地消耗盟軍的作戰力量和作戰物資。即便成功了,由於通過中印雷多公路給中國運送物資的數量有限,所以為此付出那樣高的代價並不值得”。

這時,老謀深算的丘吉爾首相也給東南亞司令部吹風,說再也找不出比緬北地區更差的地方來作為與日本人作戰的戰場了,假如英國人在那個戰場上,或者即使在緬甸南部“作為配角被纏住”,“就不能從遠東的勝利中得到應有的好處”。他的意思是,英國人的目標在於從新加坡到香港這一線,“在來到和平會議的桌邊之前,他想把這些地區穩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緬甸雖然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但從這裏除了可以通往中國外,什麼地方都不通,而“在英國人看來,挑選中國作為依靠對象是個錯誤。英國打算搶在中國人能夠從陸地上到達香港之前先進入這一地區”。丘吉爾帶著動人的表情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喜歡蒙巴頓的新計劃。”

就像是完全預謀好了似的,陳納德為了得到用於這次緬北戰役的物資和彈藥,堅決站在蔣介石一邊並與蒙巴頓唱和。同時,他還通過艾爾索普給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霍普金斯寫信。他預言,史迪威將會被打敗,這樣,日本人“將最終砍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係,中國人的抵抗就會崩潰,美國也就失去了在中國的基礎”。他強調改變目前的形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最高指揮權交給魏德邁將軍,他懂得如何與每一個人共事”。

史迪威感到:“我們的處境不妙。”他親自去找魏德邁,向他解釋緬北戰役的要點:“主要目標是緬甸中北部的開闊低地。窄軌距的鐵路在連接孟拱和密支那兩城後轉了個彎。如果占領了這兩座城市,就有可能建築一條由印度穿過叢林到達這裏的公路,然後向中國的邊界雲南推進,從而結束封鎖。”

但是,魏德邁指著軍用地圖說:

“塔奈穀地之後是胡岡穀地,那裏密布著日本人的駐軍。

“胡岡穀地後麵是堅布山,那兒有更多的日本人。

“山丘後麵是孟拱穀地。

“它的後麵,再翻過一道六千英尺高、覆滿叢林的山脈,就是密支那及其守衛部隊。”

史迪威指揮的是兩師中國軍隊。他們在一九四三年裏從拉姆加爾被調到了印緬邊境。作為後備力量,中國的另一個師正在印度中部進行訓練。所有三個師的全部人數約為五萬人。與他們對陣的是四到六萬經過戰鬥考驗的日本人,後者正在嚴陣以待”。

魏德邁在分析了上述地形與敵我態勢之後,以嘲諷的口吻說道:

“史迪威將軍,你有把握打勝這一仗嗎?”

“我不是正在打敗日本這些狗雜種嘛!”史迪威這座火山早就想爆發了,他以尖刻的語調回敬道,“一個首先懼怕日本軍隊的將領,永遠不會打敗這些狗雜種!”

“我提醒史迪威將軍,”儼然以仲裁者身份出現的蒙巴頓上陣了,以教訓的口吻說道,“不要忘了一個基本原則:戰爭是軍事實力諸要素的競賽。”

“我也提醒蒙巴頓將軍,當年貴國克萊夫將軍隻用一百二十三人就征服了印度。”史迪威以極其嚴厲的目光巡視著震愕不已的與會者,聲調咄咄逼人,“我再提醒大家,我們東南亞司令部機關的人數,就遠遠起出了這個數字!”

全體與會者聞之愕然,但又不知該如何進行反駁,就像是一塊萬能的膠布封住了每一個人的嘴。

既然東南亞司令部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那就隻好請設在華盛頓的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裁決。蒙巴頓當場宣布:由魏德邁將軍全權代表赴美彙報。

史迪威或許在這種政治扯皮中學得聰明起來,他感到形勢已經到了千鈞一發的地步,急忙調來他的“國務卿”戴維斯商量對策。

戴維斯是一位十分敏感且具有全局觀念的政治家。他縱觀全局,堅定地認為美國決不會支持蒙巴頓的“公理”計劃。為了爭取主動,他建議史迪威派出一個代表團先於魏德邁趕回美國,向最高決策者陳述反對“公理”計劃的理由。

這樣行事,是違背史迪威崇尚的軍人原則的。另外,這樣做不但等於宣布他和東南亞司令部的決裂,而且也不符合軍人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所謂天職。因此,他猶豫了,不知該如何是好。

戴維斯太了解史迪威的為人和軍人性格了,於是說道:

“一個是聽從蒙巴頓的決定,立即停止緬北戰役;一個是公然反對蒙巴頓的‘公理’計劃,繼續打贏緬北戰役。何去何從,這就需要你當機立斷了。”

“我當然選擇打贏緬北戰役這條路了!”史迪威幾乎是本能地答說。

“另外,我還必須提醒將軍,服從蒙巴頓的決定,就等於違背美國的全球利益;反對蒙巴頓的‘公理’計劃,恰恰是服從美國在亞洲戰場上的最高利益。”

史迪威是一位真正的宣誓效忠美國的愛國主義者,他聽後當即作出決定:由戴維斯和博特納將軍組成代表團立即飛赴美國。代表團行前,他緊緊地握住戴維斯的手說道:

“為了確保緬北戰役的勝利,你必須依靠馬歇爾將軍打勝這一仗。”

戴維斯和博特納飛赴華盛頓之後,立刻晉見馬歇爾將軍。他們僅僅說了史迪威反對蒙巴頓的“公理”計劃的理由,馬歇爾將軍就作出了如下結論:

“魏德邁是愚蠢的,我——還有總部都不會支持蒙巴頓的‘公理’計劃。”

對此,美國的史學家作了如下評述:

“公理”計劃在華盛頓根本沒有市場。羅斯福一點也不喜歡這個計劃,他覺得這是個舍本逐末的計劃,而且充滿了新殖民主義的氣味。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也不感興趣。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略當前的目標是奪取呂宋(菲律賓)——福摩薩(台灣)——廣東這一三角地區。這一目標現已取得進展:曾由史迪威負責進行訓練的第七師已於一月三十一日(與新德裏會議同一天)在馬紹爾群島中的瓜加林島成功地登陸了。美國人的意圖是要由美國單獨承擔對日進攻的任務,海軍尤其想把英國人排除在這一進攻行動之外,其部分原因是由於雙方的利益互相背離,但主要是因為裝備了新型航空母艦的美國海軍不想讓英國那些航速很慢的舊軍艦把自己拖住。參聯會竭力支持由史迪威所指揮的戰役,因為拔除密支那這根釘子,對於實施超遠程轟炸機計劃至關重要,而該計劃的實施又可以支援美國對呂宋——福摩薩——廣東三角地區所采取的行動。

羅斯福作為了不起的政治戰略家,知道在歐洲實施“霸王”計劃——諾曼底登陸之後,希特勒的滅亡隻是時間問題了,作為盟國主力軍的美國,隻能把解放的歐洲無代價地還給歐洲人。而太平洋戰場則是美國一家獨撐的戰場,因此,失陷日軍之手的所有島國也隻能由強大的美國空軍解放,自然,這些涉及到英、法等國在太平洋利益的島國不可能物歸原主,自應由解放者——美國托管。所以,他堅決支持史迪威發動緬北戰役,起到策應太平洋戰場的作用。當他聽說史迪威派遣代表回到了華盛頓,立即就召見了博特納將軍,而且是“笑容可掬”地說道:

“年輕人,跟我談談緬甸吧。”

會見就在這樣和諧的氣氛中開始了!有關這次會見的經過,史家是這樣記述的:

博特納隨身帶有一張漂亮的彩色地形圖,這張地圖從深紅色的喜馬拉雅山脈延伸到淡綠色的伊洛瓦底平原。他把這張地圖鋪在總統座椅麵前的地麵上。不一會兒,他就趴到了地圖上,一邊指點著不同的地方,一邊向總統講述。羅斯福的軍事助手帕.沃森進來兩三次,打算示意他離開,以使總統按事先安排好的日程行事。但羅斯福揮揮手讓沃森走開,並說道:“我一輩子也沒有這麼快活過。”總統的熱情使博特納鼓起勇氣催促他“向丘吉爾先生施加壓力,這樣丘吉爾就會向在印度的英國人施加壓力,讓他們幫助史迪威將軍,而不要阻撓他”。

“好的。”羅斯福表示同意,“讓你我二人共同給他發一份電報。”博特納既驚訝,又高興,開始口述他的意見,總統用鉛筆在一本便箋簿上作記錄。當他正要離開時,總統說道:“年輕人,請給我談談你對印度支那前途的看法。”但同時總統停也不停地談起了他自己的想法。跟往常一樣,對不同的聽眾他的說法都各不相同,這次他說:“我已經叫蔣介石在戰爭結束後接管這個地方。由於法國人自己的疏忽大意,他們已經失去了重新得到這個地方的權利。”

但是,戰後中國雖然派遣了盧漢將軍赴河內受降,但由於諸多因素在起作用,印度支那再次淪為法國的屬地。此乃後話。

羅斯福於當天就給丘吉爾發去了電報,他盡力陳述了在眼前的這個旱季中拿下密支那的必要性。“他向丘吉爾轉達了史迪威的信念:隻要英國人按計劃給予協助,他一定可以占領密支那。”羅斯福“急切地”希望英國人“以最大的力量積極、迅速地回到緬北戰役中去”。

丘吉爾自然明白羅斯福的戰略意圖——限於軍事實力,美國無暇東顧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但是,丘吉爾決不會按照羅斯福的旨意給蒙巴頓下達命令,讓他“迅速地回到緬北戰役中去”。

順理成章的是,晚了五天才到達華盛頓的魏德邁碰了壁,他呈送的“公理”計劃遭到了否決。實在可笑的是,這位中年得誌且又非常自負的將軍把責任歸於戴維斯和博特納先於他回到美國。

羅斯福為了確保緬北戰役順利展開,應史迪威強烈要求蔣介石把Y軍開往緬甸之請,又命馬歇爾將軍代為起草了如下這份措辭強硬的電文:

予深信貴國滇西部隊配合蒙巴頓自印入緬之攻勢,必為閣下所讚同,若滇西部隊尚不能使用,則吾人鑒於目前交通線之困難,所有緊要軍品,宜予避免交運,同時在印所囤積之軍用品,除抗敵需要者外,亦宜減少。

也就是在羅斯福發出上麵那則電文的同時,美國針對“中國戰場降為太平洋作戰之輔佐地位”的現實,又對“中國戰場之未來價值”作了如下分析:

鑒於南太平洋與西南太平洋之戰局,即將迅速擴展,史迪威在中緬印區之任務,宜專以援助空運為限,其所需之空運基地,亦宜以中國陸軍兵力所能防守者為限,貪多務得,自不相宜,因中國陸軍之戰鬥力,非至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不能利用。

蔣介石研讀了羅斯福發來的電文,以及從內線捎來的上述之評價,再一聯想羅斯福當年慷慨允諾的往事,真想大罵一句“娘希匹”!然而他再一想,有哪一位政治家不是在審時度勢,大搞利己的實用主義?對此他唯有唏噓喟歎。正當他暗自盤算如何調回入緬的中國遠征軍的時候,卻驚悉日軍避開中國軍隊在緬北的攻勢,突然於三月七日向英帕爾平原發起猛攻的消息,他仰天長歎,近似自言自語地說道:

“天助史迪威也!……”

二十九

駐營緬甸的日本軍隊,為什麼突然向英帕爾平原發動猛攻呢?這是為了遏製史迪威率部沿胡岡穀地向南推進而采取的聲東擊西的策略。

史迪威在緬北統帥的進攻部隊主要是中國遠征軍。與此相配合,“在緬甸中部,遠在大陸以南,英國突擊隊在溫蓋特和朗泰涅領導下發起了行動。美國人指導下的克欽族偵察兵到處襲擊日本人的哨所。一支美國突擊隊——梅裏爾的‘強盜’部隊——在主攻方向的側翼行動著,他們繞過叢林到達日本人的後方,拔掉日本人為對付中國人而建立的每個陣地。整個戰鬥行動是由美國第十航空隊實施的降落傘空投來維持的。空軍在一場步兵的戰鬥中極佳地表現了它的戰略職能”。

史迪威及其統帥的中國軍隊都不適應熱帶叢林地帶的戰役,用史迪威的話說:“我們處在大象和老虎的家園中……我想現在的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見到人猿泰山”;雖說“叢林中布滿了懸垂下來的長葡萄藤”,但“現在,我們有飛機、裝備和炮兵,部隊也受過了一定程度的訓練。因此,我們不至於像上回那樣,還來不及反擊就敗下陣來”。“中國士兵表現出色”,首次體會到了叢林戰鬥勝利的欣慰。他們把下一個戰鬥目標指向信賓洋以南的孟關。

孟關是日本人在胡岡穀地中主要的供應和通訊基地,它的失守會使日本軍隊加速南逃。為此,史迪威為駐紮在孟關的敵軍第十八師團設下陷阱:“他計劃讓第六十五團在敵人右麵作為誘餌,由美軍突擊隊在左麵沿偏僻小路迂回至孟關下遊的瓦拉盆,在那裏攻占敵人的必經通道,切斷敵人的退路。中國人的五個團和坦克部隊將在胡岡穀地的中部向孟關平行推進。”戰鬥進行到“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中國遠征軍報告攻入孟關;五點四十五分,梅裏爾將軍報告所部進入瓦拉盆”。從而取得了以一比二十五的傷亡比率為代價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