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從美國嚴重忽略中國這一點上得了一個大分。中國在長期拚死戰鬥，而租借物資卻數以十億計地流入了英國和蘇聯。他的聲辯是我們欠他一大筆債，我們沒有盡更大的力量去改變它是個滔天大罪。
史迪威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後，很自然地會想到來自美國的上至總統羅斯福、霍普金斯，下至陳納德、艾爾索普等對蔣介石的縱容與袒護——並以此作為貶低史迪威的依據，他想了許久，真的弄不清這場戲劇的宗旨和每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曆經兩年半的折磨，終於找到了自己在這幕戲劇中的真正位置：
“為了把戲演下去，我隻得寬容這些不一致中的某些事物，而且同其他演員一樣裝假，否則就會有批評者說這是台假戲，我們十分害怕對我們這台戲的批評。”
史迪威就要回到中國去了，他不能不想“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什麼，他的結論是明確的：“中國問題的藥方是除掉蔣介石。”這與羅斯福總統在開羅會議期間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我們就該找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繼續幹下去。”但是，史迪威認為美國需要的“另外一個人”——取代蔣介石的領袖人物暫時還沒有，隻有“一群人”在中國戰區的敵後抗擊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說到史迪威與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關係，在中國的海峽兩岸都有一種誤解，似乎史迪威比共產黨還共產黨，甚至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敗出大陸的禍根都是史迪威種下的。其主要的文字依據是史迪威寫的如下這段話語：
我根據我的所見來評判國民黨與共產黨：
國民黨腐敗，玩忽職守，混亂，經濟、稅收、言行欺騙，黑市，與敵人做交易。
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
但是，史迪威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真正關係是怎樣的呢？曾經在美國駐外處當過中文翻譯官的曆史學家巴斯先生認為：“史迪威將軍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往往被人們說成是富有同情，但是這是基於無情的軍事權宜之計的邏輯。他不喜歡共產主義，毛澤東和周恩來都知道這點。史迪威的參謀班子裏的外交官之所以關心共產黨，隻是因為他們希望中國人作出盡可能大的努力來抗日。”筆者認為這是正確的真知灼見，而且這種關係還會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而變化。
開羅會議之後，戴維斯根據羅斯福總統的指示——“我們就該找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繼續幹下去”，回到重慶不久就給史迪威寫了一份報告，要求派一個觀察小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產黨中國去搜集敵人的情報，協助並準備從那個地區開展一些有限的行動”。很快，這份報告的副本被送回美國，轉到總統辦公室，羅斯福批示讚同，遂通知蔣介石：
“美國不久將派一個使團去華北。”
蔣介石認為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議，因此愈加憎恨這位參謀長。
對此，史迪威卻認為：“蔣介石麵對著一種觀念，而且這種觀念擊敗了他。他對共產主義影響的傳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國的大眾把共產黨人當做唯一可見的希望來歡迎，他們要求擺脫沉重的賦稅、軍隊的為所欲為以及戴笠的蓋世太保的恐怖，還有貪婪、腐敗、任人唯親，更多的稅收，毀滅了的貨幣，可怕的生命浪費，無視所有人權。”或許是出於性格方麵的原因，他對蔣介石采用拖的戰術對付美國總統的建議深表不滿，決定把曾給自己當過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做使團團長，並組成了一個精幹的小組，待命進入延安。
由此開始，就更加深了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不久，在日本“一號作戰”的衝擊下，山城民主潮流日漸沸揚、高漲。蔣介石為確保統治無虞而關押、殺害了一批所謂謀反的少壯派軍官之後，四大家族內部的權勢之爭又愈演愈烈，甚至連蔣介石和宋美齡婚變的宮闈秘聞也被當做新聞曝光，成為山城各界人士茶餘飯後的談資笑料。恰在這時，曾經為美國政府寫過《蔣的家庭糾紛》報告的約翰.謝偉思和重慶的一個共產黨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時在重慶工作的喬冠華患了重病，急需輸血。“而當時的中國人，不論其意識形態如何，一般都不願意獻血。他們認為，這等於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給了別人。”這時，謝偉思從喬冠華夫人龔澎那裏獲知喬所處的險境之後，便表示自願獻血。“抽血時，由於針尖太禿，加上謝偉思的血管太細，弄得他暈了過去才抽出血來。不過，他的榜樣使一些中國人打消了顧慮，保全了喬冠華的性命。”
因此，謝偉思由喬冠華、龔澎處獲得了有關延安的第一手材料。當史迪威閱過之後，就更下決心派遣一個代表團去延安。
恰在這時，華萊士副總統奉命使華，他根據羅斯福總統的意旨表示：“美軍對共產黨無興趣，但是，應有十分緊迫的理由對在中國進行的對日戰爭感興趣。”曆經數次會談，蔣介石才於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勉強同意允許美國派觀察員去延安。
這個觀察小組歸史迪威指揮。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謝偉思這兩個“中國通”卻給這個觀察小組起了一個西方代號：“迪克西”使團。而“迪克西”一詞，出自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首流行歌曲：《人們所說的迪克西是真的嗎？》，歌中的“迪克西”指的是當時美國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錫蘭康提獲悉這一消息後十分高興，而且非常欣賞“迪克西”這個名字。他認為有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國造反的共產黨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但是，他十分清楚蔣介石“憎恨共產黨人，決不會給他們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結果是各方都觀察著另一方，誰也不為對日戰爭做一點事。如果這種狀態持續下去，中國在日本人離開後會馬上爆發內戰。如果在中國形成一個聯合戰線之前蘇聯人參了戰，馬上就會與其接近的共產黨人將自然地受到蘇聯的影響和控製。這種狀態將直接影響蘇聯同中國的關係，從而間接影響蘇聯和美國的關係”。麵對這一錯綜複雜的黨派和國際關係，史迪威的結論是：
“如果我們（美國）現在不采取行動，我們的在華特權將受到嚴重損害。中國也將無助於我們的抗日努力，還會種下戰後中國大亂的種子。”
史迪威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在動身去中國的前夕，手裏和心中均無解決中國問題的妙方和良藥。也就是在這當口，他收到了馬歇爾將軍的電報，告之羅斯福總統根據蔣介石的請求，以及自己和史汀生部長的推薦，將派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私人代表來華，征詢史迪威的意見。史當然不會反對，此事遂成定局。為敦請蔣介石盡快發布授予史迪威軍權的命令，並明確史迪威和赫爾利的職務，羅斯福總統於八月二十三日致電蔣介石，其要旨如下：
予請閣下對於史迪威統帥中國軍隊之事盡速處置，稽延與過分審慎，在此軍情動蕩之時，或會發生嚴重後果。閣下所提美國軍官擔負統帥中國軍隊，將遭政治困難，予深了解。但予深信赫爾利與史迪威對此問題當能有適當之認識，予對任命史迪威之事，所以如此堅決者，因覺如有稽延，則將失去挽救中國軍事阽危之時機，不特有害於中國，且亦將牽及盟邦傾覆日軍之計劃。
孔博士所述各點，予已聆悉！予以為所有中國軍隊除不能防敵及對日作戰外，應全由史迪威指揮。當前吾人進入危險途中，對於能夠打擊日本之助力，均不宜予以拒絕。
予不建議史迪威之名銜，但彼應直屬於閣下，而統帥中國所有之軍隊，正如一國領袖對其前線之指揮官相同。赫爾利將軍對於史迪威執行指揮權，與使其了解政治問題，當有甚大之裨助，但此事不必等候詳細條文之規定。赫爾利將軍將於八月二十三日左右離美東來。
史迪威與赫爾利隻有一麵之緣，對其品格、才能均無了解。但他認為既然是馬歇爾和史汀生聯袂推薦，則對方一定會從旁協助他完成在華打敗日軍的使命。而恰恰就是這出於想當然的推測，鑄成了史迪威在華悲劇的最後落幕。
為此，筆者大有必要向讀者扼要介紹一下這位在華名噪一時的赫爾利將軍。
赫爾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荷馬人，小史迪威不到一歲，非職業軍人出身。他的父親是一名受苦的愛爾蘭移民，是個煤炭工人，因此赫爾利在十一歲的時候就曾下煤礦當童工。他從印第安納一所學院畢業後當了律師，成了印第安部落喬克托族的代言人。不久，他靠攀龍附鳳之術和一位將軍的女兒結婚，繼之又靠著他那三寸不爛之舌當上了胡佛總統的陸軍部長。美國的史學家對他的評論是：“赫爾利屬於那種不時出現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個喋喋不休的饒舌者……他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卻口若懸河，又使別人很難開導他。”究竟是何等原因使羅斯福總統同意起用赫爾利呢？一說是“赫爾利通過同外國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這樣一點：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個人之間的友好表示，能把長期存在的事關重大的問題一掃而光。在這個意義上，他很像羅斯福”。但是，美國的史學家卻認為：“赫爾利是個徹頭徹尾的共和黨人，史汀生和馬歇爾建議派他去中國”，對羅斯福第四次競選總統而言是個姿態。羅斯福在私下輕蔑地稱赫爾利是“許許多多冒牌將軍之一”，再者，他唯恐愛“說大話”的赫爾利越職用權，曾當麵對赫爾利指示：
“從現在起，你被任命為我派到蔣介石委員長那裏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彙報。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員長同史迪威將軍之間確立有效的與和諧的關係，以便於史迪威將軍行使調遣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史迪威奉命告別趕來接任的蒙巴頓將軍，於八月底乘機飛往新德裏迎接這位赫爾利將軍以及同行的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納爾遜。稍事停留後，他又與赫爾利、納爾遜分乘C—54型飛機飛越駝峰，向中國飛去。飛機距離山城重慶越來越近了，他又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蔣介石何時正式發表我統帥中國全國軍隊的命令呢？……”
誠如世人所知，蔣介石是靠軍隊起家的，因此視軍權如命，也從未把軍權真的授予任何人。而今，羅斯福總統迭電要他——說得準確一點是命令他交出軍權，還是交給稱他“花生米”的史迪威將軍，這真是比要他的命還難。為此，他曾與何應欽等人多次密商，但依然找不出堅拒的正當理由。對此梁敬先生雲：
“史迪威統帥中國全部軍隊之要求，羅斯福至是已三度催促實行。中國所力拒者，為中共部隊之使用；所力爭者，為租借物資之管理；所擔心者為史迪威之跋扈。美軍部對於使用中國部隊堅不放鬆，對於租借物資，則在赫爾利首途赴華之日，作戰司已擬將中緬印戰區分割為二，解除史迪威管理物資之職務，在渝設置中美委員會，辦理租借物資申請，由華盛頓作最後決定後，由美方運送，其所有權則俟物資交到前線兵士手中後，才予移轉，其控製之徹底深刻，皆予我以難堪，改組動機，純為史迪威分謗著想，並非對我真有讓步。”
蔣介石已經進入進退維穀之中，他麵對奉命飛抵重慶的史迪威，當務之急是和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赫爾利商談史的權限問題。可是蔣氏深知史迪威的個性，唯恐史利用各種有利條件索取自己手中的軍權，思之良久，遂決定在召見赫爾利之前單獨對史迪威明言：
“過去君之工作，百分之百皆屬軍事，此後統帥中國軍隊，則百分之六十為軍事，百分之四十為政治，君當經由軍事委員會接受我之命令，君如使用共產黨軍隊，則須先得軍事委員會之核準。”
明眼人一看便知，蔣介石此番講話的目的是在畫地為牢，在未頒布授予軍權的命令之前，已將史迪威的手腳捆住了。不過，史迪威根本不買蔣介石的賬。
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日，蔣介石指示宋子文、何應欽迭與赫爾利、史迪威等進行會談。走馬上任的赫爾利為一展才華和權威，提出十項議題供雙方商談。但是，與會者的興趣依然集中在軍權和租借物資兩項議題上。台灣公布的史料稱：“在商談中，迪威表示，伊將集中精力指揮作戰，對於軍隊之組織行政除大略監督外，不欲多所變更、多負責任。關於租借物資，宋子文堅持到華後應交中國政府處理，史迪威反對，赫爾利亦不讚成，乃擬在重慶設置美國委員會，中國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堅持伊對所轄陸軍，須有任免獎懲之權，至使用中共軍隊，隻限於渡過目下難關，與抗日聯軍並肩作戰，不使其與國軍有衝突。”十二日，雙方在下列事項上獲初步決定：
一、職務名稱：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指史迪威新的名分）。
二、權限範圍：
（一）受最高統帥之命令，商承軍事委員會之同意，指揮中國陸空軍隊對日作戰；
（二）作戰計劃之製成須經軍事委員會之核議；
（三）對於所轄部隊，有依據中華民國法令執行獎懲任免之權。
……
上述條款，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東西，沒有一點實際的價值。因為這時的蔣介石依然在采取拖的戰術，決不會向中外明令頒布的。
在這期間，史迪威收到了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團由謝偉思執筆寫的報告，他讀後感到延安是那樣的神秘和親切。其中，毛澤東在會見謝偉思時長達八個小時的縱論，更是令他大有豁然開朗之感。使他更為感到驚奇的是，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評價與他不謀而合。他有意得意地反複讀著毛澤東的這段話：
蔣介石很頑固。他基本上是個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須了解這一點。我們是從經驗中知道這一點的。對他決不能心慈手軟，決不能屈服於他的威脅和恫嚇……美國很不善於對付蔣介石。它讓他的訛詐得逞——例如談論抵抗不下去了，隻好講和了……
美國現在的處境同珍珠港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完全不同了。它現在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培植蔣介石，拿他當小孩子來哄、來撫慰了。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為了戰爭的利益，他應當怎麼辦。可以把要蔣介石按美國意願辦事作為美國向他提供援助的條件。
（此引文選自謝偉思的報告）
史迪威越讀越愛讀，待到他最後一次讀罷“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為了戰爭的利益，他應當怎麼辦……”以後，他竟然笑著自語：
“此乃英雄所見略同也！……”
九月十三日，也就是中美關於史迪威授權問題會談暫告一段落的同一天，史迪威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了兩位共產黨的使者，他們帶來了毛澤東和朱德對他的問候。遺憾的是在他的日記中既未寫明來訪者的姓名，也未記載他們討論的內容。他隻是在給馬歇爾將軍的報告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他們已和我聯係過了，他們表示願意在我的指揮下進行戰鬥，但不願意在蔣介石任命的中國司令官的指揮下作戰。
史迪威經過研讀謝偉思自延安發回的報告以及親自和兩名共產黨使者的交談，更加堅信：“共產黨人在華北勇敢地同日本人作戰。”於是，“對於負責在大陸上擊敗日本人的史迪威來說，要準備美國最終在華北登陸，共產黨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站在美國從戰爭需要出發的立場上，不僅要求蔣介石允許把共產黨人置於他的指揮之下以聯合抗擊日本人，而且認為共產黨人也因此有權利得到美國戰時租借物資。唯有如此，才能把二十萬封鎖共產黨人的最好的政府軍以及反封鎖的五萬名八路軍用於抗戰。
另外，雖說史迪威對共產黨和八路軍並無直接了解，但可能是他太厭惡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緣故，也或許是他接受了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像是蘿卜——外麵紅、裏麵白，他逐漸地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正統的共產主義組織，而是所謂的紅色分子即革命者。“革命者”這個詞與美國精神無任何抵觸之處，在他——包括很多美國人看來，中國缺少的就是革命。基於此，他原先僅僅是同情中國共產黨的情感躍變為支持這些“現代中國的太平軍”了。
而這又恰恰是為蔣介石所不能容的。
也就是在史迪威為軍事授權和蔣介石討價還價的時候，中國華東戰場和正在緬北進行薩爾溫江戰役的遠征軍都感受到了緊迫的危機。其中，“多恩指揮下的遠征軍在苦戰之後跨過了薩爾溫江，艱苦行進在一萬一千英尺高的山路上，奔向北緬與駐印軍會合的地點。他們在龍陵郊外遭遇到了日本人的最關鍵防線。多恩迫切需要加強部隊進行最後的衝擊”。而設在華南的空軍基地也麵臨著毀滅性的破壞。
為此，史迪威於九月十四日飛往桂林，與張發奎磋商怎樣處理大批美國空軍設施的問題。在張發奎答說無軍隊守護機場後，史迪威遂與陳納德商量，決定立即撤走美方人員和裝備，“除留下一個簡易機場最後給陷入四麵楚歌之中的桂林守軍運送槍炮彈藥外，將其他的所有機場炸毀”。
這時，史迪威又突然收到蔣介石的電話，請他立即返回山城重慶，有重大的軍事決策等著他商討。他聞之一驚，暗自納悶地說道：
“我離開重慶還不到二十四小時，會有什麼重大的軍事決策等著我商討呢！”
對此，中外史學家通常的說法是：“日軍長驅直入使他（蔣介石）不勝驚恐。所以他對史迪威近乎發出了最後通牒：一周內中國駐緬甸部隊必須向八莫發起進攻，以減輕進攻龍陵的中國部隊的壓力。否則他要把遠征軍撤過薩爾溫江，來保衛昆明。他擔心一旦進攻龍陵失敗，日軍會緊接著進攻昆明。由於該市和重慶同處在一條內線上，蔣介石最怕進攻昆明。他發出這個最後通牒實際上是想停止緬甸北部的作戰行動。”
蔣介石為什麼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對史迪威發出這一最後通牒呢？中外史學家均無探究，自然，也就沒有定評。筆者認為，這是蔣介石在萬般無奈的形勢下，被逼出來的唯一能拒授史迪威軍權的策略，根據有二：
一、緬北戰役的危局並非是一夜猝變形成的，據史迪威的日記記載，遠在五天以前——九月九日就議過龍陵危機。但史迪威的結論是：蔣氏談龍陵危機是假，借機向美國要錢是真。因為他在當天的日記上還寫道：“別擔心，咱們談錢的問題，那要有趣得多。”就連親台學者梁敬先生也坦承：“騰衝龍陵受攻尤急。委員長在十日以前已有駐印軍進攻八莫以救龍陵之計劃。”這足以證明，蔣介石猝有此變，不是由龍陵戰局危厄引起，而是另有其他政治目的。
二、世人都知道，蔣介石決不會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的大權授給史迪威的，但他又不想因此而獲罪於羅斯福總統，斷掉美援。怎麼辦呢？他唯有把此責任轉嫁給史迪威，並借此收到排擠走史迪威和保住軍權的一石二鳥之效。作為縱橫家的蔣介石一定研究了史迪威此時所占有的優勢，加之他又非常熟悉史迪威的個性，因此可以說他準確地估計到了這一近乎最後通牒的命令是能夠獲得上述一石二鳥之效的。請看事情的發展：
史迪威果真中了蔣介石預設的圈套，他一聽就跳了起來，大罵蔣介石“王八蛋”！他和蔣介石大吵過後，又氣憤地寫道：
“整個一線隻有龍陵不在我們的控製之下，他想停下來，破壞整個計劃——人力、財力、物力、時間、汗水，我們花了兩年半的時間，不就是為了幫助中國嗎？不可思議！愚蠢的戰略和戰術思想！真讓人受不了。”
為此，史迪威嚴正指出“駐印軍甫奪密支那，亟須休養，不能進攻，又以衛立煌部隊缺額待補，亦不宜調回，反要求調出圍堵共黨之胡宗南部隊南下赴援”。
這自然為蔣介石所堅決反對。
就在這時，遠征軍攻克了騰衝。“如果何應欽再兌現給雲南部隊補充一萬人，占領龍陵看來大有希望。”換言之，蔣介石利用所謂龍陵危機發難的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使史迪威以及赫爾利等人都看清了他這招棋的用意：在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之前，必須要無條件地接受蔣介石的指揮。
翌日——九月十六日，蔣介石不再談龍陵危機，而是“堅持要控製租借物資”。史迪威聽後再次發作。事後他直言：“我們的東西，我們給他的，他沒有權控製租借物資。”當時，宋子文嚴厲地從旁幫腔：
“我提醒將軍，你們必須記住一個大國的尊嚴，它會因將軍控製分配權而受到侵犯。”
“胡說！”赫爾利出言不遜，用教訓的口吻說了這段話，“記住，宋先生，那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生產的，我們願意把它給誰就給誰。”
接著，赫爾利又十分尖刻地指出：“當顧客把手放入我們的現金出納機時，我們不能看一眼，因為害怕我們會觸犯他的‘尊嚴’”，要知道“有一億三千萬美國人的尊嚴也扯進了這個問題，還有他們的孩子以及他們孩子的孩子的尊嚴，正是他們付了賬”。
史迪威非常讚賞赫爾利的態度，因為他知道：“如果大元帥控製了分配權我就完了。共產黨人將什麼也得不到，隻有大元帥的親信才能得到物資，我的部隊（遠征軍）將隻能去舔別人的屁股。”可以想見，史迪威在“爭掠之間，語多不遜”是必然的。
由於宋美齡和宋靄齡在權力之爭中暫時失勢，於七月一日離華赴美，使史迪威也失去了所謂的談心知己。是日下午他決心坦率地找宋子文交談。根據史迪威事前的談話提綱，他準備對宋子文說委員長必須下決心“幹他以前沒幹的事”——任命一個享有全權的指揮官。如果他不願意的話，史迪威將建議美國政府“徹底退出中國和印度，到別處去建立基地”。他還準備請求撤銷何應欽的軍政部長和參謀長的職務，由陳誠和白崇禧分別接任。然而當他發現自己和蔣介石“在前敵司令官的概念上的差異”時，他“感到震驚”，遂請宋子文說明“這個職務的權限”。最後他氣憤地說道：
“這是一個十足的傀儡職務！”
是日夜，氣憤之極的史迪威無回天之力，又隻好求助於馬歇爾將軍的幫忙。但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就是他這份求援電導致了震驚中外的所謂“史迪威事件”……
三十二
馬歇爾將軍收到史迪威求援電報的時候，他作為總統的戰略顧問正隨羅斯福參加第二次魁北克會議。當時，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都認為中國難以戰勝日本的“一號作戰”，在歐洲戰場即將大獲全勝的前夕，中國戰區——蔣介石所部除了能牽製在中國大陸的日軍外，已無任何大的戰略價值。最後戰勝日本的責任，已經明顯地落到美國太平洋戰場勝利地向北推進，以及蘇聯戰勝德國之後出兵遠東這二者的肩上。所以，英美兩國首腦在魁北克會議上形成的戰略認同之一，就是盡一切力量不讓中國脫離戰爭。說到未來在緬甸的作戰，美國一是為了協調和英國的關係，再是不想介入收複殖民地的戰鬥，決定盡可能地全留給英軍。
然而如何才能不讓中國脫離戰爭呢？在馬歇爾將軍的心目中還是要打那兩張王牌：美國控製援華物資和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這也就是羅斯福總統反複和蔣介石磋商，並十分強硬地要求蔣介石授軍權給史迪威的原因。時下，蔣介石非但不立即授予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的實權，反而要求從史迪威的手中奪去租借物資的分配大權，這不僅有悖於美國在中國戰區的戰略目的，而且也激怒了對蔣介石素無好感的馬歇爾將軍。他當即命令自己的參謀班子擬成一篇措辭強硬的電文，“先以打字機打就，經馬歇爾以鉛筆修改數字，呈經羅斯福簽發”。
羅斯福是位身殘誌堅的資深政治家，他入主白宮已整整十二個年頭，精力明顯地下降。加之最近三年來，“他忙於應付各種危機，運籌帷幄，每天工作至少十六個小時，已精疲力竭，不可能會提出什麼全新的思想，開辟出其他新的蹊徑來”。另外，蔣介石的要求也的確是觸犯了羅斯福的自尊心，他認為自己為蔣介石想得太多了，而蔣介石連這樣一點“麵子”都不給，使自己在屬下——尤其是馬歇爾和史迪威的麵前下不了台階。因而，他看完了全文，遂在馬歇爾的批注——“我建議你將這封已擬好的電函發給委員長”的下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馬歇爾將軍唯恐這份電文不能被如實傳達給蔣介石，遂在電文上方批注：“飭由史迪威親遞，並限遞後四十八小時內來電證實。”由於羅斯福簽發的這份電文非同凡響，並導致史迪威在華悲劇畫上了句號，故摘全文要點如下：
予詳細閱讀關於中國局勢之最近報告後，曾與各高級參謀交換意見，深恐在最近之將來，閣下將麵臨一非常危急之局麵……如閣下不立即補充緬北部隊，或不派生力軍援助怒江方麵之華軍，則吾人將完全消失開放接濟中國陸路路線之機會，直接危害現下之空運途徑，如果至此，則閣下必須準備接受必然之結果，擔負全部之責任。
數月以前，予曾迭次請求閣下采取斷然步驟，以消除對於閣下個人與對中國漸漸之危局。茲因閣下延擱委派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全部軍隊，致中國東部之重要土地為之損失，影響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測。日軍陷桂後，吾人之昆明空軍站，將受直接威脅，而中印之空運噸數，亦將不免因而銳減。
在世界各前線之盟軍，雖已每戰必克，但對中國之直接影響，尚需時日始能實現。盟軍在太平洋上之躍進，誠屬迅速，但除非閣下立采積極行動，則太平洋之迅速躍進，對於中國戰局亦將不生影響。閣下必須立采行動，方能保存閣下數年來英勇抗戰所得之果實，與吾人援助中國之效果，否則政治上軍事上種種策劃，皆將因軍事之崩潰完全消失。予與丘吉爾首相在魁北克會議中，因深信閣下必能在怒江方麵推進，故決定加緊作戰，以開放對華接濟之路線。予深信唯一破壞日軍對華計劃之方法，即係閣下立刻補充怒江方麵之部隊，並飭加緊推進，同時必須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此步驟之實現，將更增美國援華之決心。目前吾人雖在歐洲及太平洋兩麵同時作戰，然對援助中國，猶當刻刻進行。予深信閣下之卓見，亦必認予所請求之行動，乃立應采取之步驟。予與此間各高級人員，均認為閣下及吾人對於援助中國所有之計劃，如再延擱或猶豫，便將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聞，諸希亮察。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羅斯福
史迪威收到總統羅斯福的電文，自然是驚喜異常，他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終於，終於，羅斯福最終把話說明白了，差不多每句都是一掛鞭炮。‘幹起來，要麼就拉倒。’火爆的鞭炮。”兩年半來，由於蔣介石對他的指揮權和使命的堅決阻撓而積聚的怒火和輕蔑發展到了頂點，當他讀到羅斯福總統幾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要求蔣介石“必須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這段話後，他立即抓住這個良機，“猛刺‘花生米’的心髒”。
史迪威吩咐將電稿譯成中文後，隨即赴蔣介石的黃山別墅。當時“蔣介石在那裏同赫爾利、宋子文、何應欽和白崇禧商討委任史迪威的條件”。史迪威在進會議室之前，首先叫出了赫爾利，向他出示了電文。“赫爾利出於外交家的本能覺得電文語氣應予以緩和。他提出由他將電文向委員長口述。”史迪威沒有同意。“他自己將電報帶進了會議室麵呈蔣介石。”
史迪威無法壓製內心的激動，就像是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般趕回官邸，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段洋洋得意的文字：
我把這包辣椒麵（即電文）遞給了他，然後歎口氣坐了下來。這一槍打中了這個小東西（蔣介石）的太陽神經叢，然後穿透了他。這是徹底的一擊，但他沒有臉色發青，失去說話的能力，他眼睛眨都沒眨，他隻是對我說：“我知道了。”然後坐在那兒，輕輕地搖著一隻腳。我們現在已不再有“部隊酋長”般的痛罵。漫長的兩年失去了，但至少羅斯福睜開了眼睛，抬手沉重地給了一擊。
我回到住所。江對岸一片美景：重慶燈火齊明。
史迪威如此激動是有他的道理的：“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才讓大家夥有所領悟，但天終於破曉了。我扮演了複仇天使的角色。”他真可謂是感慨係之，夜不能寐，遂在澎湃的情潮衝擊之下，最終完成了這首詩作：
我久久地期待著複仇——
終於我得到了機會，
我盯著“花生米”的眼睛，
照他屁股上狠踹一腳。
準備好了舊魚叉，
目標、時機已成熟，
抓住機會投出去，
一下下將他刺透。
這個小畜生一陣戰栗，
失去了言語的能力，
他的臉色變青，肌肉顫動，
拚命壓下尖叫聲。
為我所有令人疲倦的鬥爭，
為我所有苦惱的時日，
最終我得了勝，
把“花生米”打翻在地。
我知道我仍要受難，
進行一場煩人的激戰，
但是，噢！天大的快事！
我毀了“花生米”的臉麵。
史迪威酣暢淋漓、一瀉千裏地寫完這首向蔣介石“複仇”的詩作之後，依然覺得積鬱有年的怒、恨意猶未盡，或許是他認為文的罵街不夠過癮，遂又操起武人發泄的利刃寫了如下幾句大白話：
“與我們同樂吧，夥計！我們打敗了敵人，使他的頭埋入了塵土裏，他的心情沉重。”
我們透過上述的詩句和大白語，看見了一個有血有肉——但缺乏政治謀略和遠見的活生生的史迪威。說他是蹩腳的政治家是客氣的愛責，嚴格說來他幾乎不懂什麼叫做政治。他不僅未能客觀地估量自己在中國這架天平上的重量，也大大地小視了蔣介石的能量。如果此事恰如筆者所揣度的那樣是蔣氏預設的圈套，那史迪威在華演出的這幕悲劇就更富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話再說回來，蔣介石讀罷羅斯福的這則電文無異於晴天霹靂，怒不可遏——就是喋喋不休地大罵“娘希匹”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決不會把頭埋入塵土裏，他更不會坦承自己的失敗。相反，他一定要打敗史迪威！這就是蔣介石的個性。
蔣介石作為左右中國政局的政治家，很快就從歇斯底裏的憤怒中平靜下來，並且很快就明白了這份電報的用意所在。“他意識到他如果接受了用如此嚴厲的詞句提出的要求，就隻能導致自己被拋棄。假如美國人這次馬到成功地強迫他違心地接受了史迪威，那麼下次他們在共產黨問題上也會照此辦理。”因此，他得出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必須頂住。
在這當口，他很自然地想起一九二七年驅逐鮑羅廷的往事。那時，不僅蘇聯是國民黨唯一的外國朋友，鮑羅廷還是國父孫中山禦封的政治顧問，更為重要的是，鮑羅廷獲得了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蔣介石幾經猶豫，孤注一擲趕走了鮑羅廷，結果，非但未獲罪於蘇聯，引來外部幹涉，反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新生的蔣家王朝。而今史迪威較鮑羅廷的政治分量輕多了，蔣介石堅信羅斯福總統決不會因史迪威被逐而舍棄中國戰區。至此，他決心趕走史迪威的精神壓力遂減輕了一半。
既然羅斯福總統不會拋棄中國戰區，那麼美國的租借物資就一定會源源而來。況且美國僅在昆明一地的軍事人員就不下五萬之眾，怎麼可能在二戰就要結束的高潮時期撤離中國戰區呢？不撤離，就需要美國物資補給。再者，還有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呢，美國也必須飛越駝峰定期運來配件、汽油，否則，那五六百架不同型號的飛機隻能停在機場等待日本人炸毀！至此，他驅趕史迪威的精神壓力又減輕了許多。
自然，蔣介石也想到了最壞的結果：美國人停止軍援供給，日本人迅速占領華中、華南和華東。但是，他自退守四川那天起，就有當年劉備圖川的想法：可以憑險固守雲、貴、川、康四省。隻要手中握有四省地盤，蔣家王朝就能堅持下去。
蔣介石不完全是一介武夫，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一位胸懷二戰全局的戰略家。他清楚德國的希特勒覆亡在即，到那時美、英、蘇等盟國必然移兵亞洲，而氣焰囂張的日本也就隻剩下投降一途了。換言之，即使中國被排擠在戰勝日本的盟國之外，也會像歐洲那些被德國占領的國家一樣獲得新生。更何況日本在中國還有裝備精良的百萬大軍呢，聰明的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都不會犧牲自己國家的軍隊解放中國，這也就決定了盟國不會拋棄中國，並且依然會兌現《開羅宣言》中所允諾中國的一切權力。
為此，蔣介石毅然作出了決定：不僅不授予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的大權，反而正式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召回史迪威。
蔣介石的決定實出史迪威所料，他急電報告馬歇爾將軍，略謂：“蔣委員長見美軍在太平洋戰事進展已速，不需中國努力，又對使用中共軍隊及由外人統帥華軍兩事，均有不願，故采此延宕手段。”
像這等大事，馬歇爾將軍無權作複，隻有商請羅斯福總統裁決。
由於蔣介石向赫爾利明言：“史迪威在華一日，中美商談一日不能進展。”因而史迪威隻好由進攻變為防守，“急欲轉圜，向赫爾利、何應欽提出讓步說帖，拋棄使用中共軍隊與把持租借物資之主張，以為其統帥中國軍隊之交換”。請看史迪威“為打破僵局起見……請委員長考慮”的所謂意見：
一、關於中共事項：
（一）派我到延安去說服中共，叫他們承認蔣委員長有統帥中共軍隊的權力，而服從我的指揮；
（二）紅軍使用，限在黃河以北，不與國軍相接觸；
（三）中共裝備與軍火，以五師為額；
（四）維持紅軍充分之戰鬥力；
（五）停止國共政治談判，俟抗日勝利再說。
二、關於租借物資事項：
所有軍用之租借物資，均送請委員長按下列辦法處理之。
（一）駐印軍與遠征軍，應以最優先之次序分配之；
（二）其餘各軍及紅軍、貴陽軍，平均分配之；
（三）其他軍隊，非有全套單位之配備不予分配。
三、指揮權問題，按照赫爾利之建議解決並公布。
但是，蔣介石“驅史”方針已定，絕無收回成命之可能。他再仔細審讀史迪威放低身段的建議書，立刻想到了中國的一句俗話：“欺侮軟的硬的怕”，並不無鄙夷地對赫爾利說了這句話：
“史迪威反複無信，不予接受。”
翌日——九月二十四日，蔣介石約見赫爾利，以更加強硬的立場闡述了請美國召回史迪威的大篇理由。蔣氏在講述了史迪威來華奉職之經過——把責任推至史迪威身上之後，又把矛頭指向了馬歇爾將軍：
“史迪威為馬歇爾之舊屬，馬歇爾予以支持，自甚正當，但中國戰區之複雜情形，恐馬歇爾將軍尚未了解。照史迪威今日之情形，出任全中國戰區統帥之重任，予實難保其一無意外。隻照此次到渝與閣下共同商討之情形，予已失去對伊最後一分之希望與信心，因此予不能使其擔負中國戰區及中美聯軍統帥之重任。”
赫爾利是一名典型的政客，他見蔣“驅史”心意已定，無可挽回，也或許是考慮到自己未來在華的地位，竟然說了如下這段有悖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話語：
“美政府對於委員長為中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有深切之認識，此認識乃一切軍隊指揮係統、租借法案物資問題、中共處置問題、後方勤務補給問題之前提。史迪威性情剛強，但對委座屢次幫助，非不感激……我曾明告史迪威，美國運華租借物資於理應即全部奉與委座候其分配始合正辦，今仍握於伊之手中，妨及委座威望，殊屬錯誤，為改善關係起見，首先應將租借法案物資連同此後續到者，均交委座支配。”
是日，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授意擬成如下備忘錄，請赫爾利代轉羅斯福總統：
連日會商之一切重要問題，經審慎考慮後，特將予最後決定之意見奉告，並請即轉達總統。
一、予同意遴派美國將領一員為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同時兼中國戰區參謀長，予並歡迎美國人員擔任改組及主持後方勤務部，予亦有將中國軍事機關之人員，作重要之變動，以配合美籍前敵總司令之作戰；
二、但予不能再委史迪威將軍以如斯重大之責任，且擬請其辭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務，並請由此戰區遣調離任；
三、當足下（指赫爾利）奉派來華協助予與史將軍合作之工作，予認為此為中美衷誠密切合作之最後機會……今事實證明伊非但無意合作，且以為受任新職後予反為伊所指揮，故此事因而停止……如予不顧事實仍委伊為前敵總司令，因循遷就，必遭不測之失敗……
四、美國所派之各戰區將領，表現盟軍友誼情形者頗不乏人，故予請向羅斯福總統聲明，如羅總統指派任何美國將領富於友誼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將軍，予必竭誠歡迎，且將以全力支持其作者。
蔣介石的決定不僅激怒了馬歇爾將軍和史汀生部長，也令羅斯福大失總統之體麵。幾經往返折衝，誰也不準備後退一步。最後，羅斯福總統理智地作出了讓步，其根據是，“他並不準備駁回一個國家元首已表明的願望，硬給他派一個美國指揮官。否則就是與他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恢複中國主權所作的努力背道而馳。既然蔣介石發表聲明樂於委任另一個美國人，羅斯福就很願意在史迪威身上讓步”。接著，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霍普金斯通知時在美國的孔祥熙：
“總統已將委員長來電與我商量，並謂中國為獨立之國家，委員長為中國元首，既認為史迪威人地不宜，自應另選人員繼任，唯尚須與馬歇爾商酌再複。”
蔣介石獲此消息之後，決不給羅斯福總統以反悔之機，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把解除史迪威將軍職務的緣起如實報告，並獲得國民黨中央一致通過。旋即，又把中央常委會的決議照會赫爾利，並請代轉羅斯福總統。
這時，盛怒之下的馬歇爾將軍憤然揚言：“如果史迪威被調，我將不再令美國將領統帥中國軍隊，或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但是，羅斯福作為一國元首卻不能感情用事，他既然決計調離史迪威，就須以平等的地位與蔣介石洽商善後，遂於十月六日給蔣介石發去如下這則電文：
九月二十五日尊信業經審慎考慮，予對閣下改變八月十二日接受史迪威將軍統帥中國所有軍隊之決定，深表驚異與遺憾！自從上次建議之後，中國大陸情勢已如此惡化，使予感覺目下美國政府不應再冒遣派美國軍官統帥貴國全部陸軍之責任，但為維持具有鞏固貴政府極大重要性之中印空運，使其保有適當安定之態勢起見，史迪威將軍仍有使其在閣下直轄之下，統帥中國在緬一切軍隊及中國所有雲南軍隊之需要，請閣下對於上述軍隊之缺額與物資迅加補充，否則今後中印間之空運，勢將受到日敵之擾害。
予接受閣下之建議，解除史迪威為閣下參謀長之職務，並已決定不再使其擔負有關租借物資之事務。
在目前情形之下，予仍令陳納德將軍指揮第十四航空隊，赫爾利將軍繼續為予與閣下間之軍事私人代表。索爾登將軍負責指揮中印空運噸位事務；至中國駐印軍與遠征軍之訓練事務，則仍交史迪威管理。而美軍與華軍之供應事宜，則予當派專人來華辦理，此人當亦可為閣下之顧問。予望上述建議能為閣下所接受，並迅電複。史迪威如調離緬甸戰場，其結果之嚴重，恐將過於閣下意料之外。
羅斯福
“無毒不丈夫，斬草要除根”，蔣介石本著這兩句古訓行事，決計連羅斯福總統商請不要把史迪威調離緬甸戰場的麵子也不給，遂給羅斯福發了如下這則措辭強硬的電文：
羅斯福總統閣下：
十月六日接讀尊電，無任感慨！閣下所提關於中國全線軍隊或緬甸與雲南局部軍隊，由予委任美國將領統帥指揮以及其各種建議，予固無不樂於接受，但其人選務須能與中國誠懇合作，而得予之信任者，此為必不可少之條件。
九月二十五日之備忘錄中予未詳述，史迪威將軍顯已缺乏上述必要之條件，故予不能再授伊以統帥指揮之權，此點望閣下諒解。
自予立場而言，受予指揮之將領必須得予之信任，及能與予合作，故予之主張前後一致，未嚐改變。予今一本初衷，仍請閣下調回史迪威將軍，另派勝此重任之將領來華代替，予深知閣下必能推行此旨，無所阻礙，因閣下與予之主張，固完全一致。
閣下對華之友誼及援助之熱忱，予尤為感激，但予對國家負有非常之責任，不能明知故犯，將對於國家重大之職責，委諸不堪勝任之將領……鑒於戰局重要，盼閣下早日決定。
蔣介石十月九日
至此，蔣介石認為“驅史”大局已定。他為了顯示自己大國元首之風度，又命人草擬一長篇備忘錄，將史迪威來華功過一一敘過，並請赫爾利代轉羅斯福總統。
赫爾利被美國的史學家譏評說：“他當年曾斷送了不少職業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雲直上的仕途上，鋪滿了這些外交官的屍骨。”而今，他認為自己再度青雲直上的時機到了，決計踩著史迪威的肩膀向上攀登。為此，他給羅斯福總統發了如下這則有關史迪威去留問題的電文：
史迪威與蔣委員長之性格，恰不相容，又失去共信之基礎……蔣委員長對史迪威謀合作，史迪威對蔣委員長則謀屈服，史迪威之誤，在想屈服一革命家，而此革命家，乃能率帶裝備陋劣之軍隊與日本鏖戰七年之人物，竊以為如我總統支持史迪威將軍則將失去蔣委員長，甚至還可能失了中國。總統來電謂：“中國情形如此嚴重，美國不願再負統帶中國軍隊之責任。”竊未敢苟同，蓋正唯中國情形嚴重，美國便更應擔起責任也。
支持史迪威而使中國不能維持其對日作戰之力量，曆史上判決，恐不能予我總統以同情。……
史迪威非能擔任中國統帥之人，他不但不能與蔣委員長合作，且與其所統帶之軍隊幹部，亦多不和，其指揮部更時涉及國際性之糾紛。史迪威是一員戰將，馬歇爾如任他為戰將，當能勝任愉快，但透過史迪威維持中國作戰則辦不到，茲敬謹建議：請另派與委員長能夠同心協力之美籍年輕將領來統帥中國陸空軍。
赫爾利十月十三日
羅斯福總統閱此文，遂於十月十五日簽發命令：“將史迪威自中國戰區召回。”
史迪威於十月十九日上午從馬歇爾將軍搶先發來的電報中得知木已成舟，是日中午接到正式調回命令，命令中並“飭其對外勿作聲明，四十八小時內離渝，行蹤保密”。
史迪威作為主角在華演出的悲劇就要落幕了。讀者都會猜想他此時此刻的心情和想法。他一如既往，從不掩飾內心的活動，在日記中寫下了如下這段話，可作為讀者品評史迪威人格的依據：
一、全能的當局出於足夠充分的理由，決定解除我在中緬印戰區的職務。因為我在當今中國政府那裏是個不受歡迎的人，這是唯一的理由。
麻煩主要是姿態問題。我盡力用雙腳站著而不是用雙膝跪著。我認為跪姿不適於美國人。由於提升是為了使我具有相應的軍銜從而得到一個未能實現的職位，我要求降低我的永久性級別，派我去指揮一個師進行戰鬥。
二、全能的當局已經宣布解除我在中緬印戰區的指揮權，原因是蔣介石和我之間發展起來的分歧、不和。我同蔣介石的關係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非個人性的官方關係基礎之上的。盡管我們在許多戰略戰術問題上常有不同意見，但隻要作出了決定，我總是盡力貫徹執行。我在中國的使命是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實際上存在著這樣一個協議，即中國提供人力，我們對其進行訓練和裝備。……
史迪威這位驍勇善戰的軍事家就這樣被政治家犧牲掉了！但是，他仍以倔強的個性向政治家們作最後的挑戰。他命令約翰.謝偉思返回華盛頓，“根據在延安寫的頗有說服力的報告，說服政府同共產黨建立關係……雖然他自己已不在其位，但他時時刻刻總是想著尚在中國大陸的二十四個日軍師團。他認為，必須組織共產黨對日軍采取行動。毫無疑問，他對國民黨沒有什麼友好態度”。然而史迪威至死也不曾想到，謝偉思此次華盛頓之行導致了其終身的悲劇，使這位熱愛中國的外交官在麥卡錫時代遭到了毀滅性的攻擊。此乃後話。
史迪威不愧為典型的軍人，當他猜測到羅斯福為第四次競選總統而擔心共和黨利用此事攻擊民主黨，因而限他四十八個小時內秘密離開重慶，他依然能控製住滿腹的悲憤服從命令——盡管他自己就是共和黨人。在離別前夕的緊張時刻裏，他向有關人員致函告別，“留下了一封很有禮貌的信給陳納德，為他的軍功戰績和深得中國人民的敬慕而感到驕傲”。他還函告在延安的朱德說：“對不能與您和您的不斷壯大的傑出的部隊並肩抗日深感失望。”接著，他又專程趕到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住處話別，“她哭了，很苦惱。她希望能去華盛頓向羅斯福總統說明真相”。他懷著依依惜別之情告別了孫夫人，驅車又來到美國駐華大使館，令他吃驚的是，高斯大使業已感到十分厭倦，決心在此屆總統任職期滿後辭職還鄉。
蔣介石是出於外交禮節的需要？還是為了有意羞辱史迪威？他突然決定授予史迪威中國最高級別的勳章——青天白日勳章。從授勳本身看是外交禮節，但是，從他把這一最高級別勳章交於一位下級軍官轉給史迪威的參謀人員來看，無疑又帶有極大的汙辱用心。
對此，史迪威依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采用了類似以牙還牙的辦法處置：他通過類似級別的一名美國軍官拒絕了這一勳章。作為正式理由的借口是，“像他這樣級別的美國軍官認為接受任何外國的勳章都是不明智的”。接著，他驅車趕到委員長官邸，強壓著怒火——自然也絲毫沒有失敗者的低三下四，主動地向蔣介石作了一次道別拜會。
蔣介石勝利了，卻故意裝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事後史迪威如此寫道：“說他對這一切感到十分遺憾，隻是由於我們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職，希望我與他通信，繼續做中國的好朋友”，等等。
史迪威不會演這種角色，直率地作了回答——“無論他對我怎樣看待，請他記住我的動機隻是為了中國的利益”。最後，他說了那句老話：“最後勝利。”
蔣氏是個假戲真做的高手，他破例地把史迪威送到了門口。
史迪威就這樣告別了中國，直接飛到緬北密支那前線，向那些親切喊他“喬大叔”的中國士兵道別。是上帝有意安排？還是人世間的巧合？他又見到了第一次去緬甸時認識的王參謀，二人相見，不勝唏噓。他留給中國遠征軍最後的幾句話是：
“日寇未滅，你們還有許多仗要打。要加強訓練和戰備，要時時居於不可戰勝的狀態才好。”
十月二十七日黎明，史迪威坐的飛機離開機場。八點，他在飛機上“最後看一眼中緬印戰區”。他感到惜別之情越來越濃，而時時令他厭惡的政治角逐味道卻越來越淡。這時——也隻有這時，他這位十足的軍人才會對戰爭，對人生產生這樣的感悟：
一個人的親身經曆在廣闊的範圍裏和戰爭的洪流中變得無足輕重了，尤其是當它與不滿聯係在一起時。當總的結果是成功時，誰會留意一個不滿者的抱怨呢？如果一個人能夠說他沒有辜負他的祖國，如果他能夠安享人生，那麼他就沒有理由再去要求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