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於當時政治之見解為守舊的，但在道德哲學方麵，則有甚新的見解，自成一係統，為後來儒家學說之基礎。此方麵孔子之主要學說，為其對於仁之見解。《論語》中言仁處甚多。
中國之文化，至周而具規模。但至春秋之時，原來之周製，在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麵，皆有根本的改變。此種種大改變發動於春秋，而完成於漢之中葉，此數百年為中國社會進化之一大過渡時期。此時期中，人所遇環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現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國已往曆史中，殆無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殆無可以比之者。故中國之上古時期，誠曆史中之一重要時期也。
在一社會之舊製度日即崩壞之過程中，自然有傾向於守舊之人，目睹“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遂起而為舊製度之擁護者，孔子（西曆紀元前551年—前479年）即此等人也。不過在舊製度未搖動之時，隻其為舊之一點，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動搖，則擁護之者，欲得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從，則必說出其所以擁護之之理由，與舊製度以理論上的根據。此種工作，孔子已發其端，後來儒家者流繼之。儒家之貢獻，即在於此。
然因大勢之所趨，當時舊製度之日即崩壞，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繼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評或反對舊製度者，有欲修正舊製度者，有欲另立新製度以替代舊製度者，有反對一切製度者。此皆過渡時代舊製度失其權威，新製度尚未確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時，應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論擁護舊製度，故其餘方麵與儒家意見不合者，欲使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信從其主張，亦須說出其所以有其主張之理由，與之以理論上的根據。荀子所謂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論之習慣，於是所謂名家“堅白同異”等辯論之隻有純理論的興趣者，亦繼之而起。蓋理論化之發端，亦即哲學化之開始也。孔子即此運動之開始者，故後人以之為“至聖先師”，雖不必對而亦非無由也。
孔子為當時舊製度之擁護者，故其對於當時政治之主張，以為苟欲“撥亂世而反之正”，則莫如使天子仍為天子，諸侯仍為諸侯，大夫仍為大夫，陪臣仍為陪臣，庶人仍為庶人。使實皆如其名，此即所謂正名主義也。孔子認此為極重要。故《論語》雲：“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義之所指，即君之所以為君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實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義。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義，皆盡其道，則“天下有道”矣。孔子目睹當時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感慨係之，而借題發揮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孔子以為當時因名不正而亂，故欲以正名救時之弊也。
孔子對於當時政治之見解為守舊的，但在道德哲學方麵，則有甚新的見解，自成一係統，為後來儒家學說之基礎。此方麵孔子之主要學說，為其對於仁之見解。《論語》中言仁處甚多。總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論語》雲：“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又雲：“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巧言令色矯飾以媚悅人，非性情之真的流露，故“鮮矣仁”。“剛毅木訥”之人，質樸有真性情，故“近仁”也。《論語》又雲：“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以同情心為本，故愛人為仁也。《論語》又雲：“憲問恥。……‘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論語·憲問》）焦循曰：“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即己達達人，己立立人之義。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饑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絜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則不能通天下之誌，非所以為仁也。”（《論語補疏》）
孔子又雲：“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裏仁》）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或有所偏而為過，然要之為性情之真的流露，故“觀過斯知仁矣”。《論語》又雲：“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仁為人之性情之真的，而又須為合禮的流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