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無心外之物”。所謂惡者，乃吾人情欲之發之過當者。若不過當，即情欲本身，一般人欲亦不是惡。《傳習錄》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複其體矣。”（《傳習錄》下）所謂“不可有所著”者，《傳習錄》又一條雲：“問有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隻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隻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傳習錄》下）所以七情不能有所著者，蓋“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矣。“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程明道《定性書》）。非“有”喜怒，即非有意於為喜怒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當喜者喜之，當怒者怒之，而本體虛明，對於所喜所怒之物，毫無沾滯執著，所以亦不為其所累也。若能如此，則雖終日有為，而心常如無為，所謂動靜合一者也。
至於清代，一時之風尚轉向於所謂漢學。所謂漢學家者，以為宋明道學家所講之經學，乃混有佛老見解者。故欲知孔孟聖賢之道之真意義，則須求之於漢人之經說。阮元雲：“兩漢經學，所以當遵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漢學師承記序》）講漢人之經學者，以宋明人所講之道學為宋學，以別於其自己所講之漢學。
宋明人所講之理學與心學，在清代俱有繼續的傳述者，即此時代中之所謂宋學家也。但傳述者亦隻傳述而已。理學、心學在此時代中，俱無顯著的新見解加入。此時代之漢學家，若講及所謂義理之學，其所討論之問題，如理、氣、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之問題。其所依據之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之四書。就此方麵言，則所謂漢學家，若講及所謂義理之學，仍是宋明道學家之繼續者，故茲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