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和客觀的矛盾，人是個主體，世界是個客體。人在認識外界的時候，總要經過他自己特有的一種能力，這個能力中間有他自己的形式和範疇，就是說，要經過他自己的那個性質的範疇。所以康德他說認識的那個外界就僅僅是一種現象。至於那個現象的本體是什麼，本來的麵目什麼樣就不知道了。那個本來麵目“物自身”，物的自身是什麼樣，是永遠也無法知道的。有人說，康德講的那個“物自身”是不可知論。有人說他的不可知是“尚未知”，“我們現在不知道，將來會知道的”，這就不是從康德的前提出發的了。康德的前提是：物質是不可知，不是尚未知。因為在知它的時候，人總要通過自己主觀的套子。你主觀的套子是不能夠變的，所以物質永遠不能知道。好像人戴著有色眼鏡，這些人看外界就是那個顏色，戴紅色眼鏡看外界就是紅色。你可能說我把眼鏡摘下來看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眼鏡是可以的，可是康德講的那個認識的形式可不行。這是他的《純粹理性批判》裏麵講的道理。所以主觀和客觀有一條界線是永遠跳不過去的，永遠有個隔閡。不過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裏說，對這個問題也不能那麼悲觀。從認識上說，物質是永遠不能知道的。不過人從道德行為這一方麵談，倒不完全是沒希望，也不能那麼悲觀。按照康德說的，在講到道德的時候，有一個最高的人生原則什麼的，就是說你要想知道你的行為是不是守道德的，有一個尺度，有一個標準可以用，那就是想想你的行為，可不可以作為一個公律，一個公共的規律，可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果能的話它就是道德的，如果不能就不行。這是他講的道德的最高標準。其實這個標準就是沒有學過康德的人也會承認。我們看見一個人做了什麼壞事，就可以對他說：你這樣做不對，如果人人都像你這樣，那結果就不堪設想了。比如一個人坐公共汽車，他不買票，售票員向他講理，說我這裏是公共汽車，就是靠賣票維持的，如果每個乘客不買票，也就沒有公共汽車了。這其實就是康德說的那個最高標準。我們說殺人不能作為一個道德規律，因為人人互相殘殺，就沒有社會了，就沒有人了。偷東西不能算道德的行為，因為如果人人都靠偷東西來生活，那就沒人生產了，那個社會就不存在了。所以，他這個標準也不能算是他的發現，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利用。一九五二年，我參加了一個代表團到印度訪問。一位印度朋友問我，他說你們社會主義把勞動者都解放了，那就沒人勞動了，大家都不勞動怎麼辦？我說：社會主義不是人人都不勞動，而是人人都勞動。這就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道德上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可以叫資本家都成為勞動者，人人都勞動，可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叫人人都成為資本家去發財，因為人人都是資本家就沒有資本家了。所以康德的這個規律就是我們經常用的規律。我想孔子講的那個忠恕之道實際上也是這個意思。一個行為你不知該不該做，你就可以看看能不能把其推而廣之。能推而廣之就行，否則就不行。實際上這是一個道理。不過在這一點上，可以看見一個打破主觀與客觀之間界牆的希望。照康德講的實際上就是“自我之法”，自己給自己定的法律。自我之法就是要擴大那個主觀，把主觀擴大到包括客觀。那麼一擴大，就打破了主觀與客觀的界限。一個人作為一個個體，他總是可以以自我為主，可是自我之法就不是以自我為主，可見人類的個體主觀之外，還有一個什麼力量，他說這就是那個超乎主觀之外的力量。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出是有三件事情，一個是上帝存在，一個是靈魂不死，一個是意誌自由。我的主觀總是要包括我的主觀利益。我的自我之法要否定我的主觀，可見這個意誌就不是受主觀與特殊的影響，這個意誌是很自由的。他們由此可以推出，除了肉體之外，還有靈魂，還有上帝。
康德這樣講了，這隻不過是個櫥窗，一個窗戶。從這裏麵，可以稍微望見裏麵的什麼東西。可是窗戶總是在那兒，隔閡總是在那兒，這是他認為沒有辦法的。所以那個東西是個彼岸。我在這個岸上可以望見那個岸，可是永遠也達不到那個岸。康德有點像柏拉圖，主觀與客觀的矛盾講得很明確。可是沒有辦法來解決這個矛盾。雖然他提示了一點，可是他總認為是不能解決的。這就是從認識論入手的那條路。
中國的道學家是從倫理學下手的。一方麵似乎可以說，它是繼續康德的路，把康德的說法推到它的邏輯結論。不過這不能從時間上說，從時間上說，他們在康德以前。康德想了這個辦法，可是沒有進行到底。而道學家對這個問題進行到底了。道學家認為既然有一個窗口可以看到裏麵的情況，那就把這個窗戶擴大，甚至不要窗戶，推翻界牆，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當然就解決了。這個就是王陽明說的那個“致良知”了。王陽明說，人人都有一個良知，他看見好的就知道是好，看見事物不好的，他就知道是不好的。這是人人如此的。問題是致良知，把一般的良知擴大起來，把窗戶擴大，甚至把牆拆掉，實際上就是這個問題。這都是從道理上說，不是就時間說，按時間說就不對了。主觀和客觀之所以有界限、有矛盾，按道學的說法，就是有些思想行動是從“私”字開始的，是從軀體上起念的、從肉體上起念的，為我個人的利益而做的，就是一個“私”字。跟“私”相對的是“公”，從“私”出發的思想行動就是為“利”；從“公”出發的就是“義”，主要差別就是利與義的分別。要是把私去掉，一切都為公，那你就跳出了特殊的範圍了，就不為特殊所限製了，就與一般一致了。所以道學家所說義與利的分別就是公和私的分別。從公出發的都是道德的，那叫義。從私出發的都是不道德的，那叫利。所以道學家都反對利。有些人認為利就是指的物質利益，所以道學家反對利，就是輕視物質利益。這個看法不對，問題不在於“利”是不是物質利益，而在於你為什麼去求那個物質利益。你要是為了私利去追求物質利益，那就是“利”；要是為公去求，那就是“義”，而不是“利”。為公求利，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做好事。有些人對利的了解不夠全麵，比如說在我們社會主義裏邊，有全民所有製企業，它的經理說，我辦的是社會主義企業，我們不應該像資本家那樣精打細算，我不是為利，我是算政治賬，我不算經濟賬。這個想法有問題。你當個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理，能精打細算，使你的企業賺錢而不賠錢，叫你的企業增加經濟效益，這是義，不是利，這並不是為個人的打算，這正是義。你辦的社會主義企業，不精打細算，辦得企業賠錢、關門，把人民給你的資本都賠光了，這是什麼政治賬？你辦一個企業，你就須精打細算，講經濟效益、賺錢，叫你的企業辦得活起來，這是義，不是利。所以道學反對的不是物質利益而是私利，就是反對“私”。道學家說的義和利的分別就是公和私的分別，你為公就是義，為私就是利。你做生意把企業辦好，給國家賺錢，給人民做好事，這是義。這個問題必須這樣論證才行。所以歸結起來，道德和不道德的分別就是“公”與“私”的分別，就是“義”和“利”的分別。你要什麼事都為公，就超出了你的個體了。超過個體的範圍了，就把主觀和客觀的界限打破了，解決了這個矛盾，那也就解決了一般與特殊的矛盾，特殊就是私，把私去掉，矛盾就解決了。所以中國道學是從邏輯、從理學下手的路。這條路能把兩種矛盾都解決了，解決的方法就是去“私”，把“私”字打破了。照道學家的說法，“義”上麵還有“仁”，仁義禮智的那個“仁”。這個“仁”同那個“義”有同有異。同的是都是去“私”，“仁”是愛人，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別人。這也是要跳出“私”的個體的範圍，這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義”是道德的原則，而“仁”不僅是道德的原則，還是一個精神境界。“義”是單純的原則，而“仁”裏麵包括愛，所以“義”看起來是冷冰冰、鐵麵無私的東西。“仁”看起來就不是這樣，而有點熱乎乎的味道。因為愛都帶著熱，所以現在講到愛都用“熱愛”兩個字。因為愛裏有熱的因素，它是一個精神境界。道學講，仁比義又高一層，或者說更全麵一點，因為它不僅是道德原則，也是一個熱的精神境界。道學家講哪個地方麻痹了的感覺，叫麻木不仁。為什麼叫“不仁”呢？就是因為這一部分和身體的別的部分失去了聯係。中醫說就是氣不相關了。這一部分發生了問題，也感覺不到疼痛、痛癢，就是這一部分和別的部分不是息息相關，不聯係了。道學家說，不仁就好像一個人麻痹了，跟外界都沒有氣息相通了。按道學講，最高的品質就是仁，“人”和“仁”聲音都一樣，所以這兩個字可以互相定義，有的書說：“人者，仁也。”也有書說：“仁者，人也。”這兩個字一致。清朝末年，戊戌變法的思想家譚嗣同寫了一部書，叫《仁學》，仁學就是人學，就是講怎樣做一個真正的人，頂天立地的人，有與天地參的人的最高品質。他的書起名為《仁學》。所以道學的仁學，就是人學，這好像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一提到仁字，有些人不了解，就認為是一種庸庸碌碌、婆婆媽媽的老好人，和稀泥的人，那一種人是有的，任何時代都有。孔子、孟子時代都有。可是孔子、孟子最討厭那種人，把那種人叫“鄉願”。那種人像仁，可又不是。那種人，能夠以假亂真。所以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孟子說：“惡莠，恐其亂苗也。”莠就是雜草，有點像莊稼苗，容易混淆，所以特別可惡。還說：“惡紫之奪朱也。”朱是紅，紅的顏色是好的。別的顏色不是紅，也表現出來不是紅，隻有“紫”討厭，它有點兒像“紅”可並不是紅。“鄉願”那種人特別可惡，真正的仁人肯定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人。孔子說：“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真正的仁人，是個拚命的事，遇到緊要關頭，寧可犧牲自己的身體，也不犧牲那個原則，鬥爭性是非常強的。哪是婆婆媽媽和稀泥的那種老好人呢？後來孟子講浩然之氣，這個浩然之氣就是仁。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是軟弱可欺，和稀泥、庸庸碌碌的。文天祥的《正氣歌》就是講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人們的一種精神境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他舉的例子有：“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這些都是拚命的事。後來他總結說：“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這是一種忘我的精神境界，當它貫日月的時候，個人的生死就不在話下了。那就真正跳出了個體的範圍，是氣所磅礴，萬古長存。世界上還不止萬古。這個萬古就表示永恒，永恒並不是長時間，而是超時間，沒有時間。這個時候，個體的生死就不足論，完全超出了個體的範圍。超乎個體的範圍，這是一種精神境界，在這個精神境界裏，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就沒有了，一般和特殊的矛盾也沒有了，都解決了。這就是中國哲學講的最高精神境界。我開的參考書最後一本是我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那個“緒論”。“緒論”裏講，哲學就是叫人能夠得到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像《正氣歌》所說的那種精神境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還有一點，要想達到這個精神境界，要做些什麼工夫，做些什麼事。這一點又是道學的特點了。這個答案就是不需要做什麼，也不需要你吃齋，也不需要你念佛，也不叫你出家，也不需要做別的什麼事，就你平常的那些工作，那些事。不過你做的時候要總想著去掉“私”，做的不是為“私”，是為“公”。每做一件事都要去私為公。這個就是去掉私欲。有些人說這個道學就是反對欲。這麼講的是柏拉圖。道學講的是反對私欲，是反對私，不是那個欲。譬如人生中有男女關係，道學並不反對，它隻反對不正常的男女關係，那就是“私”了，是私欲。至於正常的男女關係，是夫婦結婚，這不是欲而是禮。這是夫婦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