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陽明苦口婆心地勸他改邪歸正，而他卻用各種借口搪塞，王陽明漸漸發現，他在對牛彈琴。或許正是他總對牛彈琴，池仲容這頭牛不高興了。他要告辭回三浰。
王陽明在1518年春節到來之前的最後幾天時，所考慮的事已不是如何對付池仲容。池仲容現在已是他盤裏的烤鴨，插翅難飛。他疑慮的是，盧珂還沒有回到龍川。他之所以重視盧珂，是因為盧珂本來是賊，賊最了解賊，“以賊攻賊”會減少不必要的損失。而且，盧珂回到龍川，就可以完成對三浰的合圍計劃。
他對池仲容隻字不提投降的事，而是勸他，現在已是年關，你若回去，春節一過還要來給我拜年，何苦這樣折騰。我看贛州這地方可能比不上你的三浰，但有一樣，你三浰是沒有的，就是元宵節的花燈。你也不差這十幾天，賞完花燈再走也不遲。
池仲容說起了場麵話：“叨擾多時，心有不安，我們還是走吧。”
王陽明歎道：“你這一回，我也要回京交差，人生苦短，咱們此生恐怕再不能相見，我很不舍。我這裏有酒有肉，你們還經常出去找妓女，今後這樣的好日子恐怕不多，何不多享受幾天？”
談到酒肉，池仲容的衛隊無動於衷，因為他們山中也經常有酒肉。但談到女人，山中就很稀缺了，池仲容的衛士們兩眼放光。他們勸池仲容多留幾天，按池仲安的說法，人家王陽明都說了，他要回京交差了，你在贛州城等他走和回三浰等他走，有什麼區別？
池仲容的衛隊認為沒有區別，池仲容思來想去，也認為應該沒有區別。他的確好多年不在民間過春節了，他想，這倒是個好機會。
春節那天，池仲容和他的衛隊喝得爛醉如泥。第二天醒來時已是中午，池仲容後怕起來，如果王陽明就在他們喝醉時下手，那簡直易如反掌！他對池仲安說：“不是我不相信王陽明，我是心理素質不過硬，總覺得在這裏每天都提心吊膽的。”
池仲安大為驚異，說：“看來你的心理是有問題，那怎麼辦？”
池仲容說：“後天，初三，初三必須離開這個鬼地方。”
王陽明同意了池仲容的告辭請求，因為他估算著盧珂已經到了龍川，他說：“初三日子不好，初四早上走。初三，我為你們餞行。”
池仲容不同意，說：“初三我們必須走。”
王陽明回複：“可以，中午吃飯，飯畢，你們就上路。”
在這種拉鋸式的談判中，池仲容神經不再緊張，一想到回三浰，他就舒坦了很多，心裏最後的警惕不複存在。
1518年正月初三，王陽明請他們吃大餐。吃到一半時，池仲容的衛隊把武器從身上摘了下來。即將結束時，王陽明向他身邊的衛兵使了個眼色，他的衛兵大喝一聲：“拿下。”
帳幕後麵躥出了一群刀斧手，池仲容“哇呀”一聲，去拿身邊的武器，但他太慢了，兩個刀斧手已把他拍倒在桌子上，他的衛隊裏有幾個人跳到桌子上要反抗，王陽明的刀斧手們就把桌子掀翻，把他們壓在底下。整個緝捕過程快速有效，沒有任何人傷亡，池仲容被捕了。
王陽明命人把池仲容等人捆綁起來，擊鼓升堂，拿出了盧珂遞交給他的書信，那上麵寫的正是池仲容必反的分析報告。王陽明冷冷地盯著他，說：“你認罪嗎？”
池仲容嘴裏滲出苦澀的黏液，勉強地笑了笑，沒有說話。在一瞬間，他確信，一切都已過去了。
王陽明接著問：“你既已投降我，為何還要造反？”
池仲容吐出了幾個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又補充了一句，“你殺了我一個，我那萬把兄弟不會袖手旁觀。”
王陽明說：“我想象不出，你那萬把兄弟看到你的人頭後會有什麼感想？”
池仲容一幹人等被斬首，頭顱還在滴血，王陽明就下達了對三浰的總攻令。他本人率領自己的衛隊經由龍南縣冷水徑直奔浰頭三寨。
三浰岌岌可危。任何一個組織、團體乃至團夥隻要群龍無首，滅亡可立而待。王陽明在給中央政府的報告中三番五次說三浰是南贛地區危害最大的土匪，原因就在於池仲容的武裝有嚴明的紀律和遠大的割據理想。靠紀律組織起來的一群人就不是團夥，而是組織。當然，辯證法告訴我們，有利就有弊，這種靠紀律維持的組織，一旦沒有了領導，必是一盤散沙。王陽明把池仲容誆到贛州，無非是要造成這樣的後果。不過，王陽明並未輕視三浰武裝，雖然在群龍無首下沒有有效的抵抗，可他們的力量還在。困獸猶鬥，有時候比自由的野獸還要厲害。
1518年正月初七，王陽明兵分三路，直指三浰：第一路從廣東惠州府龍州縣奔三浰；第二路從江西贛州府龍南縣奔三浰；第三路從贛州府信豐縣奔三浰。盧珂的龍川部隊作為機動部隊，隨時支援各處。
三浰山賊自池仲容送回那封平安信後，就已沒有了絲毫的警惕。1518年正月初七那天，王陽明三路剿匪部隊向他們發起進攻時，他們張皇失措，在短暫商議後，決定把精銳放在龍子嶺抵抗王陽明。王陽明三路部隊同時向龍子嶺發動猛攻，決心一戰而成。開始時，王陽明部隊遇到了頑強的抵抗，但當戰鬥進入白熱化時，王陽明命人把池仲容的人頭懸掛在長杆上，叫人呼喊：“你們大王已身首異處。”池仲容的部隊頃刻喪失鬥誌，在逃跑中互相踐踏，死了一半，另一半又被王陽明的部隊緊緊追擊，也死傷殆盡。王陽明趁熱打鐵，命令所有部隊掃蕩池仲容的各個據點，池仲容多處據點的抵抗都沒有任何實質意義，隻有九連山據點的抵抗可圈可點。
九連山四麵都是懸崖絕壁，隻有一條鳥道可以到達山頂。九連山武裝設下了滾木礌石，王陽明部隊寸步難進。王陽明乞靈於詐術，他挑選一批敢死隊，讓他們穿上盜賊的服裝，入夜後，這批敢死隊在九連山下發出淒慘的求救，聲稱他們是從老巢逃出來的人。九連山盜賊毫不懷疑，給他們開了大門，打著燈籠照著他們腳下的路。敢死隊抓住機會砍翻了守衛，守住隘口，放進了王陽明的一部分大部隊。九連山就這樣被拿下了。
1518年農曆三月初八，王陽明從三浰班師回贛州，讓四省多年疲於奔命而又勞而無功的南贛匪患被王陽明徹底平定，用去的時間僅一年零三個月。
隻怕有心人
我們敘述王陽明南贛剿匪時，讀者往往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剿匪真的就如敘述的那樣順利？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南贛土匪在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的四省剿匪部隊麵前幾乎不可動搖，但在王陽明指揮的一萬餘部隊麵前卻不堪一擊。原因何在？
1518年農曆四月下旬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王陽明邀請他的弟子們喝酒，席間，他真心實意地對弟子們說：“謝謝諸位，以此相報。”弟子們大為驚訝，說：“我們還為沒有幫到您而慚愧，您為何要感謝我們？”王陽明回答：“我剛到贛州辦理軍務時，時常擔心辦錯事，愧對諸位，所以謹慎之極。我一人靜坐回憶執行賞罰時，總感覺有些地方還是不到位。不過一旦與諸位相對，我感覺所做的一切賞罰之事都無愧於心。這就是你們助我之處啊。”
其實這段話說的就是“事上練”，任何一件事靠你一個獨坐想象，無論想得如何滴水不漏，都於事無補。必須要到事上去磨煉。做事時無愧於人、無愧於心，這才是王陽明心學所說的真正的“存天理去人欲”，真正的“煉心”。
王陽明的這段話還透露出一個信息。他初到南贛打敗詹師富之後曾給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奏疏，他認為賞罰不明才是南贛剿匪屢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他自認為能夠順利掃蕩群賊，歸因於他在忠誠地執行了賞罰。
固然，“賞罰公正”是一個組織前進的催化劑。但公正的賞罰隻能保證組織本身的前進，它並不是組織解決外部問題的充要條件。王陽明南贛剿匪的全盤勝利，主要靠的是他非同凡響的軍事才能和行政才能。
王陽明在軍事上有三個過人之處。
一、不重形式，隻重實質。王陽明之前的南贛巡撫都喜歡調動四省部隊，場麵壯觀，聲勢逼人，卻寸功難立。王陽明認為這是搞形式主義，南贛地區千山萬壑，根本就不適合大部隊縱橫馳騁，而且勞民傷財。他動用的剿匪部隊其實隻是機動部隊，人數最多時才一萬餘人。按他的見解，山賊未經過專業的軍事訓練，所以野戰能力脆弱，全靠地勢存活，隻要解決了他們倚靠的“地利”就萬事大吉。而解決“地利”的問題，一支驍勇善戰的機動部隊就足矣。
二、以毒攻毒，以賊攻賊。任何一個王朝的正規軍在軍事訓練中很少訓練山地戰。因為正規軍的主要任務是抵禦強大的外敵，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必須在大平原上進行硬碰硬的衝鋒戰，躲貓貓式的遊擊戰簡直就是玩笑。所以正規軍一旦對付起山賊草寇，就力不從心。王陽明的策略就是以毒攻毒，以賊攻賊。最了解賊的不是官，而是賊。用賊攻賊，勢如破竹。王陽明重用受降的盧珂，就是此例。
三、心理戰。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永遠讓人摸不透他的路數。
在軍事才能之外，王陽明還有出色的行政才能。每消滅一處土匪，他就在土匪滋生處建立政府據點，崇義縣、和平縣就是這種思路的產品。另外，之前我們提到的保甲製、光榮榜和黑名單，都被王陽明在南贛地區全方位地實行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南贛鄉約》。
南贛匪患銷聲匿跡後，王陽明開始以一個儒家門徒的眼光看待匪患產生的緣由。儒家思想把個人道德抬到至高無上的位置，認為道德是靈丹妙藥，百病可除。王陽明把這種思想實踐化。他的心學認為，道德就在我心，不必外求，關鍵是有人並不想釋放它。
如果遇到不想釋放道德的人，王陽明和孔孟的辦法一樣：教養。孔孟、朱熹、王陽明都認為，家庭宗族鄉裏的風俗環境，對個人的道德和行為影響極深。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孟母為了讓孟子有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曾多次搬家。王陽明則說：“天理固然在我心中，但如果一個意誌力不堅定的人，生活在一個肮髒的環境裏，他的天理就很難顯現。”
按王陽明心學的意思，真正的聖人是在花街柳巷而能清白為人，不去做妓；是在強盜窩裏正身修心，不當強盜的人。可這樣的聖人鳳毛麟角，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被大環境影響的。所以，對於這大多數人來說，大環境是相當重要的。
不過王陽明也認為，單純和這些人講大道理未必有效，所以他的《南贛鄉約》不是道德教科書，實際上，它應該屬於命令，其中主要內容如下：
一、每一鄉的領導人（約長、約正）要幫助大家，必須對他所管轄區域內的人負責。任何人有疑難，鄉領導必須出麵為其解決。鄉領導還要主動去了解人們的困難，如果有人作奸犯科，鄉領導就有連帶責任。
二、每一鄉的領導人要協助官府完成納糧的任務，勸一些頑民改過自新、恪守本分，以及勸誡大家維護地方安定。如果鄉領導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第一時間向官府彙報。
三、每一鄉的領導人有保護其所管轄人民的責任。如果有地方官吏、士兵等來勒索騷擾，鄉領導必須向官府報告，並追究官吏和士兵的法律責任。
四、每一鄉的領導人必須有處理管轄區事宜的責任和義務。在經濟事務上，鄉領導要勸令大戶、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貧難不能償還的宜以寬舍，不得趁火打劫，逼人為盜。親族鄉鄰若有紛爭、鬥毆等不平之事，不得妄為，當向鄉領導上訴。男女成年宜及時婚嫁，如有因為聘禮或嫁妝沒準備好而推遲婿期，要請示鄉領導，鄉領導要出麵勸他們不要耽擱，隨時婚嫁。為父母辦喪事，根據家庭經濟條件，隻要心誠盡孝就好，不必浪費。否則，鄉領導有權在糾惡簿上的“不孝”欄裏寫上他的名字。
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南贛鄉約》從政治層麵來講，很有點自治的味道。它是一個由政府督促的鄉村組織，也許在王陽明之前，它不過是個政府的規條，而到了王陽明手中，它就成了政府統治鄉村的工具。而從王陽明心學的角度來講，它就是“格心”。
康有為曾說，言心學者必能成事，而且是大事，這句話在王陽明身上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因為王陽明心學，說白了，就是讓人用心的學問。所謂“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任何一件事，隻要你用心，正如王陽明所說，道理就在你心中，你用了這個道理，就必能成事。“用心”其實就是一種使命感，為了一個目的而進行全方位的思考。
王陽明到南贛剿匪就一直在用心。他最初的目的是消滅山賊，他就“用心”地運用“詐術”消滅山賊。他後來的目的是還百姓一個太平世界，他就“用心”地設立政府據點、教化百姓，出爐《南贛鄉約》。因為他的使命感告訴他，消滅土匪後拍拍屁股走人不是做事的正確態度。
當然，在一年多的剿匪過程中，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作為心學大師的角色。隻要稍有空閑，他就會和跟隨他的弟子討論心學。在贛州，他要弟子們靜坐祛除人欲，又讓弟子去事上練，更讓弟子們去事上練時一定要誠心實意。為了大範圍地傳播他的心學，他在贛州城一口氣建立了義泉書院、正蒙書院、富安書院、鎮寧書院、龍池書院。同時寫下心學《教約》，要弟子們每日清晨聚集後，捫心自問如下問題：愛親敬長的心是否有鬆懈時？孝順父母的行為實踐否？人際交往中是否有不得當之處？每天是否做了欺心的事？如果沒有，那就繼續，如果有，那就馬上要改。
為了讓弟子們深刻理解他的心學，他在贛州寫下了《大學問》一書。《大學問》是心學入門課，是王陽明從心學的角度重新解釋了儒家經典《大學》。任何對心學感興趣的人，必須要讀這本書。而如果能讀透這本書，也就從理論上正式邁進了王陽明心學的殿堂。
心學入門課——大學問
首先將和我們有關的《大學》的內容放在這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有弟子問王陽明：“《大學》一書，過去的儒家學者認為是有關‘大人’的學問。我冒昧地向您請教，‘大人’學問的重點為什麼在於‘明明德’呢？”
《大學》是論述士大夫通過廣泛學習，獲取可以用來從政做官的學識和本領的一篇文章。學習的目的就是為治理國家，並顯示自己光明的品德。古典儒家和朱熹認為，“大人”就是獲得治理國家能力和光明自己品德的人。
王陽明的回答是：“所謂‘大人’，就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那種人。他們把天下人看成是一家人，把所有中國人看作一個人。倘若有人按照形體來區分你和我，這類人就是與‘大人’相對的‘小人’。‘大人’能夠把天地萬物當作一個整體，並非是他們有意這樣認為的，實在是他們心中的仁德本來就是這樣，這種仁德跟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
“實際上，不僅僅是‘大人’會如此，就是‘小人’的心也是這樣的，問題就在於，他們自己把自己當作‘小人’罷了。為什麼這樣說呢？任何一個人看到一個小孩兒要掉進井裏時，必會自然而然地生起害怕和同情之心，這說明，他的仁德跟孩子是一體的。
“或許有人會說，哎喲，那孩子是人類，所以才有害怕和同情的心。可是當一個人看到飛禽和走獸發出悲哀的鳴叫或因恐懼而顫抖時，也肯定會產生不忍心聽聞或觀賞的心情。飛禽走獸不是人類，他仍有這樣的心情，這說明他的仁德跟飛禽和走獸是一體的。
“或許有人又疑問：飛禽和走獸是有靈性的動物，如果他看到花草和樹木被踐踏和折斷時呢？我確信，他也必然會產生憐憫、體恤的心情，這就是說他的仁德跟花草樹木是一體的。
“又有人說，花草樹木是有生機的植物，如果當他看到磚瓦石板被摔壞或砸碎時呢？我仍然確信，他也肯定會產生惋惜的心情，這就足以說明他的仁德跟磚瓦石板也是一體的。這就是萬物一體的那種性德，即使在‘小人’的心中，這種性德也是存在的。
“那麼，這種性德是怎麼來的呢？這個問題無需證明，它與生俱來，自然光明而不暗昧，所以被稱作‘明德’。隻不過‘小人’的心已經被分隔而變得狹隘、卑陋了，然而他那萬物一體的仁德還能像這樣正常顯露的時候，是他的心處於沒有被欲望所驅使、沒有被私利所蒙蔽的時候。
“待到他的心被欲望所驅使、被私利所蒙蔽、利害產生了衝突、憤怒溢於言表時，他就會損物害人、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自己的親人也會殘害。在這種時候，他那內心本具的萬物一體仁德就徹底被遮蔽了。所以說在沒有私欲障蔽的時候，雖然是‘小人’的心，它那萬物一體的仁德跟‘大人’也是一樣的；一旦有了私欲的障蔽，雖然是‘大人’的心，也會像‘小人’之心那樣被分隔而變得狹隘、卑陋。所以說致力於‘大人’學養的人，也隻是做祛除私欲的障蔽、彰顯光明的德性、恢複那天地萬物一體的本然仁德功夫而已。根本不必在本體的外麵去增加或減少任何東西。”
這段話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良知，與生俱來，不必外求。一個有良知的人不會去殺戮同類，也不會去殘害飛禽走獸，更不會踐踏草木瓦石，因為有良知的人能把天地萬物都當成自己的一部分。而那些殺戮同類、殘害飛禽走獸、踐踏草木瓦石的人不是沒有良知，而是良知被遮蔽了。所以說“光明自己的良知”（明明德）很重要。
弟子接著又問：“‘明明德’確實很重要，可是為什麼又強調‘親民’呢？”
王陽明的回答是：“‘明明德’是要倡立天地萬物一體的本體；親民（關懷愛護民眾）是天地萬物一體原則的自然運用。所以，明明德必然要體現在親愛民眾上，而隻有親民才能彰顯出光明的德性（明明德）。所以愛我自己父親的同時也兼愛他人的父親，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親。做到這一點後，我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實地同我父親、別人的父親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親成為一體。真實地成為一體後，孝敬父母（孝）的光明德性才開始彰顯出來。愛我的兄弟，也愛別人的兄弟，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兄弟，做到這一點後，我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實地同我兄弟、他兄弟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兄弟成為一體。真實地成為一體後，尊兄愛弟（悌）的光明德性才開始彰顯出來。
“對於君臣、夫婦、朋友，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是一樣，真實地愛他們的，以此來達到我的萬物一體的仁德，然後我的光明德性就沒有不顯明的了，這樣才真正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這就是《大學》所說的使光明的德性在普天之下彰顯出來，也就是《大學》進一步所說的家庭和睦、國家安定和天下太平，也就是《中庸》所說的充分發揮人類和萬物的本性（盡性）。”
這段話的意思是，良知的有無不是你說有就有，必須要知行合一，要到事上磨煉，要致良知。也就是說，要光明你的良知（明明德），必須到在萬事萬物上（親民）。不然的話，那就成了禪宗，隻說不做。
弟子問：“既然如此，做到‘止於至善’為什麼又那麼重要呢？”
王陽明回答：“所謂‘至善’，是‘明德’‘親民’的終極法則。‘至善’的顯現，表現在立刻能肯定對的、否定錯的。凡輕重厚薄，都能根據當時的感覺而展現出來，它富於變化卻沒有固定的形式，然而它是人的規矩與物的法度的終極裁斷，其中不容許有些微的設計籌劃、增益減損存在。其中若稍微有一點設計籌劃、增益減損，那就是出於私心的意念和可笑的智慧，而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至善’。隻有將慎獨（自己獨處時也非常謹慎，時刻檢點自己的言行）做到精益求精、一以貫之境界的人才能達到如此境界。
“後人因為不知道‘達到至善’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的心，而是用自己摻雜私欲的智慧從外麵去揣摩測度，以為天下的萬事萬物各有自己的道理，因此掩蓋了評判是非的標準，使‘心為統帥’的簡單道理變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人們的私欲泛濫而公正的天理滅亡，明德親民的學養由此在世界上變得混亂不堪。
“古來就有想使明德昭明於天下的人，然而因為他們不知道止於至善，所以使得自己夾雜私欲的心過於膨脹、拔高，所以最後流於虛妄和空寂，而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實內容無所幫助，佛家和道家兩種流派就是這樣的。
“古來就有希望親民的人，然而由於他們不知道止於至善，而使自己的私心陷於卑微的瑣事中，因此將精力消耗在玩弄權謀智術上，從而沒有了真誠的仁愛惻隱之心。春秋五霸這些功利之徒就是這樣的。
“這都是由於不知道止於至善的過失啊。所以止於至善對於明德和親民來說，就像規矩畫方圓一樣，就像尺度量長短一樣，就像權衡稱輕重一樣。所以說方圓如果不止於規矩，就失去了準則；如果長短不止於尺度，丈量就會出錯，如果輕重不止於權衡，重量就不準確。而明明德、親民不止於至善，其基礎就不複存在。所以用止於至善來親民，並使其明德更加光明，這就是所說的大人的學養。”
止於至善，說的就是按良知的指引做事。
弟子問：“‘知道要止於至善的道理，然後自己的誌向才得以確定；誌向確定，然後身心才能安靜；身心安靜，然後才能安於目前的處境；安於目前的處境，然後才能慮事精詳；慮事精詳，然後才能得到至善的境界。’這是什麼意思呢？”
王陽明回答：“人們隻是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所以總是向外界尋求；以為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定理，從而在萬事萬物中去尋求‘至善’。所以使得求取至善的方式、方法變得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不知道求取至善有一個確定的方向。
“如果你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而不用向外麵去尋求，這樣意誌就有了確定的方向，從而就沒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的弊病了。沒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的困擾，那麼心就不會妄動而能處於安靜。心不妄動而能安靜，那麼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從容不迫、閑暇安適，從而安於目前的處境。能夠安於目前的處境，那麼隻要有一個念頭產生，隻要有對某事的感受出現，它是屬於至善的呢，還是非至善呢？我心中的良知自然會以詳細審視的本能對它進行精細的觀察，因而能夠達到慮事精詳。能夠慮事精詳，那麼他的分辨就沒有不精確的，他的處事就沒有不恰當的，從而至善就能夠得到了。”
隻有讓自己的良知正常工作，那就能做到定、靜、安、慮、得。由此可知，良知並不僅是一種美德，還能助你做成一切事。
弟子問：“任何事物都有本末主次，從前的理學家把彰顯德性當作根本，把教導民眾重新做人當作末梢，這兩者是從內心修養和外部用功的相互對應的兩個部分。事情有開始和結束。從前的理學家把知道止於至善作為開始，把行為達到至善作為結束，這也是一件事情的首尾相顧、因果相承。像您這種把‘新民’作為‘親民’的說法，是否跟儒家學者有關本末終始的說法有些不一致呢？”
王陽明回答：“有關事情開始與結束的說法，大致上是這樣的。說顯明德性為本，親愛人民為末，這種說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應當將本末分成兩種事物。樹的根幹稱為本，樹的枝梢稱為末，它們隻是一個物，因此才稱為本與末。如果說是兩種物，那麼既然是截然分開的兩種物，又怎麼能說是相互關聯的本和末呢？如果明白彰顯光明的德性是為了親愛民眾，而親愛民眾才能彰顯光明的德性，那麼彰顯德性和親愛民眾怎麼能截然分開為兩件事呢？理學家的說法，是因為不明白明德與親民本來是一件事，反而認為是兩件事，因此雖然知道根本和末梢應當是一體的，卻也不得不把它們區分為兩種事物了。”
朱熹解釋《大學》，認為是“新民”，而不是“親民”，王陽明認為是“親民”，再次闡釋“知行合一”。
弟子問：“從‘古代想使天下人都能發揚自己本身具有的光明德性的人’，直到‘首先要修正本身的行為’，按照先生您‘明德親民’的說法去貫通，也能得到正確、圓滿的理解。現在我鬥膽請教您，從‘要想修正本身的行為’，直到‘增進自己的知識，在於能夠析物窮理’，在這些修為的用功次第上又該如何具體地下功夫呢？”
王陽明回答：“此處正是在詳細說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功夫。人們所說的身體、心靈、意念、知覺、事物，就是修身用功的條理之所在，雖然它們各有自己的內涵，而實際上說的隻是一種東西。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就是在現實中運用條理的功夫，雖然它們各有自己的名稱，而實際上說的隻是一件事情。什麼叫作身心的形體呢？這是指身心起作用的功能而說的。什麼叫作身心的靈明呢？這是指身心能做主宰的作用而說的。什麼叫作修身呢？這裏指的是要為善去惡的行為。我們的身體能自動地去為善去惡嗎？必然是起主宰作用的靈明想要為善去惡，然後起具體作用的形體才能夠為善去惡。所以希望修身的人，必須首先要擺正他的心。然而心的本體就是性，性天生都是善的，因此心的本體本來沒有不正的。
“那怎麼用得著去做正心的功夫呢？因為心的本體本來沒有不正的，但是自從有意念產生之後，心中有了不正的成分，所以凡是希望正心的人，必須在意念產生時去加以校正，若是產生一個善念，就像喜愛美色那樣去真正喜歡它；若是產生一個惡念，就像厭惡惡臭那樣去真正討厭它，這樣意念就沒有不誠正的，而心也就可以得正了。
“然而意念一經發動、產生，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惡的，若不及時明白並區分它的善惡，就會將真假對錯混淆起來，這樣的話，雖然想使意念變得真實無妄，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想使意念變得純正的人，必須在致知上下功夫。
“‘致’就是達到的意思，就像常說的‘喪致乎哀’的致字，《易經》中說到‘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道了，‘至之’就是要達到。所謂的‘致知’，並不是後來的儒家學者所說的擴充知識的意思，而是指達到我心本具的良知。這種良知，就是孟子說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種知性。
“這種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學習，它就能做到。因此我們稱它為良知。這是天命賦予的屬性，這是我們心靈的本體，它就是自自然然靈昭明覺的那個主體。凡是有意念產生的時候，我們心中的良知就沒有不知道的。如果它是善念，唯有我們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如果它是惡念，也唯有我們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這是誰也無法給予他人的那種性體。
“所以說，雖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為，甚至達到無惡不作的地步，但當他見到君子時，也會不自在地掩蓋自己的惡行，並極力地表白自己做的是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許他埋沒的特質。
“今日若想辨別善惡以使意念變得真誠無妄，其關鍵隻在於按照良知去判斷行事而已。為什麼呢？因為當一個善念產生時，人們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時不能真心誠意地去喜歡它，反而背道而馳地去遠離它，那麼這就是把善當作惡，從而故意隱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而當一個惡念產生時，人們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時不能真心誠意地去討厭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那麼這就是把惡當作善，從而故意隱藏自己知惡的良知了。像這樣的話，雖說心裏知道，但實際上跟不知道是一樣的，那還怎麼能夠使意念變得真實無妄呢？
“良知所知道的善，雖然人們誠心地想去喜歡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踐履善的價值，那麼具體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從而可以說喜歡善的願望還有不誠懇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惡，雖然人們誠心想去討厭它，但若不在惡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鏟除惡的行為，那麼具體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從而可以說那討厭惡的願望還有不誠懇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去為善，使善的言行沒有不盡善盡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惡事上，也就是惡意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去除惡，使惡的言行沒有不被去除幹淨的。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內容就沒有虧缺和被掩蓋的地方，從而它就得以達到純潔至善的極點了。
“此後，我們的心才會愉快坦然，再也沒有其他的遺憾，從而真正做到為人謙虛。然後心中產生的意念才沒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說我們的意念真正誠實無妄了。所以《大學》中說道：‘係於事上的心念端正後，知識自然就能豐富；知識得以豐富，意念也就變得真誠；意念能夠真誠，心情就會保持平正；心情能夠平正，本身的行為就會合乎規範。’雖然修身的功夫和條理有先後次序之分，然而其心行的本體卻是始終如一的，確實沒有先後次序的分別。雖然正心的功夫和條理沒有先後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誠純一，在這一點上是不能有一絲一毫欠缺的。由此可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一學說，闡述了堯舜傳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學說的心印之所在。”
良知是件法寶，使用它不需要任何繁瑣的程序，也不需要任何咒語，隻要你按它的意思行事，就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這就是王陽明《大學問》告訴我們的一個終極真理，用王陽明的話說，不是我告訴你的，這個道理其實就在你心中：天下一切事，都是你良知的事。
風雨又來
1519年春節剛過，王陽明在贛州給王瓊寫了封長信。在信中，他平靜地敘述了南贛地區的剿匪和設立行政區的情況。人們從夢中醒來後，就再也不會心有餘悸地去回想那個噩夢。緊接著，他滿懷熱情地追憶了王瓊對他的信任往事，聲稱如果沒有王瓊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他在南贛的剿匪不可能這樣順利。然後又談到自己獲得的那些國家榮譽，諸如升為右副都禦史，實在感到有愧，他沒有這個才能。還有他的後代可以世襲千戶，這讓他受寵若驚。他說，大部分功勞應歸於王瓊。
王陽明這樣說，乍一看去有些虛偽。南贛匪患的平定無可置疑是他的功勞，王瓊不過是把他推到那個舞台上而已。不過這就是問題所在：王陽明固然偉大，但王瓊更偉大，因為他能重用王陽明。
信的最後，王陽明談到自己的健康狀況。他說南贛地區氣候潮濕，瘴癘彌漫，他的肺病複發，又因為剿匪工作辛苦，所以生活作息不能規律，患了很嚴重的痢疾。他此刻最大的希望就是王瓊能在皇上朱厚照麵前替他求情，允許他退休回老家。他說，自己所以如此不顧體統地總想回家，是因為祖母於1518年農曆十二月離開了人世，他因為來南贛剿匪未能見祖母最後一麵，內心在滴血。
王陽明的身體狀況的確不容樂觀。他在給弟子的信中經常提到他的肺病和不見好轉的痢疾，在1518年春節的那場邀請池仲容的宴會上解決了池仲容後，他一個猛子紮到地上，口吐鮮血。弟子們驚慌地扶起他時，他開始劇烈地咳嗽。當時弟子們的感覺是，王陽明想把肺咳出體外。在成功地徹底掃蕩南贛山賊後，他連續四次寫信給朱厚照、給吏部、給兵部，允許他退休，但都被一一駁回。
中央政府不準王陽明退休，實際上是王瓊不讓王陽明退休。王陽明在南贛建下煊赫的功績後，中央政府很多人既羨慕又嫉妒，他們巴不得王陽明趕緊離開政壇。意料之中的，這些人都是朱熹門徒。他們擔心王陽明會挾著卓著功勳闖進中央政府，與他們並肩而立。可這是他們絕不能容許的，因為在他們眼中，王陽明是異端，是他們的精神偶像朱熹的敵人。
1519年二月初，王陽明的第四封請求退休的信到達北京。朱厚照先問吏部尚書陸完，王陽明三番五次要退休，吏部怎麼看。
陸完是朱熹門徒，但從未按朱熹的教導“存天理去人欲”。他對王陽明在南贛的成就不屑一顧，因為他也是靠剿殺農民武裝（1510年劉六、劉七起義）成功上位的。他對朱厚照說，王陽明在江西的剿匪是托皇上洪福，他是個異端分子，不應該留在政府中，可以允許他辭職。
朱厚照又問王瓊。王瓊的回答是，王陽明絕不能離開江西！
朱厚照問為什麼。王瓊不可能說是因為寧王朱宸濠，可他也沒有別的理由。王陽明第一次請求退休時，他對朱厚照說南贛地區還有土匪殘餘，隻有王陽明能掃清這些殘匪。王陽明第二次要求退休時，他對朱厚照說南贛地區社會治安問題很大，王陽明必須要整頓社會秩序。王陽明第三次申請退休時，他對朱厚照說沒有合適人選接替王陽明。總之，他用盡各種借口把王陽明釘在了江西。但這最後一次，他實在找不出理由來了。王陽明給中央政府的報告中已經詳細地說明了他清整南贛的所有舉措和成果。如果南贛地區已經太平無事，誰來當這個南贛巡撫已無關緊要。
這就是陸完的看法，也是朝廷內部很多官員的看法。他們都對王瓊在王陽明退休上的態度疑惑不解，既然匪患已平定，南贛社會秩序已恢複，為什麼不讓人家離開？王瓊對這些人的質疑反應很冷淡，隻是希望朱厚照不要批準王陽明的退休請求。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大事馬上就要發生，山雨馬上就要來了。
朱厚照也不理解王瓊何以如此沒有人情味，人家王陽明口口聲聲說身體狀況不佳，祖母又去世，就是鐵石心腸的人看到王陽明信中提及未見祖母最後一麵的悲痛筆墨也會流下眼淚，可王瓊卻不為所動。
朱厚照對別人的傷心事一向不太關心，而南贛匪患的平定的確是王瓊舉薦王陽明的功勞，所以他也就不想有什麼立場。他對王瓊說，你呀，和王陽明好好談談這件事，人家非要退休，你就不要強人所難。又對陸完說，這件事就暫時聽王瓊的吧，你們吏部把他的退休申請打回去。
王陽明接到吏部“不準致仕”的信後，歎了口氣。他的學生問他：“我聽說老師您年輕時就立下經略四方的誌向，如今天下不安，到處都是可以建功立業之地。您為何屢屢辭職呢？”
王陽明思索半天，才道：“當年年輕氣盛，自龍場之後，這種心態平和了很多。因為我終於想明白，人有建功立業的心沒有錯，但千萬不要把這種心當成常態。我們應該時刻格自己的心，心如明鏡，物來則照，不要刻意去追求。你把自己鍛造成一個良知光明的人，這種機會總來找你。況且，我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傳播心學，讓天下人知道聖學法門，相比而言，建功立業就成了副業。”
又有弟子問他：“如果您在年輕時被派來剿匪，您能成功嗎？”
王陽明痛快地回答：“恐怕不能。”
弟子問：“為什麼？”
王陽明回答：“我早已說過，年輕時涉世未深，內心浮躁，心不定就難成事。人非要經曆一番不同平時的劫難才能脫胎換骨，成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
弟子問：“如果沒有磨難呢？難道去主動找嗎？”
王陽明回答：“當然不是這樣。我是從磨難中得到了真諦，人隻要時刻格心，讓良知不要被人欲遮蔽，就都能成功。”
1519年前半年，王陽明就是在這種和弟子有聲有色的講學中度過的。他沒有再向中央政府遞交退休申請，他的身體雖然恢複了許多，但遠不及正常人健康。有一段時間，他曾想起他的妹夫、最得意的大弟子徐愛。徐愛病逝於1517年農曆四月，正是王陽明在贛州大興書院之時。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浙江省餘姚馬堰橫上村人。1508年，年僅二十一歲的他高中進士，被朝廷派到祁州（今河北安國市）擔任州長（知州）。兩年後，霸州文安縣(今河北文安）居民劉六、劉七憑借在地方上的勢力發動武裝起義，徐愛在祁州堅壁清野，抵抗二劉。二劉失敗後，中央政府曾對其點名表揚。
徐愛為官清正廉明、勤奮敬業，在知識分子圈中享有美譽，後來調至南京建設部工作（南京工部郎中）。就是在南京當差時，得知王陽明講授心學，於是登門拜訪。相談之下，深為王陽明的“心即理”理論而折服，於是，對其北麵而拜稱弟子。他是王陽明創建心學後的第一位弟子，後來，又深深地愛上了王陽明的妹妹王守讓，娶之，由此又成了王陽明的妹夫。
徐愛和王陽明討論最多的就是《大學》宗旨問題，王陽明為其辨難解惑，使徐愛對王陽明心學的認識深入骨髓。隨著王陽明弟子的與日俱增，很多弟子對王陽明的良知學有不明之處，徐愛就充當了大師兄的角色，為他們辨難解惑。
1516年年末，王陽明受命到江西剿匪。王陽明在中央政府屢次催促下不肯上路，最後一次，徐愛勸王陽明，如今天下紛紛議論，您還是走一遭吧，我願意永遠跟隨您。王陽明大為感動。1518年農曆三月，王陽明剿匪功成。徐愛希望能和王陽明一起回浙江餘姚，終身膜拜王陽明。同時，他還引用名言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想不到的是，竟一語成讖，就在他回老家看望父母時，一病而死，年僅三十一歲。王陽明在贛州得此噩耗，悲痛萬分，大呼：“天喪我！天喪我！”心情長久低落，每每想到徐愛，心情不能自已。
據說，徐愛曾做過一個奇異的夢，夢見他在空曠的沙漠中，遇到一位和尚。和尚預言他“與顏回同德，亦與顏回同壽”。如果此夢真如王陽明所說的是人在良知完完全全時的狀態，那麼，良知告訴徐愛，你就是王陽明的顏回。
王陽明對此也有同感，他說：“徐愛的溫恭，實在是我不能企及的啊。”多年以後，他領著眾多門徒到徐愛的墓前（今紹興迪埠山麓）掃墓，就在徐愛的墓前講解他的心學，講到興頭上，突然長歎一聲：“真想讓他起死複生聽我講課啊。”
實際上，在王陽明的眾多弟子中，徐愛是最能領悟他心學的弟子。他對徐愛的懷念不僅僅是純粹感情上的懷念。在之後傳播心學的道路上，每遇挫折和攻擊，王陽明都會想到徐愛。兩人不僅僅是師徒，還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傳習錄》第一篇就是《徐愛錄》，如果說《大學問》是心學入門書，那麼《徐愛錄》就是《大學問》的課外輔導書。在《徐愛錄》中，我們清晰地知道，“心即理”其實就是一切道理、真理、天理都在我心，不需外求，知行肯定是合一的。
當王陽明在贛州一麵講學、一麵回憶徐愛時，兵部來了指令。王瓊要王陽明到福建福州去處理一個軍人的叛亂。這個軍人叫進貴，是中央政府在福州設立的三衛下屬的“所”的千戶。
在此需要補充解釋一點明朝的“衛所”。衛所製是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創立的，它是這樣的一個軍事組織：在全國各個要地建立軍事據點“衛”，每一“衛”有5600人，長官稱為指揮使。這位指揮使管轄五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有1120人。千戶“所”又下轄十個百戶“所”，一所為112人。百戶“所”下設兩個“總旗”，“總旗”下再設五個小旗，每個小旗為十人。千戶所的長官稱為千戶，百戶所的長官稱為百戶。有戰事時，中央政府國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衛所最高長官指揮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來，然後皇帝再指派一人擔任這支軍隊的司令，司令領著這群衛所的士兵出征。
這是一個相當完善的軍事組織。但到了朱厚照時代，衛所製已破敗。指揮使把千戶當成苦勞力，千戶把百戶當成農民工，百戶又把總旗當苦勞力。由此就中了“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魔咒，最底層的士兵要給長官免費打工，所以怨聲載道。
進貴就是看到了這樣的危機，同時也認為這是一個改變命運的良機，所以帶領他能控製的所有士兵，發動兵變。一時之間，福州危急，福建危急。
王瓊在得到進貴叛亂的消息時，認為不足慮。不過這恰好給了他一個大好機會，要王陽明繼續在江西附近轉悠，所以他立刻命令王陽明到福州平息叛亂。而在給王陽明的私信中，他說，南昌城最近動靜很大，你不必在進貴的身上浪費太多精力，要密切注意南昌城。
王陽明明白王瓊的意思，南昌城裏正是寧王朱宸濠。也許在此時，王陽明已經猜到了當初王瓊要他到江西的真正目的。
但王陽明也有自己的打算，朱宸濠造反的傳言已傳播了好多年，不過按他的見解，朱宸濠不會在這個時候造反，因為種種跡象都表明，朱宸濠沒有準備好。倘若他真在這個時候造反，那隻能證明一點：朱宸濠的智力商數絕對不足以支撐他的帝王理想。所以，他在1519年農曆六月初九從贛州啟程後，並沒有急如星火地奔瑞金過福建，而是繞道豐城直奔廣信，理由是他想回家奔喪。
這在外人看來是典型的不負責任，進貴正在福州大動幹戈，大概已血流成河，他不但不去拯救萬民，反而要回家奔喪。事後曾有些小人追究王陽明的這一責任，而王陽明給出了巧妙的解釋：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行走，所以取道豐城。
倘若他走的是瑞金這條路，恐怕他就趕不上朱宸濠上演的那場大戲了，因為朱宸濠在王陽明從贛州啟程的四天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革命。如果他不繞道，此時已在福建福州，正因為他繞了道，所以他在朱宸濠宣布革命兩天後的1519年農曆六月十五得知朱宸濠革命的消息時，才走到豐城縣界。
先是有人來報告：“朱宸濠反了。”王陽明在船艙裏吃了一驚，他急步走出船艙站到船頭。緊接著，又有一撥人來報告：“朱宸濠已經發兵了。”王陽明在船頭上驚駭起來。他和跟隨他的兩個謀士說：“想不到寧王如此焦急！”
他命令他的船原路返回。但返回時是逆風，他的船寸步難行。此時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王陽明在船頭焚香禱告，流下眼淚說，如果老天憐憫聖靈，讓我可以匡扶社稷，就請給我一陣順風。如果老天沒有此心，此舟就是我葬身之地。他的禱告靈了，很快，風變了方向，王陽明和他的幾個謀士順利地潛進了臨江鎮（江西樟樹臨江鎮）；第二種說法是，雖然有了順風，可他的船老大不想開船，因為回去肯定是死路一條。於是王陽明抽出衛兵的刀，把船老大的耳朵割掉了一隻，船老大認為一隻耳朵也能活下去。王陽明又割掉了他另一隻耳朵，並且威脅他，如果再不開船，就把他扔到水裏喂魚。船老大認為，不開船是死，開船或許還能有活路。兩害相權取其輕，船老大開了船。
這艘滿載著王陽明焦慮的船乘風破浪，把王陽明送到了最榮耀、最光芒的巔峰，也把他推到了別人望塵莫及的傳奇聖壇，更把他送進了讒誣誆詐的漩渦中，這艘船永遠都不會想到，正是它讓王陽明心學“致良知”的終極真理橫空出世。
1519年農曆六月十五夜，烏雲滾滾，不見月亮。王陽明在臨江鎮忽明忽暗的燈光下，看向南昌城。那裏將是戰場，是他和朱宸濠的戰場。他將在那裏和朱宸濠正式交鋒，而實際上，他和朱宸濠早已有過交鋒，隻不過那時的交鋒是隔山打牛，這一次，卻是短兵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