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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2月23日，一個新生嬰兒掙脫母體的啼哭聲，打破了廣東新會熊子鄉茶坑村的寂寞，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梁啟超，在這個村莊的一個姓梁的家庭裏誕生了。
梁啟超的幼年生活受其祖父母、父母的影響甚大。他在《哀啟》一文中，述及祖父以來的家世，說梁家從遷到新會以來，祖上十代人都以務農為業，直到梁啟超祖父那一代，才開始讀書，學習儒學典籍，走科舉的道路。
梁啟超的祖父叫梁維清，生於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卒於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他雖家境貧寒，兩歲喪母，卻愛書法，篤好學問，幻想通過讀書舉業躋身官場，擺脫梁家十世為農的困境。然而科舉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他勤學苦讀，奮鬥多年，也隻是中了個秀才，成為學府生員，最後做了個地位卑微的八品官——教諭，負責管理一縣的文教事業。盡管如此，梁維清還是頗感欣慰，因為他畢竟為梁家打開了通向官場的道路，使梁家從“十世為農”走向“亦官亦儒”，並真正過上了既有田地、又能讀書的鄉紳生活。
梁維清身為秀才，又熱心公益事業，所以深受茶坑村鄉民的信賴，在茶坑村他算得上是一呼百應的頭麵人物。有兩件事為證：1854年，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震撼了新會這個南方偏遠的小城。當地群眾紛紛響應，一時間，群雄並起，新會城形勢危急。茶坑村離城僅10餘裏，村裏亦有聞風而動者。梁維清站在這場革命運動的對立麵，在村裏組織保良會，禁止鄉民起義，最終，鄉裏沒有參加暴動的人。另有一事，是說村前大道泥濘，坎坷不平，過往路人對此頗有怨言。梁維清出麵募捐修路，村民紛紛響應，最終，將原來的泥土路翻修成了石板路，此舉深得當地百姓讚頌。這兩件事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了梁維清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在家族內部，梁維清也處處起表率作用，每月初一，他都要率領子孫到祠堂祭拜先祖，如果遇到先輩的忌日，他就會身著素衣，忌酒忌肉，以此來表示對先輩的尊重。梁維清兄弟8人，他是嫡子，在家族內部比庶子地位要高，然而在遺產繼承問題上他卻沒有以自己的嫡子身份要求占有更多財產，而是堅持與繼母、庶母的兒子平均分配。梁啟超為有這樣的祖父而自豪，對其大加讚譽，說他勤儉樸實，忠厚仁慈，待人寬厚，治家嚴謹。
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生於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卒於1916年(民國五年)。寶瑛為幼子，最受其父鍾愛。梁維清將家學傳與他，對他嚴加訓練，滿心希望他能沿著科舉的道路走下去，飛黃騰達，光宗耀祖。豈料，寶瑛終身與仕途無緣，雖努力拚搏，屢屢應試，卻連個秀才也沒撈到，最後隻能做個私塾先生，在鄉裏授課。
梁寶瑛雖然在科舉事業上沒有成績，但在熱衷公眾事業上與其父相比，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梁啟超在《哀啟》中說，廣東乃是海濱之地，民風向來剽悍，賭博盛行、盜匪成群、械鬥不止，梁寶瑛對此深惡痛絕，認為這三大禍害不除去，當地就永無寧日。為維護鄉村的治安，梁寶瑛不辭辛勞，長期堅持在鄉裏做排難解紛的工作。
他曾帶領少年登第的梁啟超到鄰近鄉村行禮求和，化幹戈為玉帛，使熊子、東甲兩個鄰鄉由“械鬥三十年不解”，而變成敦睦友助的好鄰居；他常在風雨交加的深夜，踏著泥濘的小道去搜索聚賭的人，對他們誨以利害，苦口勸誡，使他們深受感動，最終改過自新；他還複興鄉團，以防盜侵，有效地保衛了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茶坑村鄰裏和睦、賭風難興、盜匪不侵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實是梁寶瑛嘔心瀝血換來的。他外勤內孝，十年如一日地侍奉多病的父親，真所謂“日則勤勞鄉社鄉校間，夕則就病榻報告成績以博歡笑”。
梁啟超的母親趙氏，生於1852年(清鹹豐二年)，卒於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趙氏出身書香門第，知書識禮，以“賢孝”聞名鄉裏。她不僅是自己孩子的啟蒙老師，同鄉的姑嫂姐妹也經常從她那裏學認字，習女工。關於她的美德及在鄉中的影響，我們從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勳《高祖以下之家譜》中的一則記載可以看出。記載稱，當時的人結婚都是媒妁之言，姑娘出嫁前，夫家需要先去考察姑娘的人品如何，但是，如果聽說姑娘跟著梁啟超的母親學過女工，那麼，夫家就會毫不猶豫地相信這個姑娘的人品。趙氏共生四子二女，長子啟超，次子啟勳，三子五歲而夭，四子啟業，趙氏即因生他難產而亡。兩個女兒名字不詳。另外，梁啟超還有繼母吳氏，生一子數月即殤；又有庶母葉氏，生子女各二人，長子啟文，次子啟雄，女不詳。
梁家的經濟情況，梁啟超在《悼啟》一文中有所介紹，根據梁啟超的說法，他們家家境一般，隻有少量的耕地，全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耕種。最初梁啟超的曾祖有幾畝田，後來平均分給他的8個兒子，每人僅得幾分地，直到祖父中秀才後才買了十幾畝田，後又分給他的3個兒子。梁寶瑛靠繼承的四五畝田，半耕半讀，家境是比較貧寒的，以至梁啟超結婚時連居住的房子也沒有，隻得借用梁氏宗族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作新居。後來，梁啟超出了名，他的父親以為發財的時候到了，便趕到日本向兒子要錢。梁啟超哭笑不得，其父則以死相逼，最後還是他的學生集資銀元1200元為他解了圍。梁寶瑛帶著這筆錢回到故鄉，買了幾十畝田，蓋了一所房子，從此養尊處優，過起不勞而食的生活。
啟蒙教育
梁啟超出生在一個知書識禮、家教嚴謹的書香門第，又處在一個“尊師務學問”的社會環境裏，這就決定了他有一個良好的啟蒙教育。10歲以前，梁啟超的啟蒙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內，由祖父和父母直接教授。他在《我之為童子時》一文中說過，他小時候，中國還沒有學校教育，他最初識字的時候，是他母親教導的，後來改由他的祖父和父親來教授。
梁啟超幼年時代最受祖父梁維清的寵愛，受祖父提攜教誨之處頗多。《三十自述》記載，他從四五歲起就隨祖父讀書識字，白天祖父指導他讀《四子書》《詩經》等，晚上祖父又帶他同床而睡。所謂《四子書》又稱《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集。讀書疲倦的時候，祖父就給他講一些古代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特別喜歡說一些南宋、明末的國難故事。說者津津樂道，聽者如癡如迷，使年幼的梁啟超既長了知識，又受了教育。為了便於梁啟超學習，祖父還特地在屋後蓋了一間小書齋，取名“留餘”，祖孫同吃同住，形影不離。
祖父對梁啟超的啟蒙教育是多方麵的，讀書識字以外，倫理道德和愛國主義教育也是重要的教育內容，而這種教育又是采用了寓教於樂的戶外活動形式，所以具體生動，對梁啟超的思想影響很大。據梁啟勳的《曼殊室戊辰筆記》介紹，茶坑村有一古廟，裏麵收藏了48幅古畫，所畫的是曆史上二十四忠臣和二十四孝子的故事。每年正月十五的上元節，茶坑村的鄉民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裏，他們在賞燈之餘，還要去觀賞古畫，表達自己對這些曆史上的忠臣、孝子的崇敬之情。每逢這一天，梁維清必帶領兒孫們入廟觀畫，指點著牆上掛著的一幅幅古畫，對他們說，這個是宋代朱壽昌棄官尋母的故事，那個是嶽飛出師北征的故事……
新會境內的崖山是南宋末年宋軍與蒙古鐵騎最後血戰的古戰場，領導宋軍抗擊元軍的陸秀夫、張士傑等，帶著南宋皇帝趙昺投海自殺，君臣壯烈殉國，南宋從此滅亡。恰巧，梁家祖墳也在崖山。每年清明，梁維清都要帶著兒孫們借著掃墓的機會，劃著小船前往崖山，憑吊為國捐軀的英雄。在前往崖山的船上，梁維清不斷給子孫們講南宋的故事。這些曆史上忠臣、孝子、英雄的事跡，深深地打動了年幼的梁啟超，對他日後倫理道德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梁啟超牢記祖父對自己的教育，並以祖父當年所講的英雄故事來教育自己的子女，他認為這是懷念祖父的一種絕好方式。據梁啟超的外孫女吳荔明回憶，梁啟超也像祖父當年教育他自己一樣，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就經常給他們講愛國故事。流亡日本期間，每天晚飯後孩子們圍坐在小圓桌旁，梁啟超一邊喝酒一邊給他們講陸秀夫如何精忠報國的故事，以激發孩子們的愛國熱情。
梁啟超兒童時代所受的啟蒙教育，除了他的祖父以外，還得益於他的父母。《三十自述》記載，梁父對梁啟超的教育非常嚴格，一旦梁啟超的言行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就會遭到父親的嚴厲批評。梁啟超的父親一開始就把他看作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孩子，對他嚴加管教，精心培養，指望他將來能出人頭地，為梁家爭光。梁寶瑛科舉失利，隻得專心在鄉中教書，這倒使他有更多的時間來關心梁啟超的啟蒙教育。梁啟超6歲時，曾一度從表兄張乙星受學，但主要還是從其父讀書，學《中國略史》《五經》等，開始接受曆史知識和儒家思想教育。正如他在《哀啟》中所說，他早年並沒有外出求學的經曆，他的學問根底，都是在他父親的教導下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