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對梁啟超的啟蒙教育，總是既重視讀書識字，又強調敦品勵德；既要求打下深厚的學業根底，又注重培養良好的思想品德。祖父梁維清是按照這個標準對梁啟超進行教育的，父親梁寶瑛也是如此，而母親趙氏仍是如此。在梁啟超的記憶裏，母親不僅教他讀書寫字，更關心他的品德修養。有這麼一件事，令梁啟超終生難忘。他在6歲時曾因一事說了謊，這在梁家是犯大忌的。梁啟超說過，在他們家，很多錯事都是可以被原諒的，但是隻有說謊這種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原諒的。為了6歲的梁啟超說謊的事，晚飯後，母親把他叫到房內，板著麵孔，神情嚴肅地對他加以盤詰。梁啟超幾乎不敢相信：眼前這位因盛怒而氣得變了樣的人，就是平時終日含笑，溫柔善良的母親。他驚呆了，然而，母親還是把他翻伏在膝前，用力打了數十鞭，並對他說，你將來如果再說謊，就會淪落為盜賊、乞丐！怕他聽不懂，母親又對他進行了耐心的解釋：人為何要說謊呢？要麼是做了不該做的事，要麼是該做的事沒有做，因為害怕被人責罰，就要說謊。做錯了事，如果自己意識不到，大可以說出來，然後在別人的提醒下加以更正，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而說謊的人則是明知自己犯了錯，不僅不思悔改，還自欺欺人，自以為騙過了所有人，這樣的心態和盜賊有什麼區別？一旦被發現，必然遭到唾棄，終究會淪為乞丐。對於母親的這段教訓，梁啟超深有所悟，長大後一直“常記在心”，認為是“千古名言”。
神童美名
良好的啟蒙教育，再加上梁啟超天資聰慧，使他很快脫穎而出，在鄉裏贏得了“神童”的美名。舊世文人常以屬對(對對聯)試才，被試者要在片刻之內工整地對上下聯，不僅要有廣博的知識，更要有敏捷的思維和快速反應的能力。少年梁啟超的奇才正是通過屬對顯露出來的。在新會，長期流傳著梁啟超7歲屬對的故事。傳說有一次，一位客人造訪梁寶瑛，啟超上前敬茶，客人想利用這個機會試試他到底有多聰明，於是便說了一句“飲茶龍上水”讓他對。梁啟超不假思索，應聲答道：“寫字狗扒田”。上聯是新會俗語，下聯也是新會俗語，對得非常巧妙。客人有點不服，接著又出了一句“東籬客采陶潛菊”，命他再對。梁啟超毫不示弱，隨口答曰：“南國人懷召伯棠。”“召伯棠”蘊含著周代召公在棠梨樹下處理政事而受民愛戴的典故。對得如此工整嚴密，總算讓客人心服口服了。屬對如此，作文也不含糊，他8歲隨父學做八股文，9歲便能寫出洋洋灑灑的千字文章，令家人驚羨不已。為了使這棵好苗子盡快成長，10歲那年家人讓他外出拜師，“就學於邑城周惺吾先生”。
過去人讀書多是為走科舉道路，梁啟超的祖父、父親在科舉道路上都不曾發達，因此，他們迫切地希望少年梁啟超能早登科場，舉業及第。1882年，10歲的梁啟超在祖父和父親的催促下，帶著全家人的希望和幾年辛勤學習的成果，第一次遠離家鄉，去省城廣州參加童子試。當時交通落後，內河輪船未通，去廣州應試的人需合夥買一條木船才能啟程。船買好後，梁啟超與同伴乘船溯流而上。
十月金秋送爽，兩岸稻花飄香，美麗的西江碧波粼粼。望著遠去的青山綠影，梁啟超和同伴們個個躍躍欲試，心情激動。從茶坑到廣州有三天的水路，船上除了應試的人，還有他們的老師和家長，大家同船共食，賦詩連句，一路上歡聲笑語，好不痛快！一天中午，又到了吃飯的時候，大家共進午餐。這時，突然有人指著盤中的鹹魚為題，命梁啟超吟詩，梁啟超隨即賦曰：“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詩一誦完，滿座動容，神童之名自此傳出。從此，“舟中吟詩”的故事不脛而走，“神童”的美名也傳遍了新會。
這次考試梁啟超雖然沒有被錄取，但對他來說，收獲還是很大的。首先，這次考試給了他一個從偏僻閉塞的鄉村走出來的機會，使他初次領略了外麵的大千世界，見識了繁華熱鬧的省城；其次，這次應試實際上是他在科舉事業上進行的一次實戰演習，為他下一步的“少年登第”奠定了基礎。不久，梁啟超又在書市上購得《（左車右酋）軒語》和《書目答問》二書，歸而讀之，眼界大開。這兩部書原是當時擔任四川學政的張之洞(科舉探花出身)寫給本省學子看的普及性讀物，刊行後頗受讀書人歡迎，很快就暢銷全國，讀書人幾乎“家置一編”。
這是兩本什麼樣的書呢？《（左車右酋）軒語》主要是供童生進學、秀才歲考用的，也可作為私塾老師的教學參考書，內容就是如何學做紳士，如何通經讀史，如何應付考試。《書目答問》則為回答諸生“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而編，它上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列舉2200種古籍，但是此書並非一份簡單的書目，它還有一些對書的注解，士子將它視為治學之門徑。張之洞晚年對自己這兩部書的成功頗為得意，認為這兩部書為後世讀書人提供了一個讀書的指導。梁啟超自稱讀了這兩部書後，才知道什麼叫做做學問。後來，梁啟超受《書目答問》的啟發，先後編製了《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西學書目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等，推薦介紹了西學及國學方麵的要籍名篇，並注明“精讀”、“熟讀”、“可讀”、“瀏覽”、“可讀可不讀”，為學子指示讀書門徑。
少年科第
1884年，12歲的梁啟超第二次赴廣州應學院試。這次他考中了秀才，補了博士弟子員。12歲的秀才不僅在新會是絕無僅有的，就是在中國科舉史上也是少見的。當時的主考官廣東學政葉大焯，對少年梁啟超特別垂青，把他召到麵前，親自考察他的才學。梁啟超所答邏輯清晰，條理分明。葉大人了解到，梁啟超的才學都是來自祖父和父親的教導，因而對梁家的家訓頗有讚許。機靈的梁啟超心想：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是祖父的七十大壽，何不乘此機會請葉大人為祖父題贈壽言？於是，長跪請曰：“家中祖父，今年七十，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一日，願得先生一言為壽，一則為祖父壽辰增輝，二則慰藉吾仲父、吾父之孝心，再則也可為梁氏宗族增光。”葉大焯被梁啟超的一片孝心所感動，欣然命筆，為梁老先生寫下了一段長長的祝壽文。清代一省學政為三品大官，當梁啟超帶著葉大焯的祝壽文回到家鄉，茶坑村沸騰了，整個梁家被淹沒在前來道賀的人群之中。
帶著成功的喜悅，少年梁啟超決定沿著科舉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他又開始投入到更緊張的學習中。根據《三十自述》記載，當時的梁啟超一方麵致力於八股、帖括之學(泛指科舉應試文章)，準備繼續參加科舉考試；同時，他對這種枯燥的文體、僵硬的方法又有所不滿，而對古文詩詞、班馬史書則頗為欣賞，所以對唐詩、古代散文、《史記》《漢書》等，都用力甚勤。這種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突出。13歲時，段玉裁、王引之的訓詁學又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使他開始有了放棄科舉八股文的念頭。日後，梁啟超熱衷於中國文化學術的研究，於此已初見端倪。
勤奮刻苦的學習，使梁啟超的學業大有長進，以至他的老師周惺吾感歎自己已經無力教導他了。於是，梁啟超決定到省城廣州去投奔名師，入大書院進一步深造。當時教育製度規定，考中秀才就叫“進學”，即獲得進入官立學校繼續讀書的資格。1885年，梁啟超來到廣州，此時兩廣總督張之洞正在廣州積極開展洋務。梁啟超到廣州後，先後從學於呂拔湖、陳梅坪、石星巢諸師；1887年入學海堂讀書，次年轉為正班生。學海堂是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與菊坡精舍、粵秀書院、粵華書院、廣雅書院並稱為廣州五大書院。
清嘉慶年間，前任兩廣總督阮元創立學海堂，旨在為廣東學子提供一個學習訓詁詞章的場所。書院首席教授稱山長，地位極尊，督撫到任時必先去拜他，一般隻有宿儒大師方能擔任此職。學海堂自阮元時就不設山長，隻有學長。學生有專課生、附課生兩種，因學海堂乃專治經學之所，故學生又稱專經生。老師每月講課兩次，月初學長與學生會餐，師生利用這個機會交流感情，商討學術，教學形式自由活潑。
由於學海堂的創始人阮元是著名的漢學家，幾位學長也都有較深的漢學修養，所以這裏的教學內容以漢學為主，講的都是詞章訓詁和典章製度方麵的知識，對八股帖括則不太重視。早就對八股帖括有所不滿而對古代文化學術產生濃厚興趣的梁啟超，由此舍棄八股文，專門從事漢學研究。學海堂規定，凡考試成績優異者可獲獎賞，名曰“膏火”。梁啟超學習刻苦，天資又好，每個季度的考試，他都是第一名，是學海堂有名的高材生。
好讀書的梁啟超拿到獎學金後總是要去買書，每年放假回家時都要帶上許多書，如正續《皇清經解》《四庫總目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書》《粵雅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等，皆當時所購。據載，梁啟超在學海堂讀書時曾著有一萬多字的《漢學商兌跋》。這篇文章已經散佚，具體內容不得而知，從題目看，他當時對經學史上漢學與宋學的是與非可能已有了自己的看法。他晚年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有一綜合評價，從中可以窺見那篇散佚文章的某些思想。
學海堂幾年的苦讀為梁啟超後來的學術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對他爭得眼前的科場功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89年，17歲的梁啟超在飽讀經、史、子、集之後，踏上了正式的科舉之路，參加了三年一次的廣東鄉試。清代，鄉試是科舉全過程中最難登第的一級。因為鄉試時各省錄取的名額有限定，而各省應試的儒生則大大超過所規定的錄取比例。所以清代久困場屋，未能中舉的老秀才比比皆是，梁維清就是其中之一。現在梁啟超一次中舉，榜列第八名。正副主考官都被梁啟超的非凡才華所吸引，一致認為這位17歲的舉人前途無量。於是，主考官李端棻請副考官王仁堪作媒人，要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許配給這位少年舉子。誰曾想，王仁堪也正懷此意，想擇梁啟超為婿。但主座發話在先，他也隻好一笑了之。少年科第、才子佳人。梁啟超怎麼也沒想到，這編織在小說戲劇中的幻想故事，竟如此輕而易舉地在自己身上變成了現實，他陶醉了。正在他準備沿著科舉的道路走下去，去參加會試、殿試，去摘取狀元的桂冠的時候，他同樣也沒想到，在他麵前展示的將是另一片天地，在他腳下鋪開的將是另一條新道路，而這一切都與當時一個著名的人物聯係在一起。
初識恩師
1890年春，18歲的梁啟超在父親的陪同下入京參加會試。考試落榜，梁啟超和父親回鄉途中，在上海作短暫停留。此間，他在書市上購得徐繼畬編著的《瀛環誌略》一書，又看到上海製造局翻譯的西洋書籍若幹種，這時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中國之外的世界還很大、很精彩。同年秋，梁啟超在學海堂的同學陳千秋(通甫)的引見下，結識了因上書變法而被舉國上下視為異類的康有為。與康有為的結識決定了梁啟超一生的命運，從此以後，他在康有為的影響下走上了變法維新的道路，投身到拯救國家民族的政治鬥爭中，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康梁”齊名的風雲人物。不過，當時梁啟超已是一位舉人，而康有為還隻是一個秀才，所以當陳千秋向梁啟超介紹康有為的學問、見識如何精湛、新穎，足以為師時，梁啟超還有點不以為然。然而，在他聆聽了康有為的一席話之後，他才如夢方醒，茅塞頓開，感到自己原來自以為是的科舉之名、詞章之學，頓時失去了光彩，一個以前他從未夢想過的新的思想天地，正在他眼前展開。
康有為何許人也？他的思想究竟有何魔力，以至能如此強烈地觸動了梁啟超，令自命不凡的梁啟超折服呢？
康有為出生於1858年(清鹹豐八年)，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比梁啟超大15歲。康有為出生於一個“世以理學傳家”的名門望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以程朱之學教授於鄉，提倡後進，有著“醇儒”之稱。康有為主要是在祖父的教育下長大的，少年時代就接受了理學思想的係統教育，小小年紀，就對“聖人”們有著極大的崇敬，開口一個“聖人”，閉口一個“聖人”，以至招來鄉裏俗子的取笑，戲稱他為“聖人為”(即“康聖人”，“為”指他的名“有為”)。
康有為的青年時代，正值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年代。在外患日深、民族危亡的時代裏，富有愛國熱情的康有為逐漸形成了一種改變中國現狀的改良主義思想。1876年，19歲的康有為從粵中大儒朱次琦受學。朱次琦治學植根宋明理學而以經世致用為主，主張濟人經世，不做無用的空談高論。康有為受這種思想影響，對整日把自己埋在故紙堆裏，汩沒靈明，雖著書滿家卻派不上用場的考據學家，始厭之而終棄之。與其師以程朱為主而間采陸王略有不同，康有為獨好陸王，以為陸王心學直捷明快、活潑有用。於是，他閉門謝友，靜坐養心，以求安心立命之所、修身養性功夫。朱次琦卒後，康有為又入西樵山，屏居獨學，潛心佛典，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看來，儒家聖人的形象與佛教菩薩形象是一致的，兩者都以救世為目的。他以一種如癡如狂的行跡沉浸在對佛旨的領悟之中。
康有為傾心陸王，致力佛典不隻是一種思想上的愛好，而主要是為了經世致用，尋找解救國家民族的出路。在他看來，天下百姓生活艱難，上天賜予他聰明才智，是讓他來拯救黎民百姓的，他要以經營天下為誌向。然而，無論是陸王心學，還是佛教哲學，都沒有使他領悟到出路何在。
1879年，正當康有為求索無門，苦悶彷徨之際，他和曾在北京供職的張鼎華相晤，了解到一些資本主義思想和改良主義思想。這些信息對他影響很大，他自稱，正是通過張鼎華他才開始接觸新知識。不久，他又來到香港，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文化和社會體製正在這裏顯示出勃勃生機，意識到西方世界在政治文明上的進步，中國人再也不能用對待夷狄的態度對待西方人了。從此，他開始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曆程。
康有為通過對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觀察，目睹了晚清政府的腐敗統治所引起的民族危機，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科技發達而帶來的社會繁榮，他決心向西方學習，經過幾年的努力探索，他終於得出結論：隻有通過變法維新，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來拯救中國。
1888年5月，康有為又一次到北京應順天鄉試。考試落榜並沒有引起他的傷感，令他傷感的是當時的社會現實：中法戰爭後，列強侵略勢力蔓延到中國的西南邊陲，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有鑒於此，康有為決定向清帝提出變法請求。
這年12月10日(光緒十四年十月初八)，康有為草擬了《上清帝第一書》，書中嚴厲地批評了封建統治者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依然過著奢侈淫糜的生活，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認為這樣做的話中國十年之內可以富強，二十年即可恢複屬地報仇雪恨。這是康有為首次向光緒皇帝上書，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首次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的變法建議。
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要求變法的行為，受到了封建官僚的鄙視和嘲笑。當時，京師上下都認為康有為瘋了，那些可以給皇帝上書的大臣們，沒有一個願意幫他給皇帝上書的，最終這份上書沒有傳達到光緒皇帝手中。上書事件使康有為在社會上名聲大噪，而上書失敗又使康有為極度悲憤，為此他作《出都》一詩：“海水夜嘯黑風獵，杜鵑啼血秋山裂。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得。”1889年秋，康有為懷著上書不達的苦悶心情，離開京城，返回廣東。
回到廣東後，康有為對上書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反省。作為一位對傳統文化有深厚修養的學者，康有為似乎不難理解：任何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背棄傳統，與既往的曆史一刀兩斷，而必須在已有的曆史基礎上繼續前進；任何新思想的產生，也必須以以往的思想材料為出發點，根據現實的需要，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創新。尤其是在一個儒家思想統治兩千多年，傳統經學占據官方意識形態最高位置的封建大國進行變法維新活動，更要注意從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尋求可資利用的思想材料。所以，在向西方學習，初次上書不達的情況下，康有為開始思索究竟利用什麼理論作為變法維新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