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以上這些活動僅僅是幾位清廷遺老文人發發牢騷，或是清廷在一些地方搞一些小摩擦而已，還沒有構成大的威脅。清廷最大的一次複辟活動則是張勳乘調停府院之爭的機會，親率“辮子軍”進京，掀起的武裝複辟活動。
6月15日，張勳進京的第二天就頭戴紅頂花翎，身著前清官服，裝好長長的假辮子，前往養心殿拜謁宣統帝溥儀。密謀複辟的活動便緊鑼密鼓地拉開了。經過半個月的努力，30日夜裏，張勳一夥把溥儀請出了養心殿，口呼萬歲，叩頭稱臣。張勳因“擁戴”有功，被封為內閣議政大臣。康有為也因一片忠心，被授為弼德院副院長。那幫王公貴族、遺老遺少們皆心花怒放，歡天喜地。7月1日，張勳懷著萬分興奮的心情，通電全國宣布恢複大清帝國，取消民國。
可以說，張勳為了這次複辟陰謀成功，也費了一番心思。袁世凱一死，張勳利用心腹四處活動，以徐州為大本營，聯合各省督軍，同心同德，共扶龍旗。自1916年6月9日起，張勳以盟主自居，幾乎每隔3個月就召開一次督軍團徐州會議。隻是前三次會議令張勳大失所望，但他並不灰心。1917年5月22日舉行了第四次會議，終於商定了複辟計劃，而且與會者在一幅黃緞子上簽了名以示信守諾言。於是張勳自以為有了督軍團的支持，大膽地舉兵進京了。然而張勳並沒有想到倒行逆施的複辟活動，立即引起國內各階層人物的抨擊咒罵，卷起了一股討伐複辟的風暴。最令張勳心痛的是曾經一度默許複辟的段祺瑞卻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利用全國討伐複辟的輿論氛圍，興兵討伐張勳，把張勳當成自己重新上台的鋪路石。那幫簽了名的督軍們也都過河拆橋，連那條黃鍛子也“不翼而飛”，曾麵許張勳的日本政府也束手無策，這樣，張勳成了甕中之鱉。辮子軍被李長泰、馮玉祥的“討伐軍”打得落荒而逃，複辟敗局已定。7月8日，康有為逃亡美國公使館，12日，張勳逃往荷蘭使館，其他人也四散奔命，溥儀隻好再次宣布退位。這出複辟醜劇上演了12天就匆匆結束了。一時間，北京城裏辮子滿街，龍旗招展的景象也成了落花流水，無影無蹤。
下麵，我們來看看梁啟超在這場複辟活動前前後後的表現。總的說來，梁啟超反複辟極其主動積極，他依然利用他在輿論界的影響，充分發揮他的宣傳作用。在護國運動時，他針對複辟派猖獗現象寫了《辟複辟論》一文，並致電滇、黔、粵、桂四省督軍揭露康有為等人的複辟陰謀，希望他們提高警惕抵製複辟的發生。張勳複辟通電發出，梁啟超針鋒相對當即發表《反對複辟之通電》，並隨同段祺瑞誓師馬廠，成為段總司令部的聘任參讚，代表段祺瑞向外發布《代段祺瑞討伐張勳複辟通電》等一係列重要文電。總之，在反複辟鬥爭中，梁啟超搖旗呐喊，出盡了風頭。
但是，梁啟超此時反複辟的思想卻十分複雜。我們不能隻看到他的表麵行為，而忽視他紛繁的內心世界。
首先，他絕對不是“民主共和”的忠實信徒。從某種意義說，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是一場圍繞國體的鬥爭。複辟派主張恢複清帝製，有望實現君主立憲的國家；反複辟者則維護共和民主製度。梁啟超反對複辟不是像國民黨革命派那樣單純地為了維護共和民主製度。眾所周知，梁啟超過去主張“君主立憲”、“虛君共和製”，隻是辛亥革命成功，民主共和的觀念深人民心，使他不得不接受民主共和的現實。因此，在這場反複辟運動中，梁啟超是理性戰勝了情感。一方麵他認識到此時搞複辟，不論在外交、財政還是軍事上，複辟的皇帝都無力駕馭，不等人民反對，他們就會自行垮台。另一方麵，他認識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很清楚民主共和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中國再實行帝製絕無可能。所以說，梁啟超並不是因為忠實共和民主製才對複辟行徑義憤填膺，而是理智地認識到複辟之不可能，才順應了曆史潮流。
其次，梁啟超成了康有為的“不孝”學生。康有為與梁啟超的關係演變，時分時合，撲朔迷離，耐人尋味。維新變法時，二人攜手共進；亡命海外時，一度破裂；與革命黨論戰中，又重歸於好；辛亥革命後，二人分歧逐漸明顯；護國戰爭中，已是分道揚鑣。此時一個要頂戴花翎，一個要民國五色旗，水火不容。康有為曾拉攏梁啟超加入複辟集團，卻遭到了梁啟超的拒絕。康有為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等文，公開宣揚他的複辟理論。梁啟超針鋒相對，撰《辟複辟論》，指責康有為是“與眾為仇，助賊張目”，並且公然諷刺康有為的複辟行徑。當康有為與張勳以“文武二聖”自居，作神弄鬼上演複辟醜劇時，梁啟超毫不留情地挖苦說張勳隻不過是“悍帥”，“貪毒無厭之武夫”；康有為隻是“狡士”，“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如此，康有為自然痛恨梁啟超。尤其在複辟敗局之後，梁啟超如願以償地當上了財政總長，而同一天康有為則成了通緝犯。康有為怨氣難忍，一股腦兒全灑向了梁啟超：“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守虎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他把梁啟超比作自食父母的惡鳥猛獸梟與獍，與天帝爭權的刑天，專射恩師的逢蒙等等。這大概是對梁啟超諷刺挖苦他的回擊。
確實，在清廷複辟問題上，梁啟超站在其師康有為的對立麵，表現了較為強硬的態度。以致10年後，梁啟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裏仍然沒有忘記這件事。他說：“複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但是必須明白的是，梁啟超不可能完全剪斷他對“保皇”的情絲。隻是相比較而言，他比康有為要聰明些。誠如他自己所說，康有為鼓吹複辟，擁戴清故主，這不是真正關心清故主，而是把他推向火坑，是“厝之於危”；真正關心體諒清故主，應該“厝之於安”，讓他永遠避開政治的怨怨恨恨，留得名義上的尊榮，也就是不要搞複辟。
另外，梁啟超扛起反複辟大旗也是出於功心。梁啟超在推翻袁世凱的帝製活動中，立下了汗馬之功，他是以護國英雄的身份凱旋的。可是偏偏正是在梁啟超政治聲譽逐步提高，甚至如日中天的時候，卻冒出了張勳複辟事件。而一旦複辟成功，不僅剛剛贏得的“護國英雄”名譽會變得毫無價值，而且梁啟超立即就會成為抵擋“帝製”的罪人。於是，出於功心，梁啟超揭杆而起，立刻投入到反複辟的活動中。1916年6月20日，他在致各都督、各總司令的電文中，就表露過這番心思：一旦張勳複辟成功，他們這些人性命堪憂。可以說，此時複辟派利用護國革命的成果大倡複辟主張，已成了梁啟超心中之大患。如此，他怎能不反對複辟呢？
總之，梁啟超認識到“世界潮流不可拂逆”，於是順應了曆史步伐，在複辟運動中又一次取得了勝利。這讓梁啟超增添了更多的自信與激情。
入主財政
討伐複辟，梁啟超親入段軍參讚其事，倆人關係進一步密切；於是段祺瑞再度組閣，便滿口答應了梁啟超主管財政的要求。此時梁啟超感到自己終於有了國內最有勢力的支持者，埋藏心裏多年的財政宏圖終於露出了黎明的曙光。於是，梁啟超快速丟棄“以在野身份參與政治”的誓言，開始為自己走馬上任粉墨登場製造輿論氛圍了。
在段祺瑞任命梁啟超為財政總長的第三天，1917年7月19日，梁啟超便通電給總統馮國璋及各省督軍省長，宣布就職。在這份電文中，他盡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慨，不是“敬承策令”，奉令“筦領財政”，就是“義不容辭”，“罄智效忠”。總之，說得冠冕堂皇，無懈可擊。不久，他又召開研究係大會，極力鼓吹起“入閣主義”。他說入閣主義是為了給各政黨樹立典範，實現政治理想，他為了國家必須犧牲個人，努力奮鬥，決不讓中國走向一黨專政，為此他任重道遠。盡管梁啟超說得誠懇感人，可是他的矛盾心理、善變個性依然清晰可見。可以說，梁啟超每一次大行動，都是在“為國家”、“為團體”(政黨)、“為個人”(實現自己主張、擴大自己影響)中搖擺，濃濃的愛國精神與潛在的投機心理貫穿了梁啟超整個一生。這次入主財政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對這次段內閣十分滿意。在段閣其他6名成員中，內務總長湯化龍、司法總長林長民是研究會會員，教育範源濂、外交汪大燮、農商張國淦也都與梁啟超有舊。況且財政次長王克敏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合適人選。他不僅熟識外國銀行，而且能奔走於馮、段及其他軍閥之間，為梁啟超創造了一個好的軟環境。總之，梁啟超感到興奮不已，似乎覺得離他的理想實現隻有一步之遙。
可是，沒等到梁啟超展開想象，國內形勢便發生了急變。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失去了共同的代理人，開始尋找新的代理人。於是，英美左右了馮國璋，日本在操縱段祺瑞的同時，又扶植張作霖。這樣，原先的北洋軍閥集團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曾參加過反袁稱帝的各省頭目也擁兵自立稱霸一方，形成了地方軍閥。
馮、段上台後，各自做著獨裁專製、稱霸全國的夢。段祺瑞以“再造民國”的英雄自居，操縱著北洋政府的軍政實權，也把持了北京中央政府。為了進一步推行專製獨裁，他拒不恢複舊國會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舊國會雖然成分複雜，還不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會，但是它畢竟是辛亥革命的產物，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象征，對獨裁專製多少有一點限製作用。
舊國會誕生後，一直命運多艱。袁世凱為了洪憲帝製，公然違反約法解散國會；護國運動讓國會死而複生，可黎元洪卻在張勳武力威脅下解散了國會；討伐複辟成功後，人們期待著段祺瑞恢複國會，可是舊國會正是段祺瑞的眼中釘。所以在國人的憤怒聲中，段祺瑞依然我行我素，決定由“臨時參議院”暫時代替國會，行使立法權。之後，他又暗中指使“安福俱樂部”等組織，操縱國會選舉；外交上，他以參戰為名，大量借日本外債，這實際上是為了裝備皖係軍隊，實現自己的獨裁夢想。
這種種行徑立即在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孫中山等革命誌士清楚地認識到北洋軍閥獨裁者的險惡用心。於是，1917年7月19日，孫中山毅然由上海南下廣州，同時邀請舊國會議員南下，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公開舉起了護法大旗，發動了“護法運動”。在孫中山的號召下，7月21日，原海軍總長程璧光宣布擁護約法，率領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廣州；8月，大部分議員滿懷護法的決心與熱情，相繼到達廣州；此時，西南地方軍閥為了自保家門，對抗段祺瑞的專製，也傾向護法。這樣，8月25日，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正式成立護法軍政府，自任大元帥。一場興師討伐北洋政府的護法戰爭便開始了，南北對峙局麵再次形成。
如此動蕩的國內政局雖然扼製住了梁啟超理想的自由馳騁，但並沒有完全澆滅他心中的激情火焰，他依然盡職盡責當好他的財政總長，依然力求扮好段閣謀士的角色。
這時期，在一係列問題上，梁啟超都充當了段祺瑞的代言人、說客。他極力肯定段祺瑞在討伐複辟中的“英雄”之舉，把段祺瑞說成是一個為了國家民族大義而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的“義士”。不僅如此，他還表示，當前雖然段祺瑞舉步維艱，但是他願意跟段祺瑞共患難，維係國事。於是，在解散舊國會問題上，梁啟超千方百計尋找種種理由支持段祺瑞。諸如舊國會失去了威信；舊國會屢遭解散，再恢複必生反動，等等，以至為給段祺瑞呐喊，梁啟超自己出爾反爾，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袁世凱搞洪憲帝製時，楊度曾撰文為袁世凱解散國會、召集籌安會助聲勢。梁啟超對此義慎填膺，發文抨擊楊度“逾法律”。而現在梁啟超為了幫助段祺瑞，也走上了廢除國會、召集臨時參議院的路子。而且他還設法從法理上作出論證，他曾對《申報》記者說，召集臨時參議院“約法上亦可以勉強比附”等等。
當然，梁啟超一直沒有忘記他的財政夢想。流亡時期所學到的財政知識時刻挑起他的政治欲望。回國後他便發表或撰寫《治標財政策》《餘之幣製金融政策》等文，在洋洋數十萬言的宏篇大論中展示著對自己財政方略的自信。其中，幣製改革更是他夙昔所懷抱。出任財政總長後，他便一步步推行他的政策。他先後成立了幣製委員會、戰時財政金融審議會等組織，並特派財務行政視察團赴日本考察；他利用因中國對德宣戰，協約國同意緩付庚子賠款(其中德國要求隻付三分之一)的機會，大量借外款，發行國內公債，企圖統一硬幣紙幣，整頓金融，徹底改革幣製，為將來實現金彙總本位作準備。
應該肯定梁啟超的想法動機是好的，機會把握得也不壞。隻是財政困難、金融恐慌是當時中國的實情。即使非戰時，財政已陷於悲慘之境；何況當時國內軍閥之間爭霸稱王，護法戰爭劍拔弩張，軍費開支直線上升，現金缺乏，尤可憂危；同時，金賤銀貴的金融形勢也向梁啟超發起了挑戰。更可怕的是，梁啟超在這種情況下對段祺瑞的要求基本上有求必應。其時段祺瑞為了滿足自己獨裁的野心，肆意擴充軍隊武裝軍備，一張張報銷單縷縷不絕地飛到了梁啟超的辦公桌上。這正如曾琦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裏所描繪的那樣，這些軍閥都是狼子野心，他們隻想著掏空國家財政來填滿自己的腰包。果不其然，在這幫軍閥貪婪的要求下，沒出3個月，梁啟超已陷入困境。萬般無奈，他隻好憂鬱地寫了《密呈總統總理文稿》。在這篇文稿裏，梁啟超認認真真為總統總理填寫了一份國家收支清單，列舉了一大堆數字，歸根結底是入不敷出的結局。同時順便提出了辭呈，並且慘痛地說此次進入內閣，本想是有一番作為，結果事與願違，隻能辭職。自此，梁啟超的財政專家夢瀕臨破滅，那美妙宏偉的計劃也隻好付諸東流。
就在梁啟超思慮辭職的同時，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過。隨著護法戰爭開始，段、馮之間矛盾日益加劇，雙方你爭我奪，形成新的府院之爭。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不惜一切代價指揮大軍，盛氣淩人。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處處作梗，以至段祺瑞派往湖南、四川的軍隊連連受挫。馮國璋又指使直係將領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等聯名發通電主張“和平統一”。如此段祺瑞處於腹背受敵，騎虎難下的困局，隻好11月15日宣布辭職，內閣那幫閣員也隻好作鳥獸散，他們公開向馮大總統遞去辭呈。18日，梁啟超又單獨再上辭呈。
於是，失敗的苦痛又一次襲來，他感到了一股窒息、一種無奈。不過，這顆不甘寂寞的心又在醞釀著下一步行動。
尋覓家園
梁啟超又一次告別了官場，一切都陷入迷茫之中，一切又將重新開始。對這位文人政治家來說，其時當不當官已不是重要的事了。他似乎已經看清了北洋軍閥的狼子野心，他也習慣了宦海沉浮。此時他心裏真正酸楚難忍的是，自己想通過改良實現資產階級政治的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摧殘，還有自己這些年的努力受到了國人的譏諷，聲譽今非昔比。早在8月份，眾議院議員趙炳麟代表康有為致書梁啟超，極盡批評數落抨擊之能事，把梁啟超先保皇卻又反保皇、先讚袁又反袁、先擁段又棄段的行為一一列舉，以此指責梁啟超反複無常。如此，梁啟超的精神徘徊在困惑的沼澤之中，等待他的隻能是回歸精神家園，尋覓一片寧靜祥和的天空。
屈原《離騷》曰：“唯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屈原政治抱負遭受挫折，心情憂暗，隻好在夢裏尋找寄托，借助“夢”去實現回歸精神故鄉的願望。所以他夢到的是他一度想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起源地郢都，而不是他的出生地秭歸。梁啟超也一樣，他想去漫遊他的資產階級政治理想的發源地——歐洲。雖然歐遊的念頭很久以前就有過，但這一次來勢凶猛，非成行不可。隻是這是一次遠行，必須帶足錢財與人員。於是梁啟超籌劃了近一年時間。在這段時期，他不得不靠著述、講學、讀佛書等方式，讓心靈得到暫時的解脫。
當梁啟超心煩意亂地從財政總長位子上退下來時，他便立即醉心於碑刻之學。幾個月間，他寫了很多金石跋、書跋、書籍跋，儼然以一名專家自居。1918年春，梁啟超開始集中著述《通史》。梁啟超一生變化無常，但是他每做一件事，都能充滿激情，使出渾身解數去完成。況且此時他又極力想從紛繁複雜的官場中解脫出來，所以這次著述更勤、更專注。他每天早晨6時前起床，晚上11時前睡。這樣生活有了規律，保證了充沛的精力，每天著述能成2000餘字。在此期間，梁啟超嚴格控製自己和外界的交往，有一種邈然幾與世絕的感覺。
覃思述作中，梁啟超思維活躍，興奮不已，沉浸在自我創造的幸福感中。5月初，他致陳叔通的一封信裏激動地說，他已經寫了12萬字的稿子了。為此，他每天忙得不亦樂乎，並與人商討了有關出版印刷的問題。夏秋間，他在給梁啟勳的信裏則說，他已經完成了《春秋載記》的稿子，自己對此感到相當滿意，他不僅要自己喝幾杯表示慶祝，還要梁啟勳也給他慶祝。激動興奮的梁啟超在著《通史》的同時，又為梁令嫻等人講學數月，主要內容是“學術流別”、“學術源流”等。當然對這幫群童講演，梁啟超頗有對牛彈琴之感。隻是此時他隻要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自由自在地漫遊翱翔就心滿意足了。
數月間，梁啟超就這麼執著專注地著述講學，精神雖然得到了暫時的慰藉，可是他那原本虛弱的身體又再度染疾。這一次是肋膜炎且微帶肺炎，嘔血甚多。就醫數日後逐漸康複，但著述《通史》、講學諸事暫告結束。不過，梁啟超的精神探索一刻也不能停下。病愈後，他轉而讀起佛書來。9月23日，他在給林宰平的一封信裏形象地描繪了自己的心靈曆程，他說自己已經離不開書了，這對於調養是不利的，他想讀佛經來調整自己。於是，在林宰平的指點下，《圓覺》《欏枷經》《竹窗隨筆》《雲棲遺稿》等書成了梁啟超相伴之物。
另外，在等待出遊歐洲的一年時間裏，梁啟超參與了鬆社的組織工作。鬆社是研究係成員張君勱等人發起，以“讀書、養性、敦品、勵行”為宗旨的組織。實際上，這是一個修養團體，是研究係成員的一次精神結合，是他們共同尋找寄托的組織。
這樣，梁啟超發表了脫離政治宣言，第三次告別政壇。1918年10月，他對《申報》記者發表談話，說自己不能一心兩用，在政治和學術方麵隻能二選一，他認為自己要報效國家，隻能在學術上盡力，所以他要退出政壇，專心學術。12月下旬，梁啟超遊歐啟程於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張東蓀、黃溯初等人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次告別官場，可以說是永別。在他以後10餘年的生命中，主要是從事教育及著述活動了。不過，他參與政治的欲望不可能一下子煙消霧散。早在5月5日，梁啟超給籍亮儕的信裏就說，當前的國家不是他們這些人可以控製的國家，他們應該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可見，梁啟超仍然在觀望、在等待、在尋覓。隻是，往後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
10月10日，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總統。此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突然間，和平成為一股潮流。徐世昌就職後，通電尊重和平以謀統一。10月23日，熊希齡等人發起“和平期成會”，呼籲南北停戰。10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停戰。11月22日，廣東軍政府通令休戰。12月18日，全國和平聯合會在北京召開。與此同時，11月初，歐戰結束。11月11日，歐州協約各國與德國簽訂休戰條約，國際和平會議即將開幕。
在這種局勢下，梁啟超再次活躍起來。他為“和平期成會”成立喜極不寐，他為呼籲中國列席巴黎和平會議撰文通電。他歐遊的念頭更加迫切，而且歐遊的目的更加具體化，一是開拓自己的眼界，增長自己的學問；二是向世界申述中國遭遇的不公正待遇。
12月初，梁啟超到北京拜謁了徐世昌，並與各國駐京公使商洽一切事宜，收集經費10萬，其中北洋政府提供6萬，朋舊饋送約4萬。於是，梁啟超在12月底，帶著張君勱、徐振飛、蔣百裏、劉子楷、丁文江等人，開始了他的精神故鄉的遊程。
漫遊歐洲
梁啟超長達一年多的歐洲旅程是以巴黎(住在巴黎附近白魯威地方)為中心，頻頻遠足別國，一直忙忙碌碌，疲於奔命。在這有限的文字裏，我們不可能把他每時每刻所思所想所行都細致地描繪出來。現在我們隻能擷取其中幾朵耀眼的浪花，窺一斑而知全豹。
倫敦初旅：1919年2月21日正午，梁啟超等人到了倫敦，丁在君、徐振飛二人已在碼頭恭候了。因倫敦住房比較緊張，丁、徐二人赴巴黎尋找住處，梁啟超等人在倫敦停留了一周。這一周，倫敦留給了梁啟超無比深刻的印象。這不僅是因為初旅歐洲有股新鮮感，更主要是梁啟超原本對英國懷有一種特殊感情。英國這個“世界民主政治的老祖宗”，它的君主立憲製，曾是梁啟超的政治主張和思想武器。如今踏上這片土地，心情自然振奮。隻是英國這個梁啟超夢寐以求的精神故鄉開始好像並不歡迎這位“遊子”：戰後慘淡淒涼景況，觸目皆是；生活窮困窘迫，令人慨歎；霧都的氣候，黃霧四塞，日色如血，陰鬱閉塞，殊覺不適，等等。然而梁啟超隨之而來的則是喜形於色，讚不絕口了：歐洲人為了國家存亡，犧牲個人幸福，萬眾一心，忍耐力強，著實可敬；自己在國內活得像個紈袴子弟，實在可惡。於是，溫潤沉悶的霧氣算不了什麼，這種環境反而養成英國人一種沉鬱嚴肅的性格、堅韌奮鬥的習慣，這也是這個民族強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