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助段閣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羞憤成疾而死。此時正在上海服父喪的梁啟超聞知這一消息，興奮激動之情衝潰他了幾天來沉浸於父喪的哀憫與悲痛，也帶走了不久前因聞父喪才許下的“辭去護國軍一切職務，從此不忍複與聞國事”的誓言。在一陣狂喜之後，他便陷入沉思之中：袁世凱一死，本來就混亂的國內形勢必然雪上加霜，北洋軍閥與南方護國軍正在對峙，北洋軍閥內部風波迭起，國民黨激進派正躍躍欲試，清廷複辟思潮正潛滋暗長……想到這，梁啟超敏銳地感到在這種局勢下，他應有一份責任，同時也贏得了一份機會。一方麵，是因為自己鼓動宣傳、組織領導才造成南北對峙狀態，如今袁世凱死了，自己同樣有義務、有責任消除南北對峙，維護全國統一。另一方麵，梁啟超擔心國民黨激進派乘機擴大力量，威脅自己及同黨的生存。於是他認為這也是發揮自己輿論特長的時候，是擴大自己及同黨勢力的一次機會。
如此這般，梁啟超左思右想，上下權衡，形成了自己近期的行動方案。這就是以在野的身份暗助段祺瑞，利用段祺瑞的力量實現自己的主張。梁啟超清楚地看到，當時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的段祺瑞是北洋軍閥集團裏最富勢力的實力派人物，他像當初依附袁世凱一樣，積極地傾向了段祺瑞。在袁世凱死去第二天，梁啟超便致電段祺瑞說，聽到袁世凱去世的消息，再想想他們當初的交往，他還是傷感的。段祺瑞畢竟是北洋軍閥三大怪傑之一、袁世凱的親信，所以梁啟超開始用一番套話，想從感情上籠絡段祺瑞。在電文最後，梁啟超就極其鮮明地道出自己的觀點，當此為難之際，隻有段祺瑞能力挽狂瀾。
同一天，他在致各都督各司令電文裏，再次強調，解決北方的困局，隻有依賴段祺瑞，希望南方予以配合，化幹戈為玉帛，共同推戴段祺瑞。與此同時，為了避免非議，梁啟超又在袁世凱死後第三天致電副總統黎元洪，促請他依法繼任大總統，與段祺瑞共同保持中央秩序，統一國內各派力量，避免混戰。電文說，袁世凱已死，按照《臨時約法》理應黎元洪繼任，希望黎元洪盡早就職，與段祺瑞一道，維護中央政府的統治秩序。梁啟超字裏行間，真可謂言懇辭切，用心良苦。
6月29日，黎元洪、段祺瑞分別繼任總統、總理，組成新政府，民國元年約法和舊國會相繼恢複，護國運動總算有了結果，國家表麵上又統一了。梁啟超心裏也稍稍得到了一點慰藉。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更多的困惑與彷徨，尤其對是否直接效命官場矛盾重重。一則他自海外歸來後，幾年的司法總長、幣製局總裁等官場生涯使他對作官滋生了幾份厭倦。他在給梁令嫻的一封信裏說，作官易捐人格，易習於懶惰和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二則他發動護國戰爭時，曾與蔡鍔等人倡言，一旦革命成功，他便退隱從事著述教育工作。現在護國運動結束，也隻好“假戲真做”一番了；三則他認為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缺乏必要的政治智識、政治能力。他現在更應該從社會教育入手，提高國民素質，確定憲政基礎。這比他直接進入官場，當個一官半職作用大得多。可是，梁啟超並不是絕意於政治，他終生都充滿著政治熱情。此時他隻是想以在野的身份參與政治，以輿論力量左右中國政壇。總之，不管何種原因，在袁世凱死後不久，在梁啟超暗中支持段祺瑞的時候，一場關於“出處”的大討論在梁啟超及其同黨中展開了。
7月1日，黎元洪致電邀梁啟超為總統府秘書長，為此他大讚梁啟超是“模楷人倫，萬流仰鏡”。隻是梁啟超並不領情，7月3日回電說：“為私為公，此時皆決不宜就職。”十分堅決地拒絕了黎元洪。不過，這位靠武昌起義僥幸起家，並順時坐上大總統寶座的黎元洪清楚地知道，在北洋軍閥掌權時代，他這位大總統如同虛設。為了奠定總統寶座的厚實基礎，他必須盡可能地網羅一批像梁啟超這樣有廣泛影響的社會名流。於是他又數次致書遣人再邀梁啟超，其中有一封信裏說，國家的發展問題還有待解決，而這些問題隻有梁啟超這樣的人物才能解決，希望梁啟超能入政府任職，從長計議國家大事。經黎元洪的一番吹捧，梁啟超簡直如神似仙了。這還不算，與此同時，黎元洪命令公府收支處自7月份起每月贈梁啟超津貼2000元，誠摯之心令人感動。然而此時無論怎樣美妙的譽詞和豐厚的待遇，也不會打動梁啟超的心。因為梁啟超清楚地看到，與其依附黎元洪還不如依賴段祺瑞。7月6日，他給黎元洪回電，強調自己並非是嫌官職小，而是要獻身教育。8月間，他在與報館記者談話時，又進一步強調要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監督匡救政府。這便是梁啟超第二次宣布脫離政治的宣言。這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解釋，反映了他此時真真假假的心思。他在觀望，在等待，在繼續努力。
然而這種觀望等待的滋味很不好受。7月6日，梁啟超在給蹇季常的一封信裏指出了他與同人在出處問題上有分歧，強調了同人“出處”問題需從速決定，否則既不能應變外界的變化，也不能消除精神上的痛苦。7月14日，梁啟超在給梁令嫻書信裏真實地描繪了自己紛繁複雜的心思，此時他感到自己進也不是，退也不是。7月27日，梁啟超再致蹇季常書信，把這種苦惱說得一清二楚了：“閉門避地等說，實行固非易，即為良心計，為自衛計，日日益感覺其不可，蓋自身既有首尾未清(如軍務院及鬆、循交涉等)之事，終不能一刀兩段……”如此等等，這種討論、商榷一直持續達半年之久。
當然，梁啟超在考慮自己命運的時候，也在思考著進步黨“同人”的前途。他深深地知道，不加強進步黨的勢力也就不能提高他將來的地位。於是當他為自己鼓吹“在野”、“安身立命”時，卻積極鼓勵進步黨同人入會入閣，並滿懷興致地籌劃著進步黨的宏偉藍圖。7月18日，他發給貴陽進步黨人熊鐵崖、劉希陶的電文說：“今決組強固無形之黨，左提北洋係，右挈某黨一部穩健分子，摧滅流氓草寇兩派。現國會即開始征伐。”這完全可以看成梁啟超發展進步黨的宣言和方針。8月1日，國會召開，議員中大多數仍是進步、國民兩大黨黨員。這給了梁啟超無形的力量。於是，國會召開後不久，在梁啟超的號召下，進步黨人為了發展力量，以“憲法”為突破口，一部分成立了“憲法案研究會”，另一部分組成了“憲法研究同誌會”，皆以研究憲法為名，網羅人才，壯大聲勢。
9月份，這兩個組織又合並為“憲法研究會”，又稱“研究係”，梁啟超便是該組織的靈魂。與此同時，國民黨人也相繼成立了“丙辰俱樂部”、“客廬係”和“韜園係”等組織，最後在分分合合中，並為“憲法商榷會”，又稱“商榷係”。這樣，“商榷係”、“研究係”和段祺瑞私黨組成了段閣的主體。梁啟超對報界發表談話時，大加讚揚這個內閣，盡吐溢美之辭，說內閣進入的新人和段祺瑞本人各有所長，互相補充，是國家之大幸。
其實，梁啟超讚賞的隻是段祺瑞與研究係成員。他心裏十分清楚，這表麵和平的段閣裏麵紛繁複雜。各派之間明爭暗鬥，殺氣騰騰，他自己也以在野的身份參與了這場鬥爭。這首先突出表現在修改憲法問題上。當時，商榷係人員堅持兩院製，主張省長民選製，目的是想阻止北洋軍閥的獨裁集權，維護國民黨在西南地區已經取得的地位。針對這種觀點，梁啟超在《與報館記者談話》(一、二、三)中比較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他一改以前所倡導的兩院製，而主張一院製；他反對省長民選製，後來在強大的輿論力量下，換湯不換藥，主張省長的選舉最好采取先由中央政府簡任再由某機關投票決定的辦法，等等。在與記者的談話中，梁啟超可以說是滔滔不絕，儼然一派公正客觀的態度。現在看來，他的主張說穿一點，就是維護北洋軍閥的獨裁專製，借助段祺瑞的力量，扼製國民黨的勢力，擴展研究係的力量。這在段祺瑞的職位安排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當時，國內一部分人主張段祺瑞任副總統，但梁啟超認為段祺瑞乃當時國內形勢最關鍵人物之一，除非段祺瑞任副總統能兼國務院總理、陸軍總長。如果不行，那麼段祺瑞就不能掛副總統的空銜。梁啟超隻希望段祺瑞握重軍，掌實權，左右中國政壇。但是立憲問題以梁啟超及其研究係失敗而告終。
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繼立憲問題之後，對德問題、複辟問題、內閣問題等等，接踵而來。梁啟超逐漸放棄“在野”想法，段閣謀士的角色也由暗到明。他再次卷進政治漩渦中。
對德宣戰
在海外流亡的最後一段日子裏，梁啟超一時熱衷外交，他認為利用外交是將來中國躋身於強國之林的重要手段。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出現新格局之際，梁啟超的外交熱情被再度點燃。
世界大戰開始後，英、法、德、俄等國都忙於戰爭，注意力暫時從中國移開。隻是中國並沒有因此而穩定，內亂不說，美國、日本等外患一刻也不曾停止過。美、日二國在中國問題上展開了競爭，頻頻而來的甜言蜜語裏暗藏利劍。雙方皆以“優厚的條件”利誘中國，企圖在中國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這樣，中國政壇便出現了親美派、親日派，意見紛爭不一，混亂不堪。
鑒於此，一貫信奉“均勢”外交的梁啟超，這次也有了一點小變化。1916年9月至10月間，梁啟超就如何處理中美、中日關係，曾致書段祺瑞。在信中，梁啟超一方麵依然堅持著“名譽孤立”、“均勢”外交策略。從長遠看，美國有利於中國；從目前看，中國也不能得罪日本。因此中國應在美、日兩國之間取得均勢中立的地位。另一方麵，梁啟超也看到了美國的許諾是虛情假意，日本的許諾更是暗藏殺機。但他知道段祺瑞主張親日，同時從感情、實用的角度，他傾向了日本。在信中，梁啟超又具體地提出聯絡日本的方法，諸如青島問題，東三省金融機關、關稅問題等。
1917年初，德國施行潛水艇海上封鎖政策，美國提出抗議，並極力拉攏中國加入協約國。於是，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對德關係的大討論。經過府與院、院與部、政府與國會多方磋商，各種勢力的較量權衡，中國政府於2月9日，對德國新潛艇政策提出抗議，3月14日宣布與德國絕交，8月14日通告與德、奧宣戰，數月之內，中國政府對德國關係經曆了由抗議、絕交到宣戰三個階段。那麼這場持續數月的大討論給國內政壇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此時梁啟超的思想行為又是如何呢？
2月3日，中國政府接到美國勸中國一致行動的照會。然後國務院召開了六次會議並請總統“訓示”三次，形成了初步意見，同意美國的要求。8日中午，當局電招梁啟超入都再次商榷。當時梁啟超在天津(自去年夏秋間。梁啟超往來於杭州、香港、上海、北京、天津之間)，接到電後，梁啟超當晚抵京。按照梁啟超近期的外交方針，他當然同意當局的意見。隻是他畢竟沒有摸清日本的真實態度，因此他提議中國政府應采取審慎態度，不必操之過急地發表抗議德國的聲明。可是，當天晚上，個別官員麵許了美國公使，走漏了消息，中國政府隻好在第二天發表抗議德國書。
該書發表後，日本、美國政府的態度卻同時改變了。日本原本反對中國參戰，當得知美國拉攏中國的消息，便立即轉而積極支持中國參戰。日本政府頻繁派人聯絡，表示隻要中國參戰，日本可以提供參戰經費，允許中國提高關稅，減緩交付庚子賠款等等。麵對日本的活動，美國政府一反常態，在中國發表抗議德國書的第二天，便通告中國政府美國不願意中國參戰，並且提出在對德宣戰問題上，中國政府若想進一步行動，必須與美國政府協商，得到美國政府的同意方可。這樣，美、日雙方都為了在中國獲取更多的利益而相互對峙。這種對峙自然又引起了國內政壇的動蕩。總統黎元洪及國會大部分成員反對參戰，總理段祺瑞及其黨羽主張參戰，府院之間皆為了各自利益明爭暗鬥。這時候，梁啟超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極其審慎轉變成極其激進，一則是為了支持段祺瑞，二則他認為既然已經發表抗議德國書，就應該徹底走下去，三則他的主張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何樂而不為？四則他認為中國起初抗議德國全因美國相勸，如今美國政府出爾反爾，自相矛盾，已經理虧。而且，他對美、日之間的矛盾有著清楚的認識，他在給段祺瑞的一封信裏曾說日本答應中國的諸多條件“究其實際，則與美國吃醋而已”。所以此時，在對德關係上，梁啟超是國內最激進的人之一。他在京20多天，經常憑借私人關係跟各國公使交換意見，並向國會要員陳說自己的主張。隻是梁啟超的能量畢竟有限，他的努力並不能調和府院之間的矛盾，更不可能平息輿論界的反戰情緒。
3月初，段祺瑞召開國務會議，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並辦理了對德絕交大總統提交國會谘文。4日，段祺瑞偕各閣成員到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黎元洪推辭說：“此案當再考慮。”段祺瑞怫然，憤憤出府，當天辭職赴津。黎元洪見此情形心慌，多次派人去津勸段祺瑞返京供職。6日，又請剛從南京而來的副總統馮國璋赴津疏解。這樣段祺瑞遂於6日偕同馮國璋回京。8日絕交谘文蓋印，提交國會，10日、11日，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對德絕交案，14日，宣告與德國斷絕現有外交關係。於是，經過20多天府院之間的“輕度”較量，對德關係的第二階段——絕交就結束了。然而在向第三階段——宣戰發展時，情況又大不一樣了。
隨著對德關係的深層發展，原本的反戰情緒更加高漲起來。當然，輿論界並不敢明目張膽地攻擊段祺瑞之流，於是他們找到了一些替罪羊，梁啟超就是其中一名。這段時間，梁啟超收到了來自各方麵的意見，指責聲、譏罵聲、規勸聲……如萬箭齊發。
2月28日，國會議員馬君武等300餘人致電各省督軍省長議會商會，反對對德絕交參戰，並指責包括梁啟超及其研究係在內的激進者為“陰謀小人，欲借此在國內滋生事端，聳情政府，斷絕國交，加入戰團”。3月27日，伍廷芳致書梁啟超，說梁啟超主張對德宣戰違背民意，國內民眾都反對他們，梁啟超積累的名譽將因此驟減，中國也會因為對德宣戰而亡國。
另外，在野的社會名流孫中山、康有為、唐紹儀等皆通電反對對德絕交參戰。如此等等，梁啟超自已也十分清楚，然而，此時的梁啟超不可能熄滅噴薄而起的外交熱情，他並不為輿論界的反戰情緒而感到害怕，他甚至認為自己的言行就是社會輿論，完全可以左右社會輿論。於是他依然帶著研究係成員扮演著段祺瑞“軍師”、“謀士”的角色，在一係列具體事件上繼續“主動”地為段祺瑞出謀劃策。
此時，府院之爭越演越烈，總統府和國務院相互指責，各執一詞，最終釀成了盛極一時的“倒閣”、“解散國會”的風波。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開了各省督軍的軍事會議，乞援於實力派督軍團。黎元洪麵對各督軍的“振振有詞”的威脅，十分氣惱，大聲申斥：“軍人不能幹政。”5月6日，段閣通過了“對德參戰提交國會案”。10日，國會開全院委員會審查提案。正在開會時，個別督軍組織了“公民請願團”，包圍了國會，要求國會當日通過參戰案，否則不許一個議員出院。直到晚上10點左右，巡警才陸續遣去公民團人員。
“督軍團”、“公民團”出現後，商榷係閣員因氣憤相繼辭職。國會認為段閣因大多數閣員空缺，已不成責任內閣，懇請改組內閣。段祺瑞氣極敗壞，於19日聯絡部分督軍呈請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也不示弱，一方麵宣稱“民國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另一方麵於23日將段祺瑞免職，段祺瑞被免職後即赴天津，但他並沒有因此善罷甘休。在他的鼓動下，29日，安徽督軍倪嗣衝在蚌埠宣布“與中央脫離關係”，響應者達13省之多。同時，研究係、交通係、親日派的國會議員也大部分辭職，就連眾議院議長、研究係首腦之一的湯化龍也辭職，於是國會幾乎自動散夥，北京政府一片狼藉。
然而一波未落，一波又起。萬般無奈的黎元洪相繼請過北洋軍閥的元老徐世昌、王士珍組閣，也懇邀社會名流梁啟超等人出麵調停，但不是遭到拒絕，就是被主張解散國會，勸其退位。最後黎元洪隻好請李經義組閣。隻是李經義也害怕北洋舊勢力，便提出“必須張勳北來”的條件。為了收拾殘局，黎元洪一籌莫展，隻好於6月1日明令張勳進京。
可是黎元洪想象不到，張勳此次入京不是為調停，也不是給李經義撐腰，而是實現他的複辟夢。張勳領兵駐進天津後便向黎元洪提出解散國會的要求。大兵壓境，黎元洪隻好同意，6月12日發布了解散國會的命令。接著在張勳的導演下，一場複辟活動在中國大地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具體內容，下節詳述)。複辟事變一發生，黎元洪避難於外國使館，並致電馮國璋代理總統職位。其時，段祺瑞“誓師”馬廠，組織討伐複辟軍。7月5日，段祺瑞宣布自己再任總理。7日，馮國璋在南京宣誓任代理大總統，並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不久段祺瑞便組成了以段派官員、研究係為主的混合班子。8月14日，中國政府發表了對德奧宣戰的布告。到此，對德關係的第三階段——宣戰才艱難地結束。
在這次對德關係的外交鬥爭中，梁啟超取得了勝利。這段時間，他積極主動，一方麵網羅人員四處活動，尤其是張君勱成了梁啟超此時的私人代表。梁啟超了解政局情況、聯絡各方代表人物，大多是張君勱活動的結果。另一方麵，梁啟超主動發揮了他的輿論特長，通過報界駁難反對派的種種觀點，陳述自己的主張。其中雖然有空洞說教、捕風捉影的流弊，但是也有不少理由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如他認為如果僅從公德、人道、條件諸方麵考慮對德宣戰問題，那隻是粗淺的認識，隻有從世界大勢和中國將來的處境去思索，才是根本義。他認為“名譽孤立”的外交策略確實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好處，但現在“名譽孤立”已不適應世界大勢。中國應該放棄“名譽孤立”，在世界大勢中有所表現、有所奮進，如此將來才能側身於國際團體之林。同時，中國隻有與周邊國家保持密切關係，方能蒙受均勢之庇。如果與德國同盟，均勢破壞，中國必遭殃。正因為自己不懈地努力，所以當對德宣戰案通過後，梁啟超心裏非常興奮，他親自撰寫了對德、奧宣戰的布告。
護國戰爭結束後，梁啟超的主導思想是保持秩序，維護統一。當對德關係導致國內動蕩時，他也憂心忡忡。府院之爭，梁啟超頗多折中斡旋其間。他為此撰寫《政局藥言》一文，認為倒閣不是，解散國會也不該，煞費苦心地規勸各派停息爭論。梁啟超就是這樣一位充滿矛盾的人，一方麵主持研究係與商榷係鬥爭，另一方麵又以中間人、調停人的身份出現。不過，他在因對德關係牽引出的張勳複辟一事上，表現出了強硬的立場，值得一敘。
討伐複辟
曆史的車輪不是一帆風順的，正如滾滾向前的江水，時而也會泛起逆流的波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沒有徹底掃清清廷的複辟思想。清朝小皇帝仍然住在紫禁城，過著優厚的帝王生活。清廷“遺老”、“遺少”們依然做著他們的複辟夢。每到清朝的重要忌日，常能看到一批拖著長辮的長袍馬褂潛進紫禁城的後宮，密謀策劃，等待時機。尤其張勳、康有為、勞乃宣、宋育仁等複辟狂糾結到一起，加快了複辟的步伐。這其中張勳無疑是一名興風作浪、掀起複辟狂潮的“水怪”。
張勳(1854—1923年)字紹軒，自號定武，江西奉新人。商販家庭出身，蠻橫凶野。中法戰爭時，他棄商當兵。甲午中日戰爭，他因大敗於遼東曾被革職。後來遇到袁世凱，參加了小站練兵，得到袁世凱的賞識，收為義子。接著因鎮壓義和團，護駕有功，他的官運亨通，到辛亥革命前，由總兵、提督直到江防大臣。因此他戀戀不忘清廷的恩惠！民國後，因受到袁世凱的保護，張勳理所當然成了民國官員。此時張勳利用“民國官員”的幌子，以兗州、徐州為中心，招兵買馬，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軍閥力量。他的軍隊不掛民國的五色旗，而是掛著清朝的龍旗；他的士卒都留著辮子，時稱“辮子軍”；他自己也裝了一根假辮子，自稱“辮帥”；他出門坐著八人抬的綠呢大轎，一派清廷總督的排場；他利用各種媒體，大造複辟輿論……他時時刻刻都做著複辟的夢，磨刀霍霍，企圖東山再起。
1913年，張勳受到恭親王溥偉等人的慫恿，曾決定起兵複辟，連告示、檄文以及進軍計劃都擬好了。康有為也表示與張勳“密聯諸鎮，欲複本朝”。最後因事泄而泡湯。
袁世凱在暗暗為洪憲帝製活動時，康有為、宋育仁等人認為複辟時機來了。他們公開宣揚中國不宜實施共和製，應該重回帝製。隻是這種宣傳攪亂了袁世凱的安排，袁世凱便以破壞共和、抵製民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製裁了宋育仁。清廷複辟派的氣焰暫時被壓了下來。當袁世凱因“洪憲”帝製而身陷四麵楚歌之中時，複辟派則在一旁幸災樂禍。複辟派自我欺騙地認為，國人不希望袁世凱稱帝，而是盼望著清廷複辟，“袁世凱失敗，在於動了鳩占鵲巢之念”、“帝製非不可為，百姓要的卻是舊主”，所以人們聲討與非議袁世凱。康有為就曾致書袁世凱，在挖苦諷刺的同時，又勸袁世凱放棄帝位，恢複清廷，並且多次鼓勵梁啟超等人利用反袁的機會完成複辟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