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引退
假館清華的日子裏，梁啟超一麵關注歐洲戰局的發展，一麵反思自己20年來的政治生涯。關於歐洲戰局，他寫了6萬餘言的《歐洲戰役史論》。書中對交戰雙方各國的大勢作了簡略介紹，著重分析了戰爭爆發的諸多複雜原因。作為理論界的執牛耳者，梁啟超要對重大的國際問題表明態度。他在書中根據自己的國家主義理論，對戰爭的結局作了大膽的預測，認為德國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他看到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已暴露出許多問題，經濟有衰敗的跡象，而後起的德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正顯示出旺盛的活力，有不可阻擋之勢。他把德國看作是當今世界國家的模範，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說，德國與英法諸國交戰，相當於新學術與舊學術，新思想與舊思想，新人物與舊人物，新國家與舊國家的戰爭。如果德國失敗，那麼曆史上還有什麼進化原則呢？
梁啟超這時的預測與後來戰爭的實際結局完全相背。致使他判斷失誤的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在分析戰爭的原因時，沒有區分出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而是認為交戰雙方都有正當的理由進行戰爭；其次，他把德國與英法諸國在發展階段上的差別，誤當作兩種製度之間的根本區別，進而以進化論的觀點來推論，所以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到1917年，由於情況的變化，梁啟超又轉而認為德國必敗，力主中國對德宣戰。
1915年1月，梁啟超發表了《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首次宣布他將脫離政治，退回理論界。經過反思，他認識到自己的政治活動均未取得成功，他承認自己隻是“理論的政談家”，而非“實行的政務家”；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張，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萬難貫徹實行。至於說他為什麼到袁世凱政府去做官，梁啟超的解釋是時局之急迫，朋友之敦勸，是他到袁世凱手下做官的外在原因。而他自己的參政熱情和政治抱負，即想對國家和人民有所貢獻的心願，則是他始任司法總長，繼任幣製總裁的內在原因。然而，一年左右的施政實踐，使他充分認識到現實黑暗，宏圖難酬，他開始對政治感到厭倦。於是，他“籲求引退”，準備以理論的研究貢獻於國民。
為了表示自己脫離政治、專事理論研究的決心，梁啟超於1915年年初，避居天津。在天津，梁啟超受聘擔任《大中華》雜誌總撰述。他在該雜誌第一號《發刊辭》中，提出了社會事業對於振興國家、改良政治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國人中的優秀分子都熱心於政治，而忽視社會事業，隻能加重中國的貧弱。而社會事業落後，政治必然令人失望。《大中華》雜誌的創辦，正是為了讚助國民從事社會事業。
梁啟超避居天津，準備專門從事文化教育事業。他計劃編寫有關歐洲戰事的小叢書。就在梁啟超抱著以社會事業振興國家，以理論研究貢獻國民的理想而勤奮工作之際，袁世凱也加快了他帝製自為的步伐。民國政壇一時妖風肆虐，帝製複辟的逆流甚囂塵上。政治風雲再次牽動了梁啟超的心，他無法再潛心理論研究，也無法顧及那墨跡未幹的脫離政治的宣言。梁啟超又要幹預政治了，別人又要說梁啟超善變了。不過，在梁啟超看來，“為國善變，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這是他唯一可以用來自慰的。
帝製逆流
梁啟超認為，袁世凱複辟，表麵看是幾個人的鼓吹，實際上是醞釀已久的。武昌起義後，袁世凱東山再起，權傾朝野，封建帝王思想也就隨之而生。其左右親近之人曾勸他取清廷而代之。久居官場、老謀深算的袁世凱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操之過急反而會引來殺身之禍。據與袁世凱關係深厚並深諳其心理的徐世昌的分析，袁世凱當時之所以不出此策，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麵的考慮：(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為後世所詬病；(二)清廷舊臣尚多，如張人駿、趙爾巽、李經羲等，均具有相當勢力；(三)北洋舊部握有軍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種思想；(四)北洋軍力未能達到長江以南，即令帝製自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需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攫取了大總統職位，他又重溫起昔日的皇帝夢。要恢複帝製做皇帝，首先必須把國會的權力收回來，使國家的軍政大權掌握在總統一人手裏。為此，袁世凱強行解散了國會。國會一解散，權力便集中到總統手中。這樣，袁世凱就可以放開手腳，大膽地去籌劃帝製的事。
他先是廢除具有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指使約法會議炮製出《中華民國約法》取而代之。這部新《約法》的主要內容是取消責任內閣製，實行總統製，規定總統的權力與封建皇帝差不多。接著，袁世凱又根據新《約法》的規定，仿照古代封建王朝的模式，改革政府機構和官製。在中央，把國務院改為政事堂，內閣總理改為職位和名義都與封建宰相相仿的國務卿；在地方，將各省都督改稱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為了使權力高度集中，袁世凱任命前清官僚徐世昌為政事堂國務卿，執掌“文的方麵”，襄讚總統處理政事；又設立“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負責“武的方麵”，由他親自掌握。
當軍政大權係於一身之時，袁世凱又想到要用法律形式把大總統至高無上的權力固定下來並延續下去。於是，他下令公布了一個由約法會議製定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的任期由5年延長為10年，並且可以連選連任，3名繼任總統候選人也由現任大總統提名。如此一來，總統不僅是終身的而且變成世襲的了。誠如一位美國史學家所說：“袁世凱現在已成為獨裁者，回到君主政權顯然隻是遲早更換一下名義的問題而已。”
袁世凱在組織上、製度上為複辟帝製做準備的同時，還竭力提倡孔孟之道，大搞“祀孔”與“祭天”活動。他先後頒布了《尊崇孔聖文》和《祭孔告令》，把孔子說成是天生的萬世師表，認為“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他還頭戴平天冠，身著團花祭服，率領文武百官到孔廟行三跪九叩之大禮，演出了民國以來第一次祀孔醜劇。中國封建社會曆代統治者祀孔祭天，都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就是維護封建君權統治；身為民國總統的袁世凱祀孔，目的也很明確，就是為了恢複封建帝製。
以上是1914年袁世凱從組織上、思想上為複辟帝製所做的前期準備工作。盡管前期準備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通往皇帝寶座的道路也基本鋪平，但是袁世凱對於帝製自為仍然心有餘悸。因為畢竟是民國了，共和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而有2000多年曆史的封建帝製，這時已經成了臭不可聞的糞坑垃圾。現在袁世凱要攪拌這個糞坑，難免會沾上一身臭氣，招致國人的唾棄。這是袁世凱不得不考慮的。所以，直到1915年上半年，帝製醞釀籌劃工作仍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但是，到了七八月間，形勢急轉直下，帝製運動由秘密籌劃轉而公開進行。袁世凱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急欲黃袍加身呢？大致說來約有兩個方麵的因素。一是帝國主義列強由以前私下秘密地支持袁世凱恢複帝製，轉而公開的輿論支持；二是袁世凱的親信家臣為達到各自的目的，急不可待地在一旁慫恿推動帝製活動。
帝國主義列強為了擴大其在中國的侵略野心，辛亥革命後就秘密支持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陰謀活動。1913年9月，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赴德就醫，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見他時，就建議袁世凱“挾大總統之威權，一變中華民國為帝國皇帝”，並表示“我德誓以全力讚助其經營”。英國也不甘落後，駐中國公使朱爾典在得知日本已支持袁世凱稱帝後，就急忙去會見袁，表示讚成帝製，認為“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幹涉”。美國更是積極支持袁世凱的帝製活動，古德諾博士早在1913年5月就來華，擔任袁的憲法顧問，為袁稱帝出謀劃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袁世凱看到西方列強無力東顧，就把目標轉向日本。而日本也想乘機獨霸中國，於是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此作為支持袁世凱稱帝的交換條件。這些幕後的策劃與交易，到1915年七八月間，發展成公開的輿論支持。美國人古德諾率先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一文，正式拉開了袁世凱複辟帝製的序幕。文中指出：中國4年前由君主製變成共和製，變化速度太快，難以有好的結果，中國采用君主製要比共和製好。以此為袁世凱恢複帝製鳴鑼開道。隨即，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也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國隻有取效日本，實行君主立憲製，才能免於分裂，公然為袁世凱稱帝製造輿論。
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公開支持袁世凱稱帝，袁世凱身邊的親信家臣也都忙碌起來，他們各懷鬼胎，企圖通過擁袁稱帝，達到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梁啟超曾指出，帝製醞釀活動中，主要參與者是袁氏父子及其親信。首先，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總想做嗣君。他雖因墜馬傷足致殘，但政治上卻野心勃勃，一心盼望父親早日稱帝，立他為儲，繼承皇統。所以，他竭力從旁進言，常常對父親說“大丈夫做事，要乾綱獨斷，不能仰人鼻息，任人掣肘”之類的話。其次，粵係(即所謂交通係)領袖梁士詒等人，因五路大參案而弄得聲名狼藉、怨聲載道。他們害怕受到嚴厲的製裁，於是就想出奇製勝，以擁戴袁世凱稱帝，建立殊功來贖罪。複次，楊度等人想藉袁世凱稱帝來爭當開國元勳，謀取個人的高官厚祿，滿足他們名利雙收的欲望。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6人，還以“籌一國之安”為名，打著學術團體的招牌，組織所謂的“籌安會”。其《宣言》稱，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為宗旨，實則附和古德諾的觀點，宣揚“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大張旗鼓地為袁世凱複辟帝製製造輿論。上述三種勢力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鼓吹帝製、複辟倒退的曆史濁流。
袁世凱看到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內有親信家臣的擁戴，而他本人也認為，民國就得有議會，議會的議員又事事掣肘，實在不勝其苦，倒不如幹脆稱帝。這樣，帝製自為運動也就愈演愈烈，不可遏製了。籌安會成立不久，就聯絡各省主張帝製的人士組成各省公民請願團，向參政院遞交變更國體請願書。
9月1日，參政院召開會議，討論各省請願書。袁世凱發出旨意：“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根據這一旨意，由梁士詒牽頭，把袁世凱所有的親信好友拉在一起，於9月19日成立了“全國請願聯合會”，在全國範圍內，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發動聯絡上自王公遺老、將軍大臣，下至流氓把頭、乞丐、妓女等各色各樣的人，造成所謂全國性大請願的局麵。
10月2日，參政院製定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決定通過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決定國體，選舉皇帝。11月20日，各地投票結束，全體國民代表1993人全部“讚成君主立憲”，“選舉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12月11日，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名義，上書勸進。袁世凱假惺惺地推辭一番，退還了推戴書。參政院又趕忙再次開會，用一刻鍾就完成了第二份推戴書。當晚送呈。12日，袁世凱正式接受了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賀，並成立“大典籌備處”。31日，袁世凱下令將民國五年改為“洪憲”元年。1916年元旦，舉行登極典禮，袁世凱在身穿平天冠的文武百官的簇擁下，登上了皇帝寶座。複辟醜劇在袁世凱“餘一人有慶，與諸公共之”的許諾聲中，達到了高潮。
駁日勸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互相廝殺、爭戰正酣，因而無力東顧。日本認為獨霸中國的時機已到，便忙於“確立日本對東洋之權利”，提出了種種侵華方案，這些方案最後歸納為“五號二十一條”。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袁世凱，正式遞交了“二十一條”。其主要內容包括：要求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要求承認日本在東三省南部和內蒙東部的居住、工商經營、築路和開礦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和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至99年；要求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要求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警察和兵工廠等等。不難看出，“二十一條”就是要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日本獨占的殖民地。日置益向袁世凱表示，隻要他接受“二十一條”，“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凱把此事交由外交部交涉，日置益又對外交次長曹汝霖說：“敝國向以萬世一係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複辟，則敝國必讚成。”赤裸裸地表示支持袁世凱稱帝。
日本政府與袁世凱政府有關“二十一條”的談判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雙方約定在達成協議前，條約內容絕對保密。俗話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既已為之，就沒有不透風的牆。英國駐華使館的一名特工從袁世凱的一個家奴口中得知中日密談的內幕，1915年4月，倫敦《泰晤士報》披露了“二十一條”的全部內容。消息傳出後，全國輿論嘩然，各階層人士紛紛通電反對，掀起了一場廣泛的反袁反日的愛國運動。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避居天津的梁啟超在得悉“二十一條”的內容後，義憤填膺，強烈的愛國責任感使他再也無法沉默下去。他完全忘記了宣布不久的脫離政治的誓言，一連趕寫了8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駁斥日本政府的種種謬論。這些文章後來彙集為《中日交涉彙評》一書。在《中日最近交涉平議》一文中，梁啟超首先指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必以“保持東亞和平”為裝飾。事實上，大戰期間，日本如不擾亂東亞和平，則東亞和平並不成問題。接著，梁啟超單刀直入，揭露日本乘機向中國提出種種條件，雖然信誓旦旦，但是亡我之心昭然若揭。這就有力地駁斥了日本政府所謂的鞏固中日友好、確保東亞和平的謊言，將其險惡用心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使國人盡知日本人非欲助我而欲滅我的事實。最後，梁啟超還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警告：中國決非朝鮮可比，若企圖通過外交手段揖讓而得中國，實為海枯石爛而不可得之事；如幻想憑借武力征服，逼使中國鋌而走險，那麼中國必然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從而奉勸日本政府取消滅亡中國的打算，免得騎虎難下。
梁啟超的言論，揭露了日本政府的侵略陰謀，表達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聲，日本政府對他恨之入骨。在政府的唆使下，日本報紙使出卑劣的手段，捏造德國人用金錢收買梁啟超，使他成為親德派而攻擊日本的謠言。更有甚者，日本報界還摭拾梁啟超著作中的片言隻語，譯成英、法、俄各國文字，分送東京各使館，作為他偏袒德國的實證。麵對日本人的卑劣行徑，梁啟超處之泰然，我行我素。他說：“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終不能禁吾不言也。”是的，梁啟超不會對日本人的無理要求和侵略行為沉默不言。當日本人侵占山東半島時，梁啟超又在參政院提出質問。日本人對此惱羞成怒，日本報紙指責他受人指使，忘恩負義。梁啟超在《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一文中，駁斥了日本人的無理指責：“吾儕立於國家之最高立法機關，當國家遇此大變，是否有發言質問當局之權利及責任？若謂吾曾受日本保護10餘年，即當放棄其對於國家之責任耶，試問日本保護鄙人之初心，豈非以鄙人為一愛國者，循國際法上保護國事犯之大義耶？使鄙人而非愛國者，則日本昔時保護之不當也。使鄙人而為愛國者，則日本今日之責備不當也。”駁得日本人啞口無言。梁啟超的係列文章，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人的囂張氣焰，有效地幫助了中外人士識破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時反袁反日的愛國運動的發展。有人說梁啟超的係列文章，是“為‘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辯護”，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還在日本就根據形勢的變化，製定了“聯袁”方針。回國後，他又組織進步黨，積極“擁袁”，並先後擔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和幣製局總裁，目的就是“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1914年底，梁啟超發現袁世凱的舉動越來越不對勁，便覺得有和他脫離關係的必要。本著這一想法，梁啟超開始由“擁袁”轉向“離袁”。他先是隱居清華，接著又移家天津，對袁世凱采取不合作態度。1915年1月，袁克定讓楊度作陪，在北京郊外湯山宴請梁啟超。席間，袁、楊二人“曆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之意，希望得到梁的讚同。梁啟超陳述了變更國體會引起“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表示不敢苟同。雙方話不投機，宴會不歡而散。這是梁啟超對袁世凱變更國體、複辟帝製的活動首次表明不合作的態度，也是他謀求離袁之道的開始。當時，梁啟超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所以他避居天津，對袁世凱2月12日任命他為政治顧問，3月31日派他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的要求，都予以謝絕，再次表示了對袁世凱的不合作態度。
其時，袁世凱的帝製自為活動尚未公開進行，但梁啟超早已備悉其事，出於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和對袁世凱個人的愛護，他在謀求離袁之道的同時，還曲盡規勸之責。4月下旬，梁啟超返粵省親，出京之前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袁世凱，勸他懸崖勒馬、急流勇退。由這封信不難看出，這時梁啟超與袁世凱還沒有公開決裂，從“私情”上說，他對袁還有一些感情；從“公義”上說，他對袁尚存一線希望。所以，他要用一片苦心向袁世凱進上最後的忠言，希望袁世凱能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開拓者，而不是曆史罪人。作為總統的舊臣和祖國的赤子，梁啟超的話必然這麼說，也隻能這麼說。作為總統的舊臣，他對袁世凱的勸諫和批評是客氣的、間接的，體現了儒家文論“主文而譎諫”的特色；作為祖國的赤子，他對帝製和複古逆流的否定態度又是明確的、強硬的，具有中國文化“為民請命”的精神格調。至此，梁啟超已完成了由聯袁擁袁向離袁勸袁的轉變。
遺憾的是，袁世凱一意孤行，根本聽不進梁啟超的忠告。為了加快帝製自為的步伐，1915年5月25日，在日本政府的利誘威逼下，袁世凱正式接受了“二十一條”，僅就其中第五號內容“容日後協商”。第五號內容多是關於領土主權的要求，國內一些人對第五號內容得以“和平”解決很是得意，政府當局竟搞起慶祝活動，以掩蓋袁世凱的賣國罪行。對此，梁啟超十分氣憤，立即撰寫《痛定罪言》一文，奉勸政府保持清醒的頭腦。他還提醒袁世凱政府，不要以為條約簽訂就可以高枕無憂了。眼前的平和之夢正是建立在“割臂施鷹，舍身飼虎”的基礎之上，日本人隨時都可以提出新的要求。真所謂“鷹虎朋集，身肉幾何”？那些以和平解決相慶慰者，難道不應該深思嗎？
1915年6月，梁啟超由南返北。其時北京帝製之事進行甚烈。梁啟超至南京與馮國璋商談，相約入京當麵力勸袁世凱停止倒行逆施的帝製活動。馮、梁在京住了10餘天，數次晤見袁世凱。袁世凱則始終否認帝製之事，他信誓旦旦地對馮說：“我絕對無帝王思想，袁家沒有過60歲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你盡管放心。”並表示再有人強迫他做皇帝，他就逃到倫敦去，從此不問國事。馮國璋被他的誓言所欺騙，以此向外界宣揚袁世凱無稱帝的野心。於是，馮國璋回南京做官，梁啟超回天津讀書，勸袁活動暫時告一段落。
反袁宣言
梁啟超、馮國璋離京不到兩個月，古德諾鼓吹帝製的文章和以複辟帝製為目的的籌安會就紛紛出籠，帝製陰謀大白於天下，複辟活動公開進行。梁啟超感到自己被袁世凱耍弄了，他怒不可遏、忍無可忍。8月22日在給思順的信中，他說，對於袁世凱的作為，他無法容忍，一定要和袁世凱鬥爭到底。他還告訴女兒，自己寫了一篇論國體問題的文章，批駁鼓吹帝製者的謬論。這篇文章就是轟動一時，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它寫於籌安會成立後的一星期。
梁啟超的文章草成後，尚未發印，袁世凱已有所聞。他知道梁啟超是輿論界的權威，知識界的領袖，一言九鼎，影響甚大。為了堵住梁啟超的口，他先是派人送來20萬元巨款，說是給梁老太爺的壽禮，被梁啟超婉言謝絕。接著，他又派人來威脅梁啟超，說梁啟超亡命海外多年，如今歸國，沒必要自討苦吃。梁啟超則笑著說，自己有著豐富的亡命天涯的經驗，即便是亡命天涯，也不願活在汙穢的社會中。來者無言以對，掃興而退。9月3日，梁啟超不顧袁世凱的利誘威脅，毅然在《京報》上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公開表明自己對變更國體、複辟帝製運動的否定態度。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是梁啟超的一篇反袁宣言，它標誌著梁啟超由昔日的“聯袁擁袁”，中經“離袁勸袁”，最終走向“反袁討袁”，從而揭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報導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燦爛的時期的到來。文章發表後，不啻金雞一鳴，立即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當日《京報》售罄無餘，買不到的隻好借報抄寫，還有人要求報館加印，以至這一期的報紙價格也一再上漲。直到第二天，《國民公報》開始轉載，情況才好一點。但是，《國民公報》限於篇幅，不能一次登完。所以，4、5兩日，人們在公共場所一見麵，就彼此詢問，有沒有3號的《京報》？沒有的話這兩天的《國民公報》也行。這兩天的《國民公報》也由此售量大增。就是這樣也不能滿足社會各界的需要，後來隻好在7日將梁文單印發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