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此文之所以受到社會各界如此廣泛的歡迎，就是因為它在袁世凱眼皮底下舉起了反對變更國體、反對複辟帝製的義旗，說出了國人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據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記載，梁文原稿措辭比實際發表的稿子更為激烈，其中一段聲稱，即便全國都同意帝製，他梁啟超也絕不讚成。後來有人說袁世凱現在尚未承認有稱帝之意，初次商量，不必如此激烈，建議將此段刪去。而梁啟超本人也不想牽累同黨，所以煞費苦心，改稿多次，使發表的文章較之原稿在風格、語氣方麵都委婉、溫和得多，並且文章發表之後，他立即宣布與進步黨脫離關係。
正式發表的文章中盡管有一些彎彎繞，內容上也有個別抵觸現象，但是反對帝製的態度還是明確的。梁啟超在文中首先表明自己立論的兩個原則，一是他此次談論國體問題，既不是對共和國體有所偏愛，也不是對他種國體有所偏惡，完全是就事論事；二是他說明自己是本著“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的立場來發表意見的，“非如老輩墨守家之齗爭朝代”。
本著這樣兩個基本原則，梁啟超指出立憲黨人的一貫態度是“隻問政體，不問國體”。他強調，在現行國體的基礎上謀求政治改革，這才是政治家的天職，而變更國體則是革命家的行為，不是政治家的職責。這裏，梁啟超運用的還是原先那一套關於國體與政體關係問題的說理方法，主張謀求政治改良，反對進行暴力革命，以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為最終目標。
問題的關鍵在於梁啟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反對變更國體，反對複辟帝製，維持現存的共和製度。他說，國體沒有絕對完美的，能做的就是在既有國體的基礎上進行完善，所以，他不反對任何國體，他所反對的是在既有國體的基礎上，再鼓吹其他國體。為什麼梁啟超如此堅決地反對變更國體呢？因為在他看來，舊國體一變，國家將會出現一係列問題，甚至會導致亡國，給國家帶來巨大創傷。所以他於昔反對在君主國體之下而鼓吹共和國體，於今同樣反對在共和國體之下而複辟君主國體。
梁啟超清楚，帝製複辟活動的主謀是袁世凱，幫凶則是古德諾和籌安會一夥人，他們在理論上散布共和不如君主的論調，為袁世凱的帝製自為活動製造輿論。為了打擊他們的囂張氣焰，梁啟超對他們的觀點逐一進行了駁斥。他指出，古氏理論中的各要點，如對共和君主得失的比較，論國體須與國情相適以及所舉例證等，都是泛泛之談，毫無深意，且與他十年前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舊論如出一轍，隻是水準尚不及其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對籌安會所鼓吹的“與其共和專製，不如君主立憲”的觀點，梁啟超反駁道，立憲與否，是政體問題，共和與否，是國體問題，他隻關心政體，不在乎國體，隻要能立憲，君主共和皆可；但是，如果不立憲，那麼不論君主或共和，皆不可。國體政體本來是不相幹的，如今卻要鼓吹以變更國體來實現政體的變革，是毫無道理的。
對於所謂共和國體不能立憲的言論，梁啟超說，鼓吹君主立憲的人如何保證實現了君主製就一定能立憲，如果不能保證，不就又退回君主專製了嗎？梁啟超的意思很明確，就是通過強調國體與政體的分別，指出兩者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論證維持現存共和國體，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進而揭露那些企圖變更國體者，不過是以君主立憲為名，行君主專製之實。
可見，梁啟超還是梁啟超，與辛亥革命時期相比，他的政治改良思想沒有變，畏懼革命的心理也沒有變。然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昔日的政治改良思想使他要聯袁擁袁，今日的維護國體主張又使他要反袁討袁。此所謂有時人物會促進曆史的發展，有時曆史的發展也會推動人物的進步。
接下來，梁啟超又對辛亥革命以來的政壇風雲作了一次總結，指出那種“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製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製，忽而總統製；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製定憲法”的政治製度頻繁更迭的情況，使全國人民彷徨迷惑，無所適從，以致“政府威信，掃地盡矣”。現在又要變更國體，複辟帝製，真是“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也”。這難道不是對袁世凱專權弄法、帝製自為活動的公開反對嗎？
有人說梁啟超此文是“對袁世凱的刻骨鏤心的忠諫之書”，文章的要害作在“稱帝選錯了時候”，因而認為此文並不反袁。持這種觀點的人不知如何解釋袁世凱本人對此文的恐懼心理，更不知如何解釋全國各階層人士對此文的歡迎態度。應當承認，文章中確有對袁世凱的規勸，而且還指出帝政的兩個途徑。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過是梁啟超使用的障眼法，目的還是在勸袁世凱打消複辟帝製的企圖，勵精圖治，把國家治理好。所以它並不妨害人們對此文本質的認識，當時駐中國的外交官們清楚，此文是在“攻擊帝製運動”；中國的新聞記者也意識到，此文給帝製“醜類以沉重的打擊”；胡繩同誌對護國運動另有看法，但也承認此文事實上標誌著梁啟超“開始宣布反袁的立場”。
實際上，梁啟超由勸袁到反袁再到討袁有一個內在的發展過程，4月的勸袁上書中就隱含了反袁之意，9月的反袁宣言中也不乏勸袁內容，隻有到1916年的討袁檄文中才全都是抨擊和揭露。從這個過程來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正處於轉折的當口，其思想情感上的複雜性也就在所難免。重要的是，在當時特定的政治情況下，梁啟超能頂住袁世凱的淫威，不顧個人的生死利害，為全國人民站出來說話，就此而言，此文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則是當之無愧的。
梁啟超的學生，同是護國戰爭的發起人和領導人之一的蔡鍔將軍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在《盾鼻集·序》中對這篇文章作了高度的評價：“帝製議興，九宇晦盲。吾新會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聲疾呼。於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蕩而昭蘇。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下也。”我認為這個評價是基本符合實際的。
在袁世凱的帝製複辟活動公開化以後，梁啟超第一個站出來亮起反袁的旗幟，由昔日的聯袁主謀一變而為反袁先鋒。這種轉變看似突然，實則有它的必然性。
首先，從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來看，這種轉變是有思想基礎的。梁啟超一生善變，但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理想始終沒有變。當初聯袁擁袁是想帶著袁世凱走上民主政治的軌道，借他的力量推行資產階級憲政。後來離袁勸袁則是因為袁世凱背叛了當初的誓言，大搞專製獨裁統治，且有變更國體、複辟帝製的企圖。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憲政、民主都將付諸東流。所以梁啟超不得不站出來勸阻。而袁世凱一意孤行，帝製逆流甚囂塵上，梁啟超感到忍無可忍，最終必然走上反袁討袁的道路。
其次，從進步黨的處境來看，梁啟超的轉變帶有為進步黨另謀出路的性質，決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後，進步黨就失去了利用價值，成為一塊可有可無的招牌。後來袁克定探明梁啟超對複辟帝製的態度，便舍進步黨而利用交通係，進步黨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脅。為了進步黨的自存，梁啟超認為必須在反袁鬥爭中爭取主動，不落“牛後”，否則便失去了自存的餘地。他在致進步黨人的信中反複申明，如果自動出擊，就能占據優勢，一旦被動，就會被淘汰，機會是轉瞬即逝的。在舉國上下都對袁世凱複辟不滿之際，站出來反對袁世凱，無疑可以成為領導者。否則就會失去大好時機。
梁啟超反袁的決心已定，接下來就該籌劃討袁的具體行動了。
策劃起義
袁世凱帝製自為活動公開化之時，也就是進步黨反袁討袁計劃醞釀之日。1915年8月15日，即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天，蔡鍔便從北京連夜趕到天津，拉著梁啟超一同到湯覺頓的住所，共商討袁大計。當時，國民黨人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大多逃亡海外，組織處於瓦解狀態；軍閥官僚們又基本上都被袁世凱收買，一個勁地鼓吹帝製，歌功頌德，把袁世凱往皇帝寶座上推。相比之下，進步黨元氣未傷，實力尚存，在雲南、貴州等省還很有影響。梁啟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若是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就完了”。蔡鍔當時就堅決表示：“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拚著命去幹這一回不可。”梁啟超就等著蔡鍔這句話，因為他的武裝討袁計劃主要依靠蔡鍔來完成。
對蔡鍔，梁啟超是有充分信心的。蔡鍔13歲起就從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就學，戊戌政變後又追隨梁到日本，後進入日本士官學校讀書，與蔣百裏、張孝準並稱“中國士官生三傑”。回國後，蔡鍔曾擔任雲南新軍協統，辛亥革命後被推為雲南軍政府都督，1913年辭職入京，為將軍府將軍，與梁啟超朝夕相處。現在，倆人又共同站到了討袁的義旗之下，一個用筆，一個用槍，都把目標對準了袁世凱。
梁啟超對蔡鍔說：“餘之責任在言論，故餘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複。”他們議定，蔡鍔一麵派人到雲南秘密布置，一麵打電報把重要的人叫到北京，麵商討袁事宜；梁啟超則用“筆”去回擊籌安會的宣言，從理論上駁倒帝製派的謬論。於是，他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
然而，文章一發表，就等於公開打出反袁的旗幟，這樣勢必會引起袁世凱的注意，妨害蔡鍔正在用“槍”進行的“實力行動”。為了麻痹袁世凱，梁啟超要蔡鍔裝著和他分道揚鑣的樣子，與袁世凱虛與委蛇，使袁無複疑忌。所以，梁啟超的文章發表之後，蔡鍔立即在北京聯合好些軍官，在將軍府領銜擁護帝製，並且逢人就說：“我們先生是書呆子，不識時務。”當袁黨的人要他去勸勸自己的老師時，他卻說：“書呆子哪裏勸得轉來？但書呆子也不會做成什麼事，何必管他呢？”暗地裏，他卻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討袁大計，並密召時任四川省長的戴戡進京麵談。
1915年秋冬之交，帝製活動猖獗，討袁策劃工作也隨之加快。蔡鍔在北京幾乎每星期都要跑一趟天津，到梁啟超家中“谘受大計”。其時，袁世凱對蔡鍔嚴加監視，便衣偵探隨時跟著他，有一天軍警甚至裝著強盜到他家去搜查。為了迷惑袁世凱，擺脫便衣的糾纏，蔡鍔故意沉溺於酒色，借醇酒美人作掩護。在北京，他與名妓小鳳仙朝夕廝混；到天津又與梁啟超等人在一塊打牌吃酒，裝著很腐敗的樣子。就是在這種花天酒地之中，一個周密的討袁計劃最終形成：袁世凱一旦稱帝，那麼雲南就立即宣布反袁，隨後貴州、廣西響應，之後進取廣東和四川，會師湖北，北上討袁。
討袁計劃部署略定，梁啟超和蔡鍔便準備離開京、津，脫身南下。梁啟超因為辦事的秘密機關設在他家裏，所以決定掩護蔡鍔先走。11月底，蔡鍔托病請假，潛行赴津，住進共立醫院。袁世凱幾次派人來探視，蔡鍔讓人代擬了一條請假三月赴日就醫的呈文帶給袁世凱，然後就躲到梁啟超家裏。12月2日，蔡鍔與梁啟超話別，雙方約定：不成功，便成仁，事若成，即隱退。隨後，蔡鍔登上日輪“山東丸”號東渡日本，經上梅、香港、河內，曆盡艱險，於12月19日抵達昆明。
送走蔡鍔後，梁啟超開始考慮自己如何離開虎口。他先上書袁世凱，說是要赴美就醫。為了避免袁世凱的注意，辦理護照時，他在官職欄下填寫的是參政院參政，在年月日下，填寫的是中華洪憲元年1月17日。然後，不等袁世凱批準，梁啟超就於12月16日由天津乘中國新濟輪南下。臨行之前，他把預備好的討袁檄文和電報都交給一位朋友，說好等雲南起義一開始，就在北京、天津、上海的中西文報紙上一齊發表；接著，他又與夫人道別。此行關係重大，充滿危險，夫妻雙方心裏都明白，為了鼓勵梁啟超的勇氣，李蕙仙說了許多壯烈的話，並破例一直送他到大門口，才依依惜別。18日，梁啟超抵達上海。後來，袁世凱得知蔡鍔和梁啟超雙雙南下，報紙上的討袁檄文、起義通電又赫然在目，他一氣之下，把派去監視梁、蔡的偵探統統槍斃，並無可奈何地說：“自己一世做人聰明伶俐，不料這回被梁啟超、蔡鍔裝在鼓子裏頭。”
梁啟超到上海後，生活既危險又艱難。他在給女兒的信中說，上海的危險程度在天津之上，他為了減少親人的掛念，隻得不外出，不見客。在生活上，他每天隻能由鄰居提供兩頓飯，而且沒有水電，隻能勉強維持。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梁啟超繼續他的起義籌劃工作。他在上海居住兩個多月，主要從三個方麵開展工作：一是與雲南、貴州、廣西三省互通函電，指陳方略，共謀起義大事；二是利用上海的地理位置的優勢，“專務鼓吹輿論”，開展外交活動，爭取國際上的支持；三是就近運動南京的馮國璋將軍讚助起義，以減輕北軍對南方護國軍的軍事壓力。此事最為重要。梁啟超早就得知馮國璋對袁世凱的帝製自為活動有所不滿，因而常常派人去勸說他共同討袁。馮國璋說他堅決反袁，隻是認為在北方發難的時機尚不成熟，所以同意梁啟超他們關於由滇、黔等邊遠省份先行起義的計劃。梁啟超到上海後，又先後三次托黃溯初到南京，向馮國璋麵述南方義軍情形，並代交自己的手書，爭取馮早日讚助起義。馮國璋表示決不與護國軍開戰，如果袁世凱將他的部隊調往南方作戰，他就舉兵反袁。至此，運動馮國璋的工作算是基本完成。
按在天津的原定計劃，蔡鍔到雲南後，立即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內，然後才宣布起義。雲南軍方和反袁人士原先也有與此大致相同的計劃，即“以滇軍一、二兩師編為第一軍，軍分為三個梯團，借剿匪為名，將第一梯團運動至四川敘州附近，第二梯團運動至瀘州附近，第三梯團運動至重慶方麵，出其不意，一舉而占敘、瀘、渝。三鎮既克，四川全在掌握，然後宣布雲南獨立，反對帝製”。
1915年12月21日，梁啟超在上海接到蔡鍔的一份電報，說一切將按原計劃進行，23日先頭部隊將由雲南向四川出發，20天後即發表獨立宣言。就在這時，形勢發生了變化，袁世凱一邊讓“大典籌備處”加緊籌備登基工作，一邊決定派周自齊為“贈勳特使”，赴日本進行賣國活動。鑒於此，梁啟超決定提前起義，用武力阻止袁世凱的賣國活動，迫使他取消帝製。
12月22日，即接到蔡鍔電報的第二天，梁啟超用他與蔡鍔事先約好的密碼，通過馮國璋由南京急電蔡鍔，促其早發討袁通電，提前起義。雲南那邊接到這份電報，以為梁啟超已經在南京，馮國璋也已準備響應起義了。於是，蔡鍔、唐繼堯、任可澄、李烈鈞等人便加緊籌備起來。
他們將梁啟超事先擬好的《雲南致北京警告電》《雲南致北京最後通牒電》等討袁通電，根據情況的變化，稍微改動幾個名詞，就以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的名義，於12月23日發出。這份被稱為“漾電”的電文，實際上就是第一篇討袁檄文。
電文首先斥責帝製自為是食言背誓、盜國欺民的活動，指出袁世凱違背了就任臨時大總統和正式大總統時的誓言。接著指出，全國人民對於袁世凱稱帝痛心疾首，而複辟的罪魁禍首就是袁世凱身邊的那些近臣。進而要求將楊度等籌安會“六君子”和朱啟鈴等交通係7人——當時所謂“十三太保”法辦，以謝天下。最後提醒袁世凱，不廢除帝製，全國軍民都不會同意。並限袁世凱在24小時內，即24日上午10點以前答複。
電文發出後，袁世凱沒有答複。於是，12月25日，唐繼堯、任可澄、蔡鍔、劉顯世、戴戡等5人聯名通電全國，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武力討袁，並請各省聯電袁世凱取消帝製，擁護共和。這就是著名的“有電”。
接著，唐繼堯等人又發出梁啟超代擬的《雲貴致各省通電》，《雲貴檄告全國文》。前電指出袁世凱背叛民國，已經失去當總統的資格，號召各省共同討伐。後文揭露袁世凱自民國以來的種種罪狀，說他執政以來，在國政上毫無建樹，卻為一身之私利無所不用其極。
護國軍聲罪討袁，剪彼叛逆，所為四事，一是取消帝製，維護共和政體；二是劃定中央地方權限，給各省自由空間；三是順應世界潮流，施行憲政；四是以誠意鞏固邦交，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通電檄文寫得淋漓酣暢，鋒芒畢露，矛頭直指袁賊一人，而不問罪於北洋諸臣。這就有力地打擊了袁世凱的囂張氣焰，把他完全孤立起來，從而加速了北洋集團的分化瓦解。
雲南獨立宣言的發表，標誌著護國戰爭正式開始：這場由梁啟超最初策劃發動的起義，是全國人民反帝反袁愛國運動高漲的結果。它沉重地打擊了袁世凱的帝製複辟活動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華野心，為捍衛共和製度和國家主權作出了重大貢獻。
入桂助陸
雲南宣布獨立後，立即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護國軍先後組織了三個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進軍四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兼任第三軍總司令，分別向廣西、貴州前進。蔡鍔率領護國軍第一軍四個梯團，分三路率先向四川挺進。劉雲峰的第一梯團為左路，經昭通向敘府進軍；趙又新、顧品珍的第二、第三兩個梯團為中路，經威寧、畢節向瀘州進軍；戴戡的第四梯團為右路，經鬆坎向綦江、重慶進軍。
戰鬥打響，身在上海的梁啟超又開始為戰事而籌劃奔波，成為各方麵的中心人物。他在1916年1月8日致蔡鍔的信中說，他之所以沒有立即離開上海奔赴雲南前線，一是為了謀劃東南諸鎮讚助起義，二是為了在外交上開展工作，以博得世界輿論的支持。同時，他對蔡鍔的軍事行動也給予具體的指導，先後給蔡鍔寫了8封信，每封信兩三千字，告訴蔡鍔相關戰術戰略。此外，雲南的唐繼堯、任可澄也寫信向他討教時局大計。總之，護國之役開始後，從外交時局大計到戰略戰術計劃，梁啟超無不盡心籌劃，積極運動。有人說梁啟超“居滬期間的種種籌劃布置和運動，實為此役成功的最大關鍵”。當是不刊之論。
蔡鍔率領的護國軍第一軍進入四川，很快在敘府、瀘州、納溪一帶與敵人展開激戰。1月20日，護國軍左路占領敘府；26日，護國軍中路抵達畢節；27日，貴州宣布獨立，推劉顯世為都督。受形勢的逼迫，川軍第二師劉存厚於2月2日到納溪宣布獨立，並與護國軍中路董鴻勳部會師，攻打瀘州。袁世凱氣急敗壞，大罵四川守軍無能；四川將軍陳宦調集重兵，進行反撲。戰事進行得相當艱苦，護國軍被重重包圍，困在瀘州，處境十分危險。此時，廣西若能獨立，一則可以使西南聯成一片，為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打下基礎；二則可以抽出兵力，援助蔡鍔，以解四川護國軍之圍。對於這一點，梁啟超自然清楚，所以他開始積極運作廣西獨立之事。
雲南、貴州相繼宣布獨立後，梁啟超他們所企盼的第三省響應，就是廣西了。廣西將軍陸榮廷，從一開始就反對袁世凱的帝製活動，後因袁世凱毒死其子，更加對袁恨之入骨，遂秘密籌備獨立反袁之事。雲南獨立前，曾派人到廣西征求他的意見，他表示堅決支持雲南起義，但是由於財政困難，隻能先保持中立。雲南獨立後，袁世凱派陸榮廷出兵征討，他又托言餉械不足，地方防務吃緊，拒不出兵。盡管如此，陸榮廷因為形勢、財力、政務等方麵的原因而顧慮重重、猶豫不決，遲遲沒有宣布廣西獨立，以致外界議論紛紛。
為了打消陸榮廷的顧慮，促成廣西早日獨立，梁啟超采用激將法，於1月25日寫了一封三千餘言的長信致陸榮廷，反複申明大義，剖析利害，勸其早下決心。2月18日又致電陸榮廷，一方麵分析當時的情況，曉以利害，另一方麵鼓動他及早起義。陸榮廷本是久懷義憤，決意反袁的；梁啟超的一書一電，更堅定了他的起義決心。
於是，陸派謀士陳祖虞專程到上海迎接梁，讓他到廣西主持民政，相助起義；接著又派心腹唐紹慧帶著他的親筆信，到上海請梁火速入桂，並說梁一到，他立即宣布起義。此行的危險，梁啟超清楚；此行的重要，梁啟超更清楚。他在致女兒的信中說，此行關係滇黔生死，決定國家命運，他決定萬險不辭。所以，他一點也不遲疑地對來使說：“我立刻就去。”
決定去，是一回事。怎麼去？能不能順利到達廣西又是一回事。因為當時袁世凱“捕拿梁啟超就地正法”的上渝早已下到各省，想從廣東進入廣西是不可能的。梁啟超請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幫忙，青木讓其屬官鬆井具體負責此事。3月4日上午10時，經日本人的安排，梁啟超偕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誌先、吳貫因、唐紹慧一行7人，乘日輪“橫濱丸”號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他們計劃：黃孟曦假道雲南以入四川，黃溯初則先至雲南然後入廣西，湯覺頓、唐紹慧取道梧州以入南寧，吳貫因、藍誌先則偕梁啟超經海防轉入南寧，除湯覺頓、唐紹慧走梧州外，其餘人皆須經越南海防入桂。他們聽說外國人入越南無需護照，於是就各改姓名，裝作外國人，並印製了西式名片。梁啟超說，行動開始後，他們晝伏夜出，假扮遊客二十日，充分施展了各自的“演技”。